认识《人民文学》当时的副主编崔道怡那是十多年前，当时我在中国石油文协工作，去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疗养院参加中国石油文学大赛评奖。评委请的均为当时中国的权威名家。其中除了崔道怡，还有的还有陕西作协主席李若冰，中国作协著名评论家雷达、李炳银，《中华散文》主编刘茵，甘肃作协曹杰主席，《中国作家》李主编等，著名诗人梅绍静等等。
（---最近，也就是2013年，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又一次在崔道怡位于北三环的家中见到了崔道怡，崔大师的头发全白，心脏据妻子说已经装了一个起博器类，于是妻子总在我与崔大师正欲畅谈时打断我们的谈话。这次采访给毛竹留下最深印像的是崔道怡说自己为何不当作家记者只当编辑时眼中的恐怖。崔大师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对毛竹说：毛竹你不知道，其实作家记者是天下最危险最恐怖最高危的工作！毛竹的眼睛也睁大了：难道，公认的危险工作，比如我们中石油加油站销售、危险品运输、扫雷工、线人、爆破，这些工作都没有作家记者工作危险吗?崔大师又一次睁大了眼睛：是！那当然！作家记者才是中国最危险的工作。毛竹再一次触到了那个时代作家记者灵魂中的恓惶无助。再看崔大师的眼睛，毛竹仿佛是看到了监狱、死囚室、刑场、墓地、磷火、孤儿、破房、饿鬼、饥灵、凶宅。毛竹想了想自家自市自乡自省那些酸文人的下场，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崔大师说：我刚北大毕业时，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时青春少年，理想美好，渴望当作家记者，希望出名，希望自我表现。我当时给我定的目标是先编辑然后过度成作家记者。很有幸也很不幸，我发现了王蒙等中国一流作家，正当我为他们自豪时，王蒙等均被打成了右派。而这些右派中，王蒙的命算是最好的。多少我一手排出的名人怨死屈死横死野死消死，家破人亡，而我成了他们这些精英的悲惨命运的始作俑者。我的心里怎么能不痛苦。这比亲手让我去杀他们我的心里还难受还不安还痛苦。从那以后，特别是我看到我送出的一批一批文人纷纷付死付狱付整，我重新调整了我的志向。我决定，今生今世，决不当当作家记者，我只当好一个编辑。也正是我的这种志向，让我送走了八任人民文学主编---虽然伤痕累累但总算还站着为了我发现中国一流人才的信念还站着。也正是让我的这种志向，让我的送出送走送倒一批又一批中国著名作家后，仍做为中国沧桑老树用伤疤记录了他们的幻生幻灭。）
崔道怡高高的个子，瘦骨临风，曲高和寡,神韵中真有些外交家乔冠华的风彩。但是整个感觉是乔冠华是发散的，而崔道怡是收敛的。只是两个人同样有风彩。崔道怡的骨子里透出博大的沧桑感，仿佛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介绍他时，有人说他是中国四大名编之一。这四大名编是崔道怡、张守仁、汪兆骞、顾志城。
在老一辈中，有许多著名的编辑家，比如《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十月》主编苏予、中青社的王维玲、《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等，许多重要作品如我们熟知的“红色经典”《红岩》《红日》《红旗谱》以及新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出自他们的手，他们也因此赢得了作家们的爱戴与尊重。
当时十三陵的爬山虎红了，如同枫叶一般随处点染，漫山遍野不说，满地满楼都是，甚至有的还爬上了电线杆，窗棱，房顶，整个疗养院成了一个红叶飘飞的大自然，真是美丽浪漫极了。
崔道怡和其它评委们看到这些红叶跟个孩子一般的欢喜，他们摘下一长条一长条红叶飘飘的爬虎枝叶捧回房间、提回房间、拉回房间、拖回房间、抱回房间、背回房间，兴奋得一张张脸都像红叶儿一般了。
我看着崔道怡关了门，一片红叶被门夹住了。不一会儿，崔老师的门又打开了。崔老师小心翼翼地把那一片红叶拉进门去。
这期间，我听说崔老师这位《人民文学》的副主编，送走了八任《人民文学》正主编，真可谓铁打的首席“副主编”，流水的正主编，便觉得十分好奇。
我心里十分惊叹：《人民文学》的主编原来这么难当。
有一天，他发现了我的发表在中油《地火》杂志的散文《沿河出走》，十分喜欢，主动找到我,让我扩展后给他，他准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他和雷达一般对那次参赛没有我的作品而惊奇。因为我参与其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和其它石油人一般弄个奖真可谓易如反掌。
我没有解释：正因为此，为了保证大赛的公正，我才与众不同，决不参赛！我时刻都不能忘记:樊廉欣和我是组织者.虽然我们文艺部的周德军、杨绽英、高潮红、路小路人人都有参赛作品。虽然大会工作人员高寰、王晓玲、小红等人人都有参赛作品。虽然樊主任特别关照过让我拿一篇散文参赛，可是我却坚守决不参赛。有一天，雷达不理解地问我：毛竹你怎么了？为何不参赛？雷达的表情是怀疑我是思想出问题了？还是人事关系出问题了？雷达似乎根本无法明白这天下还有这样的人：到手的奖不拿，能利用的权力不利用。
是的，许多的评委都问我，为何入选作品中没有毛竹的作品？为何到手的大奖毛竹不拿？这可是整个中油的奖呢！相当于省级大奖呢！
评委们认识我后觉得我的名字毛竹很独特，便在参赛作品中寻找毛竹的作品，没找到，他们可能有些儿失望，所以才人人关心我为何不参赛。
可是崔道怡的沉思着的苍凉侧影，却让我感觉他对我的做法是有种深深的理解的，他望过来的眸子中居然还有几分赞许和欣赏。
而我想，他是不是正因为看透了名和利才能八次不倒，创下奇迹？
他骨子里的沧桑感让我感觉他和我一般是看透了浮华的。
不参赛这样的天生骨性而做出的平凡事－－平常总这样做着，只是别人没注意到，我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和别人有何不同。这样的事都受人质疑，我和他有了一种知遇之感。
每天早上，请来的男评委们会结伴一大团一大团地去散步。他们稀里哗啦地讲着当下流行的“黄话”，“轰”“轰”的笑声不时暴发，似疗养院落地的滚动雷一般，撼动人心，大作家们一个一个都会讲黄段子，互通有无，乐得东倒西歪。而崔老师文质彬彬的，似乎是不在他们之中的。他或是喜欢跟在后面沉思，或是在他们中间沉思。有人这样评价：真是一个酸文人！
有一天，我们组织评委去看十三陵所有的皇帝陵墓去参观。那秋天的陵墓是美丽而庄重的。陵墓和秋天的红叶黄叶浑然一体。我们一起去拣那满地的橡子。参观到那几座年久失修的陵墓时，崔道怡似乎找到了感觉：这种大自然中的沧桑感和崔道怡骨子里的沧桑感是十分吻合的。崔道怡变得话多起来，显得很兴奋。
一路上，我发现他有些愿望和我说话，虽然我有些躲他，他还是走路时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我身边。他总是主动和我说话，给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于是，有一回，我大胆地向他提问。问到他送走八任主编之事，他说，这些年《人民文学》老出事，一出事就换主编，幸亏我是主管业务的，不问政治。
只管稿的修改校对，只说稿的质量好坏，不管可发不可发，只管发现文学新人，只管寻找好的新作品，把关当然是主编的事情，故而每次都经受一次练狱之苦，但每一次都没有被动。
他沉思了一会儿，转过头来用那样一种深邃的目光望我：你知道吗？那过程是很痛苦的，眼看着换了八任主编，主编室“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眼看着主编们“落木潇潇下”“落红纷纷走”，“花自飘零水自流”，我的心里是很凄凉的，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有一种自怜还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你知道“秋风又落别人案”，我的办公室怎能才不“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我的感受比那些撤走的主编还真切。他们都是一走就了事，我还要收拾政治残局，还要坚持着在空档期把杂志运作下去，一次经受完了还要调整，准备适应新的主编，还要经受同事们的疑问，还要经受亲人的拷问，还要经受自己良心的谴责，还要提防新的变化。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蜕皮不是一次而是已经八次。你是有灵气的，可以想像我心里的感受。
我不是蛇我是人！人是不能轻易蜕皮的。那硬蜕皮是相当痛苦的。那蜕完皮的肌肤是鲜红鲜嫩的,是不能经受一点磨擦碰撞的。可是我就是一次一次以这种肌肤来迎挡八面来风的。当然这些的话我是埋在心里从不肯不能跟别人说的。我只是一个好编辑，但不是一个好作家，很可惜我不能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
崔道怡说到这里，转身去看那陵墓的废墟塌陷部分，骨子里的沧桑感更多地被风吹出，漫天漫地萦绕，神出鬼没流蹿，而这时起风了，漫天漫地的红叶黄叶落花枯草被吹起，落在他的头发上衣服上。而他骨子里的潇洒更是无限地扩大着那份秋天的沧桑和凄美。
崔道怡很久没有说话，站在风中，头发和风衣都被风高高吹起。
我似乎看到一只风中伫立孤伶的鹤，一次一次掉队，一次一次在苇丛中寻找同伴的影子，一次在凄凄厉地呼唤曾经的战友，却记不起哪一个是哪一个，一时有些恍惚，一时有些迷茫，一时里有些凄凉。我的骨子里也跟着透出无边无际的沧桑感。
我有直感，这个孩子一般喜欢红叶的崔道怡有着特别细腻的感情，特别敏锐的感觉，特别丰富的触觉。他是可能注意到每一片叶子上每一根叶脉在枯萎时怎么收缩怎么扭曲的；他是可能听到每一朵落花每一片花瓣坠落的声音的。这样一颗敏感的心让他经受这些风雨是不是一件残酷事情？可能是谁也没有顾上想这样一个问题。
后来想起崔老师，我常想起他讲课讲到“如何写散文”时描述过的一个细节，那是一个人在幽深静谧的大楼中聆听一个人上楼脚步声，这样一个细节，很是感人很是动人很是撼人。
可不是，那些年，《人民文学》就是政治的风向标，标被狂风暴雨吹得东倒西歪，别人羡慕崔道怡在政治风云中居然还能独善其身时，没有人在乎过他的内心世界，更没有人触摸过历经风雨的他内心世界里深藏的累累伤痕，更没有人理解过他骨子里潜伏的漫漫凄凉。
我觉得和他有了一种知遇之感。
每一次走到陡处，他都主动伸手来拉我。
后来我们文协办班，请他来讲课。在他闲时，我乘机把我才开始写的透明系列书的前几章的草稿给他，请他过目。几天后课毕，崔道怡主编叫我过去，对我说：“整个感觉挺好的，很有灵气的，让我想起我形容《红楼梦》的诗句‘如天雨花，只见清辉．．．．＂。可是，毛竹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小说的场景给我的的感觉十分模糊，似乎到哪儿了，晕晕乎乎；在哪儿了？晕晕乎乎。一切都是朦朦胧胧，一切都是飘飘逸逸。看不真，看不清，摸不到。我说这你可否明白？”我一下子明白崔道怡点到了我的致命弱点上。如我这类只重感受灵感滚滚横流的人常常是看不到周围场景的。虽然在我的导师多次提示下我特意加强，可是看来还远远不够。我的心里一下子清晰了，我当加强的地方在哪里了。
在后几章的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想起崔道怡的提醒。写作也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原本模糊的小说环境在我笔下也变得清晰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身临其境。
有一次我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大楼洽谈我的书的出版事宜。《人民文学》杂志也在那个楼中，我顺便去看他。一见面，他很兴奋，说看到我出的新书了，封面设计十分好，内容徐松林责编没让看，希望我能送他一本。他因我出书而惊喜的眼睛里居然流露出几丝羡慕。我十分惊奇：被称作中国第一编的崔大师居然对小小竹子有一分羡慕。
新书我还没有看到呢，他就先看到了。原来他一直默默是关注着我的写作。
后来我们石油文协办班又请崔道怡来讲课。
我有了发现，崔道怡被各省请来请去，崔道怡的课，在中国天南地北地讲，飞来飞去地讲，讲的实在不错，可是每一次讲的课的内容都一样的。
于是，有一天，我和学员和崔道怡在樊廉欣主任办公室。学员们围着崔道怡，都说他课讲得好，都说下一次崔老师你到哪儿讲课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再去听您讲课。崔道怡连声说好。
崔道怡给大伙儿题字，给我题了几个字：“毛竹必成大树！”
我心想竹子是一种草，是一种空心草他知道吗？竹子怎么会变成树呢？如果竹子变成树这也是一种神变一个奇迹呢。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崔道怡的对我前景的预言，有对我深深的祝福。
我忽想起崔道怡多次讲课都拿着同一教案。我问崔道怡：“崔老师，如果我去听您的课，您肯为我换教案吗？”崔道怡说：“肯！为了毛竹全部换！”“真的全部换？”“真的！但你一定要提前几天告诉我，我好准备。”
崔道怡看我乐得开心，又重复了一遍：
“为了毛竹，我的教案一定全部换！”
我说：“好！一言为定！”
崔道怡说：“一言为定！”
我们俩个孩子气地击掌为盟，让学员们笑得东倒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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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道怡，辽宁铁岭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小说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编审。1988年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1996年曾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创作技巧谈》、《小说创作入门》、《小说创作十二讲》，儿童文学《队员的道路》，短篇小说《关于一个鸡蛋的“讲用”》，中篇小说《未名秋雨》，主持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中国五十年短篇小说精品》丛书等。
文学新秀的摆渡人
崔道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一九五六年，二十二岁的崔道怡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当时，恰逢《人民文学》杂志的繁荣期，王蒙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望着血气方刚的崔道怡，《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开玩笑说咱们编辑部也来了个年轻人。
刚一上任，他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李国文。李国文当时是铁路文工团的业余作者，一口气写了六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崔道怡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就给李国文写信热情肯定了他的作品，并约他来编辑部见面。李国文接到信激动万分，马不停蹄赶到《人民文学》杂志。崔道怡对他说：“这六篇小说写得都不错，但《改选》写得最好。你修改一下，我先发这篇，往后再慢慢发那些。”
李国文按照崔道怡提出的意见修改了小说，《改选》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从此，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直到现在，李国文仍然保存着崔道怡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崔道怡开玩笑说：“国文，把我的信还给我吧，怎么说我也是原创啊。”
李国文说：“我复印一份给你，原件我要永远珍藏。你知道一个名牌杂志的大编辑给一个小小的业余作者写信意味着什么，你是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啊！”
一九六二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他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不仅题目充满诗意，而且内容很有味道。他及时把小说上报主编，编发时还提出请画家黄永玉为之插图。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十八年后，汪曾祺又写出小说《受戒》，崔道怡激动万分，称之为可以传世的精品。由于种种原因，这篇作品未能获奖，崔道怡便将《受戒》收进自己编辑的“获奖以外佳作选本”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汪曾祺。汪曾祺不负众望，很快又写出了佳作《大淖记事》，荣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人认为这篇作品结构不完美，崔道怡却觉得结构别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
六十年代初期，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来稿信引起了崔道怡的兴趣，作者叫玛拉沁夫，崔道怡觉得小说的生活气息浓郁，但艺术上还欠火候，就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能修改。玛拉沁夫说：“崔编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我在呼和浩特熟人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干脆咱俩躲到包头，您指导我改好吗？”
那时候的编辑就是这么敬业，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铁鞋。崔道怡和玛拉沁夫住进了包头宾馆一个套间，玛拉沁夫住在里屋，崔道怡住在外屋。有崔道怡在身边，玛拉沁夫觉得有了主心骨。他写一段，崔道怡看一段，提一段意见，两人边讨论边研究如何改写，桌子上散落着雪片般的稿纸，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崔道怡的帮助下，玛拉沁夫很快就修改好小说《腾格里日出》，刊登在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文革”期间，文坛百花凋零，《人民文学》停刊了，编辑们各奔东西。一九七五年，李季主编把原来《人民文学》的编辑都调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崔道怡从《天津文学》杂志发现有个叫蒋子龙的人写东西不错，就约他到出版社见面。蒋子龙高高兴兴来到出版社，崔道怡得知他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就建议他写点最熟悉的工厂生活。那年头名牌编辑接见业余作者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受到鼓舞的蒋子龙一鼓作气写出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一个工厂的中层干部大胆抓生产的事。崔道怡鼎力相助，这篇小说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刊登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帽子棒子满天飞，在黑白混淆的日子里，这篇小说遭到批判，说是应合了右倾翻案风。作为小说组副组长和责任编辑的崔道怡挺身而出，替蒋子龙抵挡风雨。粉碎“四人帮”后，蒋子龙欢欣鼓舞，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批重量级的小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崔道怡广泛浏览各地的文学报刊，一个叫刘心武的新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刘心武的文章中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东西，便写信向他约稿。刘心武当时是北京十三中学的老师，接到《人民文学》编辑的来信很受鼓舞，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班主任》寄给崔道怡。崔道怡看后非常激动，立刻给刘心武回信说：“稿子写得很好，我已提交给主编审阅。”
刘心武接到崔道怡的信心潮起伏，因为稿子才寄走一个礼拜就收到了编辑肯定的来信！但没想到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太危险，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正式否定“文革”，这篇小说会不会捅娄子？崔道怡据理力争，在主编与几位同行的支持下，《班主任》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立刻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那时候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行量达一百八十万份，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威望。那时候的中国人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喜欢从文学作品中看政治动向。《人民文学》独领风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振聋发聩，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从《班主任》之后，《人民文学》杂志发起建立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极大地促进、繁荣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崔道怡有着四十二年的编辑经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极高，很少看走眼。所以很多著名作家都把崔道怡对自己作品的鉴赏，视为一种重要评价。王蒙曾经在一篇《关于<夜的眼>》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没有几个大家注意它，最好的也不过说你再试着创新吧。只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对之赞不绝口。他坚持把它收到建国三十年小说选里去了。当时与中国关系并未正常化的苏联很快把它译成俄语，选到他们的《外国文学》杂志里。八十年代美中第一次作家对谈时，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收了这篇小说，对它作了好的评价……”
崔道怡一生甘为绿叶，不愿抛头露面，可他却得到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正如李国文所说：“一些赫赫有名的作者，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和崔道怡的发现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