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迟志强来涿演出.说是要给观众赐他的签名照片。
迟志强被抓进狱中，运作出盘，这创意我认为是十分精彩的。这不仅使他既向全国爱他的观众道歉，使全国人民谅解了他，又找回了自己被切断的艺术生命。但是据说因为进过狱，所以迟志强不能再上中央台，不能再上影片，他的艺术生命只能以民间的形式出现，他的歌只能以民间的方式流伟。而迟志强走穴以前还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是不是是个歌者没路可走才选择了到涿州这样一个小地方来走专场。
而不论怎么说我们这一代人，深入人心的演员迟志强算一个。真可谓家喻户晓！更独特的，迟志强不是以他的电影而是以他的歌。
而每当提起唱起他的歌，都感到有一种凄婉动人的力量萦绕在那歌声里面。
演出开始后有两个发现:
一个歌唱不出声,好多没词,似乎词没记住.难怪有人在议:看来他的盘不是他的声,他的声音现场感觉太差了.
一个是太势力了.是有签名照片赐观众,却是什么人给献花才给什么人,决不多赐.
我和我那位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学女跳水运动员傅明霞接受接受记者专访时口气:
"太势力了,不就是一把花(一场预赛)吗,就不赐照片了(就不采访我了)!太势力了！"
链接一
(竹子先写上文,文中写到听了迟志强的歌,推测盘不是迟本人唱,而搜到下文,再一次证明女人的直感就是了得.常常是没有道理地准确.)
二十年前“囚歌”流行始末（一） (2008-11-11 10:19:28)
1988年夏日的某一天，突然在不经意间，大街小巷都飘满了“愁啊愁”“铁窗泪”等带着哭腔的苍凉的以迟志强的名义流传的歌声，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囚歌。
此前的中国流行歌坛是以西北风当道，可是骤然而起的囚歌风却令先前已非常火暴的西北风嘎然而止，这是一个令业内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现象！
囚歌——这一直以来被音乐界嗤之以鼻且饱受诟病的东西何以有这样大的威力，令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全国人民全都毫无例外的接受？
对于这种现象，所谓的专家们、老师们一直颇多微词，认为是歌坛的倒退和反动，除了在商业上是一次成功的操作外，其他方面毫无可取之处。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只要它能存在，就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流行音乐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同商业利益密不可分，判断一个歌手或歌曲是否成功，除了艺术上的条件外，商业上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囚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在北方城市的市井小巷里传唱，由于它调子灰色，歌词颓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但其商业潜质不言而喻，因此当八十年代后半期，政治气候有所松劲的时候，它就趁机破土而出，着实的风光了一下。
现在看来，囚歌音乐语言原始，演唱风格单一，歌词千篇一律，缺少文化内涵，这是它落后的一面。
但囚歌音乐是典型的汉民族音乐语言，起承转合工整，旋律流畅、一气呵成，歌词平白上口，音乐结构方整，段落清晰，特别容易被普罗大众接受，这又是它的优势。而这优势又在以后的原创歌曲中有所发展，比如《纤夫的爱》、《心太软》及后来流行的《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等。
不管怎么说，囚歌在市场上的火暴是不争的事实。那一年所有出版经销它的音像单位全部发了财，它把呈上升趋势的当时以卡带消费为主的音像市场推到了最高峰，制造了一个惊人的商业上的神话，博主本人就是这个商业神话的始作俑者之一。
“可找到你了！”
1988年我已离开服务多年的北京交响乐团调入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任编辑，当时我们社还是一穷二白，经营上经常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局面，并抱着急切为新单位立一功的渴望，我策划了囚歌这一题材。
所有的商业计划都要讲究一个着眼点，没有点就吸引不了眼球，就做不成局，在商业上就不可能成功。
囚歌的着眼点就在于那个曾经以主演电影《小字辈》非常知名，而又因为所谓的“流氓罪”判刑入狱从而更加知名的，其人生由巅峰跌入谷底的大起大落的电影明星迟志强。以这样的一个着眼点讲一个影星的忏悔的故事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卖点！这样的出版计划肯定是很精彩的！
所以这一出版计划一报上去就批准了，于是我便携款去长春找出狱后又回到长影的迟志强。
可是不巧，在长影我碰了钉子，因为迟志强人早已不在长影，谁都不知他在哪。我着急的在长影到处打听，只得到了一个可能他在杭州的信息。
就凭着这一个可能，我就转道飞往杭州。
六月的杭州，酷暑难耐，正赶上杭州有会议，所有的酒店都没有房间，最后总算在杭州国际酒店找到一个因空调坏了而没有人住的房间，我想总不能睡到马路上吧，先凑合着住下吧。
入夜，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杭州闷热无比，没有空调的房间更象桑拿浴一样，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实在无法入睡，万般无奈，我就只好钻进洗手间，泡在浴缸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看，浑身都泡白了。
说老实话，迟志强我也不认识，而且一点线索都没有，面对诺大的杭州市，川流不息的人海，上哪儿去找我一个素味平生的人呢？
于是我就跑遍了杭州的文艺团体、演出公司、电台、电视台，都没有任何消息。
一晃就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每天跑的筋疲力尽，真想打退堂鼓回去，可又一转念，事情没办成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
我想只剩下报社没去了，最后去碰碰运气吧！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我终于在钱塘晚报社打听到了下落，说是迟志强的爱人迟黛英是杭州人，住在某某街，门牌号码不详。
这条线索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特大喜讯！
我马上驱车来到某某街，下车一看，我又傻了眼，这条街大概从西单到西四那么长，中间穿过两个十字路口、共有几百户居民，那天又值星期天，又无法上居委会查询，无奈我只好一户一户地敲门询问。
五个小时过去了，我才敲到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天色已经日暮黄昏，我还没吃午饭，肚子饿得咕咕直响，我想趁天黑前赶紧再多敲几家。
当我在这条街的中段又敲了几十户人家后，来到一个小院门前，门紧关着。
我抬手刚要敲门，门突然打开了，迟志强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一看是他！顿时一个多星期的疲劳和烦躁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象看见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当胸给了他一拳，喊到：
“老兄，可找到你了！”
瞒天过海
跟迟志强沟通的很顺利，录音的条件很快就谈妥了，我当场拍给了他两万元的定金，分成的比例也确定了下来。
迟志强是个性情中人，为人非常仗义豪爽，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我在他们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虽然当天晚上他们夫妇俩给我灌了个晕头转向，但是正经事我可没忘记。皝筹交错之际我们也把合同的细节都确定了，吃完饭我们就签了合同。
在他们全家人的道别声中，我揣着那份宝贵的合同，欢天喜地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晕晕忽忽的就晕回了宾馆。
回到北京，根据我预先确定的营销策略，就先把要出版迟志强囚歌专辑的消息放了出去。全国数百家鼻子比狗还灵的音像制品的经销商们闻到腥味就全怂过来了。这帮整天价泡在市场上的贩子们跟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是听见了哗啦啦数钱的声音。尤其是当时北京最大的磁带经销商平安和华达两家公司在还不知道音乐是个什么动静的情况下先行给我们出版社各预付了五十万元版费，其他单位订货的电报和传真像雪片一样飞来，很快订货量就突破了五百万！
那叫一个爽！
这样的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很多，逼的我们加快调整进度。在还没有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确定了开全国音像订货会的时间。
在我国的音像发行史上，只为了一个出版物召开全国订货会的情况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阵子我们出版社的社长潘洪业和总编辑张和平总是满面春风，整天价嘴咧的跟个瓢一样。
（右一：当时我们出版社的总编辑张和平；右二：博主本人；右三：迟志强；右四：当时北京市演出公司的老总陆健康）
有钱赚了当然大家都高兴！可真正压力大的还是我，别人并不知道可是我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踏实，因为有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关系到这张专辑的成败！如果干不漂亮就全砸了！
一张唱片之所以能够畅销，最根本的原因是好的歌曲再加好的歌手，所以唱得好自然是销量最可靠的保证。我所担心的是，迟志强虽然是一个好的演员，但不是一个好的歌手，毕竟迟志强的专业是表演而不是唱歌，我们像要求专业歌手的演唱水准那样去要求迟志强也确实勉为其难，虽然迟志强非常努力，但是优秀的演唱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让这张专辑从里到外都能令人满意，使它成为真正的畅销专辑，最好李代桃僵，换人来唱！没办法，为了商业利润，我只好临时把艺术良心装到兜里，权且欺骗一下广大观众，反正我也是为了广大观众能够欣赏到好的音乐嘛！连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都可以假唱，咱们一张小小的专辑就更不在话下了，呵呵～就请大家原谅我一次吧！
于是我撒开了网，到处物色人选，很快，一个出色的歌手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就是长春籍歌手翟惠民。
所以，大家在后来在迟志强专辑中听到的那个传遍大江南北的带着哭腔的苍凉的声音实际上就是翟惠民唱的。
所以，我需要再去一趟长春，去请这位爷。
链接二
迟志强自曝当年因流氓罪被捕始末
文:坚明
强行搂抱叫猥亵
男女跳舞叫流氓
我同监室的两个
一个因偷看女厕所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个因强行搂抱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四年
------迟志强语
他曾经和刘晓庆、陈冲等是国内影坛的新星，他曾经因“流氓罪”而获刑四年；他二十年前的《
铁窗泪》比现在周杰伦的《
菊花台》还火；他就是迟志强，一个曾经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徘徊的明星，如今已经年过五十的他，首次谈及他当年被捕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
稀里糊涂交出自已的第一次
《创业》完了我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时的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跟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那时候人淳朴，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就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看猴一样，指指点点，“看，电影明星，迟志强！”
有一个事件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刘晓庆、张连文、赵联……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来南京演出，我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找几台车，送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他说，肯定有人愿意送，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
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不用客气，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请咱们吃饭，虽然咱们是演员，但人家也是大军区首长的女儿啊，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许多年过去了，迟志强与老大姐再没见过面，他一直羞于告诉她，那一次，是他的第一次。他当时开不了口，因为“说起来太丢人了”。关于老大姐，他后来知道的只是，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后，老大姐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判流氓罪，服刑1年。
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又新鲜又渴望，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在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她就捶我，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安慰我。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跟老大姐就拉近距离了。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一直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里狂跳不止，随时就要跳出来。在跟老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像特务一样，来到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我现在回忆起当时，没有幸福，全是紧张，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个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给你做饭吃。”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样走了。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了，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我又不能跟她谈恋爱，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哭，不让我走，她是真喜欢我。最后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紧张，尴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为了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我不风流。我挺朴实，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会随波逐流，我到了某个场合，就会顺应这个场合，让自己置身其中。
这个星期里头，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因为用车，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个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戏，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甚至是半军事化的。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谈恋爱要向单位打报告，组织不同意，就不许谈恋爱，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点艳遇。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我离开了南京。
强行搂抱叫猥亵
男女跳舞叫流氓
迟志强刚进长影厂时拍的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出外景是在河北涉县，这是他“涉”足影坛的起点，最后他被捕时，也正在河北出外景，这一次，是完县。他再三强调：“完蛋”的“完”！
当时正值1983年的全国“严打”，电影演员迟志强从来没想过严打会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天，拍戏之余，他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说句心里话，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都恶心，可是一想，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你别笑，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天天枪毙人，那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么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执行！大叉子嚓嚓一划！
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不像现在，人都有法律意识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体，我侵犯了谁呢？她主动，你愿意，两厢情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词今天全懂了，可当时哪有啊？完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是犯了什么事，问我，我能好意思说吗？我就说，打架吧。我怎么好启齿跟人谈男女关系！
公安对我挺好，回宾馆拿来了我的牙刷，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了，铺在地上，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不一会，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是我们3个人的。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我却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一颗烟，就伸在小铁窗边抽着，就这么熬了两天。
第三天，南京来人了，持枪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还带着铐。这一路上你哥哥我丢人丢大了！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啊！武警还说，我们从来没押解过名人，这次算见识了。到天津上火车，他们3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我出面。我跟车长说，我们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迟志强！赶快安排卧铺，4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就这样，他们才给我解了手铐。到了南京，一下火车，马上铐上，推进警车，呜啦呜啦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被抓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第一个准说迟志强，我成了领头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你要主动交代，要是等别人说了，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来了，你不讲实话你能对得起你爸爸？我也老实，心想着坦白从宽，说得一干二净，全交待了我心里也轻松了。
又过了若干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我听说是上级，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和严厉的自我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了记者手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报纸出来，大标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里写我如何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集体淫乱，轮奸、强奸。报道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公安局给我单位打电话，迟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让厂子接出去教育。我们厂保卫处处长刘世荣，《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星夜兼程，往这赶，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就这么巧，就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新闻报道出来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退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对我们单位的人说：现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给公安打电话：“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红案（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论处，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幸免。小C判得比我还重，她判了5年。我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犯人新生艺术团”
很多事情，迟志强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那张报纸，他也是后来才看到，读完他就把它扯了个粉碎。法院专门为他写了个内参：“《中国青年报》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在法院判罪之前，报纸无权定性强奸、轮奸。”但这有什么用呢？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后的判决，他们已经给迟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邓颖超也出来帮他说过话，1980年的时候，迟得过当时国家最高的文艺奖项“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这奖项一共颁过两次，第一次是赵丹、白杨、秦怡他们，第二次就是陈冲、迟志强、刘晓庆和唐国强这一拨。这一次恰是邓颖超颁的奖，她接见了他们，合影时迟志强就坐在她身边。对红案，她说了一句：“迟志强的事情不要再渲染了，一个演员搞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
在劳改队，迟志强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厂，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砸成小石块，砸到虎口震裂。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刨地、果园、茶场、大田……“我是真干哪！”他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役，来摆脱内心的痛苦。
一开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不用说，也吹了。她的父母找我父母要求赔偿损失，大骂我父母：你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
我当然不怪她，在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对我，她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啊，而且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处对象，这对她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我入狱后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谈过恋爱。
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两边人山人海，都在对我指指戳戳：强奸犯！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我泪流满面。我已经这样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服刑。我这辈子当公民、当演员没记过功，在劳改队我记了3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80年代，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别说是个演员。我坚信我迟志强是个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牢里面，领导要我组织一个“犯人艺术新生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我一听，这个我是专业啊。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我常常不睡觉，连夜赶排节目。
有一个节目是我的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我让他编了一个舞。“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声音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一下台我就把他抱住了，我说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我在社会上，没有听过这么真诚、隆重的掌声，现在作为一个囚犯，在囚犯和干警家属中间，我听到的这个掌声，真的是世界名牌的掌声。
因为演出效果太好了，我们开始到社会上去巡演，南京各区都去了。南京广播电视局当时想拍一部叫《迟志强》的电影，剧本都写好了，我不答应拍。我迟志强又不是英雄人物。但我还记得那个剧本的开头：摇晃的镜头——推啊推啊——“迟志强犯人艺术新生团”，有人捏着钱：有票没有？有票没有？一票难求。
因为这个艺术团，我立了功。有个老太太，儿子在狱里，为了儿子能进我们的艺术团，到处集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当时劳改队也穷，有个不好的规矩，凡是自愿参加艺术团的，得自带一样乐器。老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心里老难受了，我说：“大娘你放心，你儿子我收定了！”其实他啥文艺特长也没有，有个节目，“三句半”，我就让他说那半句，半句也说不好，说不好我就骂他，很凶，我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我那时候脾气暴躁，都是犯罪来的，不用强硬的东西，威信树立不起来。我挺欣慰的一点，那时一起服刑的狱友，很多现在都出息了，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呢？我4年徒刑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
再回长影
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妈我怎么见哪？我回厂？哎哟妈哎好家伙，有地缝我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别见着熟人，太丢人了！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这歌，就这么来的。
出去第一站，到南京，《彩桥》里演我妈妈的陈琳家里，一到楼梯里，久违的炒菜的声音，“刺啦——”我心里是酸，甜，苦，涩，一起来了。一进去，她怕我难受、怕我不好意思，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回来啦，等会儿啊，等会儿阿姨就把饭菜给你端上来。”她老伴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这一拍就把我的泪拍出来了。
劳改队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建议回厂。”有这么一个鉴定，又有在狱中3次立功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归来，但同时也说明：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刘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戴着墨镜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在拍戏，他却拉着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修电灯、和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来了，我还是厂里的人。为了这一丁点希望，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豪华的我适应过了，地狱的我也能适应。所以当宋晓英拍着我肩膀，说“强子，好好干”的时候，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铁窗泪》再铸辉煌
就这样干了1年。吉林电视台有一出电视连续剧《二等巡官与马车夫》，让我演二等巡官，男主角之一啊，来我们厂调我。我们厂同意了，那真是我盛大的节日，出狱后我又第二次获得了生命，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在摄影机面前，我的成长、我艺术上的天赋，在这一刻更加真实。因为我人生的体会都倾注在表演中了，人的成熟就在于曾经的经历。接连拍了两部戏，我因为嘴里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说不如录个磁带吧。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最后一句，后来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磁带录完后，我没当回事，就跟李幼斌他们上长江源头、唐古拉山拍《天鼓》去了。那是1988年，我们受了不少罪。等我们从山上下来，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铁窗泪》在全国发行得这么火。《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
我走到台当中，整整5分钟，我没讲出话来。后来我每唱一句，台下就欢声雷动，我就唱不下去了。我后面是毛阿敏，她根本上不了台了，观众根本不让她上来，也不让我下去，就乱套了。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
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他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到底出于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觉得他星途坎坷，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疼惜之情；也许是觉得命运对他有亏欠，有加倍补偿的意愿；也许是觉得他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需要矫枉平反；又也许，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在迟志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的软弱——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犯的错误。
但是很快，迟志强的“囚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有人认为，迟志强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铁窗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大热到大冷，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次，迟志强心灰意冷，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结了婚，开始下海经商，开酒店。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对一位演员来说，最无情的是时间，最健忘的是观众。十几年过去，再拾起演艺爱好的迟志强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几乎没有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好剧本，导演要么忘记了他的存在，要么就是对起用他心存顾虑。复出以后，他只接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角色，大多是配角。更讽刺的是，这位当年常在电影里出演正面角色英俊小生的演员，现在成了导演心中的囚犯专业户，一有囚犯的戏，导演们就想起他来。
“都快把我整成歌星了。”他现在最经常的演出活动，是到各地去参加演唱会，一些偏僻的县城也去。自然还是唱他的囚歌系列。“唱别的他们不认。”他发现，那里还有人记得他。这次在湖北，一个80岁的老太太，一定要来看迟志强，说是太心疼这孩子了。看到他，老太太一把劲道的手紧抓住他，“孩子，你这么面善的人，我怎么都不信，你能干出那种伤天败俗的事情来！”
唱完湖北，在湖南，一位农民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只为了给他送100块钱。“他自己衣服穿得很旧，鞋子也一只趿拉着，拿了一张皱巴巴的100块，要给我。保安差点不让他进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给我钱。他说：你用得着的啊。我才领略到他的意思，他想，迟志强坐了牢，肯定很苦。
迟当时喉咙就哽住了。他谢绝了老农的馈赠，反过来，问老农有什么需要。老农很开心地说，“我什么都不缺，我家里有十几亩地呢，一年打的粮食可以卖3000多块！”他连一场演唱会也舍不得看，见了迟志强一面就匆匆走了。
所以，你问我，出狱以后，直到什么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站了起来。我告诉你，到现在，我也没站起来。
什么时候，迟志强可以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个囚徒，导演拍犯人戏不再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以演任何自己想演的优秀角色，我才算是真正地站起来了，我身上的这张标签才算真正撕掉。
惟一欣慰的是，儿子今年19岁了，我想他在很多渠道都可以搜集到他爸爸的过去，但是我在他心目中保持住了尊严，他一点阴影都没有，他知道他爸爸是个好人。
你问我，现在风气变了，在一些应酬场面，我会不会找小姐。我告诉你，我想，但是我不敢！有一次，我的两个歌迷追到我房间来，要陪我过夜，我才知道她们是小姐。好家伙！两个陪我一个啊！都是青春靓丽、香喷喷的，我不想吗？我一年在外面演出8个月，难道我是和尚吗？但是我不敢，我得拒绝。我太太知道我，她说：迟志强是一朝被蛇咬过的人，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
但是我感慨，我看着周围的人，当着太太的面，搂着别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乱叫，我就想，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要是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会坐牢！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软弱重情，我很少怨恨谁。我是一个接受者。我父亲是公安局长，小时候我看见家里来来去去的顶带肩章都要向他敬礼，我就树立了要当警察的理想，但当老师说服我去做演员时，我也就接受了。我朦胧地爱过一个女孩子，可当父母为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就接受了。我对事业缺乏规划，即使在最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野心，所以当事业走入低谷，我平静地接受了。虽然我被判过所谓的“流氓罪”，但其实在女人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终接受，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