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石泉的高中生郭忠国是和我爸爸毛高畴一起离家出走的大巴山美少年之一。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我不明白区队副和分队副有何区别，不都是三青团吗？就如背了一个黑锅，稍大些稍小些，但都是黑锅没有区别。可是听到这会儿，我不由撼动了。我不知道，名字是不是在诠释人的一生，可是回望却真的是在诠释人的一生。
郭忠国和毛高畴一同随55师来到青海省东大门民和县享堂镇守边，1957年7月，郭忠国由部队以党员、少尉军官的身份转业到柴达木盆地青海石油勘探局冷湖钻井大队任秘书不过一年的时候，在“反右”的声浪中，就以“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名义，下放到该大队半军事化的土方队，干那些修公路、平井场、挖繃绳坑、砸重晶石、加重泥浆和装车缷煤等比民工还要脏和累的劳动。从此，便过起了“另类生活”。实际上是在等待“外调定案”，听候进一步处理。
1958年8月，在冷湖大队干部大会上，郭忠国被宣布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公职，送劳动教养。时值“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困扰，在大柴旦职工农场，不论是下放干部或是劳教人员，为了赶超赛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的高产指标，郭忠国和大伙儿首先进行深翻地一公尺。1959年，厂方为将下放干部和劳教人员分开管理，便把郭忠国等通统移交到德令哈戈壁劳改农场继续劳教。
1961年，正当台海局势趋紧的时候，厂方为了便于分散管理，便按“解教回乡监督生产”和“解教回乡生产”的不同方式进行甄别处理。郭忠国被列为“解教回乡生产”范围而回到家乡谋生。
回大巴山陕南石泉后前三年，生产队还让郭忠国兼任生产队的记工员。1964年又把郭忠国打入“另册”。从此，在评“政治工分”的氛围中，郭忠国虽然干的和强劳力一样的劳动，总要比别人低一、两分。安康是文革中中国死人最多的地区，而石泉临县紫阳又是除安康外死人最多的地区。“两派”武斗期间，本县石泉为“炮联”，邻县紫阳为“红三师”，两派常在邻乡抓人、打斗，本大队某派骨干曾多次扬言要把郭忠国抓到他们的据点漩涡镇去，让自己背上炸药包并且自己引爆，以便让他“立功”。郭忠国之所以幸免于难，一是郭忠国在本地原是个学生，没有仇敌；二是郭忠国每天只是跟随社员埋头劳动，并且像哑巴似的啥话不说。这样，苦熬到1969年，人民公社还给摘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同时又被指定为生产队的记工员。1972年，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又给戴郭忠国上了那个“紧箍咒”，并一再警告：“不许乱说乱动”！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忠国才幸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公职。
在委屈中过了二十二年。
昨天，我给现在青海冷湖石油管道理局退休了的郭忠国打电话．我说他生命中有金子，希望他能回忆一下他的一生。
他马上回答：我已经想好了我写作的标题，那就是“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标题呢？因为我家庭成份不好，受了三十三年的委屈，因为没须有的职务，我二十二年沉冤，但是，我始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党，相信党会明白我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那个强套在我的身上的三青团的区队副是不正确的。三十三年的风雨的支撑我的就是这个信念！
那会儿，说我是伪石泉县中三青团的区队副。实际上我只是副级长兼任的分队副。现在这个问题已在原同班的级长兼区队副的李某某在他2004年出版的《坎坷的回忆》中作了明确的佐证：“1956年12月6日，石泉县人民委员会对反动党团骨干李某某不予处分决定”中，曾经表明“继续留职工作”的影印件记述得一清二楚。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与他同一个班级并且担任过副级长并兼任那个“不上纲、不上线”的分队副而已。这一错案让我沉冤二十二年之久。
而我写文章的主题，我也想好了，那就是，不论我经历了多少，我始终是革命的，从来不是反革命的，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是爱国的！我坚信，党终有明白的那一天。
这是一个已经退休老人的心声.这是一个奋斗一生却两手空空一事无成只有晚年才平反老人的心声。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我不明白区队副和分队副有何区别，不都是三青团吗？就如背了一个黑锅，稍大些稍小些，但都是黑锅没有区别。可是听到这会儿，我不由撼动了。
我不知道，名字是不是在诠释人的一生，可是回望却真的是在诠释人的一生。
比如徐隆坤,徐龙捆,这条龙一生都被困被捆;比如毛高畴,一生都在诠释算命先生说的"高田苇地";比如张茂泉多论多么艰难都在展示生命力旺盛如茂泉，再苦再难，晚年多子女多福气;比如朱耳昌一辈子名声大大的可是空有虚名无限，留下孤儿朱元坝－－失父后亲母回东北八岁又失养母,经历千难万险,过尽人下人的生活......比如郭忠国一辈子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忠国。诠释忠国。用他的老命诠释忠国。不论你让他做不让他做，这是他不屈不饶的信念。
这一代英才，完全可以说是被时代毁了的一代英才。可是，是什么使他们“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
而仅仅是报国无门倒也罢了，更有这么多的美少年受到各种各样的委屈。这还是好的，更有那么多的美少年为了支撑一个信念纷纷倒下，至死不渝。
而我们这个时代比起以往的那个时代多好呀！以人为本，报国有门。可是，那个时代，却是报国无门．多少英才痛失生命，而他们只能是侥幸生存，苟且生存．可是他们一个一个本都是中华的栋梁之才呀！难道正是他们的信念，支撑了这个国家近代的强大和崛起？
“三十三年的风雨的支撑我的就是这个信念”！这个声音在风中回响在雨中萦绕在雷中回呜，带给我一阵阵撼动。
那些牺牲的，那些枪毙的，那些被打死的，那些郁闷死的，那些被打伤的，那些被判刑的，那些被整死的，那些被饿死的，那些被扭曲的，那些误解了的，那些被委屈的。那么多好死的，横死的，那么多硬活的,赖活的，那么多宁死的.扭死的，拗死的，犟死的，不都是投身报国无门的美少年．是他们宁肯死了，却留下了漫漫无边浩浩无垠荡荡无际的中国民族渴望崛起的精神气场。
那气场谁说是空的，分明是多少风华美少年的英灵英魂出没其中呀！
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这么多的以身报国之人却被卷入滚滚洪水漫漫泥泞滚滚沼泽中，为了一个报国信念互相伤害，相互诋毁，相互倾轧，相互残杀，互相揉躏，互相踩踏，相互算计，相互中伤，相互血刃，以致于所有的人都感觉声嘶力竭，精疲力精，伤痕累累？所有的人回忆一生都一事无成,只有不堪回首的整人和被整的伤痛，在天阴雨湿时隐隐作痛。而他们多么想为新中国为共和国做事呀！这才是他们不死的愿望。
这可真是“风中只听石头走，雨中只闻河床滚。”.
而更让人感叹息的便是这支撑一代又一代人的信念。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看到了沙地中延伸出去的犯人坟，这些犯人坟中有多少是右派有多少是反革命,可是他们是不是都是愿望,一个和郭忠国一样的愿望:那就是，不论我经历了多少，我始终是革命的，从来不是反革命的，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给我强加多少罪名，我是爱国的！我坚信，党终有明白的那一天。我坚信，人民终有明白的那一天！
我想起青海著名诗人昌耀写的诗中，被打成右派的昌耀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越狱,逃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告诉他是爱国的，是真正愿为祖国捐躯的。昌耀想说的不正是郭忠国这一大拔人的愿望？那就是，不论我经历了多少，我始终是革命的，从来不是反革命的，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是爱国的！我坚信，党终有明白的那一天。
依照这种推理，可能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死了的人，每一个被委屈死了的人，每一个胸有远大报抱却陷入人斗旋涡的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个信支撑着这些人的坟头．正是这个信念使得唐格木劳改农场的坟文上芨芨草让人想岳飞悲壮的诗《满江红》.
依照这种推理，可能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活着的人，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活着的人的头颅，使他们忍受种种的屈辱而活了下来，而不屈地活了下来？
而这种信念，谁说不是一种这个民族的支柱？
而中国的近代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林立的信念．而中国的近代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屈的信念.而中国的近代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林立的信念形成中华民族林立的支柱．这才是中国民族真正的支柱呢。
这些如郭忠国，如我的爸爸，如张春洲，如徐隆坤.，如张茂泉.....如这些“虽九死却其犹末悔”的灵魂。
中国有了这样一批一批受尽委屈仍“虽九死其犹末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美少年，这些血肉横糟洗劫生命遭遇蹂躏信念却坚如华表的美少年，中国近代不崛起才算怪呢！
链接一：
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
郭忠国
（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于敦煌）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分论”和“出身定终身”的特殊年代，很多青年人由于出身不佳和社会关系相对复杂而遭受着政治上没有公民权，行动上没有自由，生活上低人一等的悲惨生活。也为我这个普通一兵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此情此景，虽然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我竟有22年笑不起来。
1957年7月，当我由部队以共产党员、少尉军官的身份转业到柴达木盆地青海石油勘探局冷湖钻井大队任秘书不过一年的时候，在“反右”的声浪中，就以“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名义，下放到该大队半军事化的土方队，干那些修公路、平井场、挖繃绳坑、砸重晶石、加重泥浆和装车缷煤等比民工还要脏和累的劳动。从此，便过起了“另类生活”。实际上是在等待“外调定案”，听候进一步处理。
1958年8月，在冷湖大队干部大会上，我被宣布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公职，送劳动教养。时值“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困扰，在大柴旦职工农场，不论是下放干部或是劳教人员，为了赶超赛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的高产指标，首先进行深翻地一公尺。大家为了溶解冻土层，便拾来驼、牛、羊粪解冻，结果生土和熟土翻了个儿，加之盐碱较重，难以长成庄稼。我因体弱，不能胜任大田劳动，曾被编入积肥队，每天拉上架子车到大柴旦市区的土公共厕所积肥，上面刷刷拉，下面偷偷挖，冰柱挖不动，就套绳子拉。因为积满一车还可得奖励馒头一个。由于口粮定量太低，加之管教干部贪尅（该场某书记后来因此劳改数年），常以骆驼刺枯叶、锁阳等代食品充饥，饿得大家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以致“康复队”天天“壮大”，特别是吃了锁阳，大便秘结不下，便互相用棍子掏。那些生命垂危的“康复队员”，或摊在沙滩上抓虱子，或靠在“墙根”发愣以苟延残喘。大家实在饿的受不了了，便偷偷拾些菜根或残存的兽骨烧烂了充饥。因此，人们的情绪非常波动，如有违规行为，轻则罚站、开批斗会，重则关禁闭、带上脚镣或手铐；甚至设下圈套和埋伏以诱人“外跑”，并从而乘机捕杀！每逢有人撞上枪口毙命，厂方总要集合大家绕“尸”一周，以求“杀鸡警猴”之效。
1959年，厂方为将下放干部和劳教人员分开管理，便把我们通统移交到德令哈戈壁农场（劳改农场）继续劳教。在这里住的是就地挖坑的窖洞，棚上红柳把子再抹上草泥。数里长街的两旁，排排窖洞鳞次栉比。人们就像地老鼠似的在这里憩息。除了强制劳动并继续食用大柴旦那些代食品外，又增加了豌豆杆粉、麻雀肉和上等品“蕨麻根”等。这时又从广东、江苏、上海等地迁送来一批教授、教师、记者、作家、演员、干部、职工以及地痞、流氓、阿飞和小偷等劳教分子。难怪人称这里是“旧社会”的缩影。特别是那些南方人，不论男女老少，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敢奢谈劳动了。这里的“康复队”以已是人满为患，因此，饿、病致死的人日渐增多，厂方已来不及单个掩埋，就用马车拉到大漠深处推下沙坑了事。
1961年，正当台海局势趋紧的时候，厂方为了便于分散管理，便按“解教回乡监督生产”和“解教回乡生产”的不同方式进行甄别处理。我被列为“解教回乡生产”范围而回到家乡谋生。
回乡前三年，生产队还让我兼任生产队的记工员。1964年又把我打入“另册”。从此，在评“政治工分”的氛围中，虽然干的和强劳力一样的劳动，总要比别人低一、两分。这样，苦熬到1969年，人民公社还给我摘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同时又被指定为生产队的记工员。1972年，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又给我戴上了那个“紧箍咒”，并一再警告：“不许乱说乱动”！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幸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公职。
在那最艰难的时候，一家五口只住一间半旧房，不仅出入不方便，连个厕所也没处挖；一架床铺挤不下，两个小孩只得和邻居的小孩搭铺。就这样，每月除了干满30个劳动日，还要增派三个“义务工”。至于自留地的耕种，只能靠上工前和收工后以及别人歇晌的零星时间和下雨天来侍弄。尽管如此，每年还要为生产队饲养一头毛猪。其间人都吃咽糠，哪有饲料喂猪，因此，人要生存、猪要达标，一家人只得硬撑着。至于零花钱，只能从“鸡屁股银行”里抠；在人均只有三尺七寸布票的情况下，一家老小或穿“百衲衣”，或穿“的确凉”（的确良），常年穿着自己用稻草、野枸树皮以及杂藤编织的草鞋。因此，年年忙到头，年年是“糠菜半年粮”的倒欠户！其中，只有作为“民兵”的医院被拍“支差”而跻身于修“阳安铁路”的民兵师和修“石溪公路”以及本乡水利队民兵连干过宣传员、生活管理员外，过的是“比鸡起得早、比猫睡得晚、比驴干得累、比猪吃得差”的生活。
四个子女，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操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的氛围里，一律被称为“黑帮狗崽子”。不论玩耍、上学、走路和拔猪草、拾柴禾，都不能也不敢和同伴们接近，因为随时都可能受到他们的讥讽和打骂。他们因为从小就被迫夹着尾巴做人，所以直到参加工作后也无不谨小慎微！
“四清”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抄没了我的军功章、荣誉证和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的慰问品，以及中央慰问团慰问柴达木石油工人的纪念章和我同战友们的合影等“罪证”，同时，还警告我要做好家破人亡的最后准备。经我再三申诉，惟求给我那个还不满两岁的长子永春一条活路。于是我们便趁月夜将他送到数十里外的外婆家寄养（白天不准误工）。是二老用米汤水救活，并且一直养到高中毕业，1981年，我们才在安排好二老的晚年生活的前提下，才把他迁至青海油田成家立业。
“两派”武斗期间，本县石泉为“炮联”，邻县紫阳为“红三师”，两派常在邻乡抓人、打斗，本大队某派骨干曾多次扬言要把我抓到他们的据点漩涡镇去，让我自己背上炸药包并且自己引爆，以便让他“立功”。我之所以幸免于难，一是我在本地原是个学生，没有仇敌；二是我每天只是跟随社员埋头劳动，并且像哑巴似的啥话不说。虽然日夜提心吊胆，倒也平平而过。
折腾了我22年的“历史反革命”问题，部队让我在1956年转业时就已作过结论：“不予追究”。可在石油局反右派运动中，为了完成5%这个指标，又说我是伪石泉县中三青团的区队副。际上我只是副级长兼任的分队副。现在这个问题已在原同班的级长兼区队副的李某某在他2004年出版的《坎坷的回忆》中作了明确的佐证：“1956年12月6日，石泉县人民委员会对反动党团骨干李某某不予处分决定”中，曾经表明“继续留职工作”的影印件记述得一清二楚。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与他同一个班级并且担任过副机长并兼任那个“不上纲、不上线”的分队副而已。其所以能将这一错案让我沉冤22年之久，关键还在于“地主家庭出身”上。要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包括子孙后代的“黑锅”真不知道该背到何时为止！
链接二
郭忠国的丛戎纪实
作者郭忠国
在我年近八旬的经历中，最难忘的年华，莫过于那六年零七个月的军旅生涯。
它不仅贺了我的求学梦，并从而拨正了我的人生小周的航线。
参军
49年11月我的家乡石泉解放同年12月上旬，当我得知中内陕南工委在西乡县办军干校的消息，便邀约江焕新、江力新、王宗武等同乡同学，星夜兼程赶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五十五师文干校所在地。原西乡师范报考。经过笔试口口试当天下午就编入学员三大队一小队并任小队长。
当时师属的战斗部队，为了开创陕南自古末有的安定局面，仍在追剿秦巴山区和川北的残匪。所以我们除了学政治时事和军事共同科目外，还要出墙报和编演文艺节目，宣传英模事迹以鼓舞士气。
在劳动实践课中除了集体上山打柴和沙河坎粮站扛粮处，学校不在城北的荒坡上组成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开荒劳动竞赛，我也有幸作为三大队的学员代表参加了竞赛。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共渡国家的暂时困难，部队号召全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组织剿匪、建政并兼开荒生产。我们小队包括石泉籍同学王德岐、西乡籍战友庞邦彦、李德章、冯召朗等同学被指定在西乡与洋县接壤的神溪河开荒种玉米、下田插稻秧。正当俗黄豆熟的金秋，学校奉命提前结业，我被子分配到驻防镇巴县渔渡坝的163团2营5连当文化教员。一面开展剿匪的宣传活动，一面组织部队利用生产间隙兼学文化。
千里行军
50年科，当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邻邦朝鲜挑衅并企图将战火烧过鸭经常江的时候，全国军民纷纷请战要求入朝搞美。部队更是群情激奋。上级为了把我们调到机动要道以备随时应召，同时也为了演练实战作业。于是便组织了从西乡柳林村出发步行千里到宝鸡凤翔的拉练行动。
行军前我和湖北籍的文教干事曹安国四川籍的文教丁茂柏等同志被编入宣传组负责纪律检查和宣传鼓动。我们除了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和部队团结互助的表现利用行军途中的休息和宿营空间编成快板小调活报剧在（活页报）上张贴，在鼓动棚里表演，以宣传和鼓舞士气。
千里行军的第一大站便是号称小江南的汉中市。当部队入城的第一天，上级传令全体将士均须按照行军系列依次通过城区，接受父老乡亲们的欢迎，要做到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步伐雄健歌声嘹亮，不特别强调任何人不能接受任何慰问物品。
入城之日系寒冬却也温暖如春我们高唱《解放军进行曲》《我是一个兵》《志愿军战歌》《歌唱祖国》行进时，只见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彩旗锣鼓鞭炮唢呐掌声吹呼“欢迎五十五师大军过境”“欢迎五十五师抗美援朝”“向子弟兵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沿两边的桌子上摆满了核桃花生糖果点心纸烟布鞋袜垫等慰问品。一些大爷大娘还一劲把慰问品强行往我们的挎包和衣口袋里塞，往行军锅里扔。还有一些大娘香案摆着为我们祈福消灾念念有词。我被激动的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西安受阅
１９５１年国庆，我们全师奉命到西安接爱丁北军政协委员委员会和陕西军区领导习仲勋张治中――彭德怀将军已经奔赴朝鲜战场、马文瑞等同志的检阅。我还被连队首长临时指定代理一位排长为分列式的标兵。尽管通过检阅台喊“向右看”行军礼时我没有机会向右看，但是由于领导对我的制式教练学习的肯定我深感自豪，
向文化大进军
当我们
１６３团移防到青海民和享堂镇后除派少量的战斗部队继续协助地方政府肃匪建政外，我们开展“文化大进军”活动，以推进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进程。
此时，解放军总部号召全军大力推行西南军区模范文教祁建华创立的“速成识字法”，用Ｂ、Ｐ、Ｍ、Ｆ等二十六个拼音字母当武器组织干部战士协同作战攻克文化山。并且要求扫盲班在一年之内学会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上生字，还要达到读写讲用四会的初小毕业程度。这时我已经升为二营少慰主任文教。负责组织全营的文艺宣传和文教业务的开展。
为了提高兴趣教唱宣传学文化的小唱：《文武双全打老蒋》《我的武器有两样》笔和枪，拼音要领等歌曲，寓教于乐。
当时军委总政除要求文化教员必须编写教案并且依案施教外还要结合成年人生活知识丰富的特点强调实物教学讲结合和学乐相济的教学方法做到教员学生融为一体把讲和练拧成一股绳，以达到协同作战攻碉堡和协作配合抓俘虏的目的。
因此我们在组织抓俘虏战斗中曾利用声母相近的拼音字母zhua（一声抓）zhuo（一声捉）zhui（一声追）zhuai（一声拽）等拼音作道具进行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把这些字条贴在参赛人的背部，然后发令奔跑龙套和追赶，同时喊“爬不住捉住捉不住追上去，只要能追上，一定能拽住”为对练习拼读很有帮助。
为了练习写作能力总政还提出“我写我，向外转”的常青速成写作法。就是话怎么说事怎么做文就怎么写。对于写不上来的生字可用拼音代替。然后查字典或由教员补上。
为了攻克向外转的碉堡号召大家先写自己亲历的事和熟悉的人先把话变成书面的语言再把语言串起来就是所要写的文章。这样使大家很愉就掌握写出话和写短文的要领也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
从此，大家不仅写信不求人了也能通过读报看书来了解国家世界的大事了。真的面貌一新。
1954年冬，我们163团曾奉命在青海省湟中县的大堡村戈壁滩上组织过一次团进攻的实战演习其中我曾奉命组织全营的二十多名文化教员开展战地服务和对敌—假设的兰军宣传相关配合工作，使我受到了实战的确良锻炼，也增强了习文练武的信心。
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培养下先后入了团入了党并在千里行军和文化大进军中立过两次三等和一次二等军功，直到1956年6月我才奉命转业到世界海拔最高的青海油田，但退休不退志，有生的岁月里，为油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