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落在威海的青海人

竹子点评:从89年开始青藏高原出现神秘的回迁潮,使得我在全国的各个省市县镇都能找到从青藏高原回迁内地的青海人.这也是近代一个神秘的文化现象.而我在民族大学的同学杨凡写的威海的青海人正是全国青海人的一个缩影.如同回迁大潮中一滴小小的浪花,却映射出这场延续了整整二十二年的回迁大潮.......

杨 凡

前 言

尚未考证的资讯显示，在山东省威海市各机关、事业、企业就职的青海人达六千人。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一支编制满额的混成旅团。

六千热血干将，从同一个地方呼啸而去，在几千里之外蜂拥而至，在中国东部沿海的这片热土生息繁衍，其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人文现象。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头顶的白发将跨入丰收季节，他们额头的皱纹已占据主干道，他们的娇妻即将人老珠黄，他们的孩子已粗壮如牛。

他们为什么出走？他们现在状态如何？他们将走向何方?

曾答应过给老同学毛竹女士反映一下威海地区青海人的现状，本想搞一个调查报告，但随即便遇到技术上的不可操作性：首先，我需要采集足够容量的样本来获得可信度，这非常耗时耗力，算了算成本觉得不合算；其次，采访对象因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不会全盘托出底细（盖因这个缘由，凡涉及的当事人均隐去真名），这样，采集的样本是否能反映现实的客观性就值得怀疑。

但我总想自行揭开这个谜团。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上述的问题稍加转换就是：我们为什么出走？我们现在状态如何？我们将走向何方?

我们为什么出走？?因为我们的先辈就是移民，祖上早已在我们的血液中注入了不安分的基因。青海的朋友常问我们“你们拿多少工资？”，“你们官职如何？”，对这类问题，我们往往无言以对。纵观中外历史，始终贯穿着一条人类迁移的长河，中外史几乎就是一部移民史。第一批闯荡南洋的客家人逃离故土的念头是什么?不可能整天在琢磨如何爬到爪哇岛某镇税务所小吏的位置吧？第一批踏入美利坚大地的欧洲流浪汉，难道荣膺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的宝座是他们的梦想？艰辛的流浪史，无法用人民币的多少或官职的晋升来量度。收入与官职，仅仅是一种表象，对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说，我们是西部传来的种子，尽管还没有完成基因的突变， 但在异乡的土壤上却没有夭折，这就是成功。力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现代青海移民的来龙去脉，一定要比单纯回答收入与官职的问题要有意思的多，也深刻的多。

我们现在状态如何？其实和你们没有两样，都处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最昂奋的时代，也是最沮丧的时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也是最无望的时代；是诗人频频自杀的.时代，是马云与史玉柱横空出世的时代。

我们将走向何方? 只有上帝知道。但可以臆想这样的情形：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有人正在西宁电视台财富论坛节目侃侃而谈，有人正在海边悠然自得地欣赏着翱翔的海鸥，有人打算卖掉珍藏的最后一枚古币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有人发誓要为从前被莫名其妙地买断工龄讨回个说法……

出 逃 之 谜

青海人投奔威海，主要集中在1992年至1994年期间。威海市原是烟台管辖的县级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后，不久便跻身中国沿海开放城市行列。尽管在92年之前，有零星的青海人前来探营，但92年一个老人在南巡讲话中点起一把火后，大规模的迁移活动才启动。

这把火，使知识分子原本渺茫的希望死灰复燃。皇甫平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被人们争相传阅并由此激动不已，中华大地涌现的一个个财富神话给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并因此而躁动不安。上至庙堂，下至街巷，无不高谈“市场经济”，仿佛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副神丹妙方，是把我们引入天堂的新约全书。

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内心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渐渐表现为生活习性嬗变的方方面面：比如，改变了散漫的习惯变得勤奋起来，摈弃了清谈的毛病变得务实起来；比如，把《百年孤独》冷落在书架上，却捧起了《工业会计手册》，参加《河床》作品艺术研讨会的兴趣荡然无存，但会迫不及待奔向产权制度研讨会；比如，不再高谈阔论东欧剧变的原因，转而琢磨如何搞到一批牛仔裤并转手卖掉；不再苦思冥想构思如何将诗句写得悱恻动人，转而投入对广告营销方案的精心策划。知识分子们这种由表及里的变化，既是日后大规模出逃的诱因，也为当今该阶层总体意识的瓦解和个人命运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内心在变化，希望却在天边。相对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迅猛发展，当时青海经济发展的步伐显得格外蹒跚，与沿海高歌猛进的蓬勃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人们担忧的并非暂时的经济落后，真正焦虑的是观念的陈旧与体制的束缚，大家看不到青海朝野上下决意改变现状的任何图谋，这让大部分知识分子感到分外沮丧。 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92年前后青海人大规模、群体性的出逃之谜。

大部分当事人能给你谈起那个年代发生在青海的各种荒诞插曲：一个企业销售总管在外地进行商务活动时，往往会为诸如请客吃饭究竟该开销多少？为参加某场展销会是否可坐一次二等舱之类的问题伤透脑筋，请示电报飞向厂长，厂长拿不定主意，电报便辗转递到分管局长办公桌前，分管局长是在政坛混迹了近三十年的圆滑老手，即便处理这点鸡毛蒜皮的事也会联想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电报便皮球式的踢到局长面前，局长此时大概正在为儿子与儿媳闹离婚的事情皱眉，便不耐烦地说“放在这里，研究研究再说”。结果，因效率的低下和流程的繁琐，让商机白白流失。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不仅使我们回忆起北伐战争期间最高统帅亲自到阵前督战，甚至就连排级的兵力部署进行指手画脚的荒唐举措，更使我们联想起中国自宋朝以来因整个制度体系的落伍而导致的衰败。

现已退休的金先生回忆，当年他办理调动手续时，西宁市人事局方面不解地问道，你们这些人呀不知怎么想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一天天好起来了，高原补贴也有了，分房子也开始照顾了，还折腾个啥？

折腾？金先生反驳：威海的单位对我承诺，仅年终奖一项就能拿2000元（这几乎是当时一个青海人全年的收入），更别说工资与各种津贴，那点每月不到十元的高原补贴能比吗？

廖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青海人，在外地考察了几次方决意调走。他回忆起初次考察的情形：那是个秀色可餐的清静小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风景如画。别看是个小城市，但充满朝气，那副标语“照特区模式办！赶超深圳！”给我的印象很难忘，这是豪气冲天。即便是吹牛，青海有胆量吹吗？

在威海建筑设计界早已名声鹊起的李先生谈起他调动的原因时仍耿耿于怀：“自己是大专文化，资历浅、学历浅，在单位抬不起头来，但业务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呀，好几个项目是我做出来的，可遇到评定职称、分奖金的事情，我总是被划到末流档次。”

在威海某上市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的薛先生现为公司的董事之一，仅拥有的股权就达300万元之多。他说“我是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青海的，可在青海的十多年内，厂里分房子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我们一同进厂的三个大学生，另外两个不搞技术，整天围着厂长转，正经事没干多少，却反而要什么有什么，我不会来事，只知道埋头搞技术，拥有两项发明专利又有何用？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邓先生在青海时从事计算机程序开发。谈起调动的原因，他用分析人士惯有的冷峻告诉我们“我在青海时待遇并不差，每年都有到全国各地公费旅游的机会，但我还是要走，因为我知道这个企业迟早要完蛋！嗯？怎么不完蛋，不说别的，就拿购进计算机来说，我们单位每年少则花几万，多则花十来万，可无论购买微机还是软件，领导从来不征求我们技术人员的意见，全是自个儿做主，买来的微机和软件没用多久就出毛病，害得我们常常加班加点维修，修理费不知垫进去多少，领导是初中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两个，但吃回扣却吃得津津有味，这样的环境，我能不走吗？”。

现任威海某高校副教授的任女士离开故土的理由与众不同。“那时我还在中学教书，一天，我发现我的几个学生懒洋洋地站在墙根下晒太阳，一个个面无表情，无聊之极，我被这种情形震惊了！这些孩子可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啊，为什么如此地萎靡不振？我想，即使做个贼，也应该有一股野性来吧？我是个教育工作者，面对这个情形，我很无奈，从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远走高飞！”

暂 短 的 蜜 月 期

众多知识分子的苦闷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仰望苍穹，来自东方那绽开的曙光若隐若现。

自老人南巡讲话后，威海市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百业方兴，人才奇缺，威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招聘各类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消息传来,立即在西部地区引起强烈反响，那些不安于现状、追求新奇的冒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纷纷倾巢而出，自荐书、求职信雪片般地飞向威海人才交流中心，那段时光的西宁火车站，几乎天天都能听到送别场面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处处弥漫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凄凉气息。

出逃者普遍认为，先前未能趟上奔深圳、闯海南的浪潮，已经酿成遗憾，这次东进或许将是他们一生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八十年代青海省就已经流失了大批人才，诸如画家朱乃正、作家王泽群、文艺评论家毛微昭等等。这些人曾是青海文化界的翘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海标志性的人物。但他们的流失似乎并不意外，也没有引起多少轰动效应。本来小庙就容不下大佛，他们是孔雀，迟早要东南飞，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他们只是荣归故里，在自己的故土将继续接受崇拜者的顶礼膜拜。但92年之后的这批出逃者却不同，离开青海时，这些人大都是一些混迹于底层的草民，年龄结构在30岁上下，他们是潦倒的技术员，是失意的教书匠,是厌恶官场倾扎的衙门小吏，是扬言要写出新闻一等奖的小报记者。资历和地位的卑微，使他们的出走被当地比喻为“麻雀东南飞”。但我们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与八十年代出走的文化界名流对比，九十年代的移民拥有自身的年龄优势和现代意识，大多为八十年代毕业的一代学子，高原生活的磨砺使他们充满韧性和耐力，更有朝气、更有活力，也更适应丛林法则，职业分布也更为广泛。十几年之后，这个部落已在威海卫滩头显露锋芒，一大批优秀律师、编辑、工程师、教师和商人的涌现就是明证。

出逃者潮水般地涌入威海滩。乍到异地，他们心情的喜悦溢于言表。那时威海的城市形象，是一个清纯的乡下村姑，自然、质朴，海上船只如梭，刘公岛若隐若现，云腾雾绕，海风轻拂，岸边躺着横七竖八的破旧木船，晒露的海带延绵数千米，皮肤黝黑的渔家汉子露出憨厚的笑容……，这一切宛如一幅油画，给青海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脚手架林立的工地，汽笛长鸣的港口，鼓舞斗志的标语，则是另一个新兴城市崛起的标志。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将印上拓荒者的脚印，这是何等的自豪！青海人莫名的遐想和跃跃欲试的冲动油然而生。易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感叹万千：“在办理完调动手续的当晚，我退掉了旅店的客票，径直走向海边，我无法平静，蹲在海岸边的岩石上，任凭海浪敲打，一直熬到天亮，对面的刘公岛正是当年北洋水师最高指挥部的所在地，霎那间,历史、现实和未来融为一体，我知道，从此，自己就给抵押出去了”。

当地各级领导以热情的态度招贤纳士，这不仅加深了游子们对山东的天然好感，更坚定了他们扎根异乡的决心。打开记忆的闸门后，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提起当年有关房子的话题：那时，住房问题是外来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但他们举目无亲，无力自行解决。有的单位为此下达了死命令，即便是腾出办公室，也要让他们安顿下来，有的单位还安排专人四处寻找出租房，尽管许多人被安排在郊外乡下简陋的草房内，但大家充满着憧憬，在他们看来，面包会有的，属于自己的居室会有的，眼前的艰辛只不过是通往光明的一段历练而已。

还是有关居住的问题，李先生回忆起来仍充满感慨：“那时候，单位无法解决住房问题，领导当即决定，让人家小两口住在旅店里，即便住它个一两年，这点费用单位掏得起”。旅店与单位上班地点有一段距离，每天早晨，单位的专车会准时在旅店面前等候，这不免让小两口子受宠若惊，他们仿佛觉得自己是在享受国外来宾的礼遇。

易先生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初来乍到，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八十平方米的住房，房子已粉刷一新。不仅如此，孩子的入托问题、家具的托运问题，全不用自己操心，后来还得知，单位很多员工并没有分到房子，少量空房是专门留给我们的，我们为此而感动。

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中国人懂得感恩，愿为知己者赴汤蹈火。至此，我们的主人公们满怀着希望，在异乡的土地上将开始新一轮的跋涉，他们将毕其一生之力直至衰老。

当年青海的大小决策者们，当你们看到这些叛逆者义无反顾地离去，并将在异乡的土地上耗尽最后一滴心血，不知你们有何感想？

成功背后的失落

威海市成立地级市之初，市区仅有3万余人，目前市区（包括环翠区与两个开发区）已拥有常住人口近60万人。人口增加主要来自来自外省市。 在威海外省籍人口前10名的排行榜上，南北方各占五个，北方外来移民前5名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河南、吉林、辽宁、内蒙古，南方外来移民的省份前5名为安徽、云南、江苏、四川、浙江。青海移民总数在六千左右，人数并不占优，但在当地的口碑却好评如潮。

其他外省籍的移民中，相当部分是下岗后来威闯荡的东北林业工人，是想呼吸新鲜空气的山西煤矿大亨，是在建筑工地挥汗如雨的安徽小民工，是酒店门前招徕客人的麻辣川妹子。但青海移民却不同（注：不包括来自循化、化隆的穆斯林同乡），他们遍布于威海市各级机关、事业、文教卫生、学校、金融、企业及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就学历层次来说，青海移民整体素质最高，与那些年终讨得工钱后盼望赶快回老家蹲热炕头的壮汉们不同，青海移民来威的动机更多的掺杂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一种渴望得到当地社会认同的念头。

当地人对青海人的总体评价是：业务能力强，勤奋务实，能独当一面。

这个评价，大致反映了当地人对青海移民的认同。在一个单位先进劳模的名单中，总能看到青海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在某个技术攻关团队中，总能发现青海人的身影在出没，有些人，进入了“优秀法官”、“经济风云人物”、“高校杰出教师”的候选名单并最终上榜，我们还能轻易列出一系列“成功人士”名单，他们是政府官员、高级医师、资深律师、报社首席记者、商界风云人物。

但青海移民的内心却在叩问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吗？

他们未曾料到，最初对理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很快就成为追忆, 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竟如此漫长,内心孤独和寂寞的阴影久久不能散去。他们终于明白，无论在哪个地方，天空都被一副假面具所笼罩，真相揭开之后却发现：人人都在苟且偷生地活着。

以在政府事业机关就职为例，如果你打算厮守小公务员职位一生倒也罢了，只要你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就行。但如果你冒出了一丝非分之想，比如政治前途更光明一点，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一点，那么，这种念头非把你搞得神经兮兮不可。因为你是外地人，你不拥有晋升官阶的各种外部优势资源，要想融入当地的圈子，你就得充分开发自身之潜能，掌握察言观色和见机行事的诸多技巧，你在一种场合下得掌握一套官话语系并能娴熟运用,在另一种场合你又应显得江湖气十足,你得遵循圈内的各种游戏规则,摈弃那些来自于书本的一孔之见。在酒场，你要甘心当好配角，上司是皇帝，你只是侍从，不可张扬，不许多语，即便是替上司代酒，也要装出你迫不及待想喝的样子，万不可暴露上司不胜酒量的窘态；在会场，除了主席台前排的位置之外，你就坐的地方要尽量保持在上司的视线之内，这样便于使上司看到：他的每一句重要讲话你都在认真聆听，并使你有茅塞顿开之感；在建设工地外出视察途中，若突然下起了蒙蒙细雨，你要立即做出快速反应，悄悄地在上司身后撑起雨伞；在有关部门组织的离任审计中，面对纪检人员对自己上司的质问，你要深谙丢卒保帅之道，勇敢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暴露出来的经济问题，你要立即澄清这与上司无关，并郑重声明上司历来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已针对性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只是我们这些下属领会不深、认识不够，执行力不足而缴了学费；有人举报上司经常在夜里九点以后与女秘书单独约会，有关部门要你拿出书面材料把这事交代清楚，你应该这样描写：“上司事业心太强了，精力太充沛了，干起工作来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工作起来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绝不拖延，与女秘书单独会面，可能有办公地点、时间选择不妥之嫌，但那也是为了工作嘛，我们也曾好意地提醒过上司，要注意身体，注意工作方法，对传闻的风言风语要有所警觉。没办法，这年头改革的难度太大了，每一个创新、每一步发展都阻力重重，干的人不说，说的人不干，新旧观念的碰撞是如此激烈，真盼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来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

不可否认，青海移民离乡之初，或多或少怀有乌托邦式的理念。权威理论家们告诉他们，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扼杀了人的创造性，是造成社会停滞的万恶之源。中国只能搞市场经济，唯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政治之清明、交易之公正、竞争之平等。我们的主人公对理论家们的这套高论深信不疑，他们几乎把东部沿海看作心目中的“麦加圣地”，南巡讲话后不久，便急切地、慌不择路地投奔过来。后来发现，天底下的子民在相互传递着关于皇帝新衣的谎话。

在这样的环境下，青海移民队伍开始分化和裂变，分裂为不同目标诉求的零散部落。

极端的情况下，个别同乡能窜升到令人羡慕的位置，比如副局长、副处长等等（永远摆脱不了“副”字），开始跻身当地上流社会，具备了经常出没灯红酒绿场所的资格。这些人具有人格上的双重性，既拥有一定的才干和抱负，也深谙中国官场的各种潜规则。我们不能以道学家的眼光去谴责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道德瑕疵。中国官场盘根错节，陷的进去，拔不出来，何以要求他们洁身自好？政治权力在圈内世代传承，除了非常手段之外,没有突出的贡献和公认的才能，一介草民怎么能登入庙堂？除非他是八旗纨绔子弟。

就公务员阶层而言，幸运女神并没有垂青更多的青海同乡。即便部分人使用了浑身招数，玩弄了各种伎俩，仍达不到他们内心所向往的幸福彼岸。中国人的秉性就在于此：几千年来在酱缸文化的淫浸之下：人们普遍缺乏对未知世界进行深度探究的思维习惯，热衷于官场的兴趣远大于研究磁场的兴趣，几乎能把一个擦鞋匠熏陶成神机妙算的小诸葛。但官场上波诡云謐，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坠入谷底。常见的情形是:在白领们供职的办公室里，表面上大家和睦可亲，言行举止得体，但人人心里拨弄着自己的小算盘，每说出一句话之前，都要思量是否会引起同行的猜测，是否会让人抓住把柄，这也难怪，没准那大门的老头就是三把手的乡下远亲，怎么能不提防？每做出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权衡利害得失关系，是否出了风头？是否会违背上司的圣意？可不是吗，某办公室主任在一把手出游新马泰的某天，考虑到大家午休的因素，将作息时间延后了半小时，局长回来后雷霆大发，你小子没把老子放在眼里，你竟敢擅自作主？吓得这位主任惶惶不可终日。中国几千年专制的钳形统治，导致人人变得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唯唯诺诺。该承担的责任相互推诿，该拍板的事情无人定夺，人人钻进了避风港。此外，在公务员岗位，人人都盯着评定职称、晋升职务、出国旅游等诱人目标，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竞争的残酷性，作为一个外地人，轮到的最后一份粥才属于你。即便如此，你仍然要装出与世无争的样子，甘心做个缩头乌龟吧！否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我欲乘风离去，唯恐琼楼玉宇。许多同乡凝望残阳，十分彷徨，每每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在舒适优雅的办公室呆着有多好啊！有风平浪静的港湾，有旱涝保收的俸禄，有安度晚年的保障、有公费旅游的美差，舍不得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成为公职人员始终面临的二难选项：要么接受恩赐的物质享受，但必须付出另一种机会成本，即独立人格的丧失，甘心做一个现代犬儒；要么铤而走险，叛离“朝廷”，投身商界，落草为寇。其代价是稍有不慎，便可能丧身于商海的惊涛骇浪之中。

活跃在威海商界的青海同乡则是另一种生活状况。相对而言，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人生自由和财富自由，程度不同地实现了当初离乡时的人生夙愿。

邓先生，威海市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几年前，他参加清华大学的MBA培训班，每周坐飞机往返北京威海之间。仅个人费用，就花费二十多万。当年起步时，总是碰壁，四处借钱无人理睬。现今的他荣膺优秀企业家称号，事业多有建树。经营的地产项目气势磅礴，如中韩商品贸易中心，中韩美食一条街、国际商贸城等，均是大手笔。

王先生，威海市著名律师。来到威海后不久便砸掉了铁饭碗，辞去公务员职务后，与人合伙组建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举步维艰，十天半月找不到案源。老婆抱怨：再挺不住，俺就去小店当售货员。目前，专接手大案、要案，声名已远扬胶东半岛。

经营青海酸牛奶，遭受重创，倒卖青海牛羊肉，被人拐骗，开饭馆，经营不善。屡败屡战的黄先生在公司倒闭后试图自救，但总找不到突破口。有一次某高人点拨，你掌握三门外语，居然还没饭吃，简直是白痴一个。黄先生听后辗转反侧，终于开窍，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奔波于日韩、俄罗斯等地，挥手之间，一笔笔大生意大告功成。

樊先生初期呈高开低走之势。刚来威海时，几乎被奉为上宾，每日专车接送，好不风光。但樊先生生性倔强,刚有余而柔不足，每每做出抱打不平的事儿，隔三岔五就给领导提意见，渐渐在上司面前失宠。先从市级机关发配到企业，日后企业改制又第一批下岗。某日，楼上老太太讥讽：“你一个大老爷们，总不能让老婆养一辈子吧”，。从此，樊先生革面洗心，性格收敛了许多，与人合伙拉起一支建筑设计队伍走南闯北，成为山东建筑设计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并非要炫耀他们今日的辉煌，财富本身是身外之物，并可能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们要说的是：他们的成功首先应归结为对自身的改造，治愈了读书人的软骨病，摈弃了小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生活因粗线条而变得奔放，思想因无束缚而变得自由，再也不用在上司面前战战兢兢，再也不用因权衡利害而优柔寡断，语言属于自己，无须再充当传音筒，行为属于自己，无须再扮演现代太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获得了一般公务员难以获得的人生自由。不可否认，他们的事业还可能再遭重创，所冒的风险也可能是毁灭性的，但他们将很快重整旗鼓并东山再起。即便彻底无望，他们也将抱着一股慷慨赴燕市的气概留给你这样一句话：脑袋掉下来也不过是碗口大的伤疤。

然而，光环和掌声依然无法掩盖他们内心的痛楚，失落感仍旧会笼罩在他们身上。与那些皮肤保养的光泽如初的同龄相比，长期的辛劳正加快着他们的衰老。随着年龄的增大，渐渐已有心力不支之感。他们无法解甲归田，真正去享受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这并非完全是贪婪金钱的原因，张瑞敏声称他始终如履薄冰，比尔盖茨声称微软离破产不远，更何况此等匹夫。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竞争越来越残酷，资金、管理、公共关系维护和品牌形象维护，样样都得操心，哪敢怠慢？怠慢的背后是一双双发着绿光的狼眼，正欲扑上来将你撕咬。此外，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如何避免富不过三代的悲剧，这个沉重的问号使忧心忡忡。那些喝着可乐、啃着汉堡长大的后代，他们能接好交给的家底？他们是否将成为栋梁？他们受得了万般苦吗？对这个谜底。家长们观察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比如，孩子们崇拜梁朝伟远胜于崇拜杨立伟，热衷网吧的兴趣远大于读书的兴趣。

于是，商界人士们更不敢懈怠，其工作的狂热程度近乎走向极端。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堆积的报告、邮箱的信件、无休止的电话便无情地袭来，你挺得住要干，挺不住也要干。每天的饭局必须参加，酒量必须见涨，应酬话必须得体，胃啊肠啊之类的五脏六腑必须做出牺牲。

从饭局摆脱出来后轻松了吗？没有，也许一个电话打来，告诉你仓库着火，或一个短信，告知小六子携带巨款不知去向。你心烦意乱，回到家后哪些心情与夫人卿卿我我，蒙头便睡。突然，床头又一个铃声急促响起。

这时候，我们的商界朋友开始怀念逝去的青海岁月。往事如烟，那段生活已一去不复还。

剪不断 青海结

廖先生还记得当年发生的那一幕：分配到威海远郊某小镇的第二天，一家三口到街上闲逛，忽然发现一辆印有“青海铝厂”字样的卡车停在路旁，廖先生和妻子的兴奋程度如同在火星上遇到地球人，当时已进入晚秋季节，凉风习习，已有一丝寒意，三个人傻站在路旁，像等候钦差大臣一样，足足等了一个小时，直到与铝厂的朋友相见为止 。

最初的青海同乡大致都有类似的经历：一天，一个邮包神差鬼使般地寄到另一个单位，青海来的邮包，小田，快来拿！田女士急忙跑过去看包，确实是青海寄来的，但不是寄给自己，投递错了，是寄往另一个单位马女士的。幸亏寄错了，幸亏不是自己的包，这样好了，又能结识一个青海老乡，田女士心里愉快极了，连忙给对方单位打电话，两人就像地方工作者一样商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双方后来又描述了更多细节：临行之前又抹了一次口红，在镜子前又梳理一遍发束，穿那件衣服才易于识别？万一对方不是青海人怎么办？如果爽约怎么办？暗语对上号后再说些什么？两个女性相见，其心情之迫切、之虔诚犹如当年与男友的首次相会。

更多的趣闻成为家庭隐秘：比如丈夫正在厨房炒菜，妻子会突然大叫，快来、快来，青海的！丈夫急忙跑过去看电视，哪怕是反映玉树州抗雪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果之类的新闻，看得也津津有味；夜幕之下，男人们在苦苦搜索少时伙伴的身影，追忆当年酒场上人仰马翻的狂肆，女人们正温情地回顾西宁公园与男友相会的浪漫。这种青海结，不仅隐藏在内心深处，也必然表现在行为的细节方面，比如在西宁时连青海话都听不懂，但现在却下意识地从嘴里冒出几句不伦不类的青海方言，有的女人，在西宁时连手抓羊肉的味道都闻不惯，现在却能给你端来一碗地道的尕面片。

十几年前，当地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有个叫做青海的地方，或者把西宁误以为属于甘肃省，把西宁城想象成街头人们骑着毛驴，城外就是青海湖等等，而我们这些白面书生也个个放过羊，会骑马。还有些当地人，视青海为落后的代名词，往往拿出土豆之类的东西问我们，青海产这些东西吗？一些常看电视新闻的人又会质问我们：为什么青海有高考移民？为什么西宁街头的路灯常被毁坏？为什么西宁的大学生就业难？

偏见是如此强烈，沟通是如此艰难。

我们执著地、不遗余力地充当传播的使者，试图将灿烂的高原风情展示出来。

我们首先告诉他们：青海是美食家的天堂。各类小吃琳琅满目，你将看得目不暇接，你将馋得流水三尺。仅面食系列就有烩面、干拌、炒面片、炮仗、猫耳朵、馓饭、韭盒、酿皮等等，如果你来西宁一个月，保证你每天顿顿不重样，余香萦绕，三日不绝；如果你只呆三五天,你肯定抱怨爹妈只给了自己一张嘴、一副胃，因为你会犯愁，吃什么？不吃什么？样样绝品，唯恐挂一漏万，决断的难度不亚于工程项目的取舍。以大清早逛早市为例，粉汤、羊杂碎、甜醅、羊肉泡馍、麦粥、汤面片.....,我们还告诉他们，在临踏上火车回来之前，家乡的朋友常常把我们领到莫家街美食街，几乎要把所有小吃再尝一遍，刚吃了两口酿皮，朋友便劝阻，该尝烤肉串了，肉串正吃得津津有味，朋友又提醒，该轮到下一个节目，害得我们一上火车就急忙找卫生间。

我们告诉他们，按每万人大学生拥有量统计，十几年前青海省排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几个大城市之后，名列全国前茅。八十年代之前的青海各高校暂且不论，即便是青海省的部分中学，也是名师荟萃，人才云集。易先生来自青海省海西州一个叫做大柴旦的小镇，他的中学数学老师毕业于北师大、语文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物理老师当年差点留苏，英语老师陈登颐先生早在1953年就翻译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和声学大纲》、《托维 交响音乐分析》等著作，1983年翻译出版的《世界小说100篇》（西方高校文学系中短篇小说教材）是国内著名高校的必读教材，其翻译水平之高不在傅雷等名家之下，况且，陈先生还通晓英、俄、日、德、法等八国语言。

我们告诉他们，青海有绚丽多姿的秀美风光，三江源头之飘逸，青海湖之壮阔、柴达木之苍凉、黄河沿岸之旖旎、祁连山谷之空灵，唐古拉山之雄奇，只要你们去青海一趟,必将流连忘返，必将诗兴大发。

我们告诉他们：河湟谷地 “花儿”响彻云霄，清真寺的祈祷声震撼魂灵，土族的少妇能歌善舞，虔诚的佛教徒正匍匐前行，草原上的赛马会已高潮迭起。

传播一种文化，何止仅靠语言？

我们让西宁的猜拳令在威海的大小酒店响起，我们让“青普话”在威海的大街小巷流行，我们拉着一只活羊，在郊外架起一口大锅，然后宰杀、然后再将带血的肉块生吞，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我们将青海人的幽默感尽情地发挥，让他们仰天大笑，我们唱起《青藏高原》，太平洋海面的上空荡漾着西域的旋律。

更重要的是,以我们的勤劳和智慧,千里之外，正为世人展示着西部的群像。

竹子同学近好。

最近确实忙，想写点东西又力不从心。打算一个月后动笔，把漂流在威海地区青海人的景况及本人情况反映一下。我是杨凡，现在威海建设银行工作供职。依我们这代人的年龄，在银行系统已属于“前朝遗老”了，2003年，在山东建设银行系统，凡男性在48周岁、女性在43周岁以上者，一律内退回家，那年本人44周岁，尚不够标准，于是便托医院的青海老乡搞个假证明闹病退，未获准。于是又一次丧失“独立自主打山地游击战”的机会，结果又熬了近5年。

竹子同学您好

二班同学在大学期间的概况如下:
二班大约有36个同学，就出生年代而言，大致在1957—1960年之间。就民族分布而言，汉族同学约占60%左右，真正来自牧区的少数民族同学恐怕只有伊保林一人。部分少数民族同学是外省籍，其血统是否纯正值得商榷，比如王镇青同学来自221厂，本来一直是汉族身份，考大学为了分数照顾，摇身一变成了蒙族，据说这有史可查：估计是在朱元璋起义那阵子，各地在疯狂追杀“鞑子”的时候，一个中原汉人冒着生命危险匿藏了一个“鞑子娃”，鞑子娃由此保住了性命，娶汉人媳妇，改汉人姓名，鞑子娃是王镇青的始祖，后人便一代代在河南的某个村落繁衍下来。就地区而言，我班同学中，西宁、州县、纯农业区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州县的同学有相当比例来自农场。现在想想还有点意思，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由于身份、环境、阅历的不同，而明显划分为三个群落，后来这种隔阂渐渐消除了，但在大一、大二期间较为明显。干部子女的同学之间，情趣大致相投，而农家子弟，则更容易抱成一团。当然这种划分不是截然的，比如我就是一个混合体：父母是五十年代支边青年，家庭是干部身份，但又属于来自农场的草根，说是从州县来的，但72年之前始终生活在西宁市的一个小巷巷里，说是外省人，但自3个月大的时候，便寄养在一个青海老阿奶家喝奶茶长大。
二班同学入学的整体水平、四年学习的总体状况比一班差，这成为二班许多同学当时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理阴影。 这种“自卑感”非常可贵，它促使大部分同学发奋学习，班上学习好的同学受人尊重，风气很正。和一班同学一样，看运动会的间隙还抱着一本习题集做题，班主任动员去跳舞竟无人响应，为取消藏文课也集体向上请愿。
二班和一班尽管近在咫尺，但相互之间仿佛又恍如隔世，彼此都不太熟悉。我班好像只有扈军、王俊芳、王镇青、熊英等寥寥数人被你们记得。现在想来，这种现象可以理解，那会儿，两个班的同学都十分珍惜学习时光，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学习氛围，这种积极进取和清心寡欲奇妙结合的入世态度，以后就很少见了。但无论如何，两个班的大气场是相通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具备了“同学”的四个共同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校园生活以及共同学习文化。
二班出了这么几个出类拔萃的同学：伊宝林，藏族，来自玉树（果落？）的纯牧区，在刚进校时，别说与一班同学比了，就是在二班范围内，也应划分在末流行列，但自大三开始，我们便渐渐比不过他了，他每次考试成绩不是最好，但人特别聪明，创造性思维能力很强，悟性很强，有的老师非常害怕他提问，时常有尖锐的问题冒出来，令老师招架不住。他目前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是“近世代数”。张近芳，矮小精干，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学习功底渐渐显示出来了，有一次考“近世代数”，朱聘瑜老师出的题，两个班就他一人得100分，朱聘瑜老师当时说“想扣点分都扣不了，师大的学生也得不了满分”，可惜这个人没有留校，毕业后在某中学任教，妻子是师大学生。张近芳如果没改行，应该是西宁中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樊光荣，入校时的总分不是很高，但据说高考数学分应该在90分左右，在校的数学成绩也不是班上最好，但肯钻研，善动脑，深得王学功老师赏识，依我看，也应列入留校行列。沈志英，来自海北农场，是我班女同学中最聪慧的一个，有内涵，人长的也眉清目秀，可惜未留校，从类型上看，她属于您班吴跃元式的女性。
别看个个在埋头学习，但在大三、大四期间，部分同学的情窦还是绽放了。当然，是悄悄地绽放，大部分同学对某些人之间发生的浪漫情调竟浑然不知，只是不经意之间，在大街上才发现某两位男女之间在街上溜达，这就是喜结秦晋之好的前奏。因为那时候不如现在开放，男女之间若非已海誓山盟，是绝不敢一起溜达的。当时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差，以伊宝林为首的调查小组眼睛总盯着重点怀疑对象，但最终检验结果表明情报来源有假，而没几人谁知道他自己却捷足先登，我们还一度蒙在鼓里。毕业时，班上成全了三对。分别是李亚林和马京宁，一个是河北回民，一个是南京回民，均为干部子女；伊宝林和李晓琴，同为藏族，均为干部子女；王镇青和陈恒伟，均来自221厂，已随厂内迁。本来还可能出现第四对、第五对，但却因阴错阳差而夭折。昝明桢、柏玉玲，都是土族，一个是班上的副班长（？），在足球场上是一个典型的清道夫，勤恳、守责，在未来的家庭中肯定将扮演“工兵型”的角色，一个是如花似玉的土家闺秀，两个人结合是天设地造的一对，但不知怎地，两人始终没扭在一起，男的倒有意，我们却始终未发现女的芳心涌动，这是全班同学的一件憾事。还有一对，几乎是大功告成，却因最终毕业分配问题而分道扬镳。当然，还有单相思患者，失恋以后剃光头发誓永不娶女人，这类故事，不一而足。
毕业后的动向，就十分模糊了。有的人，调动的时候一声招呼也没打就卷铺盖走了，我就是其中一例，说实在的真是内疚。年轻时期的动机真是不可思议，可能是自负，可能是不懂人情世故，可能是一时意气用事。大部分同学现在的境况，我只能揣度一二：
一类是扈军、王镇青等班干部，应该说亨运不错。这些人，在班上的成绩大抵只能用说的过去来评价，但综合素质摆在那，成熟的比别人早，人情世故看得透，在校期间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公关能力高人一筹，适应社会的进程比我等要快，这类人，极易抓住机遇，成为时代的幸运儿。再说了，这有中国传统，那些“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哪些留校的政治辅导员，那些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不是一个个成为国家之栋梁了吗？扈军大家都众所周知，而王镇青听说回221厂后不久就提拔为年轻的梯队成员，只是不知现在如何。
一类是樊光荣、张近芳、沈志英、熊英这类同学，进入中学后很快成为教学骨干(樊光荣可能列外，他有口吃的毛病)，一个个的能力都放在哪里，至少应该担任教务主任之类的职务，比如熊英就是青海残疾学校？（青海盲人学校?）校长。如果还没混上个一官半职，也应该是高级教师、优秀教师、中学学科带头人，比如，赵石正同学，上大学时谈不上学习好，但听说现在是西宁四中连年当选的优秀教师，李亚林应该混的也不差。
一类是农村、牧区来的同学，毕业后又基本回去了，也出了一些校长之类的人物。杨国宇毕业几年后就当上了海南州师范的教务主任（有待考证），辛元杰现在是著名的乐都一中的校长，马越同学毕业后不久也听说当上了大通某中学的副校长。
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班上总有些人跳动的音符与主旋律不合拍，总有些人拥有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脏。杨立同学就是一例。这个来自水电四局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应该是一个自幼就上房揭瓦，并时常挨父母痛斥的调皮孩子。在校期间，学习就他最不用功，每次考试之前才开始玩命，并时常暴露出央求别人“帮帮忙，意思意思”的举动，但这个人聪明的了得，小提琴拉得好，1米6几的身高在篮球场上却是当仁不让的组合后卫，在校时就有女同学对他爱慕已久。毕业后返回水电四局。92年两班同学聚会，就是他和扈军组织的，那时候他就在经商，趁某公司在西宁举办计算机产品展销会之际，就他一个人忙乎，“上串下跳”，拿着自己产品宣传单在整个展览厅四处狩猎，借他人平台，展自己风采，不费一枪一弹，却捞得满载而归，即降低了成本，有没有违法之嫌，是我目睹的第一桩成功营销案例，迄今，我还没创造出怎么一个“四两拨千斤”的营销案例来，一句话，这家伙灵！。估计此人现在的资产应该至少是七位数。

LM 6.27

暂别了 中国足球
--------------------写在欧洲杯决赛前夕 杨凡
有关中国足球的一切内容将在我的生活字典里消失。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将不会成为中国男足所有比赛的忠实看客，即便八台大轿抬我去，即便免费请我坐在贵宾席并免费提供汉堡包也不予理睬。在这之前，我要养精蓄锐，静静地等到这一天的来临：在第49届奥运会预选赛抽签结果公布后，澳大利亚队急忙与国际足联交涉，声称澳大利亚只够第二档次水平，与中国同分在一组有悖比赛规则；在第63届亚运会足球决赛中，日本队被中国队狂灌五球之后，主教练郑重宣布辞职；在第58届世界杯外围赛中，以替补阵容出阵的中国队将韩国队打得体无完肤，当国际足联宣布西班牙队和中国队在决赛阶段同分在E组之后，西班牙主帅马上急电正在海外度假的国脚们火速返回备战；而据路透社报道：在第59界世界杯决赛的前夕，中国队前锋攻击力之强大世人皆知的事实竟让乌拉圭教练组伤透脑筋，教练组甚至就如何配置后卫人选来对付中国前锋的问题而争吵不休………。
当然，这只是我的幻想，即使这一天终将来到，我可能也早已步履蹒跚，乃至于戴着老花镜仔细看电视仍无法辨认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区别。
这一天的等待太漫长了!所以果断决定：暂别中国足球！
除非发生下列诸事件之一让我回心转意：
在中国队某一次重大国际比赛的失利之后，中国足协主席突然醒悟：这它妈的鸟乌纱帽戴着实在有愧于国人，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干件实事。小平同志不是教导我们“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吗？不久，足协主席便主动辞职，在民间隐名埋姓，在某小学启蒙教练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
在第N次冲击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后，全体国脚整日呆在下榻的宾馆内闭门思过，三天之内竟滴水未沾、滴食未进，乃至于让领导一次次出面央求；前锋张继海在日记中记载“我很不得找根绳子立即上吊”；后卫赵金羽深夜2点悄悄爬起来走向训练场，独自加练铲球技术；某队员向同行发出倡议，拿这么多的钞票实在对不起纳税人，建议大家把自己的月薪降至800元，该倡议立即得到中超、中甲、中乙大部分球员的积极响应。
当获悉某著名裁判因妻子下岗、老母病重而生活拮据时，澳门的赌球集团立即通过线人找上门来，许诺美金万元，条件是对一场将左右中超某两队升降级的关键比赛“网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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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凡近日来信

竹子同学啊，我常说我是一个小混混，这真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父亲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受过美式教育，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到青海，尽管历经艰辛，一辈子在海西的农场呆着，但始终希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