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竹点评:毛高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自愿支边,一腔热血又回到青海.毛高畴先是分到青海省委宣传部,然后被农林厅硬要回任专职团委书记,这时省上要求农林厅农垦厅两套厅级人马合并成一套厅级人马,人为制造矛盾,团委书记毛高畴就成为两套厅级人马争夺的热门人物.结果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毛高畴以作风问题被搞臭,臭名远扬,其它罪名还有给团员讲课时,说当前不当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当以经济建设为纲,还有同情彭德怀.
政治斗争的残酷弄得毛高畴心灰意冷,不想在农林厅干了,决定调回陕西,爸爸的后来在填表时填的是：西北局内刊任编辑。后来母亲才告诉我，原来，刘澜涛调毛高畴去西安，是去给刘澜涛当点将秘书的。
---毛竹多少年后才核实，原来毛高畴是刘澜涛选定的点将秘书。难怪毛高畴去西安坐的是一节车厢豪华卧铺。毛高畴在西安的住房都是刘澜涛关照分的。毛竹多少年后才核实，那个经常来家，和爸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诉光头大胖子就是刘瀾涛。毛高畴后来填表时之所以不填被刘澜涛点将当秘书的经历，而是毛高畴被青海方抢回青海斗后，刘澜涛就卷入轰动中国的“61叛徒集团案”。毛高畴没有办法，怕受牵连，才填表“西北局内刊编辑”
毛高畴说,当时西北局书记刘澜涛经常来看他们.头顶一个大草帽,手拿一个大莆扇,身穿一个大背心,下穿一个半截大裤子，脚汲一双大拖鞋.询问这关心那,很是平易近人.
刘澜涛从毛高畴的一些文章中发现了毛高畴这个珍贵人才，刘澜涛眼中，秘书都委曲了毛高畴这个“毛小军师”，培养过程中，正准备重用。
可惜毛高畴就在刘澜涛手下将被重用时，青海方发涵要西北局把毛高田送回青海去挨整,藉口是毛高畴私下同情过彭德怀.身为青海省团省委委员、青海农林厅团委书记，居然讲课时说：“党的方针，下一步，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纲。”
毛竹记得刚到西北局，安排毛竹一家住在一个小小的招待所里。招待所的外门有一个门亭，上面爬有壁虎，那是毛竹有生第一次见壁虎。毛竹还记得那个小小招待蚊子很多，需要用盘香，那是毛竹有生第一次见盘香。后来，毛竹家搬住一个平房。毛竹记得那平房边就是一个垃圾堆，里面各种虫子轰轰烈烈。毛竹还记得为了改善生活家里买了几只小鸡，为怕小公鸡越长越大。为怕长大后公鸡太厉害，驾驭不了，妈妈和爸爸合力剪去了公鸡的冠子。毛竹还记得在西北局见蛇，那是毛竹有生第一次见蛇。毛竹还记得西北局那一片中间长满腾状植物其中一个被家里当成鸡窝的废弃猪圈。毛竹还记得当年西北局的松树好多，上面结出大块的松脂，毛竹等就粘了松脂疯跑，为的是造出“凉衣绳”。毛竹还记有一次小姐姐说别的女孩都有裙子穿。有一次，毛竹听小姐姐说班主任一定要让她当班长，可是她不敢当。毛竹还记得离开西安前，街头那些飘落的法国梧桐叶子，毛竹想如果把这些拣起来和伙伴拉大锯，那赢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毛竹还记得有一天，爸爸带全家去大雁塔。毛竹看到草地止点点的小黄花，能站人的乌龟，桶粗的蟒蛇，还看了杂技：在一个帐篷中，节目有悬发空转、切活人等。还登上了大雁塔--多年后，毛竹再去大雁塔，住那塔最上层一站，立刻想起了幼儿时曾经来过。
毛竹记得从西北局回青海西宁。刘澜涛本来派人专门来送毛竹一家。可是最后刘澜涛本人也来了。大家都知道刘澜涛爱才，小毛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才生，人才难得，可是却留不住。也不知道是在刘澜涛身在高位担心毛高田回西宁被整，还是青海农林厅厅长担心毛高田青海将被整，是谁安排毛高畴坐恍惚是中央领导才能住的火车回青海？是准保护毛高畴回到青海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这是毛高畴生命中的谜，也是毛竹生命中的谜。
毛竹坐的火车卧铺和现在的不同。毛竹到现在都没有刚清那是什么高级卧铺。那软卧床是顺着火车方向放的。桌子也是顺着火车方向放的。每包厢似乎只住一个人或是一家人。空间也比现在的软卧大多了。似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晚，反正车箱是幽暗的，毛竹发现隔壁包厢有一个男人在幽幽灯光下看书。那时的毛竹还是幼儿，个子还没有桌子高。毛竹好奇，便走过去，两手扒着桌沿，仰望那读书的男人，不知怎么会事就把那男人的杯子给弄打了。
当时那男人和爸爸并没有责怪毛竹，只是担心开水是不是烫了毛竹。
刘澜涛
(1910-1997)
又名刘华甫。陕西米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县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中共定边县工委书记、陕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等职。193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到绥东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春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陕甘宁边区，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绥德特委书记。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先后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北岳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参与领导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反“扫荡”斗争。1944年秋到延安。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1948年起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3月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1979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同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82年9月、1987年11月均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三次身陷囹圄的刘澜涛
作者:李冠平,郁德水
翻阅共和国的大事记，刘澜涛的名字经常是被排列其上的。然而，1966年，共和国在经受劫难的那段日子里，他的名字渐渐地从大事记中消失，戏剧性地上了街头巷尾张贴的大标语中，并且悄悄地进入了专政人员的名单，再后来
在十年的时间里，他销声匿迹了，甚至他的爱人、孩子都得不到他的音讯。那以后，他为自己起了“皓翁”这个名字，于是，“皓翁”诗函集当然地成为这段时期的历史记录——用生命凝结成的诗句。
“昔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千古公道在，丹心复何忧。”
1970年11月7日，刘澜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寂寞的一天。这天清晨，他早早地醒了，眼望着空寂的天花板，一种发自心底的寂寞凶猛地向他袭来，天旋地转得几乎使他昏厥。“……60岁，今天生日？我这是在哪儿？”一阵强烈的耳鸣，把他带回到“昨天”：
“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两只高音喇叭正对着刘澜涛的耳朵，超强度的音波在他的两耳间无遮无拦地穿行。“打倒叛徒刘澜涛！”“刘澜涛彻底交代罪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阵强似一阵。此刻，头上的青筋好像瞬间就要爆破开来。他挣扎着，企图抬起被狠狠按压住的头。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成功，面对着脚面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终于无力地合上了眼。这以后他竟什么也听不到了。
上千次的大小批斗会之后，他被投入了经常令他悚然的寂静。的确，他的世界再也没有了声音，再也看不到成千上万颠狂的人群，更看不到亲人和朋友，除去哨兵警觉的眼睛之外，所有的一切对于他都是封闭的隔绝状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自己已丧失了听力。甚至丧失了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人理睬他，如果有的话，只不过是通过窗口扔进一叠标着“坦白叛变过程”字样的白纸，一只笔。如此这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每每看到“叛变”字样的时候，刘澜涛时常会热血沸腾，“政治陷害！”赤裸裸的政治陷害。他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历史的真实，然而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因“掩盖罪恶历史”被勒令重来。
长夜难眠，在被污辱与被陷害的境地中，刘澜涛艰难地跋涉着。此刻，对于往事的回忆便成了刘澜涛最好的精神食粮……
1930年夏，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绥德，并于8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会议决定，举行暴动，并将行动委员会迁到榆林，由担任特委秘书长的刘澜涛负责行动委员会的迁址筹备。会一结束，刘澜涛便与张德生一同前往榆林。
这一天，正当他们行至渡口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几个正在盘查的国民党兵扣住了，无论他们如何解释，硬是要把刘、张二人交到绥德去面见上司不可。一见此状，刘澜涛急了，由于执行特殊任务，所以文件还藏在身上，怎么办？刘澜涛一边和敌人搭讪着，一边趁着渡河的时候，在背后把文件撕碎丢在了河里。望着随水而去的文件，刘澜涛此刻才稍稍地松了口气。然而，敌人最终还是把他俩关押了起来。就在刘澜涛迈进监狱的同时，他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死，也不能出卖组织。”
得知刘澜涛被捕的消息后，组织上立刻想办法营救。无论敌人如何审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过路的”。由于内外配合，1931年2月，刘澜涛二人被释放了。然而，行动却遭到了敌人的注意。于是，组织决定调刘澜涛到中共河北省委继续工作。
1931年4月，当刘澜涛日夜兼程地赶往北平的时候，敌人的魔爪已伸向了中共河北省委。刘澜涛一进北平城便与省委秘书长郭亚仙取得了联系，然而也正是在这时，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省委13名主要领导被捕，省委书记徐兰芝当即叛变。得知了这一消息，刘澜涛立刻做出决断：“离开北平。”然而谈何容易，此刻的刘澜涛举目无亲且又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旋即逃出敌人的魔爪呢？“先到火车站，混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再说。”主意一定，刘澜涛便离开了他的住所。
就在刘澜涛走到大栅栏街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与他接头的郭亚仙已叛变投敌，正带着一群国民党宪兵等候在了那里。一见刘澜涛，敌人便团团围住了他。不久，刘澜涛即被押送到了草岚子监狱（南京国民党政府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在今西安门草岚子胡同，亦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从此为刘澜涛遭遇人生更大的劫难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刘澜涛第三次身陷囹圄的“原因”——“文革”中轰动国内外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正源于此。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1936年，中共中央为保存有生力量，使党的忠诚干部免遭敌人杀害，经慎重考虑后，刘少奇赞同柯庆施的提议，上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研究，由当时“一九七五，五二八，今朝幸得幽禁罢。借问鳏公归何处？神州何处不为家？”
1968年1月3日，一驾专机秘密地将刘澜涛押送到了北京，从此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狱整整囚禁了8年。
1975年，一场重病之后，他终于按捺不住要来了纸笔，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由于身体虚弱，他一连写了好几天
，满腹的话，只能对组织说了。信写好之后，被交了出去，然而心情依旧十分沉重。不禁提笔写下了一首诗：“页页肺腑言，问心终无愧。寒冬冒暑汗，独囚无人知。诸事皆有因，尊令岂犯罪。我无恕己意，历史定量非。”
往事不堪回首……
1937年，出狱后的刘澜涛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不久，组织上批准了他要求到延安上党校的请求。于是刘澜涛奔赴延安。途中，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因此，刚到达延安，他就被作为来自平津前线的代表，邀请到延安援助平津将士的市民大会上做报告。
7月18日这一天被深深地刻在了刘澜涛的心里，因为，这一天，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也到会听了他的报告，会后还亲切地和刘澜涛握了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不久，当时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找刘澜涛谈话并征求意见：“你是陕北工作的老领导了，希望你能回陕甘宁边区来工作。”刘澜涛听后当即表示：“我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刘澜涛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并主管一本刊物《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就是在此刊上发表的。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调刘澜涛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在彭真、聂荣臻的领导下，是一个抗日模范根据地。刘澜涛到此之后，一干就是11个春秋。毛泽东对晋察冀的工作十分关心，对于晋察冀参议会的工作、精兵简政工作都做过具体指示，就连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命名单，也是他亲笔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对于毛泽东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刘澜涛很是敬佩。
1944年秋，刘澜涛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住在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一次在食堂吃饭，刘澜涛看见了毛泽东，他高兴极了，端着碗跑了过去：“主席，我什么时候向您报告工作？”毛泽东笑了：“先住下，不要急。”
几天后，刘澜涛接到通知到枣园窑洞毛泽东的住处报告工作。那一天，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晚饭之后，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并对刘澜涛说：“时间很充分，慢慢谈。”
当刘澜涛谈到草岚子监狱的那段经历时，毛泽东不无幽默地笑道：“监狱也是一种很好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嘛！”
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一切犹如昨天。
不知是否与呈书中央有关，1975年5月28日，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禁生涯终于结束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流放。有通知规定，刘澜涛必须立刻离开北京，前往安徽省安庆市，不准和家属告别。于是，5月30日，刘澜涛便到达了安庆。在市委的一个招待所里，刘澜涛住下了。从此，在他的房门之外不再有哨兵，但却换成了许多充满奇异与审视的眼睛。
由于常年的独处，此刻的刘澜涛已显得十分苍老，动作迟缓，目光也显得非常呆滞。对于重获自由的他来说，已经不能适应人多的环境了。到达安庆后除去每天服务员送饭给他吃外，一个人绝不敢出门半步。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在得知父亲解除监禁的消息后，高兴极了，对于他来说，眼下最好是尽快见到父亲。妻子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把平日积蓄下的钱一并包给了他，为此他感动之极，当天就挤上了南去的列车。
由于刘澜涛的“问题”，刘家人全部受到了牵连。爱人刘素菲是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于1967年12月31日，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四个儿子也被拆散，转到不同的地方劳动改造。
好不容易找到了刘澜涛的住址。刘冀阜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看准了门牌号码，便一头闯了进去。异地的突然相见，惊喜得刘澜涛一下子呆住了，爷俩悲喜交集，此刻竟然全没了声音。几秒钟之后，刘冀阜抱着发呆的父亲，孩童般地大哭了起来。八年了，太长的时间刘冀阜没有这么放声地哭过了。
这次见父亲，刘冀阜明显地发现父亲的反应很迟顿，就连说话都要想一阵子，暗暗地，他开始有计划地帮助父亲恢复生活。他先带着父亲到小集市上转，没想到，父亲看到繁荣的集市后显出了兴头，而后就到江边散步。渐渐地，刘澜涛的语言开始恢复了。
一天，刘冀阜正陪着父亲转街，看到电影院正在放电影，于是便把父亲拉进了电影院。铃声过后，灯光消失了，银幕上出现了三个大字——东方红。就在这瞬间，微光中，刘冀阜惊异地发现，父亲哭了，而且是泪流满面，身子也在微微地颤抖。见此，刘冀阜轻轻摇撼着父亲的臂膀，因为他担心老人过于激动，没想到父亲说话了：“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喽！”接着便是一声长叹。
此后不久，刘澜涛却是真正大哭了一场，6月21日，中央专案组派人员到达了安庆，在刘澜涛的住处传达中央“开除刘澜涛党籍”的决定。对此，刘澜涛气愤至极：“声明出狱是中央的决定，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来人不听刘澜涛的申辩，并称“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并命令“永远不得返回北京”。听到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刘澜涛顿时跌坐在了床上。好一阵，他颤抖着，眼泪扑簌簌地涌了出来。多少年来，只要是组织决定，刘澜涛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可唯独这一“决定”，使他怅然了，他只有以无声抗有声，坚信历史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专案组的人走了，刘澜涛不禁仰望长空，久久地沉思……
“亲逝爱归痛不泪，斥令离党愤满腔。四十年华曾腾跃，骤令离去断肝肠。虽知历史有公论，奈何热泪不禁淌。”
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回电刘少奇和北方局，批准这一特别时期的特别建议——同意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在“反共启事”上签字离狱，参加抗日斗争。
当时，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们在经受敌人严刑拷打的同时，正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们建立了临时支部，薄一波任书记，刘澜涛为支部委员之一，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诡计。然而，当他们第三次接到了由秘密通道转来的代表“胡服”（刘少奇）意见的信后，经党支部再三研究，才开始履行签字手续。离狱后他们纷纷投身到了抗日最前线。组织上安排刘澜涛在绥远省兴和县做统战工作。1937年初奉调到天津任市委副书记，半年后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寒冬春雷震天响，中央喜讯到安庆。平反奇冤十二载，真理终于胜‘四凶’。”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政治局会上，他提出：“‘六十一人案’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四害”作梗，问题无法解决。
1977年，中共十一大胜利召
开，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不久，中央接连收到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材料。直到12月25日，一封出自“六十一人案”中人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的申诉信辗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他当即对此做了批示：“请东兴同志交组织部处理……”汪东兴看后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
12月31曰中午时分，胡耀邦接到了由两位副主席批复过的申诉信后，立即找来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以此作为“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于是，平反“六十一人案”的工作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1978年春节过后，北京的天气依旧非常寒冷。由于一些人不但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强调这一案子是“文革”刚起步时的案子，是经过毛泽东批定的，不能随便翻案。对此，胡耀邦决定：“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问题，中组部另起炉灶。
这一年的6月，邓小平又接到了关于此案的申诉信并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报告。”
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文革”中提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
12月16日，在据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下发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从此，“六十一人案”终于获得了平反，历史回归了它的本来面目。
正当刘家的几个儿子换着班地到安庆陪守父亲的时候，中央的这一通知，足可以令刘家人过上一个多年来一直企盼的好年了。21日上午，刘澜涛与战友安子文同车到达北京。虽逢深冬，却没有了寒冷的感觉。
在北京，中央给刘澜涛一家重新安排了住处。翌年，刘澜涛首先出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紧接着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兼任政协秘书长、党组书记的职务。
（摘自《走近中国高层政要》，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