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谈青海20世纪诗歌史是极其困难的，我深感这是一件一人一夕不能够准确把握并阐述清晰的事情。种种现象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诗坛对青海诗界的关注、培育……真可谓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如果不是从甘肃(青海仅是在70多年前从甘肃省划出单立为省的)走出去的诗人编辑家韩作荣先生的特别关爱，使得昌耀先生能够在《人民文学》上每年时不时地闪亮登场外，恐怕青海在中国诗坛上将处于完全湮灭的真空状况。难怪乎在昌耀先生逝世后，对其人其诗追思忆想、品头论足的竟绝大多数是青海以外的诗人和诗评家。我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个论“昌耀诗”的专辑，十几人中竟无一人是青海的，令我长时间地嗟叹不已！但纵观那些诗文，令人欣慰的是，对昌耀其人其诗记述、分析最准、最透的又是一个从青海走出去的诗人、诗评家燎原先生！
难道青海诗界真的如此荒芜不堪、不值一提吗？我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很多来过、未来过青海的中国大诗人级的人物发出过“青海，诗的海”的无限感概！在我印象中，他们是晏明、柯蓝、罗洛、刘湛秋、田地……。特别是晏老，在与我的面唔中无时不流露出对青海在诗歌意义上的向往和憧憬，记忆很深。当他得知我们几个地质队员挑头办有一个“篝火”诗社时，通过当时的青海作协主席朱奇先生向我们赠送了题词，勉励我们将诗社和诗刊办好、办久了。柯老不仅给“篝火”诗社题词，而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主编《散文诗报》时，特意嘱人给我写信征集稿件，并在第二期就排发了“篝火”诗社的作品专辑。我说这些，无非想说青海其实是一个真正出诗歌、出诗人的绝佳之地，有许多人将青海视作诗歌的沃野，而不是看作诗歌的沼泽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青海生存过(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呆过)的诗人走出去后颇有成就的大有人在，他们是罗洛(著名诗人)、田地(著名诗人)、常江(著名诗人，曾任北京某地质高校教授兼国家地质部《山野文学》杂志副主编，现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兼《国土资源文学》主编、中国楹联学会荣誉主席，他1982年寄送给我的几本方格稿纸我许久许久都舍不得用)、金元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燎原(著名诗评家，现任《威海日报》高级编辑，某大学客座教授)、赵剑平(现任山东省龙口市作协领导，其子赵夏擎是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80后”作家、诗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青海走出去的诗人大多对青海怀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惧怕症”，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愿意涉及青海，使青海诗界在国内的大诗歌领域处于几乎完全的冷漠境地。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近几年青海十分难得地也十分倔强地呈现了一位汉语诗歌大师——昌耀！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难道青海五十年来除了目前在国内公认的昌耀先生外就没有其他人可以站立在中国诗坛之上了吗？
我的回答自然也是否定的！因为，通过这十多年来与内地诗界的来往，我深知大家对青海诗坛了解的十分有限和偏面。
二
青海是在1928年脱离甘肃建省的。在1949年前，我们也能够在当时的《青海日报》上看到一些“青海人”写的新诗，但应该被感兴趣的理论家们注意的却是在当时的都城南京由几个年轻的“青海人”创办的《新青海》杂志上发表的诗歌作品。我1994年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某杂志社工作期间曾无意间看到过那些诗歌作品，在我看来，许多作品比当时的同类作品绝不逊色。然而，我们现在去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时，也绝难看到那些作者的姓名。看来，青海诗坛的冷漠，是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了。
解放后，随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进驻大西北和支援大西北的工人队伍中，有相当多的当时在当地就有一定诗歌成就的诗人迁居青海，在他们中间，就有马石纪、朱世奎、常江、白渔、朱奇、昌耀、蔡国瑞、章灿、刘宏亮等人。前俩人担任了领导岗位，退休前都是地厅级干部，真正的诗歌写作史不长，但也有不俗的成就，如马石纪先生就与白渔先生合著过一本颇有特色的诗集《江河源抒情诗》(1993年我曾和他的女儿马莉娅女士在海南大特区做过短期的同事)；常江和白渔原来都在地质队从事技术工作，七十年代末期白渔先生调往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八十年代初期常江先生调往北京任某高校教授兼《山野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昌耀先生的生平不用我再说了，大家应该相当了解；朱奇先生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与九十年代初、中期担任省作协的领导，扶植了许多当地文学青年，组织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文学活动；蔡国瑞先生与刘宏亮先生曾长期担任《青海湖》的诗歌编辑(刘曾一度与青海已故著名小说家钱佩衡先生一道 承包此刊)，分别公开出版有个人诗集。当然，值得在此提到与已经提及的青海诗人在年龄、经历上相仿的还有左可国、李生才、李振(他有成就的是在作词、戏剧和儿童文学方面)、李燃、王度、王泽群(现主要写散文诗)、殷家鄱、纪振玺、董生龙(曾长期主编《瀚海潮》，现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青海湖》主编)、刘佑、刘得庆、蒋兆钟(长期担任《青海财会》杂志的负责人，我曾做为会计在他那挣过一些烟钱)、董家平、林牧之、李 玉林、杜连义等诗人。这些人与藏族著名诗人格桑多杰、撒拉族著名诗人韩秋夫等优秀的青海少数民族诗人一起组成了青海诗人群中的第一批中坚力量，或者说他们是青海现代诗史上的第一代诗人。这代诗人的活跃期显然大多数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中期，只有昌耀、白渔、董生龙等不多的诗人例外。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以燎原为代表的青海第二代诗人群渐渐跃上青海诗坛。这些诗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未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年龄大一点的除燎原外，还有金元浦、刘玉芳、祁建青、肖黛、杨建青、马学功(马丁)、刘会彬(刘一朴)、赵剑平、孙爱霞(夕阳、西阳)、韩玉成、祁进城、梦雨(丁卫亚)、亚光等，年龄小一些的有葛建中、牛八(朱军)、罗鹿鸣、鲍鹏山、刘国安、章治萍、梅卓(宦晓梅)、班果、吕霞(阿霞)、马钧、索宝、赵秋玲、杨廷成、师晓鹃、萍萍(孔庆平)、王玉琴、淡漠(但继红)等。刘玉芳曾是青海山川铸造厂的员工，写诗、发诗时间也就在1977至1984年之间，之后不久便云游四方，现在不知身在何处；唐燎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担任《西宁报(晚报)》的文学副刊编辑，曾任官方性质的青海省青年诗人协会副会长，现在山东某报社工作，主攻评论；祁建青是继刘得庆(其女刘梦琳为当时青海著名的少年诗人)之后青海一位优秀的军旅诗人；刘会彬长期在西宁市文联工作，曾负责编辑内部文艺类小报《艺报》，现任西宁市作协副主席兼《雪莲》文学双月刊副主编；祁进城曾长期担任“内刊”《西宁环境报》的编辑，现任《中国环境报》青海站记者；“烟鬼美女”肖黛曾长期担任省府秘书，出任过青海青年诗人协会秘书长，大约十年前由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后不久调至青海师大中文系任教，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发展状况在我看来应该是青海现代诗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刘国安现在海南大特区从商，他得悉我开办“诗家园网”后与我取得了联系；马学功(撒拉族，曾任青海省青年诗人协会会长，现任省作协副主席、《青海湖》副主编)、班果(藏族，曾参加《诗刊》社组织的“青春诗会”，现任省出版社副总编辑)、马钧(回族，曾在青海民院汉语系任教，“篝火”社成员，现任《青海日报》社文艺部主任，更多地写杂文)、吕霞(土族，曾在青海民院汉语系任教，“篝火”社成员，现任该院艺术系主任，是“土司”后裔)、梅卓(藏族，原青海省一位“省首”之女，与吕霞是民院同学，曾任《青海湖》诗歌编辑，我在该刊发表的第一首诗作的责编，现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索宝(藏族)等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诗歌文本一开始大都在一些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色的刊物(如《回族文学》)上放射异彩，他们中间除索宝英年早逝外，现在大都担任青海文坛的“要职”，这当然与青海是个颇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省份有关。青海经济报的两位诗人曹阳和大巴山长大青藏高原孕育的野美诗人毛竹，曹阳调广东汕头，毛竹调中国石油报.毛竹写诗多多，写书多多，多次轰动。我不怀疑在未来不远的年代，青海诗坛将出现更多的少数民族诗人。青海少数民族诗人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已逐步成为青海诗坛十分令人注目的看点，这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也是令人欣喜的！
做为后来衍变为全省性的“篝火”诗社的正、副社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敝人与罗鹿鸣可谓是青海民间诗人与身份弱势诗人的代表，当然，我们的真诚付出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不仅被当时的青海官方(作协)吸收“入会”，而且较早出版了个人诗集。目前，敝人在江苏故里闯荡，而罗鹿鸣从省建行秘书职位上离开青海后担任过湖南省某市建行行长，现任湖南省建行宣传部部长；敝人在1992、1993年于特区闯荡的过程中，时时因当年不大的诗名而获得“利益”，为此我时常为自己的或者别人的诗歌而流下热泪。韩玉成(现任西宁市 工商局局长)、杨廷成(现在青海省经委工作)与索宝曾是海东地区“诗歌三剑客”，但遗憾的是不久韩玉成和杨廷成就改写小说了，而索宝在调入位于边远小镇德令哈(现为县级市)的《瀚海潮》编辑部后不久便早逝。敝人曾于1987年与杨廷成和索宝在平安驿的大路村狂呷浓烈的青稞酒后醉卧龙泉，记得那天我们三人加上几乎不喝酒的张锦平(此君是我地质队的同事，和我于1985年合出过一本自印的铅印诗集)干喝了四、五瓶，不曾想后来索宝君便因酒而去！女诗人梦雨曾是敝人八十年代末期在西宁电视台专题部期间的领导，曾在省司法厅工作，主要写散文诗，是柯蓝先生、白渔先生的得意门生，现在广东经商；另一位女诗人亚光曾在医院工作，喜占卦，只在八十年代未和九十年代初风光青海诗坛，我2004年回青海时得悉她已去世；由于肖黛和土族诗人吕霞现忙于家务和教务，藏族诗人梅卓现主攻小说(其小说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师晓鹃早已离开青海，孔庆平(她曾是《 中国煤炭报》社在大通矿务局的特约记者，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通矿工报》编辑之任上赴广州外院就读日语硕士，后到北京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法语博士，“学潮”事件中是著名“民运”人士吾尔开希的助手，后嫁给一位曾担任新华社特约记者的法国人)和淡漠(其原来的先生为沈雪军先生，他曾在八十年代中期于《萌芽》发表过一篇有些影响的怪诞小说，并曾因在高校期间与人合著油印风格独特的作品集等原因而未能毕业。2006年1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诗会，与沈雪军不期而遇，得知他和淡漠已离婚)现分别在法国里昂和日本大板，王玉琴已沉寂多年，故目前在青海坚持写诗的女诗人恐怕只有在省厅机关工作的孙爱霞和在晚报工作的赵秋玲俩人。朱军与鲍鹏山原同在青海教育学院执教并共同指导一个校园文学社(这家学生文学社曾出版过铅印的文学刊物)，后来朱军从《青海青年报》下海去了深圳，而鲍鹏山现任教于上海某高校。目前仍居住在青海并坚持写诗的青海第二代男诗人中也恐怕只有刘会彬、原主攻评论的现任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文坛了望》副主编的葛建中，以及年纪与我们相仿、20世纪90年代末期从甘肃调到《青海日报》社工作的青年诗人河平和调入海北州文联工作的青年诗人原上草等不多的几位了。 在我们之后的青海第三代诗人因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便远离青海诗坛，故情形不详，我就不多述说了。从目前网络上可以看到的情形是从外地分配至出版社工作的马非(对他的印象，仅限于我在1985年主持“西海女诗人节”期间和与他较熟的女诗人周凤鸣聊过他)等活跃于诗坛。对这代诗人有一个现象总叫我怀上一点遗憾一点感叹，那便是以“少年诗人”面貌出现而很早就出版诗集、在当时的青海文学界很响的刘梦琳、陈焱等人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就既异常又平常地沉没至今……我想，如果她们不是在青海，而是在北京、四川、江苏、广东，甚至在邻近的甘肃，其现在的“状况”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三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叙述一些青海诗人的情况，目的是很明确的：即我想说明青海诗坛孤寂乃至荒芜的客观原因。
首先，青海诗人原籍的多元化是青海诗坛始终不能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青海诗人大多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或随军进驻，或随工厂、地质队迁转，或自愿前往，或随父母迁居，或被流放至此，等等。当环境改变、退休等诸多原因，这些青海诗人又大多回归故里安享晚年，或又随退休的父母迁回家乡，或下海飘泊世界，等等。无疑，这便形成不了强大的创作群体。
第二，青海省位于中国西部的死角，交通极不便利，文化的传播直至现在仍圈在自己广阔的体内，而很少如其发源的长江、黄河般流向全国。或许是本身的贫穷，青海人特别能够满足，更何况作为精神贵族的诗人呢！拿敝人作例子，从1980年在本省报纸上发表处女作至今天，断然地很少给外省报刊投稿。为数不多的投稿也只投给与自己所在行业(煤田地质行业)相关的报刊，如《中国地质报》、《中国煤炭报》、《中国煤田地质报》、《 中国有色金属报》(当时该报副刊责编为曾经响当当的青春偶像派诗人艳齐)、《山野文学》等现在都不好意思说的一些报刊；之于其它的权威诗歌报刊当时对我来说似乎闻所未闻(要知道当时青海是多么地“闭塞”)。一些青海诗人群中的少数民族诗人则更多地投稿给与他们的民族相关的报刊。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一个颇值得专业学者研究的现象。 第三，青海诗人的自卑情结左右着他们的创作心态。此种心态的形成应该说不是一朝一夕凝积的，也不是一、二个方面垒构成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各人经历“所迫”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不客观的原因。这同样值得专业学者们去细细研究和总结。在这一点上，最多地体现在昌耀先生身上，这多少令人奇怪吧(那么大、那么响的诗人会自卑)，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这里，我对此现象不想做更多地评述。
第四，中国诗坛对青海诗界有意无意地渺视自然也是迫使青海诗界不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代”与“朦胧诗代”与青海无关是当然的，“两报大展”与青海无关稍稍有些说不过去，国内主要诗歌报刊在近二十年里屡屡开辟省市区诗人专辑类事件时大多对青海诗界完全抛弃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是不是这些诗刊较难集中编发青海诗人作品专辑呢？或许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上面说过青海诗人或许大多不太向外省投稿的话！我正希望就是这个原因，而不是青海没有诗人或者青海诗人写的诗尚达不到这些诗歌报刊发表的标准——或许有不同的诗歌标准问题，即青海诗人因特定的地域、经历等原因而以特有的诗歌标准进行着诗歌创作，而此只可领会不可言说的标准又不为外人所了解或者接受！在我记忆中，只有身处新疆的诗刊《绿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辟过“青海专辑”，昌耀先生是该刊编委，或许用了些暗功也未可知。
第五，青海诗坛五十年来缺少领军人物。昌耀先生现在中国诗坛无人不知，但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甚至更近一些的年轮里，他本身在中国诗坛就不能“游刃有余”，自己的诗集都绝难出版，再加上其它我们可以想像的历史原因，他自然是不能或者不敢持旗带领青海诗坛的散兵游勇而奋勇向前了。白渔先生等青海当代大诗人同样因这样的那样的原因而不能成为青海诗歌团体的首领。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是中国散文诗协会青海分会的五位筹委之一，按理说昌耀先生、白渔先生和当时的省文联副主席陈士濂先生、省作协主席朱奇先生等权威人士都喜爱此“道”，中国散文诗协会会长柯蓝先生又十分支持，筹备工作应该是很容易开展的吧，但却是异常地艰难，以至到今天可能还没有正式成立起来吧！所以，在更多的实际情况下，青海诗人似乎更喜欢单干！或者说不得不选择单干！
当然，不是说青海诗人群没有人在省外大刊、名刊上着力推出过作品，除众所周知的昌耀先生几乎定时在《人民文学》年年演绎其绝妙绝伦的作品外，尚有白渔先生、刘宏亮先生、董生龙先生等在一些重量级刊物上展示过自己的实力。并且在昌耀先生并不像现在如此被大家看重时，白渔先生无疑在名头上、成就上略大于昌耀先生。何况，在他们做为青海“黑白诗煞”(仅明示白渔是传统型诗人，昌耀是非传统型诗人)之前，青海还有多位不能忘却的诗人。常江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在青海写诗、读诗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这不仅是他的诗集早“黑白诗煞”的个人诗集好几年叩世，而且他在当时省内外的诗名决不亚于任何其他青海同代诗人。但在1983年左右常江先生就调往首都从事繁忙的教学工作了，这可能是使他后来渐渐淡出中国诗坛的主要原因吧。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常江先生的作品确实没有太大的流传价值，但他那时真诚的为人、创作态度和他在青海诗史上的价值不容遗忘或者跳过，因为常江先生于1979年出版的诗集《大山醒来吧》无疑是青海诗史上第一个向那沉睡的大山发出沉重呼唤的诗人。(去年在央视节目中猛然看到常老师，我一时不敢“相认”，继尔惊喜万分……）
四
我在写这篇拙文之前，一直感到青海的文学报刊十分稀少，但昨晚细细想想，青海做为人口只有四、五百万的省份不是只及内地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么！从这点来看，我又不觉得青海这五十年来文学报刊的稀少了。
青海的文学报刊自然首推《青海湖》月刊，这份由省文联而不是由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几十年来培育了不少作者。但冷静下来细细品味，它却毫无疑问地没有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可以在中国诗坛直着身子说话的青海诗人！它更多地服务于省外的诗人们，这便是省外许多诗人喜爱它的原因吧。这是奇怪又是不奇怪的事情！青海诗坛小视自己、奴性自己的程度可见一斑！
其它在此应该提及的青海文学刊物还应该有《雪莲》和《现代人》。前者是由西宁市文联于八十年代初期创办的文学季刊，不久因经费原因停刊(目前已复刊)。《雪莲》最早的编辑后来大多担任了担任了市文艺单位的领导职务。如作家吴泰恒先生后来担任西宁市文化局局长、青海大学副校长，他曾在我尚上高中一年级时屈驾访问我这个投稿者；林锡纯先生后来长期担任《西宁报》(后为《西宁晚报》)的总编辑，他做为书法家、杂文作家给青海诗歌界的最大福音是使燎原先生主持它最初的文学副刊；章灿先生后来担任了《青海湖》杂志的副主编(当时的主编由省文联主席兼任，他做为唯一的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作家陈宜先生后来长期担任西宁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西宁电视台副台长，并在退休前夕主持创办了《益友报》(曾一度变为公开发行的《西宁广播电视报》)；林牧之先生后来主持《青海法制报》的副刊工作。《现代人》是“文化人”黄静波到青海当省长期间由时任青海省文化厅厅长的著名作家孟伟哉于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文学双月刊，也着实推出了像晓剑、严亭亭、方方这样的知名作家的力作，并邀请这些当时的年轻名家到西宁开展文学活动，举行参与人数空前的讲座和对话会，着实将青海的文学界带去过鲜新的春风，但由于其着力点显然在省外，故对青海当地的作家、诗人并无带来多少益处。它好像只办了二年，随着黄省长、孟厅长的迅速离职而迅速凋零了。
海西州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潮海潮》出出停停，步履艰难，因主编是诗人董生龙先生的缘故吧，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它曾力推青海本地诗人，办得颇有青海特色，但后来因贫穷而不得不改为通俗文学刊物了。据说，现该刊被西安书商控制，事实上它已与青海无关。 《青海日报》、《西宁报(晚报)》、《青海青年报》的副刊却是一直好像在扶持青海本地作者。许多年轻作者都是通过这三种副刊渐渐成熟起来的。所以，我一直记着这三家副刊在那八十年代做编辑的姓名：邢秀玲女士、燎原先生、赵鹤林先生。其中《西宁报》曾推出“文学社团作品小辑”，篝火诗社等有幸上榜并集中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我曾收到目前在《诗刊》做“打工编辑”的孙文涛先生的一文，才知燎原先生的师傅昌耀先生做《青海湖》编辑时同样喜爱编发民刊上的作品。啊！)
还有二份公开出版的刊物也值得一提，一份是由青海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青海群众艺术》(后改名为《群文天地》)综合性双月刊。在青海第二代诗人杨建青先生(后来调往《青海日报》社工作，现不知去向)主持该刊的文学栏目时，曾于八十年代中期破天荒地开辟过“青海文学社团诗歌作品专栏”！还有一份便是本人也曾参与策划、编辑工作的由省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双月刊《社科新苑》，由于我的存在，该刊开辟了刊中刊《旅人》，专辟有诗歌栏目。但好景不长，就因经费等原因被迫停刊。 青海是个十分贫穷的省份(其一个省的产值一般都没有我现在所在城市的一个乡镇的多)，办杂志确实十分艰难，但通过以上的介绍，你会发现其实青海的诗歌阵地不少呀。是的，是不少，但发行量都太少太少了。显然，青海主要文学报刊发行量的绝少也是青海诗人不易被国内的有识之士发现与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省内没有一个机制健全的、系统的孵化器，是青海诗人一个世纪的悲哀。
五
如果说昌耀先生的冷漠和沉默寡言是一个极端的话，那白渔先生的豁达、健谈就是另一个极端。俩位都是我们第二代青海诗人敬重的青海第一代诗人的杰出代表。
昌耀先生的冷漠和沉默寡言有其特殊经历的原因是无误的。我不晓得在成为“囚徒”之前昌耀先生的性格，但从他的诗文中也完全可以揣摸到他那之前性格的大概。在1986年昌耀先生出版第一部诗集《昌耀抒情诗集》的第一版后不久，省作协和省文联理论室曾专门为他开过一个比较大的研讨会(专门邀请了外省知名评论家与会)，在二天的会议上，昌耀先生只是埋头记录着与会者的发言，头低低的，戴着一顶鸭舌帽，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的发言他都静静地听着、记着。我一度十分怀疑他就是昌耀！头一天一开始，主持人之一、省文联理论室主任任丽璋女士(她离开青海后曾任《广州文艺》副主编；另一位主持人是时任省作协主席的著名作家朱奇先生，他曾给我与“篝火”诗社相当大的帮助和支持，目前随女儿在青岛居住)请他坐在比较显眼的位置上，但他怎么也不肯坐，后来双方妥协，他坐在了如今企业开会时部门主管坐的位置上，下午更是坐在了毫不起眼的位置上去了。这就是昌耀！昌耀先生虽然在公众场合不擅言语，但他却又颇富人情味，特意为与会者准备了小小的礼物。关于昌耀先生其人其事，我会在以后再撰文详细地叙述，在此不再多说。
白渔先生是不得不再说几句的青海大诗人。如果说昌耀的诗更多地流露出作者在特殊背景下对生与死的思想，那白渔的诗则更多地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对青海大地挚诚的爱！他的《人总有那么一点点》一经问世(这可能是发表它的《现代人》唯一能让青海人宽慰的地方)，便迅速在比较广的范围内传咏。曾有多位评论家称此诗是白渔先生的经典之作。白渔先生的健谈源自于他与人感情交流的幸福感。敝人曾是他那书房的常客，或请求批改“作业”，或讨教一些问题，在作例子时，白渔先生便会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四川味的普通话咏诵自己的作品，现在我印象中颇深的有他的《天籁》一诗，那时，此诗才刚刚杀青，尚未公开发表。我听罢，为他在诗里诗外对青海大地赤诚的爱恋而深深折服。白渔先生的想像力是惊人的，他总将平常的景像升化到不平常的诗的意像中去，给读者的享受是浓重的生活之美、生存之美，当然还有哲学之美！他于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叙事诗集《烈火里的爱情》曾弥补了许多项青海诗史上的空白。前些日从青海探亲回来的内人带回来一些资料，我发现了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渔先生、朱奇先生、邢秀玲女士等特意赐予仅是油印出版的《篝火》的文稿。为那时人与人之间、师长与学生之间相处的真诚，我热泪盈眶。
谁也不会怀疑，昌耀先生与白渔先生的诗歌作品将成为青海五十年诗史中重要的财富，具有着巨大的文本价值。而他俩以外的青海诗歌呢？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恐怕都不会有人去长久地研究这些在学术上铁定不会喝彩、在市场上铁定不会讨彩的东西！是会这样的吗？
六
青海诗坛远离中国诗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对青海诗人年代的划分绝没有以目前流行的划分方式而划分。青海诗界的相对“孤傲”与相对独立的“自生自灭”、“自娱自乐”，使得青海诗人的划分能够以他特有的事实而记述诗史！这是我将上半世纪青海诗人划分为二代的科学依据，而没有套用“第一代”、“朦胧诗”、“第三代”之类的划分模式，显然，如果套用是极不科学的事情。在此还可以肯定的是，从中国诗坛全方位、多层次的平台上来看，由于青海第一代诗人在很大程度上的“饥寒交迫”，使得他的第二代诗人更加地“湮灭无光”！然而冷静地细细沉思，这或许是青海诗人的幸事，因为他们默默的耕耘使得他们的诗歌更加地具有“历史价值”！
青海诗人的创作动力大多来自于苦难的精神。对于那块独特的人世间的最高台地，如果没有精神的支撑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这便是青海诗人有许多出自于攀山涉水的地质队员的因缘吧。除常江先生、白渔先生和敝人外，青海地质系统的诗人还有杜连义先生、王莉女士、李晓梅女士(这三人都在原省地质局工作，李是该局“内刊”《青海地质报》的副刊编辑)等，像上面提及的张锦平似的诗歌作者就多了。在那个年代，地质行业如同现在吃香的电信行业一样令人向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东北、华东、西南、中原调往青海的各类地质队有几十个之多，每个地质队都在200人以上，都是县团级建制；在七十年代初期国家制定了特别政策，使得这些地质队员的配偶和子女大量涌入省城。那时虽说青海偏远、落后，但如果能从农村调入城里自然是天大的喜事了，因为入城后就意味着可以当工人、拿工资了！现在这批入城的人们大多又回到内地了，但此举对促进青海省、特别是西宁市的文明进步、文化融合、经济繁荣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大凡如此的人口调动、民族整合为青海提供了滋生二代诗人的土壤。
或许真是由于那距离遥远的大迁徒，使得青海诗人们始终感情饱满、真挚，无论现在何方都对青海怀有抛不去、葬不了的隽永的诗歌情结，此种情结将使青海诗人永远地钟爱于那块无垠的田园或者荒原。那的落后与原始，对青海诗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确确实实赐予了别处不能赐予的博大的创作源泉。
七
在这里编排的“青海特辑”只能对青海五十年的诗界作一个粗略的展示。由于一些资料的匮乏和联络上的不便，我不能将青海诗人群在此一并推出。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是始终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我想，重要的是做了！
在即将写毕此文的时候，恰好收到现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长的邢秀玲老师寄来的大札，谈及她退休后为子女成家立业而在公车上晕倒的事情，我才深深地感到第一代青海作家、诗人们老了。我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自己渐渐消退的头发，也深深地感到自己正在向“老了”迈进。1982年我还拿着在全国性的《中学生》杂志征文比赛中获奖的作品集拿给邢老师讨教，那时，我才18岁，《青海日报》社尚在省党校院内办公。邢老师说在十几万人参赛的征文活动中跻进前几十名而获奖多不容易呀，今后可要继续努力并虚心学习呀。这次来信邢老师还是嘱道：要沉得住气，要循序渐进…… 事实上，我如今对文学创作已经几乎淡漠到最低点，近来虽说写一些东西，但旧习不改，绝少给报刊投稿(是自恋或者是自卑在作怪吧，仿佛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我想我更多地只做一些有益于青海诗坛、青海诗人的事情。
我这样作是否真的有益不得而知，我想，也勿须去探问答案。只愿本篇拙文不要对青海诗界带来更坏的结果。我想，只有像我这样对一切仿佛都已经可以承受的弱势诗人而言才在这里坦然地对某些事实不吐不快。虽然以论文的角度从纵与横的比较上来说，本文并没有为青海诗坛在中国诗坛的范围内刻意寻找弱势的表与内的原因，但我满足于这种毫无拘束的表述方式。至于可能存在的纰漏，我想会获得谅解的吧，故尔我相信会有人对此文持肯定的态度。当然，也一定会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不以为然，“如同旧有的模样”。 但不管怎么说，余下的，仍就要看青海诗人自己的，无论何时何地！ (作者：章治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