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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黑老大”,神秘的顾老太太给竹子设下陷阱
发表时间:2009/2/4 12:58:15     文章来源:原创      文章作者:竹子     浏览次数: 1807
 
 

顾老太太笑,鞠下头神秘地说:女儿,你不知道,我的身后不仅是中国出版界的近代史,我还是北京第一位女记者。有一次采访一位大人物,那大人物抓住我的手来回转就是不放手。顾志城边说边学那位大人物的动作,并把毛竹当年的的顾志城,把毛竹往自己身边拉。惹得毛竹都笑出了声。

出版界“黑老大”,神秘的顾老太太设陷阱

在毛竹拿着《透明的性感》的书稿进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总编顾老太太的办公室时,并没有想到顾老太太早就侦探好了从青藏高原独闯深圳回来的毛竹手里的这本书稿,更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掉进了顾老太太的设计好的陷阱。

顾老太太对毛竹说:“姑娘呀!让我顾老太太看可以,但你知道我顾老太太是个什么人物吗?近代出版史上著名的作品:《第二次握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的第一编辑都是我顾志城。从抓原稿到出版都是我顾老太太一手运作。”毛竹心里暗暗吃惊,她只是抱着刚打印出的出稿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想找托一个好的“托儿所”,看到一个“总编室”就闯了进来,并不知道顾老太太是这么著名的一个人物。而顾老太太提到的那些作品都是毛竹熟悉喜欢的划时代的名著呀!

顾老太太看着毛竹,像看着一个身眼不谙世界的小孩子。

顾老太太接着说:“让我顾老太太看你的书稿,可以,但你必须和我顾老太太写一个合同:一,在我顾老太太没看完这个书稿以前,这部书稿不能再送给任何其它出版社;二,如果我顾老太太看上这部书稿,这部书稿只能交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顾老太太亲出,任何其它人其它出版社不能出,任何杂志不能转载。三,你必须保证这个合同和正式的出版合同一般有效。你必须签上你的大名。”

这不明摆着是“看稿的‘法西斯’条款吗?”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主编?

这本书的"码洋胶版"投资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培训部主任杨兆祥,因为在这本书第二稿完成时,杨兆祥就看上了这部书稿,并题记部分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杨兆祥说将把这本书稿的"码洋胶版"交给文联出版公司。当时杨兆祥出差不在,而毛竹在京没有住房。若今天不交稿,她还需再来一次北京,最少得一天,还要请假,多麻烦。故而总是具有独特思想的毛竹从印刷厂出来就直接来到文联出版公司,看到一个总编室就闯了进来。毛竹的想法总是很单纯很天真也很可爱:先把稿子留给文联出版公司,等杨兆祥回来给他说一声,就行了。就说:书稿您不是要交文联出版公司吗?我已经交了,下步您和他们联系吧!再说直接交给顾志城和让杨兆祥转交不是一样吗?还免得杨兆祥跑一趟。

这样想,毛竹心便有些儿活动。反正此书已定交给文联出版公司出,看稿也需签合同,那就签吧。不然还需要哪天再来一次北京。于是毛竹就按顾老太太的意见签了那看稿的‘法西斯’条款”。

当时那本书在京时事印刷厂出片子时,好几家出版社的主编都看上此稿,要求他们出,毛竹都没有同意。这一点上,毛竹做人是绝对有原则的。

一个星期后顾志城给毛竹挂来电话:“姑娘,我顾老太太带病挂着点滴瓶子用一个星期时间看完了你的书稿《透明的性感》。姑娘,来京和我顾老太太签合同吧!我顾老太太看上你的稿子了!能让我顾老太太看上你的书稿你说你这个姑娘多了不起吧!”

这个顾老太太果然历害!毛竹只是觉得这个老太太真的很特别,浑身都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让人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虽然自称顾老太太,可是生命中散发出一种种子一般生生不息的什么。这种年轻和她的岁数没有关系。仿佛她就是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跟个孩子似的,和市场贴近,和读者贴近,和这个时代贴近。这个顾老太太身上不仅带着常常被别人感染的大气场而且常常带着感染别人的大气场。

在这之前,这部书的胶片投入是《人民文学》杨兆祥,杨光祥已把这部书推荐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毛竹心想:签就签,等杨兆祥出差回来我就给他说:“书稿已按您的意图交给文联出版公司了。”不就行了?

毛竹哪里想到自己的此举引起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两派”不可化解的矛盾。原来,杨兆祥是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下面的出版室的编辑徐松林说好,由徐松林要一个书号,以编辑室的名誉出这本书。徐松林早把选题报上去了。有说,顾老太太是看到这个选题心里喜欢而“明争暗抢”,却把小小的毛竹蒙在鼓里。

毛竹哪里明白都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却有本部出书和部室出书等不同的出书渠道。

后来发生了杨兆祥在文联出版公司楼道大声跳骂顾老太太不道德的事件。那一次跳骂整个文联大楼轰动。有人说躲在办公室的顾老太太不哭鼻子才算怪呢!

后来为了化解矛盾,文联出版公司董事长李景峰出面协调:这部书由文联出版公司总部顾志城出,但由徐松林来当责任编辑。后来为了化解矛盾毛竹和杨兆祥一起去签的正式出书合同。

正式的出版合同签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最高的稿费。稿费居然比同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的《北京在在纽约》还高。

顾老太太出这部书后不久调走退下,虽然说升官至正厅,可是离开心爱的出版事业,顾老太太心里的感受只有她自知.有人传说就是为了抢出毛竹的书,被别人挤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毛竹卷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矛盾的漩涡之中也是身不由已。毛竹常常自慰:“不知不为过!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本部出书和部室出书的区别。”而让毛竹安慰的是,想到毛竹初入书坛,文联出版公司陷入矛盾斗争的两派并没有任何一个埋怨毛竹,上到李景峰、顾志城、张雅南下到责编许松林。仿佛是看到幼稚可爱的小毛竹,没有人忍心往她身上泼脏水。

可是敢做敢当的顾老太太就惨了。

毛竹只记得让她感动的事情:为了摧毛竹的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大主编顾老太太居然三次亲自带黑色奥迪轿车到小小涿州找毛竹。

有一次,毛竹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去,一进顾志城总编的门,就看到顾志城老太太正亲自往她的打印稿上粘贴那手风琴一般长的手稿。顾志城说:“姑娘!你多幸运吧!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主编顾老太太亲自给你粘贴!出版社为你上上下下齐动员,印刷厂为你严阵以待,发行商住在五星级的宾馆饭店屏息等待你的书稿出世!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为谁做过,以后也不会为什么人做了!”

出书后的庆祝宴会上,文联出版公司的董事长李景峰、总编室主任张雅南、发行部主任胡元义、主编顾志城、责编徐松林等济济一堂。顾老太太到了兴头居然拉起毛竹翩翩起舞。会上顾老太太还非要认美丽聪灵的毛竹做为她的干女儿。以致于顾老太太后来是这样称呼毛竹的"干女儿!"“女儿!”毛竹后来是这样称呼顾老太太的:“干妈!”

顾志城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女出版家”。其它人谁肯屈尊为了个刚出道的生在大巴山长在青藏高原来的毛丫头、野丫头、疯丫头写的书稿三次跑到涿州那么一个小地方去。谁肯把刚出道的“大巴山原始人”从青藏高原来的“戴骷髅项链的小野人”(后来人们才改称“戴骷髅项链的雪山女神”那时纯粹一个小野人)捧成掌上明珠?谁肯为一个闯过中国三个无人区的疯丫头大开出版绿灯?

实事证明顾志城真的很有眼力。李景峰董事长后来透露:《透明的性感》书还没有出,许多的大发行商入五星级宾馆等等一部书稿出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出版史上没从没有过。中国文联公司出《透明的性感》前,为了扩大影响,毛竹的书的运作人之一小亚洲拿着《透明的性感》的书稿找到十月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请求连载,没想到中国两大名编:张守仁、汪兆骞都看上了这部书稿,他们纷纷表态:“请把此书拿到十月出版社出版。”“请把此书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在出版界大名鼎鼎的民族大学出版社的主编禾岩也看上这部书稿要求拿给他出。可是不论是再好的出版社再好的出版人,顾老太太手里有毛竹的两种“合同”做为多杀手锏,谁也别想撬走。

有一次顾老太太和毛竹一起走入电梯,毛竹的记者职业病又犯了。毛竹说:干妈!我对您的故事有兴趣,那天我专门采访采访您。您的身后就是一部中国的出版界的近代史呢。顾老太太笑,鞠下头神秘地说:女儿,你不知道,我的身后不仅是中国出版界的近代史,我还是北京第一位女记者。有一次采访一位大人物,那大人物抓住我的手来回转就是不放手。顾志城边说边学那位大人物的动作,并把毛竹当年的的顾志城,把毛竹往自己身边拉。惹得毛竹都笑出了声。

敢为人先的顾志城出过多少好书没有人真正统计过。顾老太太不仅抓出过《第二次握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人在纽约》《透明的性感》《绿化树》等在重大历史变革时期有厚重份量的书,而且还出过《海男和她的情人们》等热畅销书。从抓原稿到出版到运作都是顾老太太一手运作。而顾志城更是真正神秘的出版界黑老大,那些她出的书稿上大多没有写她的名,而是下面某一个责编的名。

顾志城是名符其实的幕后英难,货真价实的幕后策划者.

有人说,如果写中国近代的出版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顾志城和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岳建一和《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和《十月》的张守仁和原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瞬《人民文学》脚印等这样一批才叫真正的出版家,绝非没有判断能力只能顺应市场的乌合之众。顾志城是中国出版界一位不得不写的重要人物。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里,顾志城成为引领中国图书潮流的大智大慧者。有人说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而顾老太太就是出版界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中国出版界:顾志城和岳建一和崔道怡和张守仁和汪兆骞和安波舜和崔道怡等成为第一批出版界的思想者勇为者,是他们打破了政治氛围下的思想禁锢,是他们给当年“红色恐怖”的文坛一次一次带来一缕缕春天的色彩。

而顾志城被称做中国出版史第一号举足轻重的人物当之无愧!

链接一

当时的手抄本大约有数百个版本,其中以《第二次握手》、《绿色尸体》《别墅魔影》、《梅花党》、《少女之心》、《第100张美人皮》等流传最广,几乎传遍全国各地城乡。

链接二

胡耀邦两次为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平反

作者:仲夏夜之梦 2005-11-26 阅读过:1371
文章属性:原创授权 发表于 人物专栏 栏目

作者:张扬 2005-11-04 10:38:24  

  1963年2月,不满19岁的我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发现她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反映,《握手》也不例外。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革”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于是,“文革”高潮中写成的1970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周总理的歌颂,说明他们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

  1976年7月,这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走“过场”。然而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读手稿后深受感动,暗中决定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将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来,直拖了两年多,拖到1978年……

  北京。《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0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读者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曾因阅读、传抄《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忆起“文革”期间北京勒令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个《握手》。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支持下,顾志成开始了对《握手》来龙去脉的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 1978年12月25日,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而此前几天,他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在这些职位上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因此,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尊敬他。两社研究了《握手》的几个“版本”,认定这是一本好书,决定寻找作者并出版这本书。为此,派顾志成和中青社女编辑邝夏渝前往湖南。1978年12月15日顾、邝飞抵长沙,在这“毛主席的故乡、华主席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处处遇到阻力和刁难。有一个人友好对待并切实帮助她们,那就是省法院的李海初。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飞回北京。李海初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忧心忡忡地说:“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顾志成满怀信心:“你等着好消息吧!”

  顾志成、邝夏渝赴长沙调查期间,胡耀邦开始关注这个案子。他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打电话,要求就此案写个“内参”,待他作出批示后两社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结案放人。1979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在《青运情况》上发了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的内参。12日上午,李海初记录了顾志成的北京来电:“回北京后,向领导报告了我们来湖南的情况,并立即印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张扬案是冤案。现已经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接到中央指示。”

  顾志成电话中说到的“内部情况”,即指中国青年报的《青运情况》;她提到的“中央同意这样认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虑到我是个“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

  考虑到湖南某些人可能的顽固态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1月16日又给胡耀邦写了个报告。胡耀邦1月20日仔细读了这个报告并在湖南省公安局称 “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句下画了杠杠,在“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张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句下画杠并旁批:“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
胡耀邦又在1月22日给胡德华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事实上,我已经在1月18日平反出狱了。我在狱中身患重病。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必死无疑!

  可是,事情出现了反复。湖南省原《握手》专案组四名成员于1979年4月出面写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信,坚持说张扬是个“现行反革命”,质问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干什么”?

  显然,这次的矛头直指胡耀邦,直指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9年5月2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停止出版《握手》的指令。

  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是平反《握手》这场战斗的主要指挥员之一。胡耀邦把他叫去“谈了几个小时”,仔细询问张扬的情况和《握手》的内容,然后指示他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针对“四人信”写一份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报告……

  胡耀邦这次没有作“批示”,而是要求下级干部“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根据胡耀邦指示,坚持不同主张的双方在怀仁堂一间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论战。双方从午后论战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继续辩论之时,才发现“原告”方全部人马悄悄撤了———至此,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胜诉”了,《握手》及其作者再度“平反”了!

  针对辩论结果,胡耀邦作出相关批示,肯定《握手》是好书,作者是好人。

  从1970年起,在国家和民族极其困难的日子里,《握手》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使成千上万的读者,“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丁玲语)。

  在胡耀邦直接关怀下两次平反的《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终于以25万字的长篇小说形式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即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印数的首位。另有朝、蒙、维、哈萨克等4种少数民族文译本。她被认为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绘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小说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鼓吹和对纯真爱情的描绘,被认为是“文革”时期对极左势力一种“针锋相对”的突破。一位作家说:“她写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的岁月里。她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1999年这部小说入选“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

来源: 今晚报 作者:张扬 据中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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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3 | 作家甄城:两个正局级加起来是什么级——趣谈顾志城陈浩增伉俪

(2008-08-13 18:23:54)




在我要好的朋友中,顾志城与陈浩增既是一对夫妇,也是一对“劲敌”——两个人较着劲儿地比进步,比成长,比贡献,比人缘,而且,还比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最强,比谁在维护各自单位的集体利益时最能“保密”——由于顾陈二人都在出版界工作,又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因此,商业机密的相互封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尤其是在家中,在一对举案齐眉的夫妻身上。
顾志城虽然是从中国文联干部学校正局级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此前更多的时间却一直在新闻出版界忙碌。我认识顾大姐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我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她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岁数上虽然差着十来年,却并不能影响我对她的“一见钟情”。怎么说呢?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顾志城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姐。但不知为何,从在她的办公室见她第一面起,我就被她那活泼的性格“迷”住了。那时候的顾大姐,热情、活泼、爽朗、健谈,而且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不是大美女那种):说话时嘻嘻哈哈,第一次见面就会让你觉得与她一见如故……总之,她的性格魅力无可抵挡,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只要你能有幸与她接触,定会在一瞬间被她的性格所征服!顾大姐不仅爱开玩笑,而且庄谐并举,风趣中含着真诚,轻松中带着凝重。如果你不开心,或是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去找她,哪怕是聊上一小会儿,你的那些不愉快、不开心乃至于烦恼得睡不着觉的事,都会在她的睿智而风趣的开导中烟消云散。而且,与她分手之后,你还会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是灿烂阳光,心中是阳光灿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三十年前,陈浩增与顾志城的人生起点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顾大姐当编辑和记者时,陈浩增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的编辑。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东四八条他那间最早的一间公共办公室里。屋子不是很大,有几张三屉桌交错摆放,大概能坐下四五个人。老陈坐在一进门就能够看见的那张桌子旁,桌上堆满了文学青年们的来稿,准确说是一个个来自远方的玫瑰色的梦,而他,陈浩增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青年们圆梦!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被他所发现所鼓励所提携所支持的作家之星,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远远超出了百位数以上!
三十年前,我先认识了老顾,后经她介绍,才又认识了陈浩增。起因是我那时也是一名文学青年,曾经以意识流手法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罔》,想找一家文学刊物发表。在一次聊天时顾大姐得知了此事。这个快人快语心肠极热的大姐姐,帮人从来都不打“磕绊儿”,闻听此事,二话没说,当即表态说,“你去中青社找我那位,他叫陈浩增,在《青年文学》当编辑,而且就是小说组组长”……于是,才有了我和老陈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好像是一个下午,天有些阴,屋子里的光线就有点儿暗。我进门后一问,一个瘦高的戴着眼镜的大青年就站起来说“我就是陈浩增,你是不是叫甄庆如,顾志城跟我说了,你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稿子拿来了吗?”我把稿子交给他,又请教了几个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他都一一地回答了我,说话的语气和腔调都很平和,像个大哥哥一样。见他很忙,我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还认真地对我说:“稿子先留下来,结果如何要等看了稿子再说,你放心吧。”他的话里没有客套,没有虚头巴脑,听起来叫人的心里很踏实。后来,那篇小说并没有因为“走后门”而获通过,退稿是用《青年文学》的牛皮纸信封细心地封好寄给我的,里面附了一封老陈的亲笔信。话虽不多,却是言辞恳切,既肯定了小说的可取之处,也中肯指出了未被采用的主要缺陷。这种待人以诚的回函,让人拿在手里心里却会发烫,因为它不是给你当头一棒,而是通过坦诚以对,让你于难免的沮丧中燃起新的希望。后来我陆续得知,陈浩增不仅对我一人这样,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朋友,都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长话短说,先回答本文标题中的那个疑问:两个正局级加在一起是什么级?
这当然是一句调侃。但是,也不乏说出几条理由供网友们一笑。一是中国的国情,带有着十分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就连五台山的和尚都有局处级之分,更别说百姓们眼中的各类官员了。因此,顾志城与陈浩增虽然都是出版家和编辑家,却也没能逃出“官级”的桎梏。人们一说起官来,亦难免会提到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具体到他们夫妇二人身上,两个正局级(而且都是司局级,不是下边的那些科局级或处局级)之间又是“这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因此,用加法就不能看作是一种多余,而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趣味话题;二是中国官场的等级制度,有一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氛围和不老传统,直至今日,在官级大小的区分议论和关注上也是侧耳皆是。因此,由此形成的官级台阶也是一级一级地往上数的。如此再看就会发现,正局级下面是科处两级,上面则是副部正部,再然后是副总理级……两个正局级迭加在一起是个什么级,听起来搞笑,其实却未必,不信您就琢磨一下;三是婚姻制度与官本位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利益牵扯关系。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只要是看重官级的人,不经意间或下意识里难免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个近似于荒诞的念头——两个正局级加在一起是什么级?
怎么样,有了上述的三个理由,这篇博文的命题就不能再说是“盐吃多了——扯淡”了吧。总之,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有兴趣的网友们不妨议论一下,看看其背后是不是还藏着更大的主题。
随着我与顾陈二人越来越多的交往,有关他们夫妇之间的趣事也知道了不少,此时想起的就有两件:

其一:比进步

三十多年来,我与顾陈夫妇之间虽然联系不断,却因为各自都有着十分繁忙的工作而走动有限,到一起见面的机会远不如在电话中交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友情交往,我仍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每隔上一段时间,或是半年一年,或是三、五年,只要再见到他们,二人的头上都会有一顶新的官帽,从处级到副局、正局,她们就像是一对比翼齐飞的天鹅,谁都不肯掉队(这里面当然含有各自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以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等其他因素,细究起来就是另一篇文章了)。
记得,陈浩增出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时,顾志城还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一次,我去看望顾大姐,曾经打趣地对她说:“老陈现在比你的职务高了,他是正局,你是副局,回到家里怎么办?是他领导你呢,还是你领导他呀?”顾大姐听罢哈哈大笑:“他的官儿比我大,当然是我听他的了。”话虽这么说,可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未必服气。果然,隔了N段时间后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离开了文联出版公司,出任中国文联干部学校的一把手了,虽然告别了出版界,却“进步” 到了正局级。
坦率讲,我的朋友圈子虽然很大,业务范围几乎涉及各行各业,但像这种夫妻二人同为正局级的并不多见。因此,有时我也喜欢拿这个话题与他们二人开个玩笑:你们说,两个正局加在一起是什么级,是不是应该相当于副总理呀?顾大姐就会笑着来一句“狗屁”,言罢开怀大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顾陈二人的默契、心知、欣赏和赞许,以及彼此相伴一生凝结而成的深情笃谊,都已经超出了这个笑话的范围,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因此,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对夫妻,她们的相知相爱和比翼齐飞,都会让人由衷地羡慕和钦佩,并在心中诚挚地为他们祝福。

其二,比“保密”

自从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出版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大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常常体现在一个好选题或是一部好书稿的先机上。因此,当夫妇二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集体利益时,夫妻恩爱就会成为“商业机密”的一道障碍。说白了,就是极难保密。为处理好这一难题,陈浩增和顾志城在家中采取了各种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书房各立,分别拥有各自的专用电话以及口头立下君子协定等等。这种“夫妻对垒”格局,在外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没有谁会相信。但实情就是这样。老顾曾以少有的严肃表情对我说,别人不相信,你小甄还不相信吗?就说老陈吧。他那个人,不论做什么事,从来都是钉是钉,铆是铆,绝对不会越雷池半步。因此,回到家里,我们之间从来不谈工作。我的一些私人电话,他也绝不会偷听。比如,我们俩正在聊天时,电话铃儿响了,他即便话只说了一半,一见是我的电话,就会主动回避。出门前还会帮我把门带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心细,一辈子却大多是为别人着想。否则,我们干嘛要各装各的电话……
同样是这个话题,老陈在回答时,脸上会带出一种近似于顽皮的微笑,一双细长眼在镜片后面闪闪烁烁,说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老顾如何如何。譬如说“老顾那人虽说是个热心肠,但在涉及到彼此单位的工作和商业机密时她的嘴却很严,甭说认真问她不会说,即便是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大家随便聊天,也甭想从她嘴里套出半句她们社正打算出什么新书的内部消息。老顾的脑子也好使,反应快,一般人想糊弄她很难,除非她想让你糊弄。
再说件具体的事。有一次,老顾在她的办公室里,将她们社里新出的一本《文学四季》期刊送给我,然后向我约稿,并一再嘱咐说“你和老陈是铁哥们儿,这件事儿可千万别对老陈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社的事儿不能让他知道”……类似的事儿很多,如果不是亲历,不是很了解他们夫妇,谁听了都会忍俊不禁!
有关顾志城与陈浩增的趣事,多如夏夜的繁星,此篇博文先写到这儿,以后我会陆续再写的。
 
链接

《第二次握手》作者的救援(二)

(2010-01-30 03:42:35)
 

             作者阿四

 

       作者张杨被捕, 姚文元传下指示, 毛主席说有人借写小说反党。张扬是犯了天条, 专案组到他的插队公社搜集定死罪的证据.。经湖南法院审理, 判张扬死刑的文书,呈到了院长张海初手里.,张院长看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觉得小说内容并没有反党, 这个作者很冤,    就悄悄压下了批文。不久四人帮覆没, 张扬逃过一死,但是没有资格被平反, 尽管外面已是春意盎然,《中国青年报 》在1978年复刊, 女记者顾志诚 接到读者来信, 说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还在坐牢,顾记者和她的同事到湖南公安厅采访,拿到了手抄本, 回来阅读, 原来是一本歌颂科学, 爱情和爱国主义的好书.,她几次走访法院, 人家已不欢迎她, 她住宿的饭店接到上级通知,不让她们住宿,记者只能住到上访民众的接待站, 住的条件极为艰难.。湖南方面 听到顾志诚与北京通长途电话, 知道她下放劳动时和胡耀邦在一个连队, 所以湖南法院网开一面, 让她进了档案室抄录有关张扬的卷宗,还让她冒充书记员坐在边上看到一次提审张扬本人.,此时的张扬已是风也吹得倒, 行动木讷,低着头,反复叨唠着几句话.

    女记者顾志诚到张扬插队的地方调查,当初公社有一百多名贫下中农按手印要求枪毙张扬, 有一条罪是张扬毒死老母猪, 其实这头猪是患瘟病死的,还有一条罪是张扬打死公社干部张世和, 而医院里的病史记录着张世和是患肝硬化而病死的.。问公社书记当初为什么瞎说, 书记说因为上面来人说,张扬犯的是死罪,那么给他多加点罪名也无所谓。按手印的贫下中农说,  反正他要死, 我们按手印可以多拿点工分,顾志诚想见湖南省委书记, 可是她进不了省委大院,她去找团委书记石玉珍, 说团委应该为青年说话。石玉珍趁夜色, 偷偷地把顾志诚藏在小车里,进了大院。顾志诚找到了省委书记, 讲了给张扬平反的事, 书记大人猛拍桌子吼道 "你给什么人翻案!"顾也不甘示弱, 说彭德怀也平反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 墙倒众人推。在文革时, 如果上级给一个人定了莫须有的罪名, 下面众多群众就会添油加醋,给他罗列更多的大大小小的罪名,以示拥护上级的英明决定。这些群众其实一点好处也得不到, 只不过做了一种习惯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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