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别人称呼他是“作家陆天明的儿子”；如今，人们叫他“《南京！南京！》的导演”，而父亲陆天明则变成了“导演陆川的爸爸”。

在中国新生代导演中，陆川是特别的，他的电影总是关乎生死、杀戮，有着深层的绝望与浓烈的救赎。但是，从处女作《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他一步一个脚印，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山重水复的电影之路

陆川生在新疆，父母都是上海知青。

那是新疆最冷的二月，他生下来不到半小时，就被父亲用一辆拉羊粪的架子车拉回了家。陆川的妈妈坐月子，一共吃了五十个鸡蛋、四个猪蹄和两只母鸡。那四个猪蹄和两只鸡，是父亲献血换来的。

这个用献血换猪蹄和母鸡的父亲，就是著名作家陆天明，他的作品《大雪无痕》、《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在社会上影响深远。对于陆川来说，父亲永远是一个会让他紧张的人。陆天明从来不当面表扬他，加上弟弟陆丁是个8岁进中学、14岁上大学、18岁成北大哲学博士的神童，从小蔫淘的陆川，总觉得自己很平庸。但他的聪明是随着成长的脚步一点一点发挥出来的。陆川五六岁时随父母迁至北京，在一段时间内，他总觉得自己与城市格格不入，因此比起同龄人来，多了一些生存的思考。

因为父亲的影响，陆川一直认为写作是天下最值得干的事情，常常偷偷写点诗歌、小说，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受人景仰的作家。直到16岁时，在电影院花了一毛钱看了电影《红高粱》，当看到银幕上红色的高粱幽灵般舞动，那个孩子在一片红色中高声诵读着“娘，娘，上西天... ...”的时候，陆川觉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从银幕透射出来，把自己死死地钉在座位上——原来一部电影可以如此表达。年少的陆川突然觉得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高中毕业时，陆川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需要有文艺团体推荐。他想，要是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当编剧的父亲愿意推荐的话，准有戏。但陆天明却认为高中毕业就考导演系，没有一点生活感受，不可能拍出什么好电影。不过，他没有直接回绝儿子，而是把导演杨阳（后来拍《牵手》成名）找到家里，告诉陆川这是单位新分来的女导演，让她给看看你适不适合干这行。杨阳让陆川先表演一个小品。很少跟女孩子说话的陆川顿时手足无措，脸红到了脖子，在那里傻了半天。报考电影学院的事就这样被否决了。父亲给他填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志愿，就读英语专业。

上了大学后，18岁的陆川还是丢不下对电影的热爱，开始在学校做军人剧社的领袖。每年写剧本，别人都在排《南泥湾》、《黄河颂》，他却在舞台上竖起十字架，排不一样的《马拉之死》，表达自己的诗意，却总能获奖。

毕业后，陆川进入国防科工委做了一名翻译。有事没事，他总爱骑自行车从电影学院门口经过。这里于他，一直是个神圣的地方，他总梦想着，哪一天一不小心遇到个伯乐，能发现自己这匹千里马。

1994年年末的一天，陆川在北京电影学院看见了一则招生启事，说是有两年工作经验的也可以报考导演系。仿佛看见一双大手在向自己召唤，他毫不犹豫地奔上前去。在他准备考试的整个过程中，父亲陆天明始终保持沉默，既不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更没有动用自己的关系为他“铺路架桥”。

当时陆天明的好朋友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郑洞天，偶然看到了陆川的名字，便打电话给陆天明，说，你儿子考我这个导演系，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陆天明说：“我儿子要行需要打电话吗？要不行你能照顾吗？”陆天明觉得搞艺术是任何人都帮不了的，必须自己闯，成就成，不成就老老实实干别的。

陆川很争气，初试通过了，两次面试也通过了，他一路过关斩将，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破茧成蝶：从《寻枪》到《可可西里》

高分走进电影学院的陆川此后并不是一帆风顺。毕业后，他被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但北影厂当时的导演有七十多个，一年的戏却只有十几部。陆川没戏可拍，天天趴在那里写剧本。

陆川把一个名叫《寻枪》的剧本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遍，然后骑着自行车四处自荐。他将本子给了不少导演和制片人，都如泥牛入海。当时陆川在北影厂的工资是每个月三百元，根本不够开销，生活上基本都靠以前当翻译时的积蓄。父亲却没有帮忙的意思，只是告诉他，比拍电影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走出和走好人生的第一步，许多年轻人都是垮在这个关口上的，他相信陆川会挺过去。

后来，陆川托人联系上了姜文，把剧本送给他看。没想到，姜文看了剧本很兴奋，打电话来说愿意出演。

《寻枪》不负众望，取得了重大成功。该片先后获得台湾2001年度优良剧本大奖、2002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02年度最受欢迎的电影等多项荣誉。陆天明看过影片也很激动，但他还是很冷静地告诉陆川：最重要的，是他的下一部作品，如果仍然成功，他才算真正在电影界有了位置。

《寻枪》让陆川成功了，但也招致了一些非议：有人说他只会玩商业，不懂艺术。所以第二部作品《可可西里》的诞生点有点“对着干”的意思。

这一次，陆川采用了全新的手法。为了保证真实感，他带着摄制组来到平均海拔四千七百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实地拍摄。高原严重缺氧，陆川一直鼻血长流；饰演刘栋的演员被流沙活埋，差点失去生命；拍摄影片开头的藏羚羊镜头剧组花了四个月守候... ...

然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陆川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请父母看《可可西里》的情形：看完后，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母亲跟他讲了父亲的评价：“陆川成熟了，从《可可西里》开始，他可以做电影了。”

这一年，《可可西里》在全球拿了四十多个奖，而且创下了不俗的票房。这个生于70年代的毛头小伙儿，仅凭《寻枪》和《可可西里》两部影片，便以“黑马”的姿态将出来，在电影江湖中声名鹊起。而破茧成蝶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晓。

《南京！南京！》：让电影为历史做点事

在当今的中国影坛，年轻导演的电影，多是关于自己的情感和故事。但陆川的前两部电影却与自己身边的生活毫无关系。因为父亲告诉他：只有眼睛看到别人的时候，才是一个艺术家。

经历了之前的思考和积淀，陆川的第三部作品更充满了生死的考量，有国家、民族、仇恨、人性。那就是《南京！南京！》。

在所有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片子中，这是第一部以日军作为故事主线的片子——陆川认为，如果单单讲中国人怎么被杀，那只是一个表诉悲哀的电影。陆川想让人们从“南京大屠杀”单向度的影像记忆中复苏，用另外的勇气来看待这段历史。

陆川要让大家知道，1937年的南京不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和一个救中国人的外国人拉贝。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表情？他从2005年1月开始写剧本，从日本兵的日记、各种档案里寻找真实的材料——教科书中没有提过的巷战、姜淑云救“丈夫”、妓女小红举手自愿做慰安妇为民众换取过冬物资这样的百姓故事。

影片开拍时，他打电话给南京研究的专家，要他们提供20个战士的名字。几个专家翻了半天资料，一个给了他一个，另一个给了他一个半。30万中国人，号称有十几二十万士兵被打死，能确认名字的，只有一到两个！一刹那，陆川觉得很沉重。

他从博物馆借来一大堆在抗战中被俘中国人的照片，作为挑选群众演员的依据。几百人的场面，没有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如果你能找到一张穿帮的镜头，我输你500块钱。”陆川自信地说。

这部电影的制作耗时四年，陆川和他的团队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他曾三度得了急性阑尾炎... ...父亲陆天明曾到拍摄现场看过，这回，他跟陆川说的是：应该让你弟弟来看看，他哥哥是怎样工作的。

在《南京！南京！》的全国首映式上，在外地出差的陆天明通过大屏幕对儿子说，你为这部片子所受的艰辛、委屈，我和你妈妈心里最清楚。接下来，是长达一分多钟的含泪哽咽。无论是对电影，还是对儿子，陆天明都用眼泪表示了他的认可与肯定，还有欣慰。

而陆川在台上看到父亲的表情，立刻情绪难以自控，转身擦眼泪。场面一度沉寂。

当首映式上，主持人问陆川想对父亲说些什么时，陆川只说了一句：下一部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