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潮是１９５０前后，也就是中国解放前后。一大批的中国军人涌向青藏高原，踏着西路军烈士的鲜血去解放西藏青海，建设西藏青海，驻房西藏青海，带着浩浩天气。他们中有一批优秀的军旅出身的作家，比如青海作协副主席朱奇、著名诗人昌耀、著名作家大巴山人---我爸爸毛高畴、著名作家高宝民、军旅画家杜大受、文学书法上极有造诣的张春洲、张茂泉、多才多艺的徐隆昆等等。而作家杨志军、歌手贺继红和我当属于他们的下一代。杨志军的《藏獒》不是一个人的轰动，而是那一代人的轰动。而贺继红的歌中的《西藏情缘》正是接了父亲在青藏奋斗的大气场，而我的透明系列，也不是我一个小女子的气场，而是爸爸那一代人带来的大气场。这也是小小的我写的厚书可能畅销大江南北的原气场。

我曾看过梁晓生作家写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大幕拉开，漫天风雪中,是轰轰烈烈的知青回城浪潮。而青海的回迁浪潮比起梁晓生笔下的知青回迁，更加惊心动魄。这里面有多少右派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犯人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河南知青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兵团战士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军人军属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盲流的回迁.这涉及十万百万人的大潮回迁，以人群类型之杂，时间持续之长，回迁方式之杂，而更回撼动人心。　　

　　纵观近代史，青海文人有几个西迁大潮。

　　一次大潮是１９５０前后，也就是中国解放前后。一大批的中国军人涌向青藏高原，踏着西路军烈士的鲜血去解放西藏青海，建设西藏青海，驻房西藏青海，带着浩浩天气。当时在青海的是解放军第一军和五十五师（？）等。他们中有一批优秀的军旅出身的作家，比如青海作协副主席朱奇、著名诗人昌耀、著名作家大巴山人---我爸爸毛高畴、军旅画家杜大受、文学书法上极有造诣的张春洲、张茂泉、多才多艺的徐隆昆等等。而作家杨志军、歌手贺继红和我当属于他们的下一代。杨志军的《藏獒》不是一个人的轰动，而是那一代人的轰动。而贺继红的光盘《西藏情缘》正是接了父亲在青藏奋斗的大气场，而我的透明系列，也不是我一个小女子的气场，而是爸爸那一代人带来的大气场。这也是小小的我写的厚书可能畅销大江南北的原气场。

　　一次大潮是中国五十年代中国各省热血大学生毕业的自愿支边。这个大潮一浪一浪又一浪，一直持续了几十年。而这种人在青藏那真的是太多太多，真是数都数不清。比如青海民院的老师邓堪是从四川某大学毕业来青海支边、张国信是从北京某校毕业来青海支边的大学生、王学功、赵得让从北师大毕业来青海支边，余德元从上海名校毕业来青海支边等等。比如青海民院文革中被罚扫地的张正亚教授（两口子）、贺龙的女儿贺捷生等等。比如我的民院附中老师、现在的青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白居璧是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从上海来青海支边、我的中学音乐老师是丁桂珍两口子是从甘肃某大学中专毕业来青海支边。比如青海作协的副主席陈士濂，是从杭州大学肄业来青海支边。比如现在青岛作协的副主席王泽群就是青岛大学毕业后从支边格尔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师马海二团。比如青海著名作曲家张密谷从中央音乐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青海。比如我的爸爸毛高畴，笔名大巴山人，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取得研究生文凭后，因为是受到中央表彰的高才生，京许多单位抢，哲学系要留，东北一个大校的女儿要死要活地要嫁。可是我爸爸最终选择了再次支边，回到了青海农林厅，本想以身以学报国，可是在农林厅任团委书记的爸爸卷入斗争旋涡，矛盾焦点，后被民院院长戴金璞抢到青海民族院学院，文革开始爸爸做为院长总秘院党委成员却又卷入两派斗争滚滚泥泽中。

　　一次大潮是中国解放初三年镇反，全国有七十五万罪大恶极的敌特匪霸地富反坏被镇压，有更大批的敌特匪霸地富反坏被押向青藏高原，那是大规模的滚滚西迁，这些人全部分散到青海的各个劳改农场。比如大巴山的土匪徐贯之的副官、大巴山高桥大地主刘守根等等。更说多少万国民党的旧职人员，比如大巴山许多没有枪毙判刑的中的许多被押到青海。几年前我在大巴山高桥街道边采访了徐贯之的副官,他开了一个小小门脸，造卖钉子之类生存，八十多岁孤身一个，举目无亲。他告诉我，他曾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喀劳改农场,见证了六十年代发生在那里的大饥荒和个部干警克扣犯人口粮，许多犯人被饿死，干警被抓，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陆续西迁一直持续了许多年。

　　一次大潮是１９５４年起，河南知青、山东知青等大批的知青西迁。比如山东知青田均等。年轻时的田均漂亮精干，当时是马海兵团知青中的皎皎者，做为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各团讲演。他们的中涌现出的作家有王泽群、编辑家有现在青岛出版社的贺中原等。

　　我爸爸毛高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曾是青海省农林厅的团委书记，带领整个农林厅的青年干部到青海湖农场劳动。听我爸爸毛高畴说，而当年河南知青来青海，是青海省长高峰到河南去做动员，引吸大批河南热血青年来青海支边。在青海湖边，河南知青用几百辆“东方红拖拉机”深耕草原，用飞机播下几千吨的种子，没有耙犁就砍伐青海东部农业区少有的珍贵的大树，用来做耙犁，捆在东方红拖拉机后轰轰隆隆当耙犁。结果是毁了多少片大草原，多少片树林。更可怕的是：多少辆“东方红拖拉机”被陷在淤泥中，成了一堆一堆废铁。更更可怕的是多少河南知青被活活饿死，青藏高原隐藏了多少和河南青海有关的秘密。这片可怕的地方就如同吞食西路军战士一般吞吃了多少的河南热血知青。

　有一天，在湖东农场带队劳动的农林厅团委书记毛高畴远远看到开来一辆汽车。汽车像“喝醉了酒”，东撞西撞，一会儿坠入河道，一会扎进田里，一会车身倾翻沟中，一会儿急刹车车屁股扬起车都快翻跟头了。毛高畴被这车的状态惊呆了。毛高畴忙召呼年轻人们去看一下。年轻人们在“醉车”中发现了一位饿得快死的司机。从他的服装可看出，他可能是河南知青中的一位。本来就多愁善感的毛高畴看到这个知青的可怜样子大发善悲。毛高畴命令年轻人把河南知青扶下车，命令食堂的大师傅拿肉拿鱼拿馍拿饭：“让河南知青好好大吃大喝一顿，然后照顾他好好洗个热水澡，然后安排他好好睡一觉。明天缓过来，再让他走！”毛高畴怎么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此人到中午还不见起床。毛高畴心中起疑，亲自去看，却发现此人被胀死了。这样事情留着毛高畴终身的憾疚。每一次对我说起来都感叹自责不已。

　　有一次，曾在青海运输公司当过司机的杨佚名对我说：有一次我从贵德回西宁走，看到路边倒了几百名河南知青，都穿得统一发的大衣。那一次，好几位河南知青的堵车，想搭我的车到西宁，有一女知青跪求我给他们一条生路，可是我吓得没敢带。他们可能也饿死了，现在想起我心里的内疚的很，晚上常做恶梦。

　　有一批是中国石油人，有近十万人涌向冷湖，组建青海石油局，青海石油局的李玉真和李蕾对此有详细记录。如青海石油局的局长尹克升、周铭涛等都是石油大学毕业支边青海的，而青海局长张德国是从大庆吉林油田调青海石油局任书记的。比如以肖复华为代表的二百七十多名北京学生自原支边青海进入青海石油管理局。

　　李玉真是1985年调到青海石油局宣传部的。当时是青海省电视台与青石油局签了合同，要拍李玉真的一个剧本《我的同龄人》。是电视台跟李玉真约的剧本。李玉真的小说在上海《文学报》首届命题文学征文中，获得全国征文一等奖，青海日报登消息在头版。当时全国征文极少，青海获得此类奖项的也极少，所以引起重视。约的是单本电视剧。省两厅审稿批准，尹克升签字批准。后因中央电视制作中心与省台合拍格萨尔王，李玉真的顾不上没拍成。而李玉真的写石油人的文章中,除了写寻找迷失沙漠戈壁的孩子的文章很感人－－那些由于父母支边，在内地老人身边长到上学，来青海油田上学的孩子们，不适应青藏高原的生活，总想回老家，经常离家出走，迷失甚至失踪在沙漠戈壁的滚滚黄沙中，而找他们就成了石油人的一项“工作”。还有写一位在沙漠戈壁中平安接生的上万次的女医生的事绩,非常非常的感人！李玉真退休后虽然在帮忙写《中国石油新闻史》。另外这几年李玉真还参与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另外几本书的编写。有扶贫的《责任》、画册《心愿》，铁人文学奖的两届获奖作品等，可是心里最想写的还是青海的那些热血石油人。

　　青海石油局的女作家李蕾，是我最得意的门生－－李蕾曾参加中国石油文协的培训班。李蕾最近在北原主编的《地火》上发表的写老一辈石油人的故事《碑》真的十分感人。

　　有一批是大批的企业从内地迁到青海,如青海农机铸造厂青海锻造厂青海机床厂东北二十一外,随着厂的迁移大批的职工迁青海.比如北京学生徐海涛等等.比如我的同学沈灏的父母就是南京某运输企业整个迁到青海。比如原来我住民院东北的二十一处迁住西宁。比如下乡青海互助红崖子沟的那些知青，他们的父母多是青海机床厂，属从内地整厂迁到西宁。

　　一次大潮是1957年后，中国大批的右派、政治犯轰轰烈烈地西迁青藏高原，其中夹带了许多劳改系统的职工。这些右派之所以成为右派,发配青海,大多是文人的中有思想、有见的、有个性、忧国忧民的佼佼者。而我的女友梦雨的父母就是从苏州押政治犯来到青海。现保定公安局的王海龙的父母就是从保定押一千多名犯人到青海。王父母对我说：我们千里沼沼押犯人到青海，目的地到了，哪有什么监狱？荒原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黄沙漫漫，我们就在地上挖一个坑，晚上把犯人赶进里面，干警围成一圈，犯人敢出来先是喊话不听就呜枪再不听就开枪。当年我和梦雨去采访王海龙的父母.王父兴奋地把所有的在青海工作时获得的奖章都拿出来挂上，挂了整整一胸，让我们拍照。当年的江苏栗水公安局工作的朱佚人多次写申请自愿支边，他和公安人员从江苏栗水出发，浩浩荡荡过长江，押解一千五百多名政治犯西迁。朱佚人说：我们押的犯人队伍除了右派还有江苏各个监狱中不听话的犯人，各个监狱方都“走我们的后门”让我们把不听话的犯人押到青海。我们押解来青海的一千五百多名犯人又被分散在青海各个劳改农场。而朱佚人所在的劳改农场光犯人就一万多人。当年青海这样的劳改农场有德令哈、香日德、唐格木、诺木红、二十里铺、西宁女子监狱、西宁砖瓦厂等三十来个。而那时并不叫什么劳改农场，全是多少号信箱，推算一下整个青海有多少万的政治犯雪藏青藏高原？朱佚人有一次回西宁的路上不抓住一位在逃的犯人，立了功。

　　写《初恋回声》轰动中国的余易木、西宁晚报的社长林惜纯、著名画家朱乃正(?)、西宁晚报总编室主任苗冬青的父母大概是属于这一批人的中的佼佼者。苗冬青的父母从北京西迁青海。梦雨属于劳改系统职工后人中的佼佼者。昌耀被打成右派后在祁连山中关押，因为写诗也被归入到这一批犯人中，成为支边军人和右派政治犯“交集”中的人物。也就是昌耀的接了两组西迁人群的大气场。这也是昌耀的诗撼动人心的原气场。

　　记得我八十年代在《十月》上看到一篇感人的文章《初恋回声》，从此我记住了余易木，且再也不能忘记。

　　我打听到，余易木1962年8月写短篇小说《春雪》，1963年4月到1965年4月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就写出了。《初恋的回声》以余易木的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为蓝本，那凄婉的爱情真可谓荡气回肠。在到60年代初的文化环境中出笼，是很耐人寻味的。也是很不寻常的异端。只是我们看到它已经是八十年代。

　　９０年代，为出我的书"透明系列",我见到《十月》杂志名编张守仁。张守仁问起青海的余易木，并说：80年代初，余易木的两篇小说经他手，从《十月》发出。虽然两小说泪钻一般但被湮没在“伤痕文学”的大潮里。好在余易木虽然被中国文坛遗忘但从来都没有被青海文坛遗忘。张守仁告诉我，余易木真名叫徐福堂－－原来还是我的“娘家人”呢！余易木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57年被打成右派，发落到青海劳改农场劳改，后在青海省物资局所属的机械修配厂供职。余易木学的是工科，但文学造诣很深，外语也出色。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水平很高，可惜并没有出版。当年，他把小说投来的时候，要求编辑一字不改。我们《十月》杂志社的编辑们尊重作者的意愿，这就使发表的文本保持了60年代的原貌。据说，余易木手里还有一部当年写作的长篇小说，至今没有“出土”。有人认为，在中国大陆的小说创作中，60年代的第一人是余易木，代表作就是《春雪》和《初恋的回声》。

　　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朱世奎对我说：余易木是位工程师，法语好，搞自然科学的，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余易木八十年代初平反后找了一位才二十、三十岁的美女知识分子。余易木去逝后，美女继承了余易木的精神遗产。余易木和美女还有一个女儿，现不知其踪。

　　青海原作协副主席陈仕濂告诉我，余易木的长篇到现在还未有问世，他的女儿已出国。

　　青海省委宣传部朱世奎对我说：朱乃正是１９５７年右派从北京画院来到青海。后在青海文联美协。１９８２年回去。大观楼的四条长幅就是朱乃正写的。朱乃正的油画一绝。现夫人叫鄂圭俊（？），青海土族人，油画家，现在上海美院的著名画家（？）。鄂到上海后还给我送了一幅画《青海湖早晨》。朱乃正的前夫是一个大家闺秀，大学毕业后从事光学仪器研究工作。朱乃正被打成右派后，在最困难的时期女方坚持不弃不离，在南京坚持了下来，一直坚持到八十年代平反。可是岁月太过漫长,等待太过凄苦,分居太过残酷，朱乃正等不下去了,这位青海女孩子终于闯入了朱乃正心中。一次朱乃正携青海女孩到上海，一同到南京去看夫人。朱乃正给家里人撒谎介绍青海女孩说这一女士能帮我调动，夫人殷情招待。后来，朱乃正调到中央美术学院，院领导为了照顾夫妇关系，决定从南京调朱乃正的夫人，朱乃正这才摊牌，闹离婚。

　　　那是八十年代。朱世奎院长去北京开会，朱乃正的前夫人找到朱世奎，拿来一大摞子朱乃正给青海女孩的信，还有青海女孩给朱乃正的信，准备复印这些信告状。这可难住了朱世奎院长：怎么办？组织上不好说。朱乃正已经调到北京去了青海管不上了。后来朱世奎回到青海给前任的省委宣传部部长汇报，前任部长也没找朱乃正。朱乃正的事不了了之。新夫人后来调到上海美院。朱乃正原来就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才生，朱乃正平反回去老院长还在，老院长一手提朱乃正当中央美院的副院长。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书画作品就身价陡涨，一些书法名家的匾额题字，一个字就是5千元，并且绝不讨价还价。而朱乃正，则属于中国顶级书画名家之列。可是朱教授只要是青海的作家诗人出书请他题字，他从不讲价，据知就给青海作家朱奇的散文集，青海作协副主席王立道的散文集、青海作家野人在广东惠州创办的报纸《麦科特商报》等题过字。

　　青海著名诗人昌耀去世前,而在韩作荣一行到来的前3天，也就是200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昌耀还领受了一份朱乃正给他的大礼。身为中央美院前副院长的朱乃正教授，托他和昌耀共同的朋友左良－－青海美协的主席，给昌耀送来了他亲抄写念的《昌耀的诗》中的一些篇章。

　　有一次我去上海，见到《上海文学》的女编辑厉燕书，她和我通信多年，只求我给她办过一件事情，那就是请我给她买了一套《世界小说100篇》。这本书是西方高校文学系中短篇小说教材，美国詹姆斯·H·皮克林编，陈登颐译，上中下三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编辑李燃。厚厚的三大卷，2000多页，一百七八十万字，我寄时感觉沉甸甸的，像寄一个很大的东西到上海。我当时就想，这么厚的书，真不知道译者是靠什么毅力翻译出的。

　　我当时有些不明白，堂堂的《上海文学》编辑，堂堂的上海大市场，她为何对青海人翻译的书情有独衷。后来我听行家说：此书译笔上乘。其中不乏过去有译本的经典篇目，但陈登颐的译文另出机杼，别有特色。运用文雅的中文成语十分娴熟而贴切，让人时时忘记这是在读外文作品的中译本，不像读有些翻译作品，是大家译作。

　　我当时更不明白的是，寄走这三大本译作后，厉燕书老师仿佛便从人间蒸发了一般，从此杳无音讯。难道她出了什么事情？难道她已经从地球上消失?难道她出国走了？难道她出家了隐遁空门?她一点都不像是一个事俗的上海人呀？记得是她先给我来的信,她称我为"美丽的小竹子",后面署名是"燕书".整个信纸上都是清风大气,仿佛是秋天的沧凉中有燕子飞过的痕踪.像诗一样凄美。这份友谊开始的多么美丽浪漫.结束的多么神秘深奥。让人费解,让人心驰神怡.浮想连篇。而且她的信写的简捷大气,我一直珍藏.她绝对不像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和我交往几年只是为了套套近乎只是为了让我给她买一套这书这种人呀？如果只为这本书她完全可和出版社联系邮购就可?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套书是什么样的书呢？它有什么背景？它和上海有什么联系？她和译者有什么关系？她和译者有什么联系?译者有什么内幕？她有什么隐衷？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它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魅力呢？？？

　　整个事件让我好奇。我对这个译者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便四处打听这个叫陈登颐。我想这个人只要在世界上存在过，便总有人知道他的行踪。更何况这个人是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终于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虽然很是散乱，但还可拼凑。
　　陈登颐曾是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初期的编辑，1952年出版的《月光宝石》还是畅销书呢。在那个政治时代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有好下场。陈错划右派流放青海大柴旦，在伊克柴旦湖边小镇里教书。陈登颐的妻子不能同患难，绝情而去给坠入人生低谷的陈登颐以致命的打击，陈登颐几乎得了自闭症，差点一蹶不起。他到了不惑之年仍孤独自闭孑然一身，脏衣服破裤子蓬头垢面。据说潜心翻译是他唯一的快乐……。陈登颐后来和一位女子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可惜妻子早逝，两个女儿在内地工作，陈登颐又回归孑然一身。难道厉燕书和这个女人有什么神秘的联系?我禁不住思绪纷云?

　我有大学同学杨凡给我提供信息：《世界小说100篇》译者陈登颐先生，说来也巧，他是我中学的英语老师。对于陈先生，我曾多次打听下落，至今未果。他当年在小镇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体格健壮，满身横肉，形象龌龊，外号“老陈墩”。他精通多门外语，性格孤僻，别说与工农大众不相往来，就是与镇上的知识分子也绝少交往(即便是与同事加上海老乡的毛微招先生，也没有往来)，是异类中的异类，更是被全镇男女老幼奚落的主要对象。有关他的故事流传的版本很多，诸如“老陈墩撞大树”、“老陈墩带领学生闹罢课”、“老陈墩练武功”、“老陈墩火车上被提审”…”老陈墩焕发第二春”等等等等..陈先生身上,被深深地烙上了时代悲剧，如果生逢其时，绝对就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陈登颐翻译了不少外国著作。涉及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音乐专著－－ 他精通音律，一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中除了最近还在不断再版加印的《世界小说100篇》外还有翻译的通俗文学作品。陈登颐精通五六门外语：英语、美语、德语、俄语、保加利亚语等等。他的译作全系直接从原文译出。他平反后死也不肯回归上海。 他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有一天,我和北京晚报的名记柏冬友通电话,他给我说起了原北京日报的漫画家王复羊就是打成右派在青海生活了二十多年。柏老师说复羊是东北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从东北画报社调到北京日报美术组。当年那一帮右派中王复羊是最年轻的一个。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结果，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月仅给18元生活费。当然落井下石的骆新民（笔名骆拓）也没有好下场.骆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王复羊被打成右派后其未婚妻不但不嫌弃他，反而借着回城休假和他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同到青海,一起在青海改造了二十多年。

　　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许多的劳改农场,由一些刑满的知识分子出来执教,这些中学的师资是全国是一流的.高考后许多的劳改农场中学考生一锅端.而我大学的同学：陈琳、连庆、韩洪潮、杨忠义、王俊芳、任青玲、崔砾、戴业丽、吴跃元、王春生等近一半都是在这样的老师培养下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任青玲所在的德令哈中学第一次高考几乎全锅端更是说明了这一点。记得十多年前我去德令哈农场采访，看到那个干打垒如同古城堡的如有数个了瞭望的牢房，更有那铁条森森的死囚室，真是惊心动魄，虽然现已经废弃。可是若干年后，谁也没有人想过，就是在所中国最有特点的＂社会大学＂边，有这么多的大学生起飞，飞向祖国的各所大学，成为祖国建设的得力人才．

　　而后来.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的右派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有许多的右派平反后补充到青海几所大学,而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数都数不清：范亦豪，北京师大中文系高才生，被打成右派来青海，平反后是青海师大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比较好，后到广州去了。内地某校教授毛微招被打成右派，在青海某农场劳改，后就职青海师大，现回内地。吴中恩（？），青华大学高才生，因为给老师传了一个条子被打成右派，在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农场劳改多年，平反后调到青海民院任教，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所致－－他曾任我的普通物理老师，我可是他的得意门生呢。每年我们和青华大学生通考，我总可考一百多分。后吴被青华大学要回。师大的音乐系教授肖扬－－原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等，我的第一首歌的发表就是得他首肯。那会儿，加上全国涌来的其它的精英,青海各大学的师资水平明显高于其它省各大学甚至可比北京上海一些名校.有老同志讲,六十年代，若青海倘能建立一所大学,把这些狱中的知识分子放出来执教,那么这所大学的师资在全国现在都是超一流的。

　　　　许多的写出知名度的右派补充的到青海文联。比如青海作协副主席王立道，原是内地大报记者，被打成右派，娶了一个青海西宁李家墩的姑娘，家里是种菜园子的。王立道现在是青海著名散文作家，现在和妻子仍生活在西宁。比如白渔，比如陈士濂等等。

　　还有一大批右派下放青海，但是没并劳改。比如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李丁，演出意大利哥格尔多尼的名剧《一仆二主》，李丁在其中演仆人，一炮走红.李丁被打成右派后就被下放到西宁的青海省话剧团，随身过去的档案材料明确指出“不能重用”，就这样，李丁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舞台表演和导演的资格。而此时李丁也心灰意懒，决定就在那里劳动了此一生，“也没有太多的难受，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后代要说是青海人了。”

　　更有一批中国大家因各种原因来到青海,六十年代,著名艺术家瞿弦和、刘德海、靳梧桐和王复羊等也来到青海高原.

　　当年青海搞歌曲大赛,决赛进入十四首,我的就占了七首.评委有音协主席靳梧桐,师大著名青年作曲家相西源，师大教授著名作民家张谷密等等。哪时的我身上有青海人摆不脱的自卑，并不知道这个评委班子的水平有多高。后来才知道，靳梧桐是原战友歌舞团的指挥加首席小提琴，专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挥领奏的，而老作曲家张谷密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主动献身青海的。相西源现在更是在全国知名。

　　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一种文化的交合，更有什么在青海这片土地上空轰轰隆隆产生.这些支集精英的优秀.只有我到内地接触到太多中国名家后才真正意识到。青海因为政治运动的垂青.全国精英云集,看似封闭的客观条件,却不乏优秀的人才,真可谓呈现风云人杰荟萃的风景.而我们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也属于上天的恩典.这也是我几乎走遍了中国考察了太多的地方后才真正认识到.在青海时我们太自卑,妄自妄自菲薄，根本不知天高地厚，身在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群中，却向往内地，憧憬远方，真可谓久居幽兰之室而不闻其香。

　　而当时的中国很贫穷，可是国家却花了很大一批钱来养这些犯人。特别是六十年代初，在中国那样的困难时期，这种供给，同样撼动人心．当时的犯人的生活水准比干警还高。除了个别一些农场干部克扣犯人，比如德令喀农场的个别干警克扣犯人，六零年饿死了好多的中国精英，惊动了中央，严肃地处理了此事。大多农场却是把这些中国的精英在青藏高原雪藏了起来。

　　记得１９８９年“４．２６”青海唐河地区大地震，我去格木劳改农场采访，那里的干警们住的全是干打垒，可是犯人却是住的一砖到顶的房子。地震后死的干警家属比老改犯还多。当时有一灾民对我说：真的希望来一场地震，震倒所有的破干打垒，让我们能和犯人一般住上一砖到顶的房子！没想到一语成畿，可是干警们却付出了一百多条生命永远消逝、几百条生命伤残的惨痛代价。

　　而当时的青海唐格木农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外地人，天南海北的人都说青普话，他们各省的风俗不同，但是在唐格木，他们都在他们死去亲人的坟上放一丛爆炸般的芨芨草，真个让人想起那诗：“怒发冲寇，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那一次我去采访干警某某，其妻地震中为救幼儿园的孩子牺牲。某某说，我真的想拉一曲《江河水》悼念我的妻子。妻子最爱听我拉二胡了。可是农场百分之九十的外地人，我一拉会唤起多少人家的乡愁。所以我不能拉，我只能把我的二胡反复磨挲。

　　有一年，我爸爸在省医院住院，我遇到了我的大学同学韩洪潮。他说他的父亲也在住老干病房，我便去探望。这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韩父已经瘦得只剩几十斤，眼睛却出奇地大，真可谓灼灼如炬，炯炯有神。他听说我是一位省报记者，便表现出从没有过的亢奋。他开始侃侃而谈。他曾是劳改农场的干警。他说当年他接犯人时有一位送犯人的，因为右派指标还少一位，就把他也算上了。到了右派平反时，这位送犯人的人却不能平反，因为根本就没有他是右派的资料。

　　因为我和韩父第一次见面，谈得太久似乎在些不太合适。我几次想告辞退出。可是冰冷的小屋中的韩父似乎终于抓住了一个记者，如同抓住一个“救命”的稻草。韩父谈性太浓，我没忍心走。三个小时后，当我不能不走时，我感觉韩父的如炬的目光渴望地望着我，期待地望着我，无助地望着我，绝望地望着我。我于心不忍。我知道他期待我留下来听他说故事。我知道他希望这段民间历史有记者纪录。我当时心想：韩叔，对不起，我不能不走了，这第一次谈话已经太久了，下一次我来看爸爸，顺便过来看您，再听您聊，好吗？不是顺带很方便吗！下一次我一定一定多呆一会儿。

　　可是我哪曾想，韩父不几天就去世了，留给我无限的内疚和两只灼灼如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里面是怎样的焦灼和渴望呀！他是多想告诉我农场发生的太多的故事呀！他是多么不情愿把中国的一段民间历史带走呀！而那一段珍贵的民间历史就这样随着他的过世而永远地带走了，成为无数的谜，无人能解的谜。后人怎么想也想不出的谜。也成为我永远的遗憾。多少次我独自叹息，多少次我心隐痛：我为什么不能打破常规？我为什么不能突破凡俗？我为什么就没有听他长谈呢？那怕是几天几夜！我本可以让他死而无憾的。我本来可让他去的时候闭上那灼灼如炬炯炯如火的眼睛的。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中间的沟涌与交流？是什么？我为什么总是这么虚伪？

　　我的大学同学，文质彬彬的白晓枫的父亲那时是海北州组织部部长。第一次恢复高考时白晓枫想上大学了,父亲却靠边站了，且正在挨斗－－白晓枫的父母挨整也好几次了，反右时白清璧差点儿打成右派，处理结果是被派到海北州浩门农场当三分厂书记，浩门农场是关政治犯右派的地方。还好让白清璧去管犯人，而不是当犯人。白晓枫一家还迁到浩门农场住了一段。这一次整白清璧，定的罪名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说是６６年白清璧批了当地驻军部队领导徐清楚（？）。白哓枫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当时青海省长林枫（？）来州上指挥批斗的，我父亲白清璧只是批林批孔办的主任。徐清楚后来当了西宁市委书记，白清璧当然就没有好日子过。于是白清璧就成了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白晓枫受了父亲的影响－－俗话说“受了十一次路线斗争牵连”，政审不合格。白晓枫本想学文，可是父亲不让学文，说学理吧！学文政治上容易出事。这就等于把一个文科秀才强行压在了数学系。白晓枫进校开始“热爱”数学已经２１周岁了，当然是“热爱”得十分吃力。

　　白晓枫的父亲白清璧是陕北人，１３岁参加革命，１６岁入党，５０年是西北局机要科的干部，６０年支边到青海，当时青海省海北建州。白清璧被委以重任：州机要科科长。１９８１年白清璧回到西安。白晓枫的母亲是抗美援朝下来的，５０转业到西北局任干部，１９６４年支边青海。母亲一到青海就参加四清运动，一个柔弱的女士，居然骑着马一年四季到处疯跑，有时累得从马上摔下来都不知道，在草地上睡着了都不知道。更让人不可思异的是，睡着了也没有人找，睡了多少个小时，不知道！醒来后，再接骑上马跑。白晓枫的父亲全心身投入工作根本就顾不上三个孩子。那时白晓枫才三岁，上面一个哥下面一个弟。白家三个如此小的儿子被交给西安姥姥看护。

　　当时白清璧每月给姥姥寄一百元，本来做为三个孩子的费用不少了，可是，因为姥姥家还有白晓枫的四个舅四个姨，一大家子人，故而生活得十分清苦，几乎顿顿都是水煮红箩卜。白晓枫说小时很他瘦弱。白晓枫记得１９６３年父亲从青海回来，带着白晓枫和哥哥回延安老家，在延安的一家饭店，父亲点了一个红烧肉，哥俩如同一百年没有吃过肉一般爬在桌上头也不抬地直到把碗里的肉全部吃完，这才抬起头来对父亲说第一句话。这两个小饿食鬼让白清璧十分地惊奇也十分地痛惜。于是三个孩子也加入至“支边”青海的行列。

　　白清璧在青海是１７级，工资１４０元，母亲是１９级，１０４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三个孩子都饿成那样，可见当时中国人是怎样的一种饥饿状态中。

　　当时白晓枫从民院毕业分配时，因为青海省的省长韩富才（？）和白晓枫的父亲白清璧曾是浩门农场的同事。韩富才是浩门农场一分厂的书记，白清璧浩门农场三分厂书记。白清璧曾保护过少数民族干部韩富才，故而虽然白清璧靠边站了，可是韩富才不忘旧恩，主动出面帮助。因为省长韩富才打过招呼，有一次开会民院领导把白晓枫叫出来：问愿意留校还是愿意去哪儿由你自己选。当时留校是同学们打破脑壳争取的选择，是同学们梦寐以求的，可是白晓枫为了能够跟随回迁大潮和父母一起回迁西安，居然没有选择留校而是选择回到了海北州。反正举家准备回迁西安，回到海北州熟人多，内调放的可能性大一些。

　　白晓枫和父亲母亲先后回迁西安。母亲现已去逝，只有在青海战斗了许多年的父亲仍健在。白晓枫毕业后先是回到海北州，然后随回迁大潮内调到西安坝桥热电厂，后调到西安市渭央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至今。

　　伴随这一次一次一次浪潮还有一批一批的大学生支边.一批一批国内名牌大学知名大学普通大学毕业生来青海,比如西宁一中来任教的，有北师大毕业生程庆麟（后任省教育厅付厅长），徐福龙－－这个徐福龙是不是我的民院付中校长徐福龙？后任省政法干校校长等。

　　１９８２年以后，又有一大批的改革开放大潮兴起后奔赴青藏高原的大学生。他们中的佼佼者北师大毕业的郭云飞，人民大学毕业梁齐等均是自愿支边的，带着一种悲壮之气，当年的郭云飞从北师大去青海，广播中广播，大伙儿欢送，激情飞扬。当年的梁齐从中国人大去青海，大伙儿欢送，可是梁齐却一个人跑了。当车开出北京，梁齐才哭了起来。郭云飞和辛光武等曾合作出书《野骆驼的踪迹》等。

　　西宁二十二中魏锐是西安外语学院毕业生自愿支边，后她得病，青海省还为她是支边青海而发起的慕捐活动。医院还免了她的抢救费。让她死里逃生。

　　伴随这一次一次的西进，几乎没有谁是自愿回迁的，大多或不得不回，或受委曲被送回。他们中许多是信念还在，哭着喊着不肯走，可是却不得不走，不得不离开战斗过的青海。如和爸爸一起离家出走的美少年徐隆昆转业西安后被划回中右，返回紫阳大巴山后卷入政治斗争，住了十三年大狱、张春洲转业兰州，被打成右派返紫阳，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还有郭忠国等等。

　　当然也有不屈不挠办要回故乡的。青海四陆军医院附近某单位一家两个上海阿拉一心一意想回上海，历经数年，历经千辛万苦，这两口子终于双双办好回上海的手续。两口子高兴呀！决定采购一些青海特产带回上海。可是就在两口子高高兴兴拎着东西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却被一辆冲上人行道的车双双压死。地点是西宁四陆军医院附近。

　　　而到了１９８９年后，神秘的回迁大潮开始了，大批的青海文人一拨一拨回迁内地。如果从宇宙高空看这神奇的回迁，绝对是中国一景。如同候鸟，多少年都是向西飞，多少年都是向西飞。一批批栖息西部，大多除非是死了，很少回迁。回迁的也是转业复员遣返退回．这中有多少的不情愿．有多少志士宁可在青藏高原反应而死，也不肯回到内地．多少人组织让离开青藏高原，仿佛失去了报国机会痛心疾首撕心裂悲．有多少人说是犯了这错那错被送回原籍，感觉不是高兴而是天塌地陷．可不是？没有人数清，有多少青海人把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西部。经曾参观过德令喀农场的干警坟和犯人坟．干警坟大如山在平原上延伸出去真可谓惊心动魄，而犯人墓很小，在荒原上扩散开去同样是带着伤感凄迷．

　　而曾在劳改农场工作过的朱佚人两口说：犯人死了，一般是拉到戈壁滩上去，埋了插一个号，若家里人来找，就给家里人那个号，让家里人自己去找。还有家里人把冰冻的犯人尸体往内地背，走了一程又一程，转了一车又一车。

　　可是突然的，不知道被什么力量驱使，是信念的大溃退吗？是理念的大崩塌吗？是生命的大觉醒吗？是理念的大转变吗？是经济力的驱使？还是逐浪是人们的天性？还是时代在召唤？青海人的囤积了多年的厚积了这么多层的外地人开始了神秘的大回迁。而这么多次西迁，别说是人，就算是尸骨都是重重叠叠的，可是也就这一次回迁，只是这回迁持续了十几年，现在还在继续。这中间有几多的隐秘，这里面有多少的隐痛？这里面有多少的隐衷？可能就连当事人也不一定能说清．可能也只有鬼神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裂变。

　　回迁的方式多种多样：回去打工，回去创业，调去内地，退休返乡，考学留校，回去流浪，回去要饭，回去寄篱；回去的待遇也各种各样：提升荣归，降职使用，由干转工；而回迁的办法也是形形色色：孤身乱闯，托亲靠友，网上应聘，有的工作之便“走私”。

　　我曾看过梁晓生作家写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大幕拉开，漫天风雪中,是轰轰烈烈的知青回城浪潮。而青海的回迁浪潮比起梁晓生笔下的知青回迁，更加惊心动魄。这里面有多少右派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犯人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河南知青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兵团战士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军人军属的回迁，这里面有多少盲流的回迁.这涉及十万百万人的大潮回迁，以人群类型之杂，时间持续之长，回迁方式之杂，而更回撼动人心。

　　一个青海日报的邢秀玲跟老公黄树勋迁到黄岛，就带了杨志鹏等一大帮的青海文人。邢秀玲和老公黄树勋在黄岛油库爆炸后不久迁到重庆。现在邢秀玲是重庆散文学会的会长，仍在孜孜孜不倦地写作。她的女儿黄羚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时参加重庆选美获“最佳口才美女”奖。主持人问“铁嘴”黄羚，“你最佩服的人是谁？”黄羚说：“我爸爸！”邢秀玲还就此写文章发表在《知音》杂志。现在的邢秀玲第三次换房，换到一个一百九十多平米的大房子里。黄玲刚卖下一个别墅，正在装修，准备搬入。黄羚找了一位博士丈夫。黄羚在电话中用好听的声音邀请我去住她的新别墅。现在想起来，邢老师在重庆无论如何也比在黄岛好。

　　一个王泽群回迁青鸟，跟着杨志军和刘洪亮等人回迁青岛．青海省委办公厅五处的杨兆东回迁天津，更是带回了易江、李友生等一大帮青海人的回迁．而我地次去广东惠州看大学同学乔世伟，看到他收到我的老师民院同学李立荣的信，问他可否帮助她在广东找工作．而李立荣后回迁山东日照.而我回迁，进入中国石油报，我收到女友范燕的信，她请我帮助。范燕当时是民院的教师。我对她说：我试着帮，但是我的经验是相信你自己其实能量挺大的。后来范燕成功调到珠海人民法院，她写信来感谢我，说谢谢我帮助她。可是我并没有帮上她呀！燕子在信里说：是你帮助我调动的！因为你告诉我的话，让我明白了我自己的能量，让我把我自己调到了珠海。范燕现在已经成功带儿子定居加拿大。我的好友姬小丽举家回迁石家庄，为了能够一家四口在一起，也付出的很大的代价。姬肖丽的父亲是青海省体委的姬真，母亲曾是北京青年印刷厂的工会主席，美丽端庄，只因成份不好，自愿支边青海。

　　青海作协副主席、爸爸的战友朱奇也随回迁大潮定居青岛开发区。定居青岛的还有杨志鹏、杨文潮（？）

　　青海朱海燕、姚得民据说也先后回迁内地，但不知道现定居何方？

　　当然这一批回迁中还有大批去港的出国的．比如我的点长商征，据说现在香港。比如我的点友罗小刚,据说回迁北京,不知道在何单位.青海民院的法委系的教师王佐龙的同学好几位现在都在国外定居。

　　杨志鹏回迁青岛后，在黄岛后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做了好几件轰动中国的大事。第一件是五千作家签名放在中国文化馆大厅中的巨大瓷瓶，就是杨志鹏牵手干的。他还搞了“名家字画烧瓷活动”更是轰轰烈烈。他给看了那些烧瓷对象全是当代最著名的名家：启功、范曾、朱乃正等等。他还组织出书：“名家一句话”类大型图书--这类书社交的难度、工作量的大度一般人难以想像，一般人更难以做到。我有一次去青岛采访，他热情的地接待了我。我和青海去胶州一带的王治碌去了他正在做的大项目“一切智园”。他说公园开业时，他准备用几千名中学生站在“一切智园”中向天呼唤，而天上是旋转的数架飞机遥相呼应。而杨志鹏现在看起来俨然是一个佛教徒：脖子上戴的佛珠，手上戴的佛珠，而吃饭时给我的讲的话只有一个主题，那就佛。让我觉得似乎不是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而是佛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故而他时时刻刻不忘把佛事发扬光大。而杨志鹏还说青海女作家梅卓的书《太阳部落》也是他出资运作的。

　　紧近杨志鹏在我的博客后留言，说他的“一切智园”又买进一千亩，难迎我有空儿驾到参观。

　　青海人王治碌和妻子名号黑珍珠的现在定居胶州半岛。我和王治碌曾去看青海文人杨志鹏，王治碌给杨志鹏的“一切智园”写了漂亮的通讯。

　　青海音协的主席靳梧桐先是选择定居日照。听青海摄影家协会菜征主席说：靳梧桐带领七八户青海文人定居日照。其中青海文联副书记某某去逝在日照。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因素趋使，靳梧桐这个始做俑者居然抛这七八户青海人于日照，自己又回到了西宁定居，把日照的房子给卖了，把他带去的七八户青海人也给“出卖了”。不知道是不是靳老师人在海边才明白了自己对青海那刻骨铭心的爱，所以才在背叛了青海之后又独自回归，成为回迁大潮中的一个另类。

　　有一天靳主席给我写来信一封，我打开一看没有字，却有珍贵老相片一张。可能是靳老师当年在北京战友文工团当指挥时的照片。当年周总理要听交响乐，指挥必是靳梧桐。更有隐密事，一个是靳梧桐的第一位妻子就是著名歌唱家马玉涛，二是靳主席的身事和日本有神秘联系。而每当想起靳梧桐老师我的就能感觉到靳梧桐老师骨子里那源源不断流的忧郁。

　　现在靳老师又把日照的房子卖了，返回青海西宁。这种回返青藏高原可是每一个回迁的人都曾有过这种愿望，可是像靳老师这样做出来，真是不容易。

　　最近回青海，我回靳老师为何从青岛返青藏高原，靳老师说：日照风景虽好，条件虽好，可是在那里很难找到能说到一起的朋友，很难找到我音乐界的同行，很难寻到像西宁这样的文化氛围.还有重要一点我的学生大多在青海，我需要参加的活动大多在青海。我需要经常跑回西宁参加各种活动.终于,我意识到我已经离不开青海了。听靳老师这样说，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拔出箩卜带出泥，哪一个离开青海的人不都带着彻心彻骨的痛，哪一个离开青海的人不都有断臂求生之切肤之隐，可是潮来了，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可是潮来了，每一个人都飘飘乎乎。

　　菜通海，笔名老村的，原来西宁电视台的编辑。回迁内地，付出了大的代价,正式的工作丢了,现在北京当自由撰稿人,靠写作吃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村写了轰动大江南北的《骚土》《一个作家的德行》《鹫王》等。有一次原西宁电视文艺部的梦雨来京，把从青海来的菜通海、华西、赵爽、赵剑平、我召集来聚会，说是把西宁电视台的会开到了北京。多了一个青海日报的任月丽，青海经济报的竹子，青海作家赵剑平。菜通海的家就在京北，离我并不远。

　　《青海湖》总编张昌灿（？）退休后回迁隐居江西（？）

　　青海财政厅的著名词作家蒋兆忠调到无锡，最近因为著名导演杨阳看上我和蒋兆忠合作的歌曲《走进荒漠》我还和他电话联系，他给我写下了由我全权运作的委托书。现在我的歌杨阳还在磨合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些着急。而蒋兆忠的儿子也在内地。

　　而原青海青年报的编辑草海曾发过我的不少的散文和诗，比如后来选发在天津《散文》图腾，就是草海首发的。草海还发了我去深圳路上写的许多诗稿。草海回迁内地，调到深圳还是珠海（？），据说几次婚姻都不顺利，有一次离婚时一个男人家的居然带着一个半岁的小婴儿。

　　青海电视台的刘郎，在青海音像出版社刘平的协助下拍过轰动且得奖的《西藏的诱惑》等，跟随回迁人流来到内地，最后落脚浙江电视台。在浙江刘郎拍摄的《傻子瓜子》等纪录片。

　　青海人迁京的鲍鹏山最近和易中天一般登上cctv的《百家讲堂》。

　　青海师大王颜武教授随回迁大潮到北师大珠海分校，现有时又在青海师大出现。

　　李立荣，曾是民院附中老师，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青海民院中文系毕业生。曾指挥中文系大合唱，精干美丽。回迁内地后在山东日照。相信她不论到哪里都很优秀。

　　东郊中学女老师黄玲玲和老公某某，双双毕业于青海师专，随回迁大潮落脚海南省海口市。现在黄玲玲海南任民盟（？）的什么官，相当于副厅级。一个女子混到这么高的官也真是少见。

　　惠建平，笔名野人的，有一次去西宁文协开会，我看到暴雨刚过，地上留下大朵雨花、小朵雨花十分浪漫，便不想做公车想走到西宁市文协去开会。走着走着，发现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丑小子野小子疯小子骑车跟踪上了我。且怎么甩也甩不掉，让我十分生气。真是破坏了我的浪漫心情。更让我生气的是，这个丑小子野小子疯小子非要用自行车带上我。我奇怪。此人素不相识为何非要带上我，且这么拗这么犟这么厚脸皮。当时就是没有手机，若有手机，一气之下我可能就报警了。若真的报警那也成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不理。可是他不气馁，慢骑跟在我身后。我不理他，他不在乎。我走到人行道上，也甩不开他。后来我到了会场才发现他也到场。赵秋玲给我介绍说他笔名叫野人，是重点大学兰大的毕业生，现在是青海师大学报的主编，很能写！野人自我介绍说：我很丑，是天下最不好看的人。当时青海著名诗人白渔在场，说：“长相还有好坏？”野人后来给我拿来好多他的文章。

　　野人后来和师大的学生结婚。野人和小妻子随回迁大潮，1992年在广东创办报纸《企业形象报》,青海乡友中央美院朱乃正院长免费给提了《企业形象报》报名,高稿酬约来厉以宁先生的稿，请中国社科院博士顾之川到报社帮写社论,探索中国市场经济之初。 次年创办《麦科特商报》,并帮助当时TCL海外采购经理李东生(现TCL-CEO,当时他请惠和小妻子在西湖大酒店吃早茶)推广TCL电子集团公司。《麦科特商报》每期还给我寄来。野人叫了一帮青海文人去广东帮助他办那张报纸。当时青海的刘会彬----后来《雪莲》总编辑、西宁文联主席跟随野人闯外面世界，回青后写下大批回忆文章，在西宁文艺报上连载。那报每期都给我寄来。文章写得很有趣味。文章说野人动不动就是：你们都是老子招来的，给老子干就要好好干！你们吃的老子的喝的老子的就得听老子的话。大有如果不听老子的，老子就把他们打回青海老家去之嫌！让我忍俊不禁。野人创办的那张报纸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下去。野人和小妻子在青藏高原七年，在广东2年，后到上海人民广场又2年,2000年再次到达云贵高原的边疆---昆明定居至今!
野人说：“我小妻友很想念你!我儿子都13啦!个子比我高，长得比我帅！”并以邮箱给我发来照片多张，选发一张以享关心野人一家的朋友。只是我惊叹不已，野人寻得可爱小妻子生得英俊小儿子之多年后，自己也变得漂亮了，不太像野人了。这是对家人得?这对文坛是失？

　　　青海师大编辑部的文化人除惠建平下海外均以考博士而离开青海：顾之川在教育部教材所，蔡锋在人民大学任教授，金元浦在人大兼奥运人文组负责人，何群在中央财政大学文化创意学院任院长，许天周在北京理工任教授。（此条信息由惠建平看到此草稿后提供）

　　青海师大的著名作曲家肖杨打成右派到青海劳改农场，平反后在青海师大音乐系.随回迁大潮回到故里，却命丧故里，让人感叹不已。

　　青海人神秘的邵兰生在青海时有一天忽然来找素昧平生的我，给我讲了他的在单位的绝境，他个人生活的绝境，讲到最后他哭了,让我的心里震惊不已。这个从不认识的人把我当成了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朋友给我诉说隐衷。邵兰生在京停留过，有一次电话说要拍我的小说，而当时西影和北影都想拍，我和他探讨了好一会儿。后邵兰生曾在大连出现。大连的朋友、龙口的朋友都给邵兰生一种奇怪的评价，让我如坠五里雾。有一次青海省鲍政协副主席来京我们座谈时曾谈到邵兰生，说在青海时曾为邵兰生化缘拍片子，可是最后却无了下文，也不知道怎么会事情。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邵兰生女儿的给我发来的邮件，让我吃惊的是连含子都不知道邵兰生的下落。她说：＂原谅一个自己曾经憎恨过的人，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何况他给了我生命...虽然他对我现在的生活毫无意义，但是我一直默默地在祝福他，希望他的老年不会太凄惨...爱是无限的，恨也是无止境的，但前者可以让人更幸福，后者则会让人陷进无尽的痛苦，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很感谢他，感谢他给我创造了一个可以磨练我意志的环境，虽然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我体会到很多，包括用爱去化解那些令人心痛得恨...＂＂ 怎么说呢...十年以前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我只是曾经听老村说过他在北京，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会在网络里面搜寻，也才冒昧地找到您这里..我现在定居国外，和他一直没有联系... ＂＂最近听说他一直定居北京，其实也想过通过侦探公司什么的去找，但是着实没有勇气，找到了又怎么样呢？无非是让自己更清醒地面对现实，我只是希望他过得好，也许如果我真的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了，反而会给他带去感情上的负担，虽然如此，还是很想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尽管已经知道的都不是什么好事...＂

　　黄微，她是原来青海省长黄敬波的女儿。青海民院七七级中文系学员。她随着回迁大潮先是到了内蒙，退休后来到北京跟了“草原部落”的挑头贺雄飞干。有一次邢秀玲到云南去参一个文学方面的会，说是青海的代表发言太冗长，可是内蒙的代表一位叫黄微女士发言就十分精彩，真可谓妙语连珠，趣味横生。我给邢老师提示，这个黄微好似就是我们青海调过去的。后来证实果然是。据原内蒙出版社的王伟业编辑说，黄微还出版了一本小说，只是书名叫什么不知道。

　　黄微现在京跟着草原部落的贺雄飞干,有一次我请北大出版社的名编王伟业代我向她问好,黄微居然记不起我是谁.带给我一种沧海桑田的凄美感

　　冯君丽回迁广州。冯君丽高雅文静，气质不凡，曾任青海省文艺处的处长。现在广东省广电厅任职。老公在拍电视剧，干得轰轰烈烈。

　　西宁晚报的记者王萍（？）调回内地，在哪儿不详。

　　青海女作家裴林回迁北京石家庄后，据说婚姻不顺，又回到西宁．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从此不再写作。最近又听她曾在河北邢台的散文百家出现。

　　青海女作家师大中文系老师肖黛在北京和西宁之间奔波，做一个来回迁移的候鸟．

　　青海著名作家王泽群调青岛作协副主席创联部主任。青海日报的杨志军调到青岛，并在青岛写下轰动中国的《藏獒》。《青海湖》的主编刘宏亮调到青岛日报，妻子退休跟过去。80年（？）刘宏亮因为写了还是刊登了反对鲁讯的文章在全国引起轰动而被罢免。从青岛到青海的支边青年贺中原随回迁大潮调回青岛出版社。青海互助巷医院的精干女子田均调广西，嫁给一个厅级干部。

　　有一天,我收到青海原作协副主席陈仕濂的邮件,说在宁波,他意外地得知从青海回迁的著名学者、现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宁来本地讲课，专门去看了周宁，在得知周宁竟是他在青海电台的同事周慧生之子时，更觉诧异，并生出“世界何小”之感。

……

　　青海油田的作家肖复华等二百多位北京学生自愿支边青海石油管理局。随着回迁大潮，肖复华内调回中国石油管道局，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中国石油２０００年买断工龄。肖复华现住京北燕丹乡青海石油局大院，还有三年就可正式退休。前些日子肖复华出书《大漠之灵》，请了名人李小为、肖复华、贾光生和上百的曾自愿支边青海石油局的北京知青和我在京济济一堂。肖复华前几年给管道局的国外苏丹工程写了书《走近撒哈拉》。肖复兴的哥哥就是现在《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肖复兴。青海油田作家李玉真退休后居京北燕丹乡青海石油局大院，在中国石油记协兼职。

　　西宁晚报的唐燎原和青海经济报的李恭军调到威海日报。唐燎原显然是很思念青海的，并为自己随回迁大潮调到威海离开心爱的青海感觉茫然：我看现在青海的哥们都过得挺好的，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唐燎原正在整理写作跳楼诗人昌耀的传记。

　　有一次，我接到青海文友向宁的电话，说是来到北京，请我们来京看他。那时我还在涿州上班，便专程来京看他。闲聊中我才知道，原来向宁的父亲李沙玲曾是青海日报社社长。李沙玲是陕西长安人，原来在陕西省西北局工作－－我十分惊奇，因为我的爸爸曾在西部局内刊工作，而我还在那时住了一年。就是在西北局的院子里，在松树林中我们把那一疙瘩一疙瘩的松脂沾着玩，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向宁说：我爸爸五十年代支边青海，七十年代曾任青海团省委副书记－－而我的爸爸曾任过青海团省委常委，他们一定在一起开过会，说不定还认识呢。我不明白，那时在青海时，向宁为何不说这些，那时我可请教我的爸爸，说不定能解更多的关于老一辈的谜呢！

　　　八五年前后，李沙玲曾任青海日报社社长，后调陕西，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退休。

　　　直到最近我才搞清楚，我在青海时就久闻大名的青海日报名记李向红就是向宁的妹妹。在青海时，倒不是听说李向红写的稿怎么好，只是听说这个女记者挺能喝酒。原来以为北京的那个妹妹就是向向红。后来才知道错了，原来李向宁有三个妹妹呢！李向春调回西安。李向红，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毕业－－跟我居然是大学校友。李向红从青海日报记者调到陕西日报。李兰随回迁大潮落北京电视台，夫是中央电视台交通口的金牌大记者。李向宁的哥随回迁大潮落脚北京行政学院。李向宁算是少有的留守文人。李向宁最近从西宁有线电视台编辑主任的位置上调到青海作协任秘书长。李向宁最近和青海作协主席董生龙葛建忠一起出版了《青藏铁路纪实》。

　　西宁晚报的苗冬青带着小妻子调到中国老年报，回到了父母的老家。有一次梦雨来京率领我们去看他们。他们在一餐厅中请我们吃饭。苗冬青席上口若悬河才华四溢，让我感叹不已：此君在青海出色，回京城也灿然！真非等闲之辈。想当年，我上街路过多次去苗冬青在西门口的家里，他的父亲和母亲均多才多艺。苗冬青总也是亲自下厨房，不仅给我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而且还给我讲出各种精彩的理论。那些理论，从国外到国内，从文学到文化，从民俗到民风，从诗词到歌赋，从京剧到电影。此君真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记得苗冬青给我做的菜其中有一道菜汤是红的。而现在，我每次点牛楠一类的红菜汤的菜我便想起苗冬青。他家常常是青海名家高朋满坐，动不动就是一个真弦真乐的晚会，而七十多岁的苗冬青父母轮着“上台”演唱京剧，一板一眼，神到韵到，声情并茂，真的令我感动。而如此鲜活的两位老人的去世，更是带给我漫无边际的伤感。苗冬青调京前曾在华东理工大学进修。

　　青海的著名作家王宗仁，陕西扶风人，５７年当兵，只粘了一点青海的光：６４年调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外新闻干事，就从此对青海相思不已，写了不少的关于青海的大著。王宗仁６５年调任总后勤部宣传部新闻干事。８８年任宣传部创作室主任，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王宗仁共出版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专集31部。

　　有一次女友梦雨来京，曾率领我去王宗仁家看他。来王宗仁家的还有著名画家梅门造（？）夫妻。让我惊奇的是，我自认为素不相识的王宗仁大作家说是早就“认识”我。王宗仁说他在市场上看到过我的书《透明的女性》－－走向中国可可西里无人区，并买了一本。最近一天，我去黄寺对面一家解放军出版社楼下书店，发现了一本王宗仁主编的“２００５优秀军旅作家小说选”。见作品如见人。只是让我惊奇的是，里面还有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不知道贾平凹和军旅作家有何关系。

　　青海著名作曲家张谷密退休后离开青海，有人说他在嘉兴定居；有人说他最近又离开了嘉兴，不知在何处隐居。应了他的名字：张－－藏密谷。现在的张密谷悄无声息觅无踪迹，唯有他创作的“青海风情”组曲犹在耳畔……

　　曾写“庐山颂”而轰动（？）中国的是青海诗人常江和杜连义。常江是中国地质学院毕业，支边青海（？）在青海地质部门工作。而杜连义写此诗出名后被青海送到复旦大学上学，随回迁大潮回京后在中国地质部下的一个刊物工作。

　　漫画家王复羊到青海后补充到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日报美术组、青海省文联。１９８１年随着回迁大潮从青海回到北京。

　　王复羊在北京晚报美术摄影部任职。王复羊看到经受浩劫的中国漫画业，百废待兴，使于1982年，在北京晚报创办了特色独备的漫画画刊——《刺儿梅》，编发了许多曾为“患难老右派”漫画家们的新作和力作。王复羊还发起漫画大赛，为振兴中国漫画业而努力。1983年，王复羊任北京晚报编委、美术摄影部主任，又创办了美术周刊——《画舫》等，颇有大美术观和深影响力。《画舫》旨在为北京晚报读者介绍了大量国内外精彩的艺术作品。此外，王复羊还笔耕不缀，创作了很多揭露丑恶，诅咒腐败，鞭挞愚昧的漫画，不断为北京晚报读者介绍奉献富有哲理的优秀作品。 王复羊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漫画》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等。王复羊1995年退休。２００８年去世。

　　青海作协副主席陈士濂，１９５６年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因家庭原因，没毕业就于５９年赴青海支边，先后在青海广播文工团等单位工仟。我最近一次回西宁，陈主席送我一本他写的自传体小说《樟树王遗事》。他说写这本书是他一生的愿望。他说自从写完这本书，心里一下子变得安宁了。我问为什么。他说：

　　我的父亲是解放初被人民政府枪毙了的。我的父亲行刑的头一天，家里得到通知，收取子弹费。家里人都想去送我父亲最后一程，可是因为家庭成氛，军管不让任何一个家人去送，于是，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密谋了好一阵子，最后,家人把目光投向了我.于是,送给我的父亲临终关怀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那时我才是一个小学生。我连夜跑到老师家给老师说了许多的好话，说到最后我哭了,哭得很伤心。老师终于被感动，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混入戴红领巾的小学生队伍中－－那时我还不是少先队员,学校规定家庭成份不好的小学生一律不能参加公判大会。进入公判大会会场我挤到了第一排。我换到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上。我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让我的父亲看到我。我要让父亲临刑的时候知道，有亲人在他身边。我要让父亲知道，我的身后是他的亲人们--亲人们没有忘记他，没有抛弃他，没有嫌弃他。我要让父亲知道，他虽然是死刑犯，可是我爱他。我要让父亲知道，他虽然是死刑犯，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可是他永远是我的好爸爸。

　　死刑犯们被押上来了，总共有十几个，我看到了我的爸爸了。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以我的不动应对全场的大动荡大骚动，还有那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可能是一种生命的直感，我终于引起我爸爸的注意。我感觉到爸爸被押得很低的头颅忽然怔了一下，然后就在押解者的手下定住了，雕塑一般定住了。我感觉到父亲挣扎着，那被押得很低的头颅与年轻战士的四只手对抗着，对抗着，终于缓缓地向上抬起着，抬到余光能看到我的脚我的腿的位置上停住了，停住了。我感觉那一瞬天和地和人全凝固了，世界上只有我和我亲爱的爸爸，我将永远失去的爸爸。接着，我的父亲被押走了。接着，我感觉我的爸爸回望了我一眼。接着，我听到枪响了。我昏头昏脑地回家，我知道我完成了全家交给我的任务。我回到家里，家里人听说我的父亲走前看到了我，都叹出一口气来。

　　陈主席说到这里，眼眶湿润了，声音哽咽了。我的心撼动了。可不是？临刑前的父亲的灵魂是得到了安妥，可是谁来安妥那么小的儿子的灵魂呢？那临刑犯的目光是这么小的儿子能承受得了吗？小儿子是否从此成为飘魂变为野魄？那个时代，对死刑犯，谁会想到什么人性的关怀？谁又来安妥一个只是小学生的灵魂？而我的二伯的二儿子，二伯被枪毙时才十二岁，就是为了给二伯收尸，那已经被野狗拖得不全的尸体，吓得魂飞魄散，终于在十多年后被勾走了魂。

　　用二伯娘有的话说：“不当让二娃子去，从那以魂就没得了！”

　　可是我再一次感觉到了那个时代，接到了那个时代的信息，感觉到了那个时代多少家族人的无奈。我更感觉到那个时代一种撼动人心的东西。

　　果然，陈主席说了，我一直有一个心事，就是想把那一段经历写下来，来祭奠我的爸爸，来安妥我自己的灵魂。

　　我心更加撼动了，这个长大了的小学生，居然只能是自己安妥自己的灵魂。

　　陈主席可能是青藏高原恪守最久的一位。可不是？几乎一起来青的人都走了，他还恪守着。

　　陈主席的小妻子在西宁大十字开了一个饭店，生意红红火火。这使得陈主席过早脱开穷酸文人的行列。且得以安心著书，来安妥自己的飘了这么多年的灵魂。

　　快七十岁的陈主席居然还有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儿，疼得像命根子一样。

　　陈主席近日随回迁大潮回到浙江宁波。据说回宁波买房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小女儿上学。 陈主席暂时仍是一只做一只来回飞的候鸟。

　　青海作家赵剑平，落脚在龙口市，现在是龙口市作协的主席。赵剑平写了不少的散文，写着写着，有关青海的文章越来越多。有一次他的散文中有这样的段落，说他在青海湖里游泳，有无数的鱼在他的身下磨挲，托浮着他。我十分好奇，问他：真有这事？他说：“编的！”让我惊奇不已。有一天赵剑平给我来电话，说是我的写昌耀的散文被选入他的万松浦书院网站，他帮助我校对了我写的昌耀的稿子，还和我打了一阵子“嘴仗”。最近赵剑平又写了一本书，寄给《狼图腾》的运作人安波舜。得知我和安公子相识，打电话非要让我给安公子说一声。他还说：“你给不给安波舜说，等我以后见到安波舜，问问他就知道了！”大有威胁我“非助他不可”之意，让我忍俊不禁。赵剑平还告诉我，他的儿子赵夏擎现在已经是有一定知名度的“80后”作家、诗人了……。

　　当年青海最有潜力的青年女作家王玉琴原来西宁湟川中学，随回迁大潮到内地，助调的居然是王玉琴火车上萍水相逢的一女人－－火车上的上下铺。王玉琴最后落脚大连，并把母亲、妹妹等接到大连。王玉琴是大连日报股市版的编辑，写的文章全是股评什么的。因为能进大户室，王玉琴的股票也炒得不错，只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卢文燕，原来是青海２１１厂的职工，后调青海电视台。随着回迁浪潮，卢文燕89年调大连电视台任编辑。那一次在大连见到了这位风姿卓越的少妇。

　　苏州人梦雨，随内迁大潮在内地流浪多年，最后定居广州，品茶做茶开茶馆。今年去看她，看到她存了一缸缸普洱茶－－梦雨亲自去云南茶厂工人把茶采下来，看着茶加工，然后把茶运回广州。梦雨存的那些茶都涨出天价。梦雨对我说，她的一缸茶可能换回一辆宝马车。近日普洱茶降价，不知道她的茶情现在怎么样了。前一段，我的好手机坏了丢了她的联系方式，通过青海文友赵爽才续前缘。真可谓今生今世梦不断，来生来世雨有缘！

　　家在青海后勤部的金爱华在处读完大学读研，先在大连银帆宾馆高管，后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开了一个咖啡厅。

　　牛八，原名朱军。笔名折了一个“朱”字。我曾给青海青年报投稿，他多次发过我的稿。有一次我们共同去参加青冀两省散文笔会。牛八调珠海邮电部门某报（？）情况不详。

　　强峰，原青海经济报记者部主任，是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省级领导强建华的儿子。强峰随回迁大潮先是到了珠海飞机场，后跟青海三普药业的武英在京干了一段，曾招呼我们与他同干，后来神秘失踪。有一天忽然张峰给我打来电话，告知现在“巴士在线”珠海分公司当副经理，这种友人失而复得的事情，让我高兴。

　　原西宁电视台的华西和小妻子落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曾想一起做一件事情，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青海师专的姬肖丽，大学毕业后随回迁大潮全家回迁河北石家庄。姬肖丽的母亲是河北涿州人，曾是北京印刷厂工会的主席（？），后支边青海。姬肖丽现在石家庄某经济学院任图书馆负责人.

　　二十二中中文系的李合珍，调到内地；二十二中的“外交家”，且专爱交文人的“外交家”二十二中的名人杨雪萍调到内地某地。青海师专毕业、二十二中老师伊练，我称她为“英俊小子”，现在威海电视台，老公现在干实业，事业有成，威海青海来回飞。

　　1978年，被打成右派平反的名演员李丁拄着拐棍带着痛风性关节炎回到了北京。在此期间，他经历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磨难。在那漫长的非常岁月里，李丁的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妻子贾九霄矢志不渝地和李丁走在一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名演员李丁现已仙逝。

　　　青海某电视台某某的父原来是北京军区的两个专业作家之一.文革开始后,北京军区的两位专业作家一位全家三口自杀－－这在当时并不惨烈，因为死人太多，大兴县还有一家一家被小将们打死的,另一位专业作家--某某的父亲虽然没有自杀,但是被打入青海"地狱".某某的父亲死在格尔木兵站牛棚中,死前患有肝炎,不但得不到治疗,还被严加关押审问.

　　八十年代,某某随回迁大潮回到保定,定在离三十八军很近的地方.母亲也随某某来到保定.

　　某某的母亲受了很大的文革剌激，而某某一定也是受了文革剌激。每在朋友聚会高朋满座,酒水正酣之时,某某就会突然振臂高呼,打倒其中某一个.比如说"打倒毛竹!""打倒毛竹!"让大伙儿也跟着喊:"打倒毛竹!打倒毛竹！"我也不甘示弱，也摔领大家挥臂高呼：“打倒某某”“打倒某某！”口号声响成一片，我们的酒宴也达到了高潮。

　　　有一次毛竹去保定,某某带车来接.回去时,某某又开始振臂高喊口号:"打到家里去""杀回家里去""打倒毛竹!"喊到最后，某某站了来，仿佛那个他要打倒的人就在他的飞速旋转的车轱辘下面。司机随着某某的口号声加速加速再加速.突然,一些刹车的怪叫声之后，车停下来，“尾巴”差点翻过来。某某一看，原来车轮下真的站着一个吓傻的行人。某某脸色大变，倒抽一口凉气，这才说：“哎呀呀！哎呀呀呀，就差那么一点，不喊了！不喊了！”

　　　某某本想搞策划保定军校项目，说是有保定军校出去的港台商赞助，可是不知道为何又没有搞起来。

　　　在青海走出去著名诗人更是大有人在：罗洛－－诗人，５５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在青海高原生物研究所任翻译，80年平反。83离开青海。走时青海社科院院长朱世奎和青海作协主席朱奇曾去看他。罗洛先回上海，出国又回国，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委书记任上逝世，其遗孀作家、老编辑杨友梅女士在上海现身体很好、田地、常江－－曾任北京某地质高校教授兼国家地质部《山野文学》杂志副主编，现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兼《国土资源文学》主编、中国楹联学会荣誉主席、金元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而我上鲁院，鲁院高研班十二届，青海的学院历历可数，唐涓，时培华（风马），李成虎，梅卓（藏族），江洋才让（藏族），曹有云，马丁（萨拉族），韩莉华（萨拉族寒栗？），毕艳君，万玛才旦，马毅（翼人），赵文元。除了这些少数作家身凝着古青海的迁徙史，这些非少数民族的作家，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是一部近代青藏的迁徙史。不信你去探，不论从哪个方向蹚过，都是一条苦涩的记录着文化交合史的河。

……………………………………

　　而青海的文人回迁也并不都是好听的歌。房长富原是青海日报文艺部的编辑，随回迁大潮到了威海。有一次房长富开的一辆夏力车在立交桥下被一辆大车辗过，切割机切开夏力车才把房长富取出。

　　有一次去威海，房长富的妻子罗坚萍（？）来看我。这个勇敢的小女子居然又开了一辆夏力车，依旧是阳光灿烂，活力无限。她一个劲地谈着哪个电视台的广告可由她独家代理。房长富在青海时曾发过许多女作家的稿子其中包括梦雨的稿子。房长富去世后，梦雨绕道威海专程祭奠亡灵。

　　而我只能是在心里一次一次祭奠房长富编辑。

　　西宁二十二中的女老师刘莉，民院化学系毕业，偶尔写点东西拿来给我看。随着回迁大潮到四川某中学。不知为何又溯汉而上回迁到西宁，调到青海某企业子弟中学。可是不久工厂破产，刘莉两口子丢了工作，又去广东惠州打工。刘莉骑自行回家时靠里的同伴跌倒将刘莉撞入车轮。而刘莉去逝时孩子才半岁。她的老公罗剑一个男士独自带着半岁的孩子在惠州沉浮，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令人无限牵挂。

　　　而这种回潮不只例举了我知道的文友，还有我妹妹的同学：田久玲、叮当等等。田久玲在北京某单位有一天给我打来电话找妹妹。田久玲的父母也属大学毕业支力青海教育事业的人,现在老两口定居天津。叮当全家迁京，叮当在北京某银行。叮当的爸爸贺某，六几年就是青海省委十三级要人，文革中神秘下放民院，后返回北京。有一次妹妹来京我们还一起去叮当家。我大姐的同学：尚小丁在国务院，太多在北京。大姐的同事，赵敬华和徐海峰在北京，徐海涛和罗院长在上海等等。还有爸爸的同事：邓堪在西南师院、张国信在北京等等。还有爸爸的同事，张茂泉回大巴山老家，徐隆坤回安等等。他们有的是举家回迁，有的是儿女考上大学，跟随儿女回迁。而这对于影响青海几代的一次一次回迁大潮，我所能提供的也是沦海一粟。我只能以一滴浪花辉映整个大潮的宏伟壮阔；我只能以的孤陋寡闻，反射整个大潮的汹涌澎湃。

　　而种回迁绝对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现在青海的作家杨志军的《藏獒》老村的《骚土》井石的《嘛呢堆》我的《透明的女性》我认为都是这种回迁文化的一种体现。

　　而这些一次迁徙又和青藏高原远古的迁徙大气场浑然一体。

　　后来，随着政策的缓和，大多数的文人相继回了内地，但也有一些人因故留在那里。因为都是些凤毛麟角的人物，但凡留下来的，如今都在青海扮演着重要且实际的角色。比如原西宁晚报的社长林锡纯等。

　　本土的老一辈作家：朱世奎、陈元魁、王文沪、当属于明朝南京迁居到青海的。鲍义志、梅卓是少数民族的代表作家，这和气场又和近代的交合，又有一种大气场生出。而青海的昌耀在青海就达到一种中国的高度。而青海的陈元魁写出了近百万字《麒麟河》上下，颇见功力。井石写出畅销书《麻尼台》等。

　　青海萨拉族诗人寒秋夫２３岁，被打成极分右子，送到海西某农场劳改。２３关了２３年，出狱四十六岁。那时的宣传部长朱世奎，把他叫到办公室长谈，给他鼓励。寒秋夫出诗集《大地之子》同样带出一种茫茫大气，朱世奎部长亲自给他写了序。寒秋夫出来以后找了一位萨拉族再婚的女子（？）。寒秋夫现担任人大的委员（？）。

　　而这种回迁大潮还可向上追逆，老一辈从北师大来青海的热血青年王洛宾后迁新疆。王洛宾创作最黄金最最活跃的年代正是在青海的三四十年代，王洛宾最好的歌都是在青海创作的。有个老人名叫周宜逵，是青海政协的常委。他和王洛滨是好友。王洛宾说自己在金银滩王拍电影《民族万岁》（郑君里导演。郑君里的《狼山喋血纪》（江青主演），《王老五》可能也是郑君里的）时创作了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周觉得王洛宾说的不对，因为在１９３９年的上半年，《在那遥远的地方》已经在西宁流传开了。金银滩的确遇到过一拉名叫卓玛姑娘，但是时间不对。周说等王洛宾来青海，一定亲口核对。有人对周老说，你别那么认真，你轻松笑一笑。现在王洛宾本人这样讲，你不好再说什么。你讲的是历史的真实，王洛宾讲是艺术的真实。现在是两说并存。　　　

　　王洛滨八八年来青海了一次，带给青海朋友们《王洛宾歌曲集》。

　　留在青海中一辈作家赵秋玲、李向宁等更是出了丛书。

　　现在青海籍的老作家王歌行、

     青海著名白渔、阎跃莲等，现仍坚守在西宁文联宿舍。

      为完成中国社会出版社的约书《透明的女性》，我曾采访过一系的青海名家,如谢佐、赵宗福等，现仍坚守青海。

　　而看中国的青海人，一个一个如同在滚滚红尘中守住文学真气后的珍珠，虽然隐身在茫茫人海漫漫迷雾中，可是却扑朔迷离，熠熠生辉，带着那么一种让我感动的点点星光。

　　可是不是，青海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凡是在哪里呆过的人都会染上一种痴情，一种对文学的痴情，在滚滚的红尘中坚持写作，让我为青海的文人而骄傲而自豪，并让我成其中一员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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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凡来信：

老同学：你好！在东子竹子网的“青海文人”栏目看到介绍陈登颐的文章，并附有近照，对这位先生，我一直想说点什么，因为我是见证人之一。此外，我这次回老家，多方打听家族史，查阅有关张献忠屠蜀等有关资料，就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有：通过网上搜寻，发现我班有这么几位同学情况为：熊英：青海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类似省级劳模；李亚玲：青海省教育厅中小学教研室主任，省级劳模；马越：青海省首届“十杰校长”，特级教师，省级劳模（？），马京宁：李亚玲夫人，省新华书店集团副总。马晓红：省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辛元杰：乐都县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