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寄 青 海




　　青海民族大学与共和国同步前行，即将走过60年历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六十是生命的一次循环，人活到六十，即已取得生命的一次辉煌。青海民大的60年经历了青干班、民族公学和民族学院多个阶段，在民族学院时期，又经历了成立大学本科与培养硕博士生的过程。我是1958年6月加入民院教师队伍的。当时民院的校址还在湟水北岸。我是因民院增设大学部而来到青海的。来后没多久，民院整个儿地从河北搬往河南曹家寨，即后来民院预科学院所在地。那时全国“赶美超英，大炼钢铁”，学校正值假期，留校教职工开赴海北铁迈炼焦，校内则热火朝天地进行招收第一批大学生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劳动，初次感受到高原缺氧的滋味。中秋节那天，领导通知我连夜返回西宁，准备给即将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授课。登车前一刻，领导给乘车人派发烧酒，吩咐大家如遇特殊情况方可饮用。果然解放牌汽车来到达坂山顶抛锚，夜间竟然下起雪来。我在一首小诗中记载此事，曰：夜里攀山坏引擎，停车就地且安营。御寒虽有羊皮袄，取暖还需酒一埕。那年开学迟了，中文系学生来自本省高中毕业生，内地来青的青年学生，还有一批来自四川荣校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退役军人。这批学生文化基础、政治兴趣各有不同。从荣校来的学生热衷于政治生活，俨然以为他们就是所在班级的领导核心，甚至到中学进行教学实习，他们也要背着指导教师另行召集实习同学开会，审议教案、听试讲，被审查的同学说教案已获指导教师与原任老师通过，他们竟然说“你们听老师的还是听党的？”从高中升学上来的学生，特别是从外省来的青年以及年龄稍长的调干生，则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特别刻苦。毕业后因政治条件好而留校的刘总远、雷惊物、马金兰等位加入学院干部行列；专业知识强的韩萍、刘芙蓉、黎大琦诸位则独当一面地承担教学任务，成为教学中的骨干。北京籍调干生韩凤昆成绩特别优秀，可惜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身，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份西宁方言调查报告，那是他未完成的语言学作业。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学(徐光远除外)始终政治挂帅，根本不拿我们这些政治条件不好的人当老师，完全采取敌视、监督的态度，面对面相遇也不会打声招呼，甚至扬言他的臭脚丫都比我这样的老师干净；倒是那些业务好的学生尊师重道，与我们情同家人，至今保持联络。
　　民院发展很快，不久即一分为三：曹家寨留给了民院预科，干训部设立在树林巷内的大教场，大学部“定居”于现在的八一中路。家大业大的民族学院逐步走向成熟，迈向繁荣。在我看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民院即已具备升格大学的条件。在全国所有民族学院系列中，青海民院历史最为悠久，她的师资力量不比那些所谓正式大学差，她所开设的课程、采用的教材以及授课教师的水平，都不在其他大学之下，尤其值得考量的是，民院是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应当得到充分重视。许多青海民院毕业生的优良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其他系科特别是藏文系师生的水平且不说，就说我所在的汉文系师生吧，走出青海也都成为所在大学的业务骨干而受重视。汉文系1977届毕业生张建华，现任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取得澳门大学颁发的首个博士学位，其35万字的博士论文被视为独领澳门文学史风骚的著作。解新邦，土生土长的青海人，直到现在还是一口“青海普通话”，民院六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先到曲麻莱滚打，后来调到省党校任职，上世纪八十年代远走浙江舟山，创办浙江海洋学院，历任院长、书记，一个西部旱鸭子来到东海群岛大显身手，这也是青海民院的骄傲。我曾两次出席他主办的全国海洋文化研讨会，两次大会都承蒙他安排作大会主题演讲，介绍澳门海洋文化的特点。我曾有诗赠他：高原汉子意从容，敢向汪洋建学宫。海岛三千充句读，文章大气贯长虹。
　　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是在青海的21年。那21年我由23岁成长到44岁，涵盖了我整个的青春年华，那是我经风雨、见世面的年代，是我与命运搏斗的年代，是我储备丰厚底气的年代。
　　说老实话，那21年我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中度过的。开始时受“监督改造”处分，不给我定工资级别，只给仅够一人生存的“生活费”，后来摘了右派分子帽子，依然毫无理由把我的工资级别降低两级，而且从此基本与“升职”、“提薪”绝缘，我在青海的课堂讲台上站了21年，却连教师必备的手表都买不起，初时携带家中的闹钟上课，后来养成善于估算时间与掌握时间的本领。当年学习辩证法，始终闹不懂的是：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我由青年发展为中年，由单身发展成家庭，为什么工资却违反辩证法，永不发展变化！那21年对我而言的确十分艰难，然而人的成长必须经过磨砺和煎熬。我是民院的“五朝元老”，曾在郭若珍、温志忠、戴金璞、郑长荣、张济民等位领导人麾下工作。五朝领导之上还有一位更高的领导。在我的眼中，马万里书记始终是民院最高领导人。当时我虽然无缘与他接近，但可以感受到他的慈祥和善与同情信任。1979年，他在领导岗位上极力支持我破格晋升为正教授，这在当时是震撼学界的大事。“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有进行过教师的评级，这次评级可谓一次破冰行动，民院惟一一名正教授竟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我猜想，争议一定会十分激烈，没有马书记的支持，教授桂冠是到不了我头上的。1980年，马书记率团访问香港，找到了我的住处，视我为访问团成员。一次在海洋公园门前合影，我知趣地站立一旁，马书记说：来来来，你也是我们青海的！五朝领导中有些领导人内心深明五七年那场反右运动的真相，也不把我当阶级敌人看待。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具体负责全盘工作的副院长戴金璞，把我分配到教材编写组为牧区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分子训练班(简称社教班)编写教材，使用的参考资料全是戴院长提供的当时尚未在社会公开只在军内流传的毛泽东语录。文革开始，造反派批判他招降纳叛，重用右派分子，要他认罪，他回答时总是同一句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戴院长的结局是在一个放映电影的夜晚，无人看管，他便自杀于菜园角落一间空置的土屋中。人们找到尸体时发现他的脚下堆放着一捧烟头，显然他是在把自己吊上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之前曾经进行过激烈的生死搏斗，最后为了维护尊严而以生命作为代价。“文化大革命”后张济民书记从果洛藏族自治州来到民院，他的开明作风和亲和态度以及朴实的学者风范更具魅力。他在人事上尊重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解放了一批身负各种沉重包袱的教师干部，甚至从监狱中请出著名学者，强化教学与研究力量；在学术上，他创立了占据全国前位的少数民族研究所和法学专业，极大地提升了民院在学界的地位和排位。他本人身体力行，著有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专著以及抒发真情实感的诗集。我受恩于张书记的地方很多，直到现在，我们之间还有亲密的接触。我从他那里经常受到教育和鼓励。还有一位领导干部必须提到，她是人事处长、政治部主任杨茂嘉。1978年底的一天夜半时分，杨主任敲开我的家门，兴奋地通知我：右派问题可以甄别了！你赶紧准备材料，提出申诉。她关切地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一时痛哭失声，激动得不能自已，说：我都不知道究竟凭什么打我成右派，申诉些什么?第二天她派政治部干部通知我到办公室把当年划我右派的结论摘要告知给我，又特准我乘飞机回到北京大学处理甄别手续。哦，对她的回报是买了一张电影票请她看了一场高仓健主演的、以平反冤案为主题的日本电影《追捕》……现在回头看去，真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味。我有两句诗说：西部丛山情意重，年年咀嚼到如今。这是因为青海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奋斗的决心，给了我面对残酷现实的能力和智慧。
　　1979年胡耀邦主持组织工作，解放了我们这些本来无罪的“中年人”。我带着高原的风雪豪情由青海来到香港，1981年辗转来到澳门，开始在另一片土地生活。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我原本拥有的学历和教授头衔都不被承认。我从一名兼职的语言教师(就是教港澳人说普通话和教外国入学中文，而且不是全职)做起，一步步升为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直至教授，行政职务担任系主任和学院院长。这一路走来不凭半点人事关系，也没有什么人事关系可供依凭。好在这里竞争十分激烈但却比较公平。我刚到香港，写了一首致香港大学友人的诗，尾联曰：文章真伪谁人晓，试比琳琅纸上功。我经过一番努力，包括为了取得“英联邦学位”以便符合招工条件而攻读香港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20年间出版著作20余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总算逐步站稳了脚跟。在我前进的脚步声中，我耳旁始终响着草原同事们的声音，他们在鼓励我前行。
　　30年来，港澳许多报纸刊登为我写的“他从青海而来”等专访。八十年代青海藏戏团来香港演出，我在香港《明报》发表《青海的藏族与藏戏》文章，邀请饶宗颐等大师级学者谈藏戏，提升演出效果，打造青海形象；但凡有青海人来港澳公干，我都热情接待、尽力配合，提高访问规格：前年民院中文系申请语言学硕士点，我向所有我熟知的全国各地的评审委员说项，希望投给民院一票，最后民院以高分获得批准，当然这主要是民院领导和同事们努力的结果，但其中也有我的感情付出……
　　1999年澳门回归后，北京邀我出任政协委员。我有机会每年三次赴京参与各项活动。每次到北京，必与青海的老领导、老同事聚会，魂牵青海万重山，畅叙雪域高原的情怀，都为民院取得的进步感到振奋。在这些青海故旧中，张济民书记依然那样热情谦和，有时把民院的同事请到他的“王府”(北京昌平区平西府镇王府公寓)吃手抓，有时出席在青海驻京办事处举行的聚会，亲切如待家人。张国信是1949年就到了青海草创青干班的老臣子，省上许多重量级领导干部都出自他的门下，退休回到北京，还驾驶摩托到郊外垂钓，一副老有所乐的样子。孙文景、赵冰如伉俪则是专业能力很强的藏文专家，现在孙先生还在为翻译事业继续做贡献，赵大姐却学习国画书法，常将其画轴墨宝赠与友人，怡然自得，安度晚年。我家里就挂着一幅她的牡丹画作，画面上的篆书题词是：燕子声声惠，明年又归来。史孝石是位胸怀坦荡、思想开阔、极富鼓动力的人物，一九五七年遭劫后由中央放逐到青海，没有死在祁连山伐木劳动中是他的幸运，各路人等喜欢与他交往，从他那里取得乐观自信，现在依然故我，保持当年特色。这种聚会总是五对夫妇出席，我常笑称此乃十老相会，并作《十老歌》：茫茫塞外度寒冬，雪压霜欺看劲松。笑语声中忆苦乐，史家笔下辨虫龙。梦游西海心犹暖，酒醉郭林情正浓。十老相加八百岁，明年约定又重逢。有时碰巧民院其他旧友在京，也参与我们的聚会，例如上京医治眼疾的冯育柱，还有一年贾晞儒伉俪来京就医。特别是老贾夫妇在京那次，大家相聚在老史家谈起编写回忆文章的事，一年后果然《雪域留痕》一书在张济民书记和老贾的主编下定稿，大家委托我拿到我所在的出版机构出版。那本书留下了一群民院人弥足珍贵的记忆。每年我上北京，把与他们的聚会当作精神的盛宴。我常想，这些老民院的同事以及他们的联谊活动，乃是“青海民族学院”，不，乃是“青海民族大学”这六个大字把大家凝结在一起，是退休后的教师干部精神面貌的写照。
　　六十年来青海民族大学和她的前身青海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公学、青海民族青干班创立了很好的学风与校风，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青海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值此六十华诞之际，学院升格为大学了。这是历史对她的肯定，是时代托付给她更光荣的重担，我们为之欢呼鼓舞，也将为之多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