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点评：其实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青海民院数学系八二届的“快班：一班”和“慢班：二班”现象。这里有许多的哲理我一直在悟，只是并没有说出来。今天被同学杨凡说出来，顿时感觉耳目一新。这上学时的快班慢班，到社会上差点儿翻过来成了慢班快班，这里不仅对中国的教育方面有深刻反思，而且在人生哲理方面也有深记刻反思。

我上大学时，所学专业分为两个班，一班是尖子班，全班达到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分数线的占一半以上，全省高考前十一名中，一班就占了两个，其中老三届（指66届初高中毕业生）又占三分之一，可谓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相比之下，我所在的二班就相形见绌，不仅总体分数线比一班差了一大截，而且农家弟子、家庭贫寒者居多，若论智商、学业、气质乃至见识之长短，一班是天鹅，二班则是丑小鸭。

在大一、大二阶段，两个班的同学绝少往来。原因既有一班高傲的因素，也有我班自卑的成分，总觉得矮人一截，故我班一度笼罩在一班的光环之下。当然，我班也有个别同学能融入一班的圈子，这表明他们已取得了一班的认同，拿到了入围精英队伍的资格。需要声明的是，这个别人是我班的上层人物，如班长、文体委员等，所以，一班的这种认同无论从规模和广度来说都很有限，并非是学业上的认同。而学业如何，则是我们那个年代是否受人仰视的最高标准。

到大三、大四阶段，一班已明显闻到来自二班的挑战气味，二班已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成绩追了上来，尽管总体成绩二班还是不行，但二班不甘俯首称臣的气势咄咄逼人。回顾这段史话，总觉得一班是可口可乐，二班是哇哈哈。两个对手尽管不在同一重量级别，但在长期的竞争中，哇哈哈始终在暗自修炼内功，总想抢夺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尽管野心不小，尽管屡败屡战，但始终改变不了屡战屡败的宿命。

当然，因为有二班的存在，使一班不再孤芳自赏，不再孤独求剑。

然而在二十年后，一班同学、著名作家东方竹子回望两个班同学境况时留下这样一段话：“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后来，我们的一班和二班留校人数是一样的。甚至我们两个班同学的前途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二班的同学在社会上取得的成绩和我们一班比也不差…….”。随即，竹子同学不由感慨万千：“我班最优秀的也就是学院的院长、学校的校长、某处的处长。更多的才子没有发挥出来，没能为祖国做更大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班的同学真的都很优秀呀！”。

这的确是事实。一班同学的境况我不甚了解，但二班同学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就却让一班感到意外：两个班留校的同学，目前的学术地位难分伯仲；在社会其他岗位上，二班同学中有厅级干部及一大批处级官员、有上市公司老总、民营企业家、有省级劳模、有特级教师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越、马京宁、马晓红三位同学，即便在我们二班，学习成绩也排在末流，属于在校时被人长期帮扶的对象。而如今，马京宁女士是省新华出版集团老总、马晓红女士是青海省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马越是特级教师、中学学科带头人、青海省首届“十杰校长”。三匹马儿矫健地、欢快地奔跑在康庄大道上。

至此，一班同学，还有并不成功的我，对此作何感想？

当然，把两个班的同学作为样本，探究“刺猬”与“狐狸”，的差距不大，既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也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成功的背后，隐含着太多的不可预测的天意。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刺猬”独特的性格类型，可能成为他们在日后社会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刺猬”天生不具备优越感，那种“我比别人差”的潜意识总是挥之不去，他们从来没有张扬、炫耀的资本。于是，当才子们把无穷的才智花在指点江山、高谈阔论的时候，“刺猬“们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自我修炼，这使他们的相当一部分最终大器晚成。以马越、马京宁两位同学为例，在大学四年，两人都曾是我的同桌，几乎在重大考试前，都要接受我的单项指导，马京宁同学，天生一副胆怯、害羞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清，而现在的马京宁女士和马越校长，已跻身社会贤达行列，频频在讲坛或洽谈会上侃侃而谈；而马晓红女士，则对青海省统计事业的电子化、网络化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堪称领军人物。“三马”厚积薄发的经历，使我想起曾国藩，据说曾国藩年少时背诵经书时非常吃力，爬在曾家墙头上伺机盗窃的小偷都不耐烦了，跳下墙头后留下一句话悻悻离去。这句话是“笨蛋，天底还有这样的笨蛋。连我都背会了，这家伙还不会”。

“刺猬”从来就没受过表扬，从来就是一片绿叶，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被人众星捧月的感觉。这使“刺猬”十分自谦，也使他们从不冒进，从不自以为是。因为他们以前很不自信，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在日后与同事的相处中，他们总是以认真乃至于虔诚的态度听取别人的看法、吸纳别人的才智、纠正自己的偏差，这反而让他们扬长避短，博采众长，并给同事留下谦虚、好学、不偏执的印象。即便后来当了领导，他们也习惯性地保留了这种传统。奇怪的是，这种源自于儿时年代的“自卑”情结，不会轻易被上下级发觉，反而被误以为领导开明、作风民主，善于从谏如流，胸襟开阔等等，历史上的刘备就是这种典型。

“刺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因学习吃力，而被老师训斥，被尖子生讥笑，时间一长，心理承受能力就强了，脸皮就厚了，摔滚摸爬的本事随之悄然提升。一位不愿透露真名的二班同学回忆自己闯荡江湖的经历是这样说的：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大学生看待，权当做自己是一个小混混，在辞去教师之后，一度拎着产品挨家挨户客访，被人撵出来过，被人冷落过，在火车站候车室蹲过夜，饿了在大街上啃过大饼，热了在马路上光着上身，我赚了一点钱，随后被骗走一部分，投进股市又赔了一部分，生活最拮据的时候，全家储蓄只有5元钱，没办法，这就是生活，我都挺过来了，脸皮以后，就什么都无所谓，你让我现在在最繁华的闹市摆摊吆喝，我保证嗓门最大。

“刺猬”要比“狐狸”更清楚自己的社会定位。明知过高的目标会令他力不从心，所以，他们很务实。他们不会被潮流所卷走，不会为竞相攀比而夭折，不会为怀才不遇而叹息。他们的目标定的很现实，少了理想主义的飘渺，多了机会主义的实用。他们往往满足于今年的工资比去年高一点，得到领导的奖赏多一点，官阶定在科级也心满意足，职称评定为高级反而忐忑不安（因为他们从来不相信自己有天赋、有才华）。与高材生们常有的那种愤世嫉俗、卓而不群的清高不同，“刺猬”的入世态度是东方式的中庸之道，是随意而安的小农意识。这种生存意识，根源在于他们懂得自己不是强者，不会成为话语权的主导者，不会成为领袖。。这种生存方式却有鲜为人知的玄机：既在错节盘根的利益纠纷中，他们不会卷入漩涡中心，不会轻易被人授之以柄，更不会成为上级眼中的刺头和同行排斥的对象。身心的安宁，使他们身体的、心理的能量得以保存，他们在速战速决的战斗中会轻易败在阵来，但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却能后来居上。所以，我的这些二班同学在十年之内不显山露水，但十年后却一个个冒出来，这就不以为怪了。

但在另一方面，“刺猬”深知自己的软肋，他们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比“狐狸”强烈的多。最初，令他们深深苦恼的是“我为什么不行”，后来，则更多反思的是“我干什么能行”，这种逆向思考方式可能是他们认识事物的一小步，但绝对是他们跨越征途的一大步，相比于一班的优秀生，二班的同学转行的更多，这也许是其中的玄机之一吧。一个具备奇赋异质的高材生，较易会被自己的才智所蒙蔽，太过于自信自身的力量，在生存环境中往往易剑走偏锋，而不善于调头、转向、校正。二班许多人则不同，他们深知，如果一辈子沿本专业的道路跋涉，则将永远困死在半坡上，所以，他们的生存策略就灵活的多。因为自己成不了学术泰斗，所以转而去从政、去经商、去创业、去街头吆喝。是的，一班是巨轮，但不善调头；二班是小船，但转向灵活。尽管二班的部分同学转行后没有达到新东方俞洪敏的高度，甚至有人还在底层挣扎，但俞洪敏的故事用在这里有点意思，当年，北大的俞洪敏在校时就是个差生，用他的话说，大学期间，因为成绩差，只好给其他同学当做义工，由此聊以自慰，毕业后，人家都出国了，而自己却在做家教，想不到，这一转，转出个新东方上市公司来。

一班和二班的话题，总能牵出许多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