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8年1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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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剿匪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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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初，陕南区党委、陕南行署随解放陕南的19军兼陕南军区进入汉中。不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鉴于西南战局形势日趋明朗化和陕南匪患情况，根据毛主席原令19军“除守陕南外，是否抽一部入川，那时再酌定”的电示，改变了原来准备抽调19军一部入川的计划。1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电示汉中19军兼陕南军区统一负责清剿川北与陕南地区的国民党残部和股匪，维护陕南社会治安，并保障川陕公路的畅通安全。这不仅大大加强了陕西省军区部队剿匪力量，而且由此拉开了汉中乃至陕西历时三年的剿匪斗争的帷幕。
                  　　汉中匪患严重。土匪历史性根源和解放前夕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在陕南的潜伏、部署，使得当时匪情十分复杂，剿匪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汉中乃“四塞”之地，汉水两岸，秦岭巴山绵垣数百里，山大林深，地势险要。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这里土匪蜂起，小则拦路抢人，打家劫舍；大则围城占县，据山为王，成为当权者的一大威胁。“神仙难逃汉中疥，棒客如毛人凄惶”正是旧中国汉中人民饱受天灾、匪祸，民不安生的真实写照。历届军阀、国民党当权者不仅未能剪除匪患，反而官匪勾结，兵匪一家。王三春、袁刚、罗烟灰、李刚五等大匪首的名字，至今留在一些老者的记忆中，每当提及就心惊胆颤。其间，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建立川陕苏维埃政权后，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平息匪患，一度使巴山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安宁。随着红军长征北上，匪患卷土重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威胁到这块抗日后方的安全，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抽调重兵围堵追剿，虽然于1940年将匪袅王三春夫妇筹缉拿归案，然而土匪这一社会痼疾仍未从限本上解决，反而于解放前夕，在该地区组织、培殖了一系列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政治土匪势力。
                   　  
                  1949年5月，随着太原、南京的解放，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于18日被迫仓惶撤退到汉中，实施蒋介石早在溪口作出的把胡军主力“置于汉中附近”的一系列部署。这样，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和省政府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和人马也全都麋集汉中。一时间，汉中成为各种反动势力的集结中心。6、7月间，蒋帮国防部制定了各省“沦陷”后，该省的主席就是本省的反共救国军绥靖总司令，率领地方武装就地打游击的紧急方案。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胡宗南、董钊也在汊中加紧了潜伏和相继建立“敌后根据地”等反共部署。如：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就制定了以镇巴为主要根据地，以宁陕、略阳两地为辅助根据地，并建立若干据点，在秦巴山区开展反共游击的计划。为此，在汉中收集、改编、组织各路残余部队、地方党团骨干和匪霸等封建势力，培训游击骨干分子，训练特务，准备物资，以作垂死挣扎。
                  　　1949年岁末，对解放了的汉中人民来说，最后的冬天过去了。汉中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自己翻身解放，盼望早日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解放了的汉中人民面临的问题和全国其他新解放区一样，就是国民党留下的残余部队和组织潜伏的土匪武装、特务的破坏捣乱。正如新华社1949年8月6日《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社论所指出，对于已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阴谋之一就是派遣和预置特务匪徒，繁殖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骚动，扰乱社会秩序，阻塞城乡交通，牵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南进，并破坏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妄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陕南地区不仅是陕西敌特重点，而且是中原、华北等地的匪特集中点。因之敌人便依靠秦岭、巴山，川陕、汉白路及汉江河流，作为企图与我坚持长期斗争的唯一阵地，并在未撤退之前，不论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曾作过庞大而周密的计划与布置。”这样，使得汉中地区“传统”的匪患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即由兵、匪、特合一的土匪武装与恶霸地主、封建反动会道门相互勾结，他们以颠覆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是这些土匪暴露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与一般经济散匪遥相呼应，危害极大。当时陕南行署直辖汉中、安康2个分区及南郑(今汉中市)1个直属市。解放前夕，汉中辖区11个县、市是陕南匪特重点区域，聚集着国民党军队残部，分布潜伏着各种名曰的“救国军”、“忠义军”、“游击纵队、支队”等反共组织。股匪头目非司令即团长，号称“十万地下军”。因此。汉中解放后进剿残匪，巩固新生民主政权，使人民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成为陕南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汉中党政军民的迫切任务。
                  　　全党动员    坚强领导
                  　　在陕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兼汉中军分区(后由第19军57师兼)，在各级党委、政府、公安部门和人民群众配合支持下，共同进行了建国初那场波澜壮阔的剿匪斗争。据有关资料表明，当时陕西境内有股匪84股3万余人，陕南就有6l股2万余人。因此，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都对陕南剿匪给予高度重视，做出了部署，确定了在全面划区清剿时，重点抓好陕南剿匪的决策；根据匪情的复杂、变化形势，制定了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努力扩大战果。部队在陕南地方武装协同下，划分剿匪区，明确了各自任务。19军55师分布于西乡、镇巴及紫阳、石泉等地，主要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边界地区剿匪任务；57师暨汉中军分区独立3团分布于城固、洋县、佛坪、南郑、褒城、留坝、勉县、略阳、宁强和四川广元，主要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地区剿匪任务，并维护川陕公路交通安全。1950年春，汉中军分区贯彻省、区党委和军区剿匪指示，为协调和加强县区武装力量的领导，决定汉中各县区武装的军政工作的部署、检查、领导，均归各剿匪集团。具体划分如下：
                  　　一、南郑、褒城、勉县、宁强、留坝、略阳六县县区武装归57师。
                  　　二、西乡、镇巴两县之地方武装归55师(后亦归57师)。
                  　　三、城固、洋县、佛坪划为一剿匪集团。由独立3团崔云龙、侯锋同志统一负责，该三县军政工作布置、检查、领导亦按上述规定执行。
                  　　在大力消灭土匪，首战歼匪2万余人的情况下，根据陕西省委、陕南区党委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陕南行署、陕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由张邦英、刘金轩、陈先瑞、李耀签署的布告，动员全区人民广泛行动起来，继续与匪斗争，“务求于最短期间，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省委为加强党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的行动，决定在各剿匪区分别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以指挥部司令和地委负责同志为正副书记，以指挥部各主要负责同志与当地各县委书记或县长为委员，形成了党政军一体化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并规定在剿匪过程中，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内外侦察，供给情报，提供线索，有效地分化瓦解敌人。各地人民政府应负责解决剿匪部队的食粮运输等问题。陕南区党委进一步具体部署了汉中地区剿匪组织指挥力量，决定在汉中分区内划分4个集团指挥部(剿匪工作委员会)：宁强、勉县、略阳三县以170团为主，建立集团指挥部．以陈如意、孙继先与宁强县书、勉县县长、略阳县长及该三县大队附为委员，陈如意为书记，朱助周为副书记，组成剿匪工作委员会。褒城、留坝、凤县三县以171团为主，建立集团指挥部，以杨永恩、王树森与褒城县长、留坝县委书记、凤县县长及该三县大队为委员，杨永恩为书记，韩亚民为副书记，组成剿匪工作委员会。西乡、镇巴两县以169团为主，组成集团指挥部，董明端为书记，雒云为副书记，组成剿匪工作委员会，南郑与城固两县之剿匪与建武工作由57师师部直接领导与指挥。
                  　　在匪情严重地区，集团指挥部决定以区委为主，吸收在该区活动之部队连首长和部队派出之武工队长参加，组成有关区的剿匪工作委员会，迅速落实剿匪计划、兵力布署、建立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及有关地方工作的结合等。联防区各级剿匪工委积极总结斗争经验，根据土匪忽集忽散，此剿彼窜等特点，继续采取剿匪包干制的办法，匪集则围剿；匪散则搜剿；匪止则驻剿；匪逃则迫剿，不受气候及地区的限制，不怕疲劳长途奔袭，合围聚歼，在整个剿匪过程中，坚决贯彻了党的“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结合发动群众”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部队进行了不怕苦，不怕爬山走远路，不怕夜间行动，不怕摸空的“四不”教育；对群众进行了不通匪、不助匪、不护匪、不怕匪的“四不”宣传，军民齐心协力，陷匪徒于军民联防、四面合围之中，收到了巨大效果，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
                  　　宁西地区王家坪村有35户人家，其中有30户家中有人当了土匪，在剿匪部队及当地政府的政治教育下，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结果30多名土匪自动交枪、登记，很快使这股土匪队伍瓦解。从此，王家坪再没有人当土匪了。
                  天池区县农代会代表李冬香对丈夫当土匪非常难过，多方设法劝夫张水明向政府缴枪投降登记。张匪反而威胁妻子说：“你心变得真快，想帮共产党整我，小心着，再多嘴我把你狗日的杀了!”她却强硬地说：“你把我杀了，我也要劝你不要当土匪。”1950年夏天，为了瓦解这股土匪，她毅然前去大竹坝匪巢寻夫劝降，被匪徒以“政府密探”为由而用斧头砍死。
                  　　天池区黄娃兄弟遭土匪抢劫时，奋起反抗，用予戳伤土匪。
                  　　勉县群众自发组织治安小组，防匪自卫。元墩区毛光杰和几个妇女打死了行抢的土匪。黄沙区一农会主任带了六、七个小孩，用石头追打土匪，处决匪首柏世伍时，民兵说：“不要枪打，我用刀杀，留下子弹抗美援朝。”
                  南郑县群众被发动起来后，自发起来与匪徒斗争，干部群众出现不少动人事迹，如鲍志平、肖玉林等在新民、红庙到处捕匪；红庙一妇女，手拿火枪将土匪赶逃。
                  　　因此，在整个剿匪过程中，一些股匪团伙被击溃后，在我军民的跟踪追击下，逃散匪徒被迫得走投无路，有的被逼投河，有的被我追逼的当场吓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众多的匪徒终未逃脱广大军民撒下的天罗地网。
                  　　铁师神威    首战告捷
                  　　1950年1月，陕南军区55师部队从驻地西乡、镇巴(164团驻西乡峡口、贯子山一带,163团驻镇巴，165团分驻石泉一带)出发追歼蒋胡残军，拉开了　　陕南剿匪斗争的序幕。
                  　　55师的战斗行动，得到了西乡、镇巴两县人民政府的积极配合，他们不仅筹集了许多粮食、草料供给驻军及过往部队，还动员了大批民工跟随剿匪部队运送粮食、辎重。师长符先辉是镇巴简池人，17年前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时，他从自己家乡参了军，南征北战。今天，自己率领部队又回到解放了的故乡，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倍感亲切，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他将与残敌进行最后的战斗，心情格外激动，战胜敌人的勇气信心倍增。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他即向部队进行思想动员，同时令164团2营教导员杜近明带一个连队经龙池场、核桃树，快速到达通江地区侦察敌情，2营其他连队在副营长姬立春带领下，跟进监视敌人，遇有小股匪徒相机歼灭。
                  敌人大多是豫鄂陕和关中地区溃退下来的保安团、土匪和胡宗南、王凌云的一些残部，被重新组编，任命原南阳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凌云为“川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在镇巴西南、通江以北、南江以东的大巴山布防，企图据险负隅顽抗；其中有新4军、新5军、新8军及127军等残部17000余人。师长符先辉和政委张明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长途奔袭，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法，决心打一场以少胜多的特殊战役。以163团一部从万源直插通江县城，断敌逃路，从南向北合围，以164团和163团1营，由正北、东北、西北一个方向向南合围。以快速、突然、猛烈的动作，将该敌围歼在以云雾山为中心的火天岗、鸡背梁地区。
                  　　164团(欠2营)从西乡峡口、贯子山、钟家沟地区出发，沿着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的路线，翻山攀岩，．越沟过河，急速南进。沿途山岩上，当年红军刻凿的“蜀道何难”、“红军万岁?、“打土豪，分田地”、“辟开旧世界，建立苏维埃”等巨幅标语处处可见，战士们倍受鼓舞。400多里山路，三天就赶到了，完成了从西北方向对敌的包围任务。
                  　　55师师部前线指挥部在师长符先辉、政委张明的率领下，从西乡出发，经过堰口、杨家河到达镇巴，然后转向西行，经三元、黎坝到达简池坝，即令已先期到达这里的163团副团长姜玉安赶快向铁溪河、新店子、长坪方向行动，完成从东北方向对敌的包围。并要他坚持独立作战，遇见敌人，大胆穿插分割，各个歼灭。
                  　　163团(欠1营和警卫连)从镇巴出发，经渔渡坝、官渡湾、滚龙坡，急行军两天半，翻过了横垣川陕之间的大巴山，到达万源城郊，163团拿下万源后。即向通江急进，以强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两天一夜跑了380里，到达通江县城，堵死了敌人南逃要道。
                  合围完成后，55师前线指挥部立即命令各部队发扬独立作战、不怕疲劳和连续战斗的作风，果断地向敌出击，逐步缩小包围圈，务求全歼，不使漏网。战斗首先是164团2营在平溪坝地区向敌新8军出击。该军除高级军官外，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都十分厌战。教导员杜近明带领4连乘势争取该军23师69团团长周辅臣以下800余人起义，并在这个团的协助下，全营在年家坪、大井坝地区，歼灭23师1000余人，俘获军参谋长吴美仁等，新8军余部向东逃窜。与此同时，163团副团长姜玉安带领1营进至通江城东北的长坪、泥溪场一带。与敌新5军接触。这是由土匪头子白清云、任小秃组成的一支土匪部队，多是些狡猾的亡命之徒。但是在我军包围和打击下，仅顽抗了半个小时，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及其下属1500余人即向我投降。
                  　　敌新8军在平溪坝遭我164团2营打击后，向东南逃窜，至烟溪场发现我军后又折向东北，向苦草坝地区逃跑。163团9连立即追击，7连、2连又从北面投入战斗，南北夹击，杀声震天，匪敌弄不清虚实，乱作一团，军长季凌云及以下1300余人缴械投降。
                  匪敌有一定战斗力的新4军，虽经我163团、164团几次打击，却都未能将其军部围歼。直至敌窜到云雾山以东长坪岭一带后，才被163团从东西南三面、164团从北面团团围住。163团9连首先从鸡背梁地区打响，连夺两个阵地，其他部队也同时接火，敌人无力支持．于是豫鄂川陕绥靖公署总部、新4军军部及第10师、12师、陕西第10专署全部向我军投降。这次战斗共俘敌绥署副主任兼新4军军长李学正、陕西第10专署专员杨志俭、陕西游击纵队司令史侠夫以下2100余入，我仅伤亡5人。
                  　　当55师满载战利品准备班师返回镇巴和西乡之时，从巴中方面传来新军情，有大股敌军准备北窜。164团团长张新胜奋勇请战。这位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利用人熟、地形熟的特点，当即率部奔袭歼敌。这便是1950年1月25
                  日西安《群众日报》上刊登的西北军区通报表彰的我陕南某部在川北剿匪中创我无一伤亡，全歼敌1700余人，活捉敌127军310师师长、代军长丁树恒的光辉战绩的英雄部队。
                  　　当时丁部在督战队的胁迫下，人不歇脚，马不卸鞍，昼夜兼程，赶到南江县的官路口宿营，山头上派出了警戒，面对如柱的大雨快慰地吹嘘道：“共军距此尚有240里路程，在这泥泞的山道上，既便他们能日行80里，也得三日才能到达此地，到那时……哈哈……”。但是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张团长和李更生副团长分别跟着3营和2营两支部队，冒雨追击。他们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肚子饿，不怕脚打泡，扭住敌人不放松，全歼敌人立大功的信念相互鼓励着疾驰向前跑。当年的指战员说，在川北剿匪，说打仗并不太贴切，主要是比耐力、比速度，谁耐力强，谁就能夺取主动权，谁就是胜利者。在这两方面我军都有特长。所以，不怕疲劳，连续追击，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关键。干部战士不顾一天行军130多里的疲劳，在一个黎明时分追到官路口。这是个四面环山的小平川，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敌127军310师师部就驻在这里，周围山头上放了连哨。当敌发现我军时，南北两路部队已占领了山头，冲锋号在南北两侧山上同时吹响，战士们像小老虎一样一边冲，一边端着轻机枪、冲锋枪向敌人驻地和山头猛烈扫射，到处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敌人像羊群似的被赶得东奔西窜，急得在山头上转圈子，最后无可奈何，只得缴枪投降。就这样经过l小时的战斗，创造了我无一伤亡，全歼敌127军310师残部1700余人的光辉战绩。打过“哈哈”不久的“富有经验”的丁师长哭丧着脸，神经质地连声嘟哝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更可笑的是匪首中将主任王凌云那风流梦，他在新5军被歼后，预感大势不妙，在布置“分散活动，隐藏潜伏”，责令所部“不成功便成仁”，并要豫鄂川陕绥署副主任兼新4军军长李学正率部向云雾山转移时，他自己则化装潜伏在青峪口一位姓杨的老百姓家里，拿出18块金条收买杨家。他又看中了杨家的妙龄女川妹子，强认杨老汉为岳丈，死赖着要与川妹子成亲，杨家无奈，只好应允。后来163团2营到达后，杨老汉机智地跑到我军驻地报告了情况。2营政教关子烛迅速将王凌云捕获。这个当年曾拥兵5万余众，显赫一时的南阳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现在身穿旧粗布黑色长袍，腰间系一条山民的蓝布腰带，头上裹了有一匹土布长的白头帕子，脚上穿着一双破烂布鞋，弯着腰，低着头，已见不着一丝“新郎官”的喜色，还连声说“感谢贵军不杀之恩，愿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至此，川北剿匪首战告捷，55师班师西乡、镇巴。此次川陕边剿匪的胜利，对秦巴山区和川北陕南等地的社会安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对这块历史上土匪出没无常、素称“匪患百年不绝之地”今后的清匪肃特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让敌人妄图在这里建立一块反革命游击根据地的梦想彻底破灭。
                  　　横扫残云  喋血秦巴
                  　　当55师部队在汉中地方党委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配合下拉开剿匪战幕的时候。西线的剿匪斗争亦在区党委、分区的领导下激烈开展，西线剿匪斗争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在风卷残云之势中，还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当新中国的红旗在大江南北飘扬的时候，不少参加剿匪的忠诚的战士和英雄的人民，再度血染红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57师部队沿汉江西进解放城固、汉中各西线城市，并受命负责剿匪和保障川陕公路安全畅通的任务。与此同时，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急行军，夜奔袭，追歼窜入城固、汉中南山里的大股残敌。在大小盘坝，先头部队一个冲锋，歼敌数百人，敌闻风丧胆，像赶羊群似的，许多人跌入天池脚下的深山大沟里被大雪拥埋，在牟家坝以西，我军连续追歼500余敌，其中有身穿旗袍背着大小包袱的官太太50余人。我战士对女色和她们的金银首饰等财物视若粪土，丝毫不为其百般乞怜及收买的企图所动心。
                  　　我军奋勇战斗，围歼了敌暂编第3纵队司令田禾穗以下1190余人；在堰口俘逃敌162人；在孙家坪、细辛坝追歼400余敌；俘获敌“西安绥署”别动第3纵队司令姬守礼、“川陕南救国军”副司令罗反三等；在黄官、喜神坝一带，敦促陕西保安第4旅旅长谭华初部1000余入以及盘踞南山一带的国民党南郑保警大队长蒋桂顺、48师王定伯营、王年伯保安营、红帮大爷樊登峰、樊登科的“忠义救国军”等投诚、改编，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但是汉中匪患历史很久，覆盖面宽，全区各县均有大小不等股匪、散匪继续活动，成为全省的匪患重灾区和剿匪重点区域。全党动员、军民结合，执行“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英明政策，使剿匪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宁强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解放前夕，民团、自卫军、救国军等地方武装在这里各霸一方，占山为王，鱼肉百姓。它们主要有：成连音部数百人盘踞阳平关要隘；王文轩部300余人盘踞燕子砭一带。特别是团总魏辅唐所占青木川地跨陕甘川三省，所部千余人，多是强悍凶猛之徒，当时汉中绥靖司令也将他无可奈何。他与甘肃康县、碧口、姚渡及四川广元、青川、三堆坝等地民团头子都是拜把兄弟或姻亲，因此魏辅唐又有“六县团总”之称。由于社会知名人士、我党早期兵运工作者黎民觉和早期中共党员刘甲三对魏辅唐机智深入地策动，使其向我投诚。宁强建政后，县委、县人民政府指示黎民觉再度去中坝、青木川等地做动员工作，使魏辅唐等部到县城接受整编，终于使宁西原匪首王文轩、成连音及曾被国民党任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帮会头子、团总魏辅唐等率部近千人齐集县城接受整编学习。计上缴各种枪支700余支，其中机枪14挺，手枪52支，子弹40余箱及电台、电话机、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装备。学习结束时，百余人自愿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由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汉中各地公安部门乘敌人内部混乱与动摇之际，集中一切力量，展开群众性的肃匪反特宣传，大胆放手利用自新人员和通过各种关系促使匪首归降，曾收到很大效果。南郑市接连争取回来的即有：军统少将司令、陕南站站长王之健。反共忠义军总队长白鸣皋，保密局西安站督察胡铭清，中统汉中调查专员崔睦久、王纪明，伪省党支改造委员尚自强、周述之及伪省党部副书记长翟文凤，三青团南郑分团部干事长白鉴等。勉县“反共游击队”副司令晏廷鹗带81人、77支枪、3048发子弹，也向人民政府投降。
                  　　在镇巴，由于我地下工作人员的争取，促使陕西省反共救国军第12游击纵队第5支队起义，和平解放了镇巴。
                  　　由于横扫各路大股匪帮，震慑了敌人，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各级党政和群众力量积极投入接管和人民政权建设以及减租、反霸、生产等迫切任务之中，对剿匪这一中心工作的重视有所减弱，特别是在干部中存在着大局已定，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放松了剿匪工作，驻军在社会治安基本安定的同时，响应军委号召，减轻人民负担，医治战争创伤，投入了大量力量，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此时，逃匿在深山和外地的匪首认为有机可乘，大搞抢劫、破坏。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国民党逃台蒋帮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和反攻大陆，残余潜伏匪特以为时机到来而遥相呼应。一些漏网遥首也秘密纠集匪众，煽动烟民，大肆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美国占领了东北，蒋介石很快就要光复大陆，共产党的寿命不长了”等谣言，公然进行反革命暴乱，袭击区乡政府。伏击我剿匪小部队和零散人员，抢劫财物，威胁、阻塞川陕公路等交通要道安全，杀害干部和群众，利用边界地区山大林深发展匪徒，啸聚匪众作恶，扩大反动影响，与新生人民政权抗衡。还有四川、甘肃等地匪徒窜入陕南各地，企图重新整顿组织，继续进行活动。如“鲁冀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董海鹏从四川折返汉中。汉中从东到西，匪势抬头。东起镇巴与紫阳毗邻一带的匪首李静山、邹达三等，串通惯匪及两县乡保人员建立“巴山反共救国寥’，确定在瓦庙子、麻柳坝、观音、渔渡地区同时发起暴动，然后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与新政权长期斗争。同时，毛坝关匪首覃应山带领匪徒70余人袭击仓库和朱盘乡人民政府，杀害了乡长朱尔昌等3名干部，抢走短枪5支和粮食3000多斤。镇巴匪首刘统、胡萱堂也串联各地潜藏特务、土匪、恶霸、地主等，组织了“中国青年义勇救国军”的反动武装，下设4个军，将暗藏各地的武器秘密集中到长岭、青水和镇巴城关据点，并派匪徒联系西乡贯子山及通江匪首冯殿臣等，相互配合举行暴动攻打县城，欲在巴山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
                  　　地处北山秦岭之中的略阳郭镇金家河股匪杨桢、周西山30余众组织所谓“陕西人民自由解放团”，袭击区干队武装，伏击人民政府县长等工作人员，打死干部战士3名，抢去步枪、手枪、马匹及其他财物，造成我方巨大损失。此外，零散土匪杀人劫货也不断发生。
                  在南郑，大小股匪14股与零散匪众有680余人，抢杀案就有130多起，被害群众、干部计11人。南海、红庙两区是土匪集中之地。红庙塘土匪啸聚四五十人，抢了乡支前委员会及5个区干队；冷水区土匪三四十人抢了群众的财物；柳林铺武装土匪18人在抢劫中打死解放军战士工人，汉山、梁山等地均受土匪滋扰。
                  　　在洋县，范金玉、李吉年股匪活动在南北二山，聂孟荣股匪10余人，有长枪10支，短枪4支，在金水河一带窜扰，李见荣一股10余人在酉水河一带出没，大爷山、华阳、茅坪等地都有股匪猖狂。
                  　　在汉中市内，龚全福、曹建章等匪特持枪抢劫，王洪义等匪还与城固二里股匪串联在暗中进行搜集枪支弹药、进行反动宣传等骚扰活动。
                  在勉县，以惯匪李成元等为首的“反共忠义军”及流落茶店山区的晏廷鹗“反共游击队”残部，姜通文等散匪，猖狂的活动在南北山区及黄沙、温泉等乡，抢劫百余起，杀害群众干部50余人，活埋了县农会副主席李祯祥。
                  　　在宁强，由于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取得剿匪的巨大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政军领导同志认为“土匪问题基本解决了”，同时“在政府方面认为剿匪是部队的责任，以致对党代会的决议和地委以剿匪为中心工作的指示没有引起领导同志的足够重视，实际上工作中心就由剿匪肃特转到单纯的催粮与生产问题上去了”，导致遭到重大损失。广坪河大土匪李耐敏兄弟及其特务老婆刘芳，在1950年夏天短短的数天时间里，竟连续四次袭击我驻剿的l营部队及区干队武装。部队和民兵虽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40余人。广坪区一度落入匪手，被俘区乡干部及战士、民兵lo余人被匪徒绑在广坪街木桩上，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一震惊全省的广坪河反革命暴动血案，引起了省委、省军区的极大关注。汉中地区党政军各方面立即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57师兼汉中分区迅速反应，作出在原分区分片包干清剿的同时，对宁西地区残匪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遂决定组成以张仲良副师长挂帅的宁西剿匪指挥部，亲率12个连队分进合击，同时与川北、甘南友军取得联系协同作战，务求在最短时问里全歼顽匪。一场彻底清剿残匪的鏖战在大巴山区由东至西再度展开。
                  　　鏖战顽匪    功垂青史
                  　　汉中剿匪斗争十分复杂，任务艰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鏖战大巴山，斗智斗勇，惊心动魄。这里虽然只能将主要情况作以纪实，但是在解放后短短三年时间里，彻底清除了陕南地区百年难除的匪患，拔除了对新政权有重大危害的隐患；使翻身后的人民群众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其功绩永垂青史。
                  　　1950年春，匪首李静山、邹达三串通原巴山反共游击第4支队覃应山、贺兰泉等，先后在镇巴县的观音、渔渡及四川宫渡等地，串联恶霸地主，秘密发展匪徒300多名，成立“巴山反共救国军”；决定4月27曰在毛坝关、瓦庙子、麻柳坝、观音堂、渔渡坝等地同时暴动，确定了各地暴动的指挥人员和暴动步骤。
                  　　会后，匪徒积极组织活动。观音地区惯匪曾方亭勾结冉应堂准备办神团，又同陈玉真、方老么秘密策划，共同负责组织匪徒，搜集枪支，准备到已定日期袭击驻大湾的人民解放军和观音区人民公署。渔渡地区恶霸王兆恩派王世传同方老么，与潜伏特务、情报队长李平章、恶霸马登岐兄弟、地痞李焕章等频繁联系，策划与紫阳反革命组织同时暴动的计划和步骤。计划首先夺取驻鹿池坝解放军163团2营的武器，再打渔渡区人民公署和镇巴县人民政府，然后与紫阳匪徒会师，一齐到八道河，建立游击根据地。
                  　　由于紫阳匪徒唐成鼎、苟振居杀害竹铁珠区公安特派员，暴露了动机。匪首邹达三、覃应山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提前暴动，分四路行动。并做了包围瓦庙子会场和在麻柳坝狙击鹿池坝和渔渡坝的解放军的部署。
                  　　4月23日中午，紫阳县竹铁珠区副区长贾国廉带的工作队开会，匪徒乘机将其包围在瓦庙子院内。贾国廉组织干部坚持斗争，匪围攻一昼夜，尚未攻开院子，匪首覃应山指示匪徒纵火烧房。当熊熊大火燃起房子非常危险时，贾副区长带领干部冲出包围。匪首覃应山、贺兰泉领匪众追到河滩，残杀了7名革命干部，炸死炸伤群众14人。
                  　　匪首王坤三和王瀛仕率匪徒，当日在麻柳坝打死解放军班长陈泽和战士廖金林，抢走冲锋枪、步枪各1支。
                  　　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163团机炮连在观音区干队配合下，急驰瓦庙子镇压暴动，在珠沙湾追击中，生俘匪首贺兰泉。驻鹿池解放军163团4连闻讯，同民兵前往援助。追剿战斗中先后击毙匪首王坤三等10余名匪徒，活捉王瀛仕。在渔渡又捕获与该匪部勾结，阴谋攻打渔渡区公署的匪徒李焕章、李荣邦等罪犯，一路沿楮河追剿散匪，另一路搜查散匪到高滩。与紫阳县独立营会师，几路剿匪部队在当地民兵密切配合下，捕获匪首李静山、邹达三及以下匪徒133名。处决匪首、骨干53名，取得了平息“巴山反共救国军”暴动的胜利。
                  　　破获“中国青年义勇救国军”暴动，是东线剿匪中的又一重大胜利。国民党潜伏匪特“反共游击队”残孽胡萱堂、齐正江、周纲伦、刘统、杨广梁等，在新生人民政权初建之后即开始串联活动。他们密议、散布说，人民政府派的公粮、税收比国民党的重；共产党为穷人谋利益，干部无能力，做事不行，穷人仍没饭吃，又不用咱们这些人；报纸上常登要禁止原子弹的消息。共产党一定是吃了原子弹的亏，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将来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现在四川包头山的靳廷垣、吴朝君。巴山的王应哲不是还在山上活动吗？人民政府有啥办法，我们也要组织人与他们干起来。他们妄图武装暴动，期待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配合蒋帮反攻大陆，遂于4月间成立了“中国青年救民军”，后改为“中国青年义勇救国军”，设立总指挥部，刘统为总指挥，胡萱堂、齐正江、梅树金为副总指挥。总部内设参谋部、政治部、情报处和总务处，周纲伦为参谋长，齐正江为政治部部长，杨广梁为情报处长，杨馨馥为总务处长，下设4个司令部(又说设军)，东区司令部司令唐从榜。南区司令部司令熊兴伦。西区司令部司令刘统(兼)，北区司令部司令胡萱堂(兼)，决定农历5月5日暴动。
                    
                  暴动分工是：总指挥兼西区司令刘统负责攻打长岭、三元区人民公署和解放军机炮1连；西区副司令杨元兴负责打仁村区人民公署；副总指挥兼北区司令胡萱堂负责攻打青水区公署和解放军警卫连；东区司令唐从榜负责攻打观音、兴隆区人民公署；副总指挥齐正江及周纲伦、杨广梁负责攻打镇巴县人民政府和163团团部等机关；韩子泉负责攻打城关区人民公署；南区司令熊兴伦负责城外打援。派罗继栋、杨元兴分别与西乡贸子山匪首冯殿臣、四川包头山匪首吴朝君联系；东区司令唐从榜派人与紫阳暴动组织联系，约定同时暴动，并支援打镇巴县城。暴动步骤是：先由长岭、青水发起暴动，再里应外合一齐进攻县城。各区司令皆带一路人进攻县城，城内齐正江、周纲伦组织暴徒作为内应。暴动暗号是胸前钉一块黑布“殴”字，挽起左袖。口令“英雄”。暴动成功，就固守镇巴。若受挫，就一齐拉上巴山林，建立根据地，坚持打游击。计划制定后，匪首积极组织实施。
                  此时，镇巴县剿匪指挥部于4月间，根据胡萱堂父子逃避，国民党镇巴县党部书记金××、中统党网分子张××潜伏青水，青水区人民公署报有股匪活动；怕发生事故等情况。县大队派一个排于农历5月3日到青水区。4日，区农会干部胡××到五乡开会时听姐姐说“五月初五夜，有人要打区公署，你要避开，免得着祸”。会后胡××又听到群众说，五月初五有人要打区人民公署。他连夜同刘××和乡长3人到区上报告了情况。青水区人民公署当晚与驻军进行了布防，派胡××继续侦察。同时派人将此情况报告县人民政府。
                  　　胡萱堂得知人民解放军开往青水，怕暴动力量不足，不敢行动。农历五月初八，刘统、陈德三等3人抄小道去胡萱堂纸厂，第二天返回时经哨兵盘查放走，驻军又派人追回，经军队干部左汉同志盘问，刘统见事不妙，即予招认准备暴动的事实，并供出部分同伙……
                  　　同年6月23日，匪尚未暴动，县剿匪指挥部实行军事戒严，在县城搜捕了匪副总指挥齐正江、情报处处长杨广梁、总务处处长杨馨馥等7名要犯，捣毁匪指挥部，分散乡里的匪徒纷纷躲藏。接着，县剿匪指挥部采取措施追捕匪徒。一是动员全县区乡组织联防，明查暗访暴动分子。二是发动政治攻势。召开暴动分子家属亲友会、旧职人员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暴动分子主动投案自首，分化瓦解反革命组织成员。三是组织军民追捕。青水区组织区干队配合县大队追捕了胡萱堂、阎品三等暴动骨干分子14名；观音区军民根据举报，捕获了匪东区司令唐从榜、潜伏匪特情报组长张耀轩等15名，三元区军民日追夜堵，捕获匪首杨元兴等10名。全县军民共同努力，共捕获其组织匪首、骨干47名。清查匪徒200余人，缴获步枪50支，炸弹10枚，手榴弹27颗，子弹2504发，电话机和掷弹筒等。但仍有一些匪首漏网潜伏。为追捕这些十分狡猾的家伙，人民群众及剿匪指挥部费了很大的力量，采取了许多巧妙的斗争方式，破获了各股残余土匪的反革命暴动，捕捉了狡猾凶残的匪首并予以严惩。
                  宁西地区(川陕甘边界)也是股匪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
                  　　盘踞在宁强以西地区的土匪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是“反共救国军”司令姜森带领的1200余匪众，他们主要活动在朱坝山、黄坝山一带；一股是以张占伯为首的所谓“忠义救国军”，他们经常活动在陕甘交界的大浪河一带；一股是以宁西地区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李树敏、李树善、李树合、李树青等五兄弟及李树敏的小老婆刘芳(外号“五婆婆”)为首的反革命武装2000余众，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坪河一带。这些匪徒，时而纠合在一起，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时而分散从事捣乱破坏。他们平日行踪无常，一旦活动起来又气焰嚣张．
                  　　1950年5月，朝鲜内战爆发，宁强县内各地残存匪特大肆造谣，蛊惑人心，同时加紧进行扰乱活动。他们打家劫舍，拦截军车，破坏交通，无恶不作，这严重危害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新政权的巩固。5月17日，牢固关股匪10余人，拦路抢劫车辆，并开枪打死旅客2人，打伤3人。此后股匪又遇解放军18兵团7军辎重营马车队路过，他们又企图拦截，被押车部队击溃。县城驻剿部队知道消息后，火速增援，内外夹攻，将此股匪围歼。
                  　　李树敏部是宁西一带势力最大的匪帮，解放后，宁强县委曾派黎民觉去广坪河做政治瓦解工作，要求李部投诚。李假意应承，在其他投诚匪首集合县城交枪时，李树敏却只派一个兄弟李树合带30余条破枪到县城应付交械，自己终不露面。李树合在县上集训学习中途又逃回广坪。1950年夏，李树敏认为时机已到，便公开举行暴动5月15日夜，匪首李树敏将广坪区石瓮乡乡长赵棠裔、村长赵世金等3人堵在家里打死。18日至25日，8天内连续4次包围袭击驻剿1营部队及区干队，1营1连副连长李体壁、排长林双及其他指战员19人壮烈牺牲，25名战士负伤。李树敏匪部还在广坪街上栽起木桩，将被俘的区、乡干部、战士、民兵等10余人绑在木桩上，残酷杀害．女匪首刘芳还凶恶地对群众说：“我早就想在广坪河开人肉架子，看你们这些穷小子今后谁敢靠近共产党……”
                  　　当这一震惊全省的反革命暴动发生后。省委、区党委高度重视并作了一系列指示；宁强县剿匪委员会，布置了以剿匪为中心的各项保障工作；汉中军分区57师副师长张仲良组成的宁西剿匪指挥部，亲率12个连队的兵力，在县区党政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展开于宁西大巴山地区。其部署是：由169团贾振礼团长带3个加强连赴略阳和甘肃武都地区以北向南围剿；由170团参谋长孙继先带3个连队到宁强以南的黄坝山、朱坝山(川陕交界处)一带向西北方向追歼；由171团杨永恩团长带6个连队展开于广坪河地区，阻敌向甘川逃窜，分进合击，给股匪以毁灭性打击。
                  
                  170团6连当时承担的是追捕匪首姜森的任务，该师战斗英雄、连长赵志华接受任务后，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立即率领一支精悍的小分队跟踪追击。6月26日追到黄坝河、竹林山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姜森带残部逃窜，隐藏在一姓赵的家中。赵志华找到知情的一位大娘反复做工作，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并拜老人为干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老人的儿媳也逐渐信任了部队，她便借给匪首送饭机会，带领部队秘密包围了匪首姜森隐藏的地方，使部队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姜森捕获。
                  　　“反共忠义军”支队长李树敏部于6、7两月遭我剿匪部队沉重打击，在面临灭亡的情况下，带领亲信，化装潜逃。8月5日，李树合匪首的向导王明深，被我青木川区长于途中相遇俘获，经教育后，王明深提供了李树敏残匪与青木川区10余名匪众合为一股活动于武都庙子沟地区的情报，并在王明深的协助下，冒着大雨日夜行程300多里，爬山越岭赶到武都庙子沟迅速部署，我小分队从柯家河高老乡处得知李树敏等6名匪首藏于吴家山石洞子，在“活捉李树敏，为宁西人民除害”的口号鼓舞下，8月14日，8连副连长宁来顺等11名同志，在师侦察参谋曹兴顺率领下，由高老乡带路，穿密林，越峻岭，跋涉二三十里险路，于15日拂晓包围吴家山，发现李树敏等分睡在相距不远的两处石洞里，曹参谋与副班长张明各把守一个洞口，小分队迅速进入洞内，趁匪熟睡之机，夺取土匪枪支，并高喊“交枪不杀”，除匪首李树青被当场击毙外，“反共忠义军”支队长李树敏等匪首均被活捉。
                  　　此前，在群众的帮助下，“忠义救国军”副司令张业宏也被我剿匪部队活捉。为刺探我部军情，张匪化装成教书先生，在黄坝河、王家坪一带流窜，正好遇上我部一个排干部和战士在外发动群众，大家见张业宏神色慌张，即拦住盘问。张匪慌得语无伦次，部队战士便将其带回驻地进行审问，张匪狡赖，拒不认罪，但在当地一老乡辨认下，张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本来身份。
                  　　上述战斗后，17l团3连就跟踪追击逃往宁西安乐河地区的匪首张占伯。部队迫至大浪河地区，“安钉设点”，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知情群众张天福主动向部队密告了匪首张占伯的隐藏之处。经过安排，张天福买了蜂蜜、挂面、木炭、大烟等到大浪河唐尖冒山悬崖绝壁中的一个石洞去“看望”这位匪首，并麻痹他说：“这地方十分秘密，没有人走露风声，可以长期隐藏。吃的、抽的(大烟)全都由我包了。”
                  张天福返回后，将情况报告了3连。该连在团参谋何永言带领下，星夜直奔匪首藏身处。接近洞口时，张天福又以送食物为名前去探听情况，3连战士趁机包围了山洞，张返回后，报告一切正常，何永言带一个班战士直扑洞口，当场击毙匪徒6人。匪首张占伯嘴部中弹，遂被活捉。
                   
                  接着，171团进入广坪河地区，围歼刘芳股匪。匪首刘芳以双手打枪著称，她在广坪河以南地区。欺骗群众种植大烟。等到群众收获之后，他们又前去抢来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因而民愤极大。17l团进入广坪河地区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一方面发动群众将种植的大烟铲除，以断绝匪徒经费来源。慑于我军威力，刘芳的马弁偷离匪巢连夜下山，向部队报告了刘匪的藏身之处及人员、枪支情况，并主动带路去捉拿刘匪。
                  　　171团3连战士立即连夜出发，在第二天拂晓到达广坪河以南地区刘匪躲藏处。刘匪听到狗叫声后即从后门逃去，跳入深沟竹林中，但被我先头班战士发现。即被活捉，其部下10余人被歼灭。
                  　　169团2营争取匪首牛小章及保甲人员熊照安等7人投降并交出了部分枪支弹药。3营活捉了匪首潘起民、王金科。1营争取匪首局刚锐，捕捉匪首胡宝堂等3人。1951年初，5连张明班追捕匪首邓自力，该班认真研究了捕捉的具体措施，派人深入群众了解到村长罗尹才与邓的关系很好，经过多次宣传教育，罗终于说出邓可能在塔子坪，由副班长芦长贵带领6名战士完成捕捉任务，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在常年积雪的大巴山上连续追击350多公里，直至四川通江，得知邓匪已经跑到镇巴县境内，遂紧追到镇巴，匪又逃窜，又跟踪追到城固县二里坝，终将邓匪捕捉归案，除了一害。为此，5、6两连分别荣获“宁西剿匪建奇功”，“飞行千里，捕匪有功”锦旗。据当时资料统计，仅宁西剿匪活捉姜森、张业宏、李树敏、张占伯、刘芳等大匪首15名；争取投降和毙伤匪首30余名；共捕获和争取回来的惯匪及匪众1000余名，缴获六0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7挺，其它短枪1468支，各种子弹8万多发，还有炮弹、手榴弹190多枚，以及发电机、望远镜、电台若干和大批各种军用物资。
                  汉中地区军民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英勇战斗，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其中还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以及其它与匪斗智斗勇的惊险和错综复杂的场面，限于资料和篇幅未能全面表述；同样限于资料，不可能将汉中全区剿匪成果做一准确详尽统计。但是，从根本上铲除了土匪滋生的社会基础，“百年匪患”已成为历史这个事实是永存的。
                  　　云天雾地  智勇公安
                  　　国民党反动派流窜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及潜伏陕南的“反共忠义军”、“反共救国军”、“反共游击队”等股匪武装，经汉中军民解放初期迅猛地军事打击，多被粉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匪股纷纷土崩瓦解。然而，顽匪势力一时化整为零，蛰伏在地形复杂的秦巴大山密林，纠结当地土匪、恶霸、伪乡保人员，继续进行反共活动。他们有的煽动、裹挟一些群众和迷信组织教徒参加匪股，有的四处造谣、串联，继续组织反动组织和武装力量，等待时机，妄图东山再起。根据汉中公安机关掌握的地区匪情，全区仅政治土匪270余股，有匪首、惯匪、匪徒3700余众。西北公安部在肃清土匪工作指示中，要求公安机关“应协助军事清剿，加强政治瓦解，组织武装便衣，深入匪区，收集匪情，及时引导部队予匪以歼灭打击”。陕西省公安厅1950年工作计划中明确强调“清匪工作重点在陕南”，并要求务于年底“基本上肃清陕西全境的土匪”。陕南行署公安处和汉中分区公安分处积极行动，加紧在各县、市公安机关部署清匪肃特工作。具体确定了公安机关在剿匪斗争中的两项重要任务：“①搞情报，供领导与驻军。②搞瓦解，在土匪内部建立秘密关系，缴获人枪，打死匪首”。5月，陕南区公安局长联席会议召开，行署公安处处长贾怀光对剿匪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认真配合军队，建立情报，开展政治瓦解。发动群众反匪与结合反霸减租运动，清匪肃特。挖匪根子”。各级公安机关以剿匪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战斗在剿匪线上。他们积极配合剿匪部队，进行军事围剿，组织飞行小分队，千里追捕匪首；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开展情报侦察，大力平息股匪暴动。公安干警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战．不论是参加惊心动魄的战斗，还是与敌周旋于云雾巴山，斗智斗勇，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长期盘踞在广家店、松坪、鸡项子等川陕边咽喉要道的宫代良股匪，劫杀过往客商．抢夺民间财物，使方圆数百里群众闻匪名而色变。在经剿匪部队军事打击捣毁匪巢之后，官代良收罗残部继续为非作歹，四处窜扰。同时，官匪还指使其匪徒混入地方武装或乡村政权中，名为“民兵”或“治保人员”，实为官匪的“暗线”。他们活动更隐蔽．更狡猾。城固县公安局为彻底肃清残匪，在匪患比较严重的南乐、二里、天明、五堵等地设立了公安派出所，并派出公安助理员，在剿灭官代良等匪徒的斗争中，成绩卓著，受到了城固县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一次，二里派出所所长韩生科和公安助理员杨中夫，在利用红帮大爷杨万山侦察匪情和利用自首匪特罗德云破获官匪在汉中提取一批武器的要案时，不仅妙计赚敌，而且不怕苦累，当要步行数十里赶赴汉中城时，韩生科所长臀部生疮无法行走，就雇用一乘滑竿让人抬着走，硬是不下火线，按时赶到汉中府，与杨中夫等圆满完成了艰巨任务。
                  　　在全力以赴限期捕捉官代良的紧张日子里，城固县公安局局长杜定华亲自坐镇二里区指挥部署，他两次做官匪属下、红帮大爷杨万山的教育工作，终于成功地从内部瓦解，得知了官匪藏身的地方，并亲率公安干警和民兵20多人，于深夜机智地捕捉住了官匪，并且在官匪挣断绳索企图逃跑时，被押解干警击毙。时值年关，人民群众无不欢欣，他们把腊肉、豆腐送到区政府，慰劳公安战士。
                  反共忠义军7总队队长陈子贤，是长期抓捕未获的流窜匪首，经剿匪部队多次围打都被漏网。他出没无常，踪影难觅。公安干警进一步组成了严密守候堵截网。坐卡守候的同志，在数九寒冬的夜晚，在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的卡口静卧，不能说话，不准吸烟，更不准烤火，往往是通霄达旦，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然而陈匪仍踪迹不明，音信全无。各种情报无法确定：一说陈匪仍在黎坪、在川陕边流窜，一说已去四川，又说该匪到了河南，真是云天雾地，疑团如谜。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公安战士追匪的信心和战斗意志。为打破僵局，尽快缉拿陈匪，公安干警通过大力发动群众，寻觅线索。不放过任何有关陈匪的蛛丝马迹，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在匪股内部找突破口。终于由原陈子贤贴身警卫李文芳口中得知，陈匪有一个最宠爱的情妇，他现在不与任何人来往，只相信这个情妇。1952年元月，通过黎坪公安局做这个女人的工作，加之局长丁治德亲自对她进行教育，多方感召，她终于吐露了实情。在这个女人和陈子贤原警卫李文芳的帮助下，公安干警和民兵周密部署，在围剿战斗中，将匪首陈子贤击毙。
                  　　在汉中剿匪斗争中，公安战士化装侦察、打入匪巢内部，机智勇敢地与顽匪斗争，产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巴山的“座山雕”，在巴山的“威虎山”中，剿匪小分队与土匪周旋于莽莽大巴山的原始森林之中、悬崖绝壁之上，公安战士于山洞匪穴智擒匪首。追捕反共救国军9支队司令罗友仁的战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公安战士在大巴山之中演了一出“智取威虎山”的历史活剧。镇巴剿匪指挥部首先争取了该股匪副司令王朝兴的投诚，后对其公开逮捕，又暗中使其逃跑，创造了王朝兴在千里巴山寻访罗匪踪迹的条件。继而县长薛步华、公安局长李宁西又密令县公安队班长康联海(过去曾是罗匪的红帮兄弟)配合王朝兴的工作。首先，采取假开除的方式掩护康联海同志的身份，使他能以被人民政府“清洗分子”的面目秘密混入匪穴，继而巧施连环计，终于捕获了狡猾的大匪首罗友仁。
                  　　公安战线在配合剿匪部队的军事行动中，由于侦察工作走在了前面，起到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因此匪特组织的多次暴动都被扑灭在暴动举行前夕这千钧一发之际。如镇巴公安局获悉匪首刘统、胡萱堂组织“中国青年义勇救国军”，定于五月初五端阳节举行大暴动线索后，快速出击，先发制敌，与驻军密切配合，全力剿匪扑灭了金家河反革暴动，避免了一场匪乱和重大损失。略阳郭镇区干队遭到袭击，县长王润民一行遭到伏击的事件发生后，略阳县公安局迅速反应，局长周玉清立即率领公安干警，配合县大队共同进山围剿。通过发动群众，掌握匪情，跟踪追击，迂回奔袭，历经月余的追剿战斗，生擒了匪首杨桢，俘获匪首匪徒甚众，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仙台区河马坪股匪借山高林密种植大烟，造谣破坏，抗交公粮。他们联络金家河、吴家营、甘肃两当散匪数十人，准备暴动。略阳公安局侦悉后，立即同县大队乘夜奔袭围剿，打死了匪首薛子明，当场吓死了匪徒陈英(红帮大爷)，俘匪20余名，并缴获了枪支弹药。
                  　　在股匪被粉碎、被打击之后，在逃的匪首、惯匪，他们利用熟悉的复杂地形和旧有的社会关系，或隐匿，或突袭作案．声东击西，四处流窜，有的甚至改名换姓，窜逃外省他乡，给彻底清剿匪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全区公安机关不畏艰险困难，配合部队发动群众围山搜山、捂窝守点，使匪难有藏身之地。并且公安机关统一组织了“飞行小组”，分赴外省外区千里追捕。潜逃四川的“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西安绥署二处127潜伏组组长郑潜，藏匿南郑的“反共忠义军”4总队总队长解超亿，潜逃甘肃的“反共忠义军”、“陕西人民自由解放团”匪首周西山等一批重要匪首，均被“飞行小组”追捕归案。
                  　　驱散阴霾  山青水绿
                  　　汉中剿匪斗争是曲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部署剿匪工作，始终坚持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条使革命事业成功的“群众路线”传家宝。号召党政军民全体动员起来，不分地区、联防互助、积极进行剿匪防匪，保证土改、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号召，鼓舞了汉中军民剿匪必胜的斗志，很快形成了军民联防联剿的局面。在1950年初期展开大规模军事清剿歼灭大股土匪之后，1950年夏开展的重点清剿及1951年至1952年发动群众清剿流窜残匪和组织“飞行追捕”匪首的艰难阶段，军民联防联剿显示了无比的威力。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讲宽大。”(剿匪之初，群众担心清除土匪工作不能彻底进行，反遭报复)，又说：“只要真正的处理他们(指法办)，你们要哪个匪首我们保证捉到。”1950年7月31日，陕南区党委第一书记、19军兼陕南军区(后兼汉中分区)第一政委张邦英同志，在中共陕西省第一届代表会上“关于非土改区工作报告”中就强调指出：“适时转入群众性的清匪运动”。汉中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军民，在剿匪运动中大显神威。
                  　　一天，在勉县县委第一书记李冰同志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了一个农民打扮的瘦高个人。一踏进门就自我介绍了他名叫李成元，并从腰间取出一把手枪放在李书记的桌子上，要与李书记谈判。李书记对这个大匪首的名字早已熟悉，面对不速之客的举动，他很快镇定下来，没有任何慌乱，没有任何畏怯。为了执行党的剿匪政策，迅速瓦解股匪，安定社会秩序，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招呼李成元坐下，诚恳地向他宣传全国解放和勉县的大好形势，讲解了人民政府对待土匪的政策。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过去你们杀人放火，胡作非为，是有罪的．但那是旧社会，政治黑暗腐败。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了，如果再执迷不悟，那将是罪上加罪。同时严正指出，今天是人民的天下、人民民主政权，你们应当是向人民政府投诚，而不是谈判。说着话李书记还将水杯给李成元放在桌前，继续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过政策攻心，再加上李书记的胆略和坦诚态度。不得不使这个匪首折服和有所醒悟。当李书记留李成元吃午饭时，还让他叫进了在县委门口“接应”他的“四大金刚”一同吃饭。李书记的大义凛然与真诚，竟使昔日的“魔王”解下了他们捆在身上的手榴弹和4支手枪，当即交给了政府。不久，李成元带了百余名杂乱的乡保武装和百余条枪等交给政府，说明他们所有人枪都带来了，还痛哭流涕地诉说他是如何反抗国民党政府、如何革命等等。然而，该匪总是心怀鬼胎，不相信人民政府会宽大处理他们，因而在57师部队和县大队组织的集训中，借口请假。潜回山林，收集残匪武装，继续为非作歹，与人民政权抗衡。
                  　　南郑县黄官区王世俊区长是山西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在剿匪斗争中也是个传奇式人物。1950年12月中旬，在投诚的陕保4旅旅长谭华初的配合下，他参加战斗，消灭了褒城县保安团，俘获褒城县长陈四维等；他率区干队进入张溪沟，智擒“忠义救国军”48人。接着又用妙计剿灭了云河匪首周顺保等7人。他还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捕捉股匪、散匪数十人。他胆识过人，竟只身赴大河坝匪巢，夜会匪首陈子贤，竟使陈匪决定交枪投诚(后因其他变故，陈潜逃深山，继续为匪被击毙)。王世俊虽多次遇险，但他临危不惧，都一一化险为夷。
                  　　我党政干部斗顽匪的生动事迹还很多。城固县二里区公安助理员杨中夫，得知官代良股匪的内外管家刘子范从巴山深处逃回黄岗老家躲藏的消息，于风雪寒夜，单枪匹马前往刘家劝降，致使刘子范吞吞吐吐地说：“我心中害怕得很，不敢见你们，怕去了区上后不叫我回来了……”杨中夫一手随时准备从腰里抽枪，以防不测，一只手有力地挥动着，向刘讲解政策，令他主动去乡政府讲清问题，保证宽大处理。刘子范家中隐藏的4个横眉竖眼的小伙子进到屋后也不敢有什么举动。他们深信，杨中夫在外面已有严密的布置，于是乖乖陪礼送客。哪知杨中夫确真是“单刀赴会”。回到乡政府，驻乡上的几个解放军战士，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由于陕南土匪的历史性根源，股匪欺骗、裹挟了不少农民群众，要根据剿匪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瓦解股匪，争取匪众投诚，使一般匪众脱离匪首，洗心革面，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从部队方面来说，57师兼汉中分区指示所属各团机关，“应派三分之二的下部参加到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工作”中去。同时，由于汉中有不少过去38军旧部人员，也有不少部队家属，要求向他们大量写信，讲解政策和形势，使其广泛宣传，帮助做工作。包括动员匪属通过各种渠
                    
                  道，规劝为匪的亲人向政府投案自新。在剿匪过程中；出现了父母规劝儿子、妻子规劝丈夫、亲友规劝亲友的劝降土匪的局面。有的还派遣与土匪有特殊关系的人搭桥与股匪头子对话进行招降，这一切都收到了巨大效果。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这种情况下，先后缴械投降的匪首、匪众1580余人，瓦解回家参加生产的匪众880余人(包括仅有35户人家而30户家有人当土
                    
                  匪的宁强王家坪村)。镇巴县一些地方通过匪属亲友捎书带信等多种办法，争取了匪首余怀才、周纲伦、钟光藩、黄绍伯等投案，瓦解匪众200余人。在开展政治攻势中，群众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勉县农会副主席李祯祥，在深入匪穴，对二次上山为匪的李成元匪首做争取工作时，被李匪活埋；宁强县黎坪区反共忠义军大队长、匪首张海峰，指示匪徒彭官成杀害了劝降妇女代表；西
                    
                  乡县沙河坎匪首吴光明、张国礼率匪徒徐成益，将劝其投降的乡农会主任黄明义杀害。但是群众并没有被流血牺牲所吓倒。宁西剿匪三战三捷，镇巴破获“中国青年义勇救国军”暴动等重大胜利，都是同群众提线索、报敌情、当向导、协助部队和公安干警追歼分不开的。
                  　　南郑县柳林铺农民代表晚间发现土匪，迅即赶到县上报告匪情。有人问他你不怕死么?他回答：为农民而死，死后名传周围，很有价值。许多农民要求组织起来，并要求人民政府发枪。他们说如无枪发，手榴弹也可以，大伙一齐追土匪。当匪首李长林率领3名匪徒在冷水区拦路抢劫行人时，民兵群众百余人鸣锣围捕土匪，群众穷追不舍，一直追赶到铺镇时，才将该股匪抓获，并缴获短枪3支和被抢财物。勉县熊家坪乡乡长黄城邦，组织了15名民兵、治安员参加的捉匪小组，先后捕捉匪首、惯匪12名。褒城群众敖明义等8人，计诱匪首周本顺到家吃酒席，乘机巧妙将周匪灌醉，活捉了匪首周本顺和5名匪徒，缴获了机枪5挺、其它长短枪11支，彻底歼灭了这股土匪。镇巴农民王青山等，一夜间活捉逃匪9名。
                  　　城固二里区公安助理员杨中夫等3人，在追捕4个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杀人劫货的匪徒时，正在稻田打谷子的农民放下活计，尾随追匪。一时间，山谷里枪声、抓土匪的呼喊声天摇地动，土匪惊慌失措，拼命奔逃，其中三个土匪沿着又深又长的麻柳树沟向回龙寺方向奔窜，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敲锣击盆助威’有的手拿锄头、镰刀、棍棒将土匪包围，丝毫不怕土匪打枪顽抗，3匪无奈，只好向汉江渡口逃去。这时汉江两岸田野中群众都参加围追，土匪只有过渡口后顺大路朝铺镇街上跑。正在此时，有一穿裤头的光身农民，手持一把大马刀从侧面直奔匪徒追去，只见大马刀挥舞，当杨中夫赶到跟前时，3匪均被砍倒在铺镇桥头，血流满地：一匪正从身上摸出手榴弹拧盖欲掷，被一复员军人扑上去按住了匪徒双手，夺了手榴弹。就这样，在
                  
                  两县群众的围追下，3匪落网，就近送交南郑县公安局。经审，原来这帮匪徒竟为给元坝乡乡长(异已分子)刘成忠父亲做生日，抢些财物好去庆贺。事后，南郑县在铺镇召开了群众表彰大会，《南郑日报》对此还做了专题报道。
                  　　由于大小股匪瓦解、被歼，捕捉漏网流窜匪首的任务相当艰巨。这些与剿匪部队和公安人员多次较量的匪首更加顽固、凶悍和狡猾，他们利用熟悉的复杂地形和各方面社会关系作掩护，改变了过去仅仅依山行动的方式，采取山地与平川、城市与乡村相结合的流窜方式，跟剿匪部队转圈子，跳棋盘，改名换姓，化装活动，而且多在行动前封锁消息或声东击西，使剿匪部队和公安人员很难捉摸其活动规律。“反共忠义军”7总队总队长陈子贤就很狡猾，追剿紧了，他跑远了；放松了，他又返回来了，利用县与县、省与省结合部化装活动。一次他装扮成学生，将枪放在书包
                   内在黄官岭抢人。1950年12月，有天水商人赶着30余头骆驼来汉中做生意，在距留坝不远的菜子岭，被用红绸子、黑帕子包 
                  头的匪徒抢劫。在褒城附近、在城固南郑交界的铜佛寺等处，还发现有穿解放军军装的匪徒抢劫。一次，陈子贤在南郑石拱桥和郭家滩之间活动后，又到汉中城么二拐住了数天，无人及时知晓。南郑伪专员陈士杰改名丁姓，化装成农民流窜四川隐藏。他把胡子留得很长，把手掌上磨下硬茧疤，竟一直到1963年潜回汉中，才被公安机关抓获。匪首况义全改名刘占明。化作商人做
                  
                  生意。1951年春，该匪去勉县阜川他姐家取钱，被发现并捕捉住，但当夜又逃跑了。消息说他逃到城固，“飞行小组”前往追捕，然该匪却正在勉县山里当小贩，卖手电筒。“反共忠义军”4总队副总队长李成元，于1951年正月初六夜里，竟冒充剿匪部队追匪，在黄沙区周家营一群众家里搜索乱翻一阵逃走。一次在黄沙
                  
                  冯家庄。李匪当晚同剿匪部队隔壁相住一夜，第二天匪首走后才知道。甚至有一次李成元带6个匪徒在照壁山与驻剿部队侦察连一战士在大路上相遇，李匪称他们是褒城县工作人员而逃之夭夭……然而，当清匪群众运动起来之后，便陷匪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各地建立民兵武装，组织治安小组，巡更、放哨、捉匪防匪，使匪难有藏身之地。
                  　　在汉中市，一天早晨大雾迷漫，护士刘金莲下夜班匆匆回家，路遇化妆逃匿的国民党中统汉中调查员崔睦久。当她确认该匪后，一口气跑了2里多路，奔向市政府，叫醒了杨水昶副市长，急告了匪情。最后终于捕获了该匪。
                  　　勉县元墩区毛家河坝毛光杰和几个妇女打死行抢的土匪后，群众从柴家坪至胡家渡40余里长的沿山村庄，都组织了治安组，站岗放哨。村村设置了“火把台”，遇有匪情就点火为号，数十里长的“烽火”蔚为壮观，然后村村行动，清查户口。黄沙、火神庙等许多地区也这样做，从公路沿线向山边展开，使匪首四面楚歌，走投无路。
                  　　1951年夏，匪首况义全在勉县阜川两次遭剿匪部队和民兵三、四百人的包围、搜山，均被突围逃跑．第二次在夜间突围时，尽管该匪右臂受伤，但还将搜剿民兵王桂元击伤跑掉。最后，由唐家湾乡民兵陈善福、胡顺元、章本元化装成砍柴人，侦察到该匪在猴子崖一个山洞里睡觉，方被剿匪部队和民兵再次包围突袭，该匪在抵抗中被击毙。
                  　　大匪首李成元也是多次剿捕未获。1951年春，按照县委对剿匪肃特工作的指示，在李成元可能活动的区域布下天罗地网。3月26日那天，当驻军与县公安局侦察人员了解到该匪藏身于土地梁一岩洞内，驻军170团侦察排即与武工队、民兵前往包围。李成元抛下因临产而行走不便的小老婆，带领3个匪徒竟又逃出了包围圈。直至董家河村民兵董建民发现李成元一行装扮成卖柴人从北山下来活动，驻军与各区、乡民兵分路沿山设卡堵截。以防匪再度窜入秦岭深山，然后向平川村庄严密搜查。此时，匪埋藏了长枪，化整为零活动。一天，李成元化装成拾粪人过黄河时，被正在河滩锄草的熊家堡村民兵连长认出，乡、村民兵即予追捕。李成元被迫退逃至汉江河滩时，又被柳树营乡民兵大队长钟树荣带领的民兵追赶过来，双方对射中，李成元趁手榴弹烟雾，冲入芦苇丛中，涉过汉江，逃到南岸陈家营村。正在召开会议的群众听到捉匪声后，即加入围堵战斗。李成元在一三叉路口与该村妇女王刘氏相遇，该妇女劝其交枪投降，反遭李匪射击，却均未打中。此时。李匪仅剩3颗子弹，跳下一渠沟掩护、抵抗，见群众一齐拥来，他心惊胆颤，开枪射击时反将自己腿打伤此时闻讯赶到前面来的中坝乡陈家营村民陈寿义见状，抱起石头砸向李匪，并扑上去将李成元抱住，夺了他的枪。
                  　　当天下午，民兵将李成元绑在一架木梯子上抬进县城，城关区立即组织起了4支秧歌队游行庆祝。县委书记、县长和驻剿部队170团首长，一起给钟树荣、陈寿义等捉匪英雄戴花奖励。
                  　　其他长期流窜的残余匪首苏长元、杨洪高、陈子贤等。也都这样于1952年初前后，被剿匪军民捕捉或击毙。
                  　　根据有关资料数据统计，1950年剿匪斗争中，汉中全区共活捉土匪660多人，击毙46人，迫降1560多人，瓦解回家880多人；缴获长短枪4096支、轻重机枪58挺、冲锋枪36支、子弹9万余发、炮弹128发、手榴弹500多枚、电台2部。全区多数地区大股土匪均被消灭。1951年，全区共消灭股匪12股，争取投诚匪首4人、匪众工9人；活捉匪首45人、惯匪14人、匪众361人；击毙匪首17人、匪众8人，共计歼匪460多人。缴获长短枪139支、冲锋枪2支、子弹2300余发、手榴弹180余枚、电台l部。1952年初，围剿击毙匪首陈子贤后，据当时调查，全区流散残匪尚有大小匪首14人、惯匪31人、匪众15人。是年底，这批残匪也被陆续消灭，至此，汉中剿匪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汉中军民历经三年的艰苦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保卫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人民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忠诚的战士、英雄的人民横扫阴霾，换得了山青水绿，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党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镌刻着英雄的业绩。在大巴山深处，宁强广坪河的高山上，有一座为剿匪而牺牲的烈士的陵园。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在萋萋芳草间，长眠着19位有姓有名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和区乡干部、民兵。烈士纪念塔虽然并不高大，然而英雄的业绩，在人民心中像巴山的青松矗立；在英雄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盛开的杜鹃花漫山遍野，它永远怒放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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