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中篇）





录自《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643～1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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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夺权”、“三支两军”

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文章，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掌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安康的机关、单位内的“造反”组织，联络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其中更复杂的是“造反”组织以不同观点形成的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在夺权上，单位夺权，你夺我也夺，揪斗当权派，你揪我也揪，把夺权与揪斗作为“革”与“保”的界线。地、县领导终日被监视。

 武斗，使安康地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据安康县统计，总计死亡922人，其中武斗中死477人；发生乱打滥杀事件248起，致死425人。一次武斗最多打死30余人，在一次非法审讯中活埋13人。安康城区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城墙8352立方米，市内水塔被炸毁，县档案大楼被焚，炸毁学校53所，烧（炸）毁工商局、外贸局、工厂等国家单位57个，3431间民房化为灰烬。据全区财政决算统计，1967年至1968年两次大规模武斗，导致财政收入由“文化大革命”前的逐年上升变为连续四年的大幅度下降，同“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下降30%。另据武斗严重程度仅次于安康的紫阳县统计，1968年5月以后，紫阳县的“二六派”先后在县城和其所控制的地区，大肆搜捕、杀虐未逃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对方武斗人员家属以及“地富反坏分子”，其中被野蛮残杀的约400余人。

1月16日，安康专区骑车运输公司“造反派”揪斗党委书记、老红军童玉川，首先夺了公司党政大权。19日，巴山机械厂“造反派”夺权。接着《安康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成立“临委”。《安康日报》由“临委”主办的《新安康日报》取而代之。此后，一个个机关单位、厂矿直到街道居委会均相继被夺权。各派“联合”夺权，制造打倒“走资派”的内战，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从表面看两派势不两立，而打、砸、抢、抄、抓、揪、斗，则属一致，一派更比一派凶，一次更比一次狂。此后，专区及各县党政机关全面陷于瘫痪。

1月29日，西安大专院校学生“南下造反团”和安康一派“造反”组织，在安康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时称“一·二九大会”），“勒令地、县领导在大会上检查错误，批判‘刘邓路线’，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会后，地委书记韦明海，地级各部门和安康县中层以上领导等183名干部，以及一些街道居委会主任等被揪斗游街示众。与此同时，另一派也不甘示弱，于2月12日，同样在安康县体育场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时称“二一二大会”），揪斗地委、专署及一些部门领导干部。大会开始不久即被以“假批判、真保守”而冲散。至此，安康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和各县人民武装部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内，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管地方党政机关被夺权后的事务。在公检法机关瘫痪后，又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对专区及各县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以及专区邮电局、气象站、体委实行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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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混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


六、跨行业“造反派”组织的出现

[1967年]2月至3月，安康各“造反派”由分散、小股，由以学生为主体到工、农、商、学、文、卫等联为一体的跨行业的两大派形成。即以黄必智为头头（司令）的“安康专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下辖八个“总部”、十二个“兵团”，后增设“政治委员”和多名“副司令”；以焦建国为头头（司令）的六大“造反司令部”和“安运司”的联合体（简称“六总司”）。两大派分别上联西安，下联各县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结成了“风雨同舟”的各自完整的组织体系。

专区和各县两大派为争夺“真正造反派”头衔，先后在县城所在地体育场或公共场所召开批斗大会，竞相揪斗专、县领导，而且往往是批斗会前后总要伴之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对立派摆姿态。

6月初，中共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又被诬为“自首变节分子”、中共安康县委书记高世宏被诬为“特务分子”，分别遭到专、县两派“造反”组织的残酷揪斗，搞“喷气式”游街，时任安康专署巡视的李道夫，已是白发苍苍，也被诬为“自首变节分子”同时被揪出陪斗游街。


七、武斗

1967年7月，林彪、江青派王力、谢富治到武汉，制造了闻名全国的“七二○事件”后，武汉、开封、郑州的“造反”组织，先后派人到安康搞所谓“经验交流”。安康“造反派”仿照外地做法，以活人装死人游街，向军方静坐要挟。

7月23日，江青在向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安康武斗急骤升级。在安康县城区有“武工队”、“夜老虎”队出现，私设公堂、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深夜绑架、暗器伤人等卑劣行径屡见不鲜。并由少数人动拳头、石头、棍棒、暗器，升级为成批成帮的头戴柳条帽，手持刀矛、钢筋棍，用大卡车载人搞武斗。两派均将对方视为“敌人”，施以“专政”手段。

“八二○”，是安康两派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代名词。8月19日，“六总司”组织数以千计的群众，手持棍棒、钢钎，彻夜围攻地委、专署两栋办公大楼，打伤干部百余人，砸毁了办公设施，抄了档案室，抢走了部分档案，并把打伤的干部押解到军分区向军方施压，未果，后被“红三司”六兵团将受伤的干部营救到农村，由此拉开了安康大规模武斗的序幕，迫使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办公。

从此开始，“六总司”控制安康新城和老城；“红三司”撤出城外，控制农村，形成“红三司”包围“六总司”的态势。两派各自建立了武斗指挥班子，并迅速与各县相同观点的派别武斗组织扭结，同时向西安、北京派出联络站、上访团，同全国各地“造反派”挂钩。

武斗期间，安康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和“支左”部队的军械弹药，各区民兵的武器，均遭抢劫。从8月23日起，武斗人员开始真枪实弹向对方射击，互有伤亡。武斗战场以安康县城为中心，波及其他各县，并有宁陕、石泉、紫阳、汉阴、平利等县武斗人员直接投入了安康城区和汉阴草沟等地的武斗。称之为“八县联防”、“九县联防”，乃至与省内西安、汉中、榆林及外省的武斗组织联络求援。在武斗过程中，两派动用了迫击炮、机关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以及自制的装甲车和飞行炸药包。最激烈时，一派在安康、汉阴等县还非法私设电台昼夜向上呼救，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一派私设电话总机5部，控制单机1340部，在武斗前沿架设专线指挥武斗，造成安康城区电话中断5个多月。

1968年4月4日，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开始以后，安康“红三司”把“六总司”的大部分成员围困在安康老城内。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地的“造反派”为了声援被围困的同一派组织，在石泉成立了“西线指挥部”，并从石泉向汉阴、涧池、恒口发动了多次进攻。他们占领汉阴县城以后，接着又攻下涧池镇，在返回汉阴途中，为防止对方追击，炸坏李家沟小桥。此后又发动了攻打恒口的武斗。在返回汉阴的途中，在老孔桥台的起拱处安放炸药起爆，使建成不到三年的石拱桥瞬间成为一堆废墟。毁坏两座桥梁，不仅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使汉白公路交通严重受阻。直到1968年10月才恢复通车。

由于安康武斗愈演愈烈，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致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8年4月12日，周恩来指定安康两派各派三名主要负责人（一定要一、二把手）到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指示，要求立即前往省军区赶赴北京。4月13日，周恩来再次指示，安康两派赴京代表由原来各派三名增加到五名，立即停止武斗，保证代表安全，火速赴京。陕西省军区和安康驻军为贯彻周恩来指示，接着向两派发出了五次紧急呼吁，要求两派无条件停火，并就代表赴京问题进行协商，但安康武斗不仅不止，且安康城内群众口粮供应告紧。面对这种局势，中央于4月17日和18日，两次由陕西省军区转给两派电报，要求两派立即无条件按周恩来指示办事，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弹药，并指示两派必须协助安康县直属粮库和米面加工厂军管小组，切实做好群众的口粮供应工作。同时强调在19日下午7时前全面停火，进行谈判，但由于两派头头一直热衷于无休止的争斗，无视中央领导指示，赴京问题一拖再拖，谈判代表终未成行。

在多次指示无效的情况下，中央遂于4月23日派来两架直升飞机，将两派和军方代表接到北京，由中央主持，于24日达成停火及供应粮食协议。然而，由于两派头头已被派性搞得利令智昏，竟均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即被撕毁。从4月27日到5月初，安康武斗仍继续激烈地进行，先是各种枪弹向安康老城倾泻，随之展开面对面的厮杀。5月9日，周恩来第三次发出指示（时称“五九指示”），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这时两派虽发出了停火命令，但到5月11日下午6时，大规模武斗仍继续进行。所谓“打一场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打一场人民战争”等口号相继出笼。

在安康老城将毁于武斗之际，省革命委员会于5月25日，派出以省革委会副主任身份的西安一派头头马希圣，带领8人，乘飞机来安康，介绍信虽写着“协助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首长对陕西安康的指示，商谈制止武斗”，但实质上采取了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不仅未解决安康武斗问题，反而对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八、8163部队来安强行制止武斗

安康武斗，有禁难止。在中央和周恩来三令五申，以及省、地驻军反复做工作仍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968年6月2日，决定由兰州军区派中国人民解放军8163部队来安康，与安康军分区、总字282部队和各县人民武装部一起，强行制止武斗。部队开进后，首先用装甲车隔开武斗双方，并设置警戒，然后强行将所有防御障碍物摧毁。两派头头摄于部队强大的压力，武斗气焰有所收敛，安康城内外枪声渐稀，城区始见平静。

7月1日，由驻安康的8163部队、282部队和安康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重新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加强对安康混乱局面的控制。

7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了毛泽东亲自圈阅的《七三布告》和《七廿四布告》。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驻军向两派头头做了大量工作，举办学习班，两派才公开表示愿意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停止武斗，使全区社会形势逐步趋于稳定。随后，调集两大派头头到西安参加省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主持下，经过两派代表协商，于8月27日达成进一步全面、彻底收缴武器，实现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协议。

武斗，使安康地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据安康县统计，总计死亡922人，其中武斗中死477人；发生乱打滥杀事件248起，致死425人。一次武斗最多打死30余人，在一次非法审讯中活埋13人。安康城区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城墙8352立方米，市内水塔被炸毁，县档案大楼被焚，炸毁学校53所，烧（炸）毁工商局、外贸局、工厂等国家单位57个，3431间民房化为灰烬。据全区财政决算统计，1967年至1968年两次大规模武斗，导致财政收入由“文化大革命”前的逐年上升变为连续四年的大幅度下降，同“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下降30%。另据武斗严重程度仅次于安康的紫阳县统计，1968年5月以后，紫阳县的“二六派”先后在县城和其所控制的地区，大肆搜捕、杀虐未逃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对方武斗人员家属以及“地富反坏分子”，其中被野蛮残杀的约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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