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贵珍老师是我的初中音乐老师。
因为我曾是八一路小学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那时八一路小学宣传队的艳老师、神老师最宠爱的队员就是我，故而一进附中我就被选入了附中宣传队。宣传队的年轻男老师叫白居壁。白居壁就是现在的青海广播电视厅厅长。那时的白居壁还是一个毛头青年，一腔热血排节目，什么级别都没有。
有一天，白居壁老师告诉我们：说是欢迎宣传队新老师丁贵珍驾到。大伙儿开始鼓掌。我因为没有听说过这个丁贵珍老师，所以顽皮地来回转手玩儿。我的举动被宣传队另一男队员发现，他大喊，你们看这个小小丫头，怎么这么鼓掌，看起来对新老师一点儿都不尊重。
大伙儿一听他这么喊，都用目光来“聚焦”我。
我羞红了脸，马上立直身子认真地鼓掌起来。
这时，那位被叫做丁贵珍的音乐老师走进来了。
丁贵珍老师挺拔的身子，练过功的一字步，如芭蕾舞的八字脚，轮廓分明的脸，高高挽起的头发，微微仰起脸的带着一种天鹅般出类拔萃的雕塑美。
我一下子怔住了：这么好的艺术气质！这样美丽的女老师我还没有见过呢。
这会儿我这个调皮的嘎丫头才认真欢迎起来，小巴掌被我鼓得红红的。
丁老师带我们练声--我整天傻乎乎的“米-米-米”“妈-妈-妈”，现在看起来一点没开窍，一点不得要领。丁老师教我们学乐理。
当时我正处在对音乐的痴狂热爱寻找入门的年龄。我急于识谱，想知乐理，想弹琴，想唱歌，想钻到音乐的“魂”里去“魄”里去。而我的爸爸和姐姐已经教了我些简单的乐理知识。
很快丁贵珍老师就发现她讲乐理课只有我能听懂，于是很快我成了她的最爱，她的专宠。
而我很快发现原来丁贵珍老师和我住在一个学院。丁老师居然就住在我家楼上。
于是，有时排练完了，她便带我回家。她在田埂路上仍天鹅一般上身一动不动，下身在像深水流中一般交替交换，走出漂亮的一字步，我跟在后面跑。现在想起来，可能像极了天鹅后一个快乐的小鸟儿一般或是天鹅后一可爱的小尾巴一般。
有一阵子，戴院长自杀，我爸爸做为院长总秘、保皇派政委被打倒，学校班里有许许多多漫天漫地的嘴恍惚都在我跳舞时议论我。那些日子，我整日在被造反派小孩子追打的恐怖中度日。有一天，我忽然担心我被宣传队开除。我天天跟在丁老师屁股后面上学下学。好几次，我都想给丁贵珍老师说什么，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
那些日子宣传队几次裁人，每一次我都以为会有我，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裁员名单中没有我。
那时候我们上什么学，学什么课，全学校宣传队的几十个队员才是全校的中心人物。全学校的人的魂和魄都没收在这几十个人身上。轰轰烈烈的演出才是全学校学生期盼的重中之重。
我不是团员，如果被宣传队开除，我便是感觉被党被团被学校开除了一般。
我的心里开始对丁老师有一种感激之情。因为我不想离开宣传队。因为我整天不读书。因为我太喜欢唱歌跳舞，就像太喜欢我如花似玉的娇弱生命一般。
考高中时，我考了班里前几名，可是录取名单中却没有我。原来，初三时，我这个成份不好的三好生，终于入团，出于感激组织的信任，我填写了青海省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我大巴深山的当老师的二伯伯文革中被枪毙的事件。结果是我上高中被卡。而这件事情也影响了我爸爸提升的仕途。我爸爸当年人大毕业后，青海民院戴院长派人把我爸爸的档案强行抢到民院，给我爸爸分的房子是前任温书记住的房子。我爸爸拿到钥匙后，才听说温书记就是在那套房子里开枪自杀的。我妈妈胆小，让我爸爸退了那教授楼上的好房。也就是说戴院长抢我爸爸是想让我爸爸当民院书记的。可是没想到文革开始不久，戴院长上吊自杀。我爸爸的提拔没了下文。
而到了我上高中，形势有所好转，民院又想提我爸爸，先派我爸爸去青海民院农场当书记，据说想提我爸爸当民院的书记，因为爸爸是风毛麟角的中国人大的高才生呢。温院长自杀了民院一直没有像样的书记人选。
后来，青海2.23事件死近三百人，民院2.24事件死三个藏民学生，追究责任时，有人往我爸爸身上推---那晚我爸爸被造反派头儿们打昏被卓玛才旦老师救了藏在女儿房间。有老师对我说？你爸爸没有住的温书记的房，才没有步温书记的后尘，躲过一劫。
而高中没上上，我家只好找我姐的班主任李登穷便将我插班在红一师读高二。有一天正上课，李班主任慌张进来，说是民院附中告了红一师，说红一师非法录取了十六中已经录取的学生。我回到十六中，我这才知道原来学校要参加省上会演，离不开我这个主要演员，丁贵珍老师跑到学校要我。十六中某教导主任为此事将红一师告了。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想我回十六中，找人带话我就会回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把我一个人的事情上升为两个学校的矛盾？这个事情我到时现在都不太明白。这件事让我再一次领教了某教导主任的厉害。我更没有想到他却是我高中的班主任。而他把我要在他的班，恍惚肩负的史命就是以他五十岁的智慧与计谋和人脉与权力来对付一个小小少女的--现在想起来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不是因为在我爸爸生命中的重要，要想整倒民院保皇派的政委毛高畴，需得从他最心爱的二女儿身上入手？而民院分成两大派，每派都有几千人，难道这几千人的斗争小小的毛高田是院长秘书、是院党委成员、是保皇派头关不，是焦点人物，可是爸爸是焦点与小小的二女儿有什么关系？还有民院的政治斗争与附中的政治斗争是什么关系？？？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而在那一段我的少女人生最暗无天日的一段。其它的，我不明白，我只明白一点，丁贵珍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总有我最需要帮助时出现。
那时我们经常的全天不上课在宣传队排练。我们到青海省各地去演出，轰轰烈烈。
有一次我们去青海省委礼堂演出。而同样来参加演出的学校，一位男学生坐在拉道具的卡车上，错车时被车错倒了双腿。可是就是这，演出照样轰轰烈烈举行。
那时大冬天的，我们经常是纱裙舞鞋，在后台我们被冻得瑟瑟缩缩，可是演出时我们却全然感觉不到冷，感觉我们全都飘起来了。
有一次回附中，丁老师弹琴我跳舞，我们正玩到兴头，发现音乐大教室三面窗户上趴满了学生。
听说我作曲在全国得奖，丁老师有一天叫我去，她唱花儿，让我给她记谱。
有一次回母校，丁老师带我回她家，并亲自给我做饭。丁老师说儿子在京书店看到我的书，她可高兴可自豪了。她说现在儿子也大学毕业了，物质上已经没什么要求，可是精神上要求可多了。而我的出书，对她是最大的精神安慰。

这一次回西宁，去看望丁老师。我们一起沿着我童年的河边散步。丁老师不忘向每一位路人介绍毛竹是她的学生。不管对方是庄稼汉，是过路人，是园丁，还是地里背土的。

看到那边一些菊花，丁老师高兴得不得了，问我去不去摘花。我表示不去。丁老师便一个人摘了一把菊花高兴地回来。并表态说她最喜欢花了。走了一会儿前面来了几个农人，丁老师示意我把菊花帮她装进包中，说免得农人找麻烦。

丁老师告诉我，民院虽大，可是她最好的朋友只有一个，那就是师专的某某。丁老师说某某的钢琴就是她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