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女中豪杰之杨茂嘉同志
热度 2已有 354 次阅读2012-9-22 22:05 |系统分类:见闻| 茂, 藏族
藏族女中豪杰之杨茂嘉同志
杨茂嘉（右）、十世上班禅大师之公主（中）、格桑多杰（左）合影
杨茂嘉，女，藏族，1932年生，中共党员，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人。1950年11月19日参加工作，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贵德县妇联驻三区妇女代表。历任果洛藏族自治州妇联副主任，海南藏族自治州妇联主任，青海省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青海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4月任共和县法院书记员，1955年调任甘德县妇联主任，1957年调果洛州，先后任果洛藏族自治州妇联副主任、主任。1974年7月调任青海民族学院文化班副主任，1978年被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任命为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兼任组织部部长、团委书记和学生处处长，1982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3年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现兼任“青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杨茂嘉同志退休后任青海藏族研究会主任。
根据杨茂嘉同志的自述《榜样领我人生路》一文中说：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清闲自在，伏案独思，总不由得回忆起自己一生所经历过的有苦有乐、平凡而又难以忘怀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我也有同样感受，每当沉醉于往事的时候，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像演电影似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心情激昂、奔放，有时又愤慨悲伤，也有遗憾和感激。然而，回顾自己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激励和感激总是时时处处伴随着我，让我震奋，催我乐观上进。今天，我虽然离开了倾注一生精力的事业，仍然尽自己的所能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心想再做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下一代的事情，这也算作我对社会的“回报”和对曾经关心我、培养我的那些老革命、老领导的再一次的感激吧！
杨茂嘉同志说：我出生在一个藏族贫苦农民家庭，家居黄河之源贵德的一个偏僻村庄。解放前，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生产力十分落后，广大藏族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在那样的时候，妇女更是没有地位，正如解放初期广泛传唱在人民群众中的《妇女解放歌》的歌词说的“旧社会，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妇女在最底层”一样，从呱呱落地那天起，饥饿与悲愁就伴随着我。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我跟千百万藏族妇女一样，在饥寒交迫中懵懂度日，哪里懂得“翻身解放”的道理？我有今天的进步，全是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老干部，老领导关心、爱护和栽培的结果。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得想起扎西旺徐、马万里、祁富田、景生明等领导。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在经受折磨的逆境，他们曾经对我的教诲无时不在耳旁回响，人出人头地的榜样力量无不鼓励着我、提醒着我：顺利时戒骄戒躁；困难时，自信坚强。我就是这样在平坦的大道上奔跑过，也从坎坷、艰险的路上勇敢地走过。
一、从懵懂中走出 在阳光下成长。1949年9月，我的家乡升起了五星红旗。从此，阳光普照，驱散了千百年来笼罩在藏族人民头上的黑烟浓雾，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革命的“种子”遍散家乡大地，连我这个从未走出过家门的17岁女孩子，也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但是，那时在我的家乡即现在的“河东乡”，人们还没有完全从迷惘中走出来，谣言四起，说什么“八路军坏”之类的话，恐吓和咒骂威胁着老百姓，当时我也半信半疑，但又特别羡慕区（当时的河东乡为第三区）领导和工作人员穿的那种灰色军装，而且眼见他们的所作所为，耳听他们的所说所讲，与谣言里面说的完全不同，他们所作的，都是我们长期以来所期望的事情，心里的疑团开始消解，内心产生了一种向往，于是就听干部们的话，帮他们做一些群众工作。当区上决定要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的时候，村子里的人还疑虑重重，唯怕惹下麻烦，就推荐我当代表，说我劳动好，工作积极，我也就贸然地承担了此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伙食很好。别小看这三天的会议，它使我听到了许多从没听过的话，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真实地看到和感觉到了那些区干部真心实意为当地群众做好事的行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什么是“革命”的道理。半年之后，我又参加了区上召开的第二次“农民代表会议”。这一次跟上一次就大不相同了，它竟成为我后来人生的转折点。区长叫祁富田，他看见我来参加会议，十分高兴地就跑来打招呼，热情地和我交谈了起来。在交谈中，他突然说：“你参加革命吧！”接着他还说了许多话，心里犹豫不定，但又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吃的好，穿的好，又想参加。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彼此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对他们的信任感也增强了，并且懂得了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就主动向他表态：“参加革命”。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50年11月19日。当我向区长表示了这个决心后，区长高兴地笑着说：“好！你现在就是一位正式的革命同志了！参加革命，就要遵守纪律，为人民服务！”后来，就调我为县妇联驻第三区的妇女代表，主要做当地妇女的工作。为了培养我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还专门指定一位汉族干部带了我半年。由于我工作泼辣，能吃苦，又爱学习，进步很快，引起了做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工作干部的重视，他们主动找我谈话，宣传团的知识，说：“加入青年团，就是党的人了”，我一时转不过弯子没有当即表态，拖了一段时间，现在想起来也是一件憾事。更让我今生遗憾的，是祁富田区长要派我去西安民族公学学习，由于我自身的原因未能行成，只能在后来的工作中学习文化，所以学习的知识不够系统和完整。那时，好在整天跟著有文化的干部下乡做宣传，十分羡慕他们的知识，能说会道，就跟着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自己后来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让我不能忘记的是，祁富田区长，为了提高我和另外两位妇女干部的文化，专门派了一名汉族干部当我们的文化老师。他采取速成法教学，教我们识字、学文化、学政治。他要求很高，每天讲的课必须牢记，平均每天学会10到15个单字，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由于老师的认真教学和耐心帮助，我很快学会了查字典，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汉文程度提高很快，一般的通知，文件什么的，我都可以在字典的帮助下阅读下来。查字典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字典成为我一刻不可离开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所以说，这个阶段的工作、学习对于我来说，是引我走出农家小院，奔向知识海洋，扩大视野，认识大千世界的关键，也是我生命意义的第一次升华。
1953年3月我从贵德县妇联派往西宁，参加省法院在青海民族公学组织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学习。经过一年的学习，结束后，于1954年4月被调往共和县法院担任书记员工作。期间，经常跟着大家一块下乡搞调查、搞宣传，尤其是下乡宣传婚姻法，要我参加宣传团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难得锻炼、提高的机会。这有两个意思，一是到下面去要走乡串村，爬坡过河，风雨无阻，甚至还要冒着风雪的袭击，一天下来，腰酸头晕，筋疲力尽，还要马不停蹄的向群众进行宣传，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二是宣传的对象，大都是从旧社会的深渊中解放出来的不懂汉话的藏族群众，他们虽然受制于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忍受着深重的困苦和压迫，但是，说到婚姻自由，对于她们刚刚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的群众的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长期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使他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对新婚姻法不能理解，加之坏人从中作梗，难度很大。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小心谨慎，而我更要学习好、理解好婚姻法的内容，用藏语向藏族群众做切合实际、通俗易懂的讲解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解除他们的疑虑。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如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不被他们理解，甚至会引起误解，所以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必须自己先搞得十分清楚、准确以后才能给群众去讲，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这个工作虽然十分艰苦，但也逼着我学习了许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不懂的地方就向跟前的汉族同志请教，既提高了翻译能力，也学会了许多法律知识。此项工作结束之后，于1955年4月份，调至果洛州甘德县妇联工作，半年后，任县妇联副主任，1957年又调任州妇联主任。
回顾这一段工作经历和自己成长的过程，深深感到自己是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从一个贫苦的藏族农家女子成长为具有革命理想的国家干部，这也是我今生铭刻于心的幸福记忆。没有党的培养和教育，我哪会有今天的进步？我也怀着感激的心情思念那些曾经为我的进步和成长而关心、帮助、教育、支持我的那些老革命、老领导，我的成长无不倾注着他们的心血，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品德启发、培养我从朦胧中觉醒，突破旧的观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二、特殊而艰险的任务。1958年，我任果洛藏族自治州妇联主任工作期间，果洛地区封建上层中的一些反动分子，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失误为借口，拒绝共产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打着“为民族和保护宗教”的旗帜，造谣惑众，蒙骗、裹挟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妄图叛乱，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在这样的严峻时刻，州委程建民书记交给我一个任务，派我负责把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果洛地区上层头人护送省垣。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任务的艰巨和严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能犹豫，更不能拒绝，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党的干部，必须勇敢地接受，并且要保证顺利完成任务。决心既定，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在州上派的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我带这一批代表坐卡车从州上出发了。卡车在崎岖、狭窄、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前行，颠簸得十分厉害。我当时只顾了车上的安全，没有太多的去想别的。到了花石峡吃完中午饭后，又开始继续赶路。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走了不到十分钟，州委领导给花石峡公社就发来电报：“热水那边潜伏着300多名叛匪，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并立即返回州上”。但是，当花石峡公社收到电报时，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无法得到这个电报通知。因此，我们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仍然不顾颠簸加快速度继续前行。当我们到了一条不知名的河岸（我叫它“温泉河”）时，夜幕已经降临，站在河水滔滔奔流的岸边，思谋着过河的办法，这时，寒风大作，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我们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也经不住它们的袭击，人人打着寒颤，哆嗦蜷曲，不知怎样是好。我知道这个夜幕笼罩的荒野里，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必须当机立断，我和解放军战士的班长商量决定：清点人数，开车过河。我打开手电看表，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这个时间正是土匪出没的时间，我不禁警觉起来，注视着这些人的动向。果然，一个头人不见了，我们立即四处寻找，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在河沿崖边的凹陷处找到了他。我们怎么劝他，他都死皮赖脸地不走，说感冒了，肚子疼走不动，要在这儿过夜。我们耐心地劝他，仍不奏效，就果断地说：“我们都必须走。人民选你们当代表参加会议，明天就是开幕式，这么光荣的事情，你能不参加？”这时，雪花更大了，还夹杂着冰雹，砸在头上就起疙瘩，疼痛难忍。眼前一片漆黑，只能听见奔腾的河水滔滔作响，更给我们增加了几份森严。时间不能再拖延了，必须立即过河，明确地说：“你感冒，我给你吃点药，就会好的，到西宁再好好治疗。你的卡宾枪我给你背上，坐车走！”我知道他怀里还揣着手枪，不由分说，连拉带扶，把他送上了车，并且让坐在最前面，几个解放军战士坐在最后面，以防不测，我留在河边守候。当我拉开枪栓一看，惊住了，他已经装满了子弹，心想：多危险啊！
我们好容易开车过河，还不到河的中央，车就开不动了，几位解放军战士跳进河水帮助司机推车。水深漫过腰部，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在黑夜里拼命地推车行进，车上的头人们蠢蠢欲动，情况十分紧张。上岸后，我在几位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才身着棉衣棉裤过河。8月的西宁还是暖盈盈的，然而在那里却是寒风凛冽，冰雪覆地，河水如刀直割你的骨肉，一时间就疼得失去了知觉。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赶快安全过河，尽快到达西宁。我们上岸后，立即乘车前行，为了避免冻伤和意外事故的发生，我说：“必须加快速度，尽快赶到兴海县。”因为到了那里，当地政府会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十分崎岖、坎坷，车越是开得快，颠簸得很厉害，到了兴海县（旧县址大河坝）时，不少人都碰破了头。不过，我们终于到达了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到了兴海县，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换了衣服，又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饭菜，周身当即暖流回淌，一下子有了生气，战士们的话也多起来，大家信心倍增。吃完饭没有久停，就乘车向西宁出发，到西宁正好是下午3点钟。当我们到了西宁宾馆的大门口时，几位省领导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我一下车，孙君宜省长就深情地对我说：“你们真辛苦啊，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州上发来的电报说，在你们路过的热水那个地方，已经有300多名土匪潜伏在那里，他们要俟机叛乱，你们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我们真为你们担心啊！”
当我们把这些代表一个不少地交给领导以后，像卸掉了千斤重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几天之后，省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组织上又派我送他们返回果洛。原来那个不愿意来西宁的头人却不愿意回州上，要回自己的玛多老家。我再三地做工作，动员他跟大家一块儿回果洛州。他无计可施，只好听从，在一个连的战士的护送下回到了州上。那时已经全面叛乱，形势十分严峻。他们一到州上，就立即把他们拘禁起来，限制了自由，以防万一。后来，他们骂我说：“上了那个‘坏女人’的当！”但我为自己能在那样的艰险的环境中，胜利地完成两次带队任务而感到高兴和欣慰。后来，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三、努力学习 承担重任。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天总得有工作干。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靠边站”了，在尖扎农场劳动了一年之后，有一段时间闲住在家等待分配，心里感到空虚和无聊。那时，马万里同志已经是民族学院的书记兼院长，他是我的老领导，十分关心、爱护下级，我们这些人都很敬仰他，一有什么事情或者心里有什么疙瘩，总喜欢向他们倾诉，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指教。所以，我就去找他，希望他支持我早点出来工作。他宽慰我说：“耐心等一等，有机会的话，你先来民院工作。”过了不长时间，他和省委组织部门商量调我去民院“文化补习班”（系一级建制）任主任，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他又调离民院去省上工作，临走前，他想调我到政治系担任系主任。因为我在补习班工作，已经和这里的老师、干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这个单位也适合我的工作和学习，舍不得离开。我说：“还是在补习班好。”他同意了我的请求。不久，张济民同志来民族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接着党中央下达了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干部、职工问题的决定和一系列政策，他和马万里书记商量，并经党委会同意派我去负责这项任务。说句真话，我当时也有顾虑，主要是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这方面经验，这项任务政策性很强，情况又比较复杂，自己心里没谱，犹豫不定。但是，张书记再三鼓励我，相信我能搞好这项工作，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党委根据工作性质分为两组，一组是负责落实戴金璞同志问题的工作，由扎西才让同志负责，另一组由我负责，主要是澄清、落实包括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志的问题和其他人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时隔二十年的事情，时代变迁、人事更迭，情况比较复杂，一下子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而且落实政策是一项十分严肃而仔细的工作，一开始，心里没有底，感觉压力很大。因此，我十分谨慎，放不开手脚，总怕出差错。张书记知道这个情况后，就鼓励我说：“掌握好政策，大胆地干，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党委支持你的工作，不要有顾虑。”但是，当我深入仔细地看了每个人的材料以后，更加顾忌不安了，心想：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那么这样做，会不会有人出来抓你的辫子，说你搞“一风吹”，否定历次运动的成绩怎么办？那时左的思想影响还十分严重，阻力是不小的。因此，我也产生了后顾之忧，工作起来，以往的那种泼辣劲儿收敛了许多。张书记很重视这项工作，三天两头问，鼓励我们消除顾虑，仔细甄别，严格按照政策办事，该平反的一定要平反，该平反多少就平反多少，决不能受“左”的思想的干扰，而且规定每周五召开一次党委会，专门听取我们的汇报。在这个会议上，张书记听的认真、问的仔细，与大家一起认真分析案情，作出案例，摸索经验，指导甄别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有党的政策的指引和领导的鼓励支持，我很快就卸掉了包袱，特别是当我看了那些同志的材料，也就不由得联想起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不是也有过经受挫折和被不公正对待的痛苦和磨难吗？尽管不是同一回事情，但受过挫折人的心情和心理状态我能完全理解。
1966年，我在刚察县搞“四清运动”，省妇联造反派突然说我“有重大问题”，必须返回单位“向革命群众作出交代”。当时，“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景生明和赵海峰同志不同意，因为我当时还兼任翻译工作，一时离不开。但是，妇联造反派非要我回去不可，团部只好派车送我回到了妇联。我一下车，连家都没有顾得回，就走进了妇联大院，一看，啊，满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从那天起就开始挨批斗，连续40多天的折磨，使我一下子从阳光天地里坠入深渊似的痛苦之中，迷惘和困惑使我度日如年，筋疲力尽地想到自己的这些委屈经历，再看着眼前的那些同志的档案材料，反复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的精神，我心里亮堂了，信心倍增，心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荡，无私无畏，为党的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地干下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加快了甄别的进度。当时，收到的各类案件163件，列入调查的111件，重点对错定“反革命”、“坏分子”、错划“右派”以及一般问题（含历史问题）、做过头处理被劳改、劳教、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勒令退职的，者进行了甄别。经过大约半年的紧张而细致的工作，终于给53位同志澄清了问题，恢复了他们的名誉和工作，有的还恢复了党籍。有一位姓王的伙食管理员，竟然兴奋地晕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遗憾地离开了我们。
由于我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这项任务，受到了院和省上领导的肯定和好评，不久被提升为民族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随着职务的提升，压在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深深感到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文化知识水平。因此，马列著作、历史、文学等著作都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必修的课程。在自学的过程中，《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工具书帮了我的大忙，它们是我的一刻不可离开的好老师，一有问题我首先向它们“请教”，它们“回答”不了的，我就向周围的老师、同事请教。我很留恋在民族学院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在那里有很好的老师和干部，学习环境很好，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领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且在那个时候，以张济民同志为首的院领导一班人团结、和谐、心气旺，人心顺，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工作起来十分舒心有劲。所以，我很留恋在民院工作的那一段历史，我也要感谢那里的老师和同事们对我的爱护和支持。不久，我被调到省上工作，担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很大，很少有自学机会。但是，我见缝插针，一有机会，就学习或者联系自己工作实际思考那些著作里提到的各种问题，虽然辛苦一些，但很有用，因为是结合工作实际学习，理解起来具体深刻，而且工作上用得上，减少了盲目性，工作效率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满足新的工作需要，经领导批准，1983年9月，我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回来后就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工作，一直退休。
杨茂嘉同志还说：我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幸福的一生。所谓“平凡”，是说我这个平凡的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一个不懂事的藏族乡村姑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只是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应干的事情；说我“幸福”，那是因为我在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或者一有进步就会得到组织的重视和关怀，为我的进步鼓励，给我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再看看那些老革命、老领导在我进步的道路上所洒下的心血，更使我感激不已，因为有他们的耐心教育和帮助，才使我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困苦和挫折。而今，我已经退休，仍然要以他们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自己的努力，再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心愿和努力的方向。
四、榜样不语，力量无穷。2003年10月中旬，高原已经进入冬季，寒风簌簌，我的腿病复发了，而且更加严重。我在家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习惯地拿起一本书正在阅读，突然电话铃响了，我艰难地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听到对方悲伤低沉的声音：扎喜旺徐，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民族工作者、藏族人民的好儿子与世长辞了！我和家里的人都悲痛不已，泣不成声。时至今日，时间流逝，但对他的怀念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沿着这悠长的思绪，我似乎看到了扎西旺徐同志的匆忙、果断的身影，听到了他那富于激情、震憾力的语言，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岁月。在这里，只能从记忆中撷取一二，以表示对他的怀念，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1、情暖雪域。出生于贫苦牧民家庭的扎喜旺徐同志，从青年时期就勇于追求真理、探索民族翻身解放的道路。1935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直接参与创建了“甘孜博巴政府”（我党在藏族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组织）。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办事果断，无私无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勇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敢于面对艰难险阻，迎难而上；他把个人的幸福融于人民群众的幸福之中，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乐为人民吃苦，勤为人民造福，与广大群众始终保持着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扎喜旺徐同志在果洛工作期间，长年奋斗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艰苦环境中，为果洛的和平解放、为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为维护和实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得到了各果洛民族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在我的记忆深处，至今还清楚地记得5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1955年4月，我被调往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妇联工作，当时一同赴果洛的工作人员有100多名，其中女同志只有五六名，大多都是20来岁青年。扎喜旺徐同志兼任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他亲自带领我们进驻果洛。根据组织安排，我们坐卡车从西宁出发。尽管我们都知道青南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生活艰苦，但奔赴新的工作环境，大家都充满了豪情壮志。第三天，因为道路狭窄，不能行车，到花石峡就停了下来，换骑马匹前行。在花石峡我们准备了三天，就骑马向果洛进发。那时，果洛地区连降大雪，白茫茫一片，听当地群众说，这是果洛历史上罕见的。我们行进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雪域中，看到一头头牦牛一动不动，站立在凛冽的寒风之中，后来才知道那是冻死的僵尸。一路上冻死、饿死的牛羊随处可见，怵目惊心。看着那惨不忍睹的场面，扎喜旺徐同志和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队伍在坎坷、狭窄的土路上艰难地行进，冻僵了的手指都抓不住马的缰绳。为了保证行军安全，扎西旺徐同志决定人马混编成几个小组，要求同志们既要照料好自己的马匹，又要相互照应，又专门安排有经验的同志负责帮助女同志备鞍放马。我们走一程，就清点一次人数，稍作休整，继续前行。第一天大约走了30里，在天黑前，就开始拴马安营，扎起帐篷，露宿于孤寂的荒野之间，随身带的馒头都冻成了铁疙瘩，无法充饥，大家经受着饥饿与寒冷的折磨，加上高原反应，使一些年轻的同志情绪低沉，有的女同志也偷偷地抽咽抹泪，扎喜旺徐同志却马不停蹄，忙个不停，摸黑走访灾民，了解灾情，研究抗灾保畜的措施和办法；又派人去我们的各个小组了解情况，并亲自走帐进组，安慰、鼓励大家，增加信心，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还特意派阿科旦巴同志（负责扎西旺徐同志生活的勤务）请我们去他的帐篷喝茶。当我们走进扎喜旺徐同志的帐篷，坐在暖烘烘的炉子前，喝着滚烫的奶茶，聆听他热诚恳切的话语时，心里顿觉热乎乎的，那种沮丧的情绪顿然消失，士气大振，大家忘记了疲劳，谈笑风生，打破了夜空的宁静。在他的鼓舞下，大家更加豪情满怀，打破了后来几天的更加寒冷，更加艰难的重重困难，第七天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果洛州。
2、风范永存。“热爱人民的人，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造福于社会，造福于百姓的好领导、好干部，永远敬仰那些具有伟大情怀和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这句话对扎喜旺徐同志来说，一点也不过分。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在什么环境中，心里始终装着各族人民，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喜旺徐同志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持真理，敢讲真话，鄙视弄虚作假。他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抵制“大跃进”年代的“五风”，如实地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在牧区合作化的问题上，他坚持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反对急躁冒进，1958年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仍不气馁，坚持原则。1962年7月，经中央批准平反，恢复名誉。在“文革”期间又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真理，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忍辱负重，几次为民请命，始终保持一个老红军、老党员的高贵品德和高尚情操。
在扎喜旺徐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无不得到他的关怀和教育，特别是在民族工作方面，他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许多道理，深刻地理解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他的那种善于总结思考，深刻理解和把握党在解决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矛盾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才智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品德，常常激励我们，鞭策我们；他的“坚持遵循从现实出发，照顾历史，照顾全局，特别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等重要工作思路，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使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浅。扎喜旺徐同志非常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开办寄宿制学校、发展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等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于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他永远活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进步和成长，都是那些老领导培养的结果，而扎喜旺徐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他的榜样力量指引和感召之下，使我不论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困苦的日子里，都能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服务，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今天，我虽然退休了，但这种思想和情感丝毫也没有改变；依然在坚持学习、充实自己，思考问题，尽自己的所能为社会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想这也算是向已故的老领导和健在的老领导的汇报，更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以“人退心不退”的精神，为实现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再作出新的贡献。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动故事，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这就是我们藏族女中豪杰杨茂嘉同志为我们发自内心之肺腹之言，特别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指出了人生路上之光明灯塔。杨茂嘉同志现已80岁的高寿，让我们向革命前辈学习！向革命前辈致敬！沿着革命前辈走过道路前进！
（藏人文化网特约通讯员/隆务·拉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