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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当年中国最大的劳教营之一
发表时间:2016/7/27 16:59:43     文章来源:互联网      文章作者:佚名     浏览次数: 242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
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
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
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
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
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
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
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
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
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
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
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
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
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
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
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
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
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
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
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
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
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
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
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
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
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
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
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
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
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
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
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
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兴凯湖
 
    兴凯湖畔的这间茅屋,是著名作家丁玲当年下放兴凯湖农场劳改期间所住。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
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
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
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
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
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
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
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
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
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
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
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
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
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
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
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
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
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
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
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
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
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
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
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
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
“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
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
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
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
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
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
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
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
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
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
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
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
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
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
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
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
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
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
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
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
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
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
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
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
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
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
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
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证被收回。“二劳
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
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
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这几位,是当年峨边沙坪劳教农场的幸存者。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
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
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
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
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
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
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
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
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
“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
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
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
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
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
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
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
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
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
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
“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
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
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
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
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
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
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
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
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
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
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
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
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
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
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
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如今的青海湖劳教农场早已废弃,当年农场残破的照壁上,领袖画像和语录字迹仍隐约可见。
 

 毛泽东时代的五大著名劳教营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
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
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
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
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
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
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
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
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
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
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
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
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
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
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
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
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
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
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
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
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
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
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
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
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
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
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
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
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
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
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
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
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
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
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
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
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
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
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
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
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
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以上
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
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
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
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
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
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
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
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
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
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
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
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
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
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
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
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
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
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
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
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
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
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
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
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
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
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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