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点评：如果极花是冒充冬虫夏草，那么，精彩在后面，冬虫夏草是菌入虫体，极花是幻，蝴蝶更是幻，最后只能回到日渐僵硬濒死的虫体......................
《鲁院日记》
野美毛竹
在鲁院上学时，有一天，鲁十一开笔会，同学们几次提到贾平凹大师。笔会后，毛竹给贾平凹大师发去手机信息。鲁十一同学们一致认为，您写男人写得实在精彩，可是您写女人写得好，但是却恍惚不属于这个时代。似乎你写的女人放在哪个时代都可以。贾平凹回信息：“可能你是女人，所以不了解女人。哈哈！”毛竹回：“正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才能感觉你写的女人恍惚和《红楼梦》《金瓶梅》中的女人差别不大。但是你写的男人，特别是《废都》中的男人，写得实在精彩！”贾平凹回信息：“说得有道理！谢谢同学们，代我向鲁十一同学问好！”---当时因为会后没有替平凹大师代问,这会儿毛竹通过此博文转达平凹大师对鲁十一同学们的问候和谢意。
有一年，毛竹到西安，在陕西作协副主席晓雷带毛竹去看贾平凹大师的路上，毛竹看到西安和北京一样，因为保护古建筑，故而西安城里并没有怎么发展，西安城外反而发展起来，建筑物高大雄伟。可是古城里却有太多的小房破房老房，虽然有色古色古香，却仍仿佛被时代淘汰了被历史废弃了。毛竹这才感觉到贾平凹的《废都》这个书名真是起绝了。见到贾平凹，客气之后，毛竹第一句话就是：“平凹大师，我看到西安城外反而发展起来了，西安城中心所在老城反而被时代淘汰了，被历史废弃了一般，真如废都，感觉你的书名《废都》真是起绝了！”贾平凹眼睛在幽暗中一亮，一收。接着贾平凹陷入沉思，深有所悟地不停点头。那一次，贾平凹大师几次主动说：“额给你题个字！”“现在可以拍照了！”“你给额个地址，我给你画幅画！”平凹给竹子在扇面上题了“清风在握”四个字。平凹介绍他的藏品汉陶是这样介绍的：“这个不值钱！”“这个值点钱！”“这个值几万！”。平凹给毛竹题完扇面是这样说的：“毛竹，你知道我的字值多少钱嘛？别人求额写额都不写你知道这几个字值多少钱嘛？”“先别说字值钱，纸值钱，你知道这个扇面值多少钱嘛？最好的红木，最好的锻面，是我的珍藏中最贵的一把，今天送了你额就没有啦，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嘛？”说这些话时，平凹脸上出没着大佛一般的平静，大佛一般的冷静，大佛一般的高贵，大佛一般的庸容。这个从大俗走向大雅的平凹大师！这个看透世界一切荣华富贵的平凹大师,让毛竹惊叹不已。
平凹大师主动赐字，且将自己最珍重、最值钱、最心爱的扇面赠给毛竹，这让同去的陕西作协晓雷副主席十分惊奇。晓雷连说贾平凹主动赠字、赠画、赠扇，据他所知这世上仅女作家东方竹子一人。
有一天，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接到文友的手机信息，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作家贾平凹电视上说大巴山女作家东方竹子是他最青睐的女作家。毛竹觉得很吃惊，因为毛竹在写作上，在中国文坛，毛竹特别佩服大师贾平凹，毛竹的启蒙老师陈元魁和贾平凹属一个类型的大师。陈元魁佩服的人也是贾平凹。陈元魁有一次甚至对毛竹说：写作中，我在模仿贾平凹。毛竹没想到贾平凹大师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评价。便给贾平凹大师发过信息求证。毛竹私下称平凹大师为虫儿大师。这是因为毛竹觉得平凹大师像种子虫儿一般，一粘上，便可不由分说地钻进人的身体，大脑、神经、细胞，从此不肯离去。毛竹上鲁院，就发现老师们同学们，不知不觉就提起贾平凹。贾平凹似乎已经是生活在我们生命中的小虫子，我们与小虫子对话，我们任小虫子在身体中吾自游动，吾自活动，吾自说话，吾自思考。仿佛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有平凹大师，无处不在平凹大师。仿佛我们的大脑中，心脏里，都出没着贾平凹大师。人们张口闭口，总是绕不开平凹大师。
毛竹发信息：“虫儿大师，额的朋友说，他们看到你在电视上说东方竹子是你最青睐的女作家。因为额毛竹在乎你，在乎你对额的评价，故而求证一下，有这么一会事儿吗？”一会儿平凹大师的信息回来了：“额当然说过你好！”毛竹接着换个口气发个信息开个玩笑：“其实，不论您愿不愿意，情不情愿，毛竹额都会渐渐地占据虫儿大师的大脑、思想、生活，都会渐渐地充满虫儿大师的身子，然后从您的头上长出来，一如额长大的青藏高原上的冬虫夏草。”过了一会儿，平凹大师的信息回来了：“哈哈，说得好！”
贾平凹：写胡蝶，也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
时间: 2016-03-04 09: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世上什么事情都在变，人的情感不变。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心最深处的波动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反映出整体的不同部分。看到了别人的善其实是我们的善，看到了别人的恶，其实是我们也有恶。《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
　　贾平凹新作《极花》，发表于201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他以为要写四十万字的篇幅，却只写了十五万字收笔。是故事并不复杂？还是与作家的年纪有关？总之，贾平凹在写作中用了减法，他似乎试图把一切过程隐去，试图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于是《极花》成了他最短的一个长篇，也让他收获了另一重经验。
　　《极花》中的极花，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他喜欢在夏天里写作，他觉得自己如热气球般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极花》正式起笔于2015年的夏天，这个时候，先前他觉得不自在的文字变得得心应手，他曾经的激愤与悲哀变得从容平和。
　　《极花》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中国西北的妇女拐卖事件。小说的主人公胡蝶无意间落入人贩子手中，几经周折被卖到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她在那里经受种种折磨后，公安部门营救了胡蝶。然而胡蝶的命运因此彻底改变，她变得性格孤僻，少言寡语，她经受着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最终她选择继续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在阅读《极花》后提出问题：在长篇小说一步步远离社会和时代的今天，胡蝶们的悲惨遭遇固然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却是：胡蝶们在文化巨变的时代潮流之中，她们能够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从她们身上能够体验到现实的困厄吗？我们从她们的体味中能够嗅到未来文化与文明的胎动吗？
　　这也是我们迫切想知道的。
　　读书报：您对于农民进城的思考在《高兴》《天气》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那么在《极花》中，您的思考是否也有进一步深入？
　　贾平凹：现在的城乡在一起互动着，已经无法剥离，问题复杂得无法想象，你得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思考，才能了解和看懂。这个时期的写作，如果还是写现实吧，材料极其容易，什么都可以写，主要是怎么写才能使你的心和笔得到自由，怎么写才能有你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读书报：《极花》的某些精神气质，和之前的《古炉》《老生》一脉相承。《古炉》中用剪纸艺术复活飞禽走兽的蚕婆，来到《极花》中成了剪纸上瘾的麻子婶。对于这些民间形态的表现，成了您作品的标签。除了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贾平凹：陕西北部以及山西、甘肃一带的高原上，是这几年我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的剪纸是天下闻名的，无数的艺术家都去过，有了相当多的作品，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在那里能产生这些东西而形成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之所以代代繁衍，神的力量在如何支配作用？现在的城市被科技控制了。
　　读书报：那位半张脸被胡子窝住的老老爷，更是超乎一般的神人。他画的星相图，有什么格外的意义？
　　贾平凹：书中所写的老老爷，他是乡村的智慧，他的那些怪异，其实是人活着的原本的方法。
　　读书报：为什么在《极花》中，一再出现那么多笔画繁多的生僻字？从《老生》中的《山海经》，到《极花》里的禅语，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些被您直接植入作品，总担心对于读者来说太过高深。比如“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下的区域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能谈谈您的用意吗？
　　贾平凹：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形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而在家里设个灵堂，或者象征性地烧几张纸钱，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我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的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读书报：胡蝶代表了千千万万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有一点点文化，一点点姿色，一点对爱情朦朦胧胧的向往，和逐渐膨胀的虚荣……正如丁帆所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少女胡蝶，哪怕是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栖身也要追求现代物质文明的脚步，那一双从不离脚的高跟鞋，既是她对美的追求的象征，同时也是她试图摆脱农耕文明枷锁的一种仪式。我想知道的是，您写这些人物的心理，尤其是胡蝶，自己满意吗？
　　贾平凹：世上什么事情都在变，人的情感不变。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心最深处的波动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反映出整体的不同部分。看到了别人的善其实是我们的善，看到了别人的恶，其实是我们也有恶。《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
　　读书报：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买了胡蝶的黑亮，还是被拐的胡蝶、訾米，竟没有一个人物特别令人生厌。看到后来，连我也爱上了这个村子，虽然它贫穷愚昧，却有让人割舍不断的东西。作品让人思考农村的凋蔽，思考文明的社会仍然有如此荒唐野蛮的诸多事件发生，却没有激愤和尖刻。您是以怎样的心态写作？
　　贾平凹：当风刮来的时候你能怨怪树叶的飘零吗，能怨怪花草倒伏吗？写作是你能明白历史的整体又不明白你个人的具体，都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当亲戚朋友突然去世又都悲痛不已。《极花》是一个关于拐卖的故事，但我并不单纯只写这个故事。
　　读书报：“减法”式的写作，对您来说是否也有格外的体验？
　　贾平凹：《极花》是我最短的长篇吧，因它就集中写了一个女人被拐卖后的禁闭的情况，它不可能写得长，把事情说完就行了，虚张声势的东西没有必要。
　　《极花》(精装本)，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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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新作《极花》下月出版

2015-12-06 03:35:01　来源: 西安日报(西安)
贾平凹说，《极花》的名字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有点像冬虫夏草，但又不是，村里的人就用极花冒充冬虫夏草去卖。”新作的创作从2014年冬天开始准备，今年春夏着手写作，“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主角‘胡蝶’——那个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
《极花》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中国西北的妇女拐卖事件，小说的主人公“胡蝶”无意间落入人贩子手中几经周折被卖到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她在那里经受了种种折磨后,公安部门营救了“胡蝶”。然而“胡蝶”的命运却因此而彻底改变，她变得性格孤僻，少言寡语，她经受着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内心的苦楚与折磨，最终她选择继续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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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点评：如果极花是冒充冬虫夏草，那么，精彩在后面，冬虫夏草是菌入虫体，极花是幻，蝴蝶更是幻，最后只能回到日渐僵硬濒死的虫体......................
　　记者肖雪
　　作为中国文坛少有的“劳模”，著名作家贾平凹几乎以一年到两年一本长篇小说的速度在进行创作，其热情精力、文学积累和对社会观察的深度、广度都令人惊叹。记者日前获悉，贾平凹又将推出第16部长篇小说《极花》，这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老生》出版还不足一年半！昨日，《极花》后记提前曝光，透露了新书创作的前前后后。
　　《极花》全书共15万字，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属于字数较少的，但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依然力度不减。贾平凹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发生在一个老乡身上的真实故事。这位老乡的女儿在十几岁时遭人拐卖，他们苦苦寻找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才把女儿解救出来；可当时姑娘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却留在了被拐卖的地方。回到家后，由于媒体宣传公安解救成功的新闻，人人都知道老乡的女儿遭人拐卖，姑娘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再加上思念孩子，半年以后，老乡的女儿竟然背着父母跑回了被拐卖地。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贾平凹说，每每想起这件事，他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贾平凹出身于农村，原本以为农村的事没有不知道的，可这几年了解以后，这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事让他目瞪口呆。“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可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劳力，有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不结瓜的谎花。”
　　贾平凹说，《极花》的名字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有点像冬虫夏草，但又不是，村里的人就用极花冒充冬虫夏草去卖。”新作的创作从2014年冬天开始准备，今年春夏着手写作，“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主角‘胡蝶’——那个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
　　贾平凹表示，自己在小说的写作中不想关注案件本身，更关注的是怎样去挖掘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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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表示，小说原本计划写40万字，可最终只写了15万字。对此他解释说，“目前的写法决定了这部小说不会太长，这个故事并不复杂，我也在考虑创作该用减法而不是加法。15万字里我试图隐去一切过程，也试图逃出我以往的叙述习惯。”他表示，“《极花》是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经验和丰收。”
　　昨日，记者还从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常务院长王立志处获悉，《极花》将在201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同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作者：肖雪
。贾平凹新作《极花》后记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X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筒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才正往塑料筒里装土。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X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耽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前些年一见面，总还要给我唠叨，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这几年再见到他了，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在某一个村庄，路过谁家的硷畔，那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有驴有猪，鸡狗齐全，窑门口晒了桔梗和当归，有矮个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饭，而女的一边给身边的小儿擦鼻涕，一边扭着头朝隔壁家骂，骂得起劲了，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个村庄去的路口，一个孩子在草窝里捉蚂蚱，远处的奶奶怎么喊他，他都不听。奶奶就把路膊上的篮子放在地上，说：谁吃饼干呀，谁吃饼干呀！孙子没有来，麻雀乌鸦和鹰却来了，等孙子捉着蚂蚱往过跑，篮子里的那包饼干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骨头，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来的一颗牙，她要带回扔到自家的房顶去。不知怎么，我也就想到了她。
年轻的时候，对于死亡，只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谈起来轻松而热烈，当过了五十岁，家族里朋友圈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以致父母也死了，死亡从此让我恐惧，那是无语的恐惧。曾几何时报纸上电视上报道过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我也觉得那非常遥远，就如我阅读外国小说里贩卖黑奴一样。可我那个老乡女儿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常常就盯着人群，怀疑起了某个人，每有亲戚带了小儿或孙子来看我，我送他们走时，一定是反复叮嘱把孩子管好。?
我出身于农村，十九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可八十年代初和一个妇联干部交谈，她告诉我：经调查，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我记得我当时目瞪口呆。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偷抢金钱可以理解，偷抢财物可以理解，偷抢了家畜和宠物拿去贩卖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满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其实，在西安待过一年两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发一号文件，不断在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儿童去建设吗？我们是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党员活动室的牌子，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在高速路边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
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记得当年兴时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昵？
但是，这个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殴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去肾脏，以及人贩子当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写她的母亲在三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到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一百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为了缓解矛盾，假装认亲，然后再返回西安，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他又如何在收捡破烂时偷卖了三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六个月的牢？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双方打斗，派出所的人伤了腿，他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被夺去了孩子？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比如上访，比如家暴，比如恐怖袭击，黑恶势力。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蔽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地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喜欢着水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在陕西，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写他常常怀念母亲，她母亲是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给他来信，都在说：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是我妈！我也是这样，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可母亲去世多年了，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做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就在我重新写这个故事前，一次在论坛上，我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不能否认人和自然，个体和社会，自我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假如你今天还是画花鸟山水人物，似乎这两百年的剧烈的，根本的，彻底的变化没有发生，那么你的作品是脱离时代的装饰品。不过水墨画不是一个直接反映这些变化的艺术方式，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为任何主义或概念服务。中国二十世纪的水墨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艺术现象，或更多是社会现象少是艺术现象。水墨对现代是什么意思？跟其他当代艺术方式比的话，水墨画有什么独特性？水墨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纠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纯粹个体的心理发泄是主要的创作动力，这是现代主义绘画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主要源泉。而在中国，动力是另一个，就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但它不是只完善自我，是在这个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
他们的话使我想到佛经上的开篇语：如我所闻。嗨，真是如我所闻，它让我思索了诸多问题，人格理想是什么，如何积累性、群体性的理想过程，又怎样建构文学中的我的个体？记得那一夜我又在读苏轼，忽然想，苏轼应该最能体现中国人格理想吧，他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又应该最能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吧。于是就又想到了戏曲里的“小生”的角色。中国人的哲学和美学在戏曲里是表现的最充分的，为什么设这祥的角色：净面无须，内敛吞声，硬朗俊秀，玉树临风？而《红楼梦》里贾宝玉又恰是这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中的宋江，《西游记》中的唐僧也大致是这样，这类雌雄同体的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暴露了这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什么样的秘密？还是那个苏轼吧，他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一不能，能无不精，世人都爱他，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不幸，而他的所有文字里竟没有一句激愤和尖刻。他是超越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但他那些超越后的文字直到今日还被认为是虚无的消极的，最多说到是坦然和乐观。真是圣贤多寂寞啊！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很久很久以来了，作品的一号人物总是苍白，这是什么原因呢？由此，我在读一些史书时又搞不懂了，为什么秦人尚黑色，战国时期的秦军如虎狼，穿黑甲，举黑旗，狂风暴雨般的，呼啸而来灭了六国，又呼啸而去，二世为终。看电视里报导的画面，中东的伊斯兰国也是黑布蒙面黑袍裹身，黑旗摇荡，狂风暴雨般地掠城夺地。而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旗是红色的，上有白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那么，黑色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样的象征呢？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我在冬天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无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许还不是这一个《极花》里，但我闻到了一种气息，也会把这种气息带进来，这如同妇女们在怀孕时要听音乐，好让将来的孩子喜欢唱歌，要在卧室里贴上美人图，好让将来的孩子能长得漂亮。又如同一般人在脖子上挂块玉牌，能与神灵接通，拳击手在身上纹了兽头，能更强悍凶猛。这个《极花》中的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我原以为这是要有四十万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却十五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十五万字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竞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
       面对着不足三百页的手稿，我给自己说：真是的，生在那儿就决定了你。如瓷，景德镇的是青花，尧头（在陕西澄县）出黑轴。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但是，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磊起来，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謍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记着这一日，十五万字划上了句号，天劈哩吧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两句古人的诗。
一句是：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
       一句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