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1964-1989）
1989年3月26日，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的书包里面装着四个桔子和四本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和《圣经》。海子一直在贫穷、单调和孤独中写作。在他的房间里面，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他不会任何娱乐，连自行车也不会骑。日常生活是：每天晚上写作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整个上午睡觉，下午读书。他的生活很寂寞，有一次他走进昌平的一家旅馆，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老板可没有他那么浪漫：“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我这里朗诵。”他想在市里找一份工作，这样可以离朋友们近一些，但这对海子来说谈何容易。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很不顺利，他喜欢把自己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当时有个著名的诗人就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还想出诗集。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都无疾而终。最后一个女孩子，当海子后来见到她时，她已经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当天晚上，海子跟同事喝了很多酒，大概喝多了，讲了一些和这个女孩的事情，酒醒过来觉得万分自责，怕伤害到她。
戈麦（1967-1991）
1991年9月24日，24岁的戈麦毁弃所有诗稿后，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且征兆全无。戈麦生前并不富裕，不多的收入大部分用于买书、吃饭、穿衣、抽烟等，生活用度节省，但月底仍常常上顿不接下顿。有时与朋友去馆子吃饭，常规是一碗拉面，一瓶啤酒，偶尔点几个菜也是挑最便宜的。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写作场所，几经周折借到一间平房，却没有暖气，那个冬天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对朋友的举荐不遗余力，诗人桑克在寂寂无名、处境极为困窘之时，戈麦将其作品向《尺度》刊物大力推荐，从而得到认可。诗人相聚，他经常是忙前忙后，搬椅子，倒开水。没有烟了，烟摊又远，买烟时，他怕大家着急，便一路小跑。他的同学西渡回忆道：“他大概从未自己看过电影，电视、录像他也是不沾的”。
余地（1977-2007）
2007年10月4日，30岁的余地在昆明家中割喉自杀。出事前余地失业在家七八个月了，生活全靠稿费来维持，“稿费很不稳定，常常断档，他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中专毕业后，余地进了一家私人公司，随后被派到驻昆明的办事处来。好友陈洪金回忆说：“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敏感，单纯，根本无法适应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有朋友说，余地之死或许跟生活的压力有关。每月的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余地自杀前不到一百天，他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自杀前的那段时间，余地每天都喝酒，“他找不到生活的答案”。他在《30岁》中写道：“站在山顶，风从东边吹来，太阳劈开乌云。/过了很久，他奋力张开双臂，向着天空发出一声呐喊。/曾经，他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顾城（1956-1993）
1993年10月8日，37岁的顾城在激流岛上，因为争吵用斧头砍伤了妻子谢烨后自杀。顾城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任性的孩子，谢烨就像母亲一样，时时护着他。顾城在国内外的一切事务都由谢烨照管，她替他签各种协议，出席会议，甚至在顾城的朗诵会上塞纸条改错字给他。顾城对谢烨却颇多要求：不许化妆，买衣服，穿泳衣。有一次谢烨与舒婷几个游泳，顾城看到谢烨穿着泳衣就很不高兴。他甚至不喜欢谢烨买东西，就坐在地上不走。舒婷说，顾城一辈子都穷，缺钱缺怕了。1979年，顾城去京西宾馆看望舒婷，隔段时间就要到窗户看一眼。舒婷问：“干吗？”顾城说自行车放在下面，怕人家偷了。舒婷问为什么不坐地铁来呢，回答是：“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有一次有人给顾城寄了一笔稿费，一百五十块。顾城就和谢烨两个人手拉手存在银行里，可是到下午发现，必须领十块钱买白菜，就去领了。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他们的自行车胎破了，又去领了十块钱。后来银行那个小姐就问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92年他们到了美国，旅馆的早餐是不要花钱的。顾城舍不得自己花钱，早餐的时候就多吃些，然后就去睡觉。有一次，他甚至把舒婷吃剩下的蛋糕也吃了。
昌耀（1936-2000)
2000年3月23日，64岁的昌耀在患肺癌医治无效的病痛中，半夜爬上窗台从医院的三楼一跃而下。女作家毛竹回忆去医院看望，昌耀对她说，“小女儿在怪我，因为我没有给她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一次省里派宣传部长田源来我家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省里出面帮助我解决。我不是不为小女儿着想，而是张了几次口都没有张开。因为我这一生无论什么事、无论怎么艰难、无论怎么痛苦、无论怎么委曲、无论怎么冤枉，无论怎么疼痛，无论怎么绝望，都没有求过任何人……竹子你知道我实在是一生没求过人……”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的遭遇，昌耀对生人怀有难言的警觉。有一次昌耀到宾馆去看一位朋友，朋友让他先在房间里看看报纸等他一会儿。不料当朋友推门回房的刹那间，看到昌耀突然两腿收紧，头往下缩，浑身团成一个“受惊的刺猬”。昌耀对朋友痛苦地说：“习惯了，改不了啦！”在同事眼里，昌耀是怪人一个！你到他家去，敲半天门，门才打开一个缝。半天，昌耀才如幽灵般探出半个身子，见是他认为的熟人，问几句就缩回身子；见是他以为的生人，门马上关上再也敲不开。
吾同树(1979-2008)
2008年8月1日，29岁的吾同树在位于东莞的家中自缢身亡。一些朋友认为，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堪房贷压力。吾同树和女友按揭买了一套复式房，他在一篇名为《同是房奴沦落人》的文章中写到，他东借西凑，凑齐了10万元，每个月要还2000多元的房贷，要供240个月。“供到那时候，差不多都有白胡子了吧。”吾同树在文中感叹：“从来没有这么花过钱，但花得很疲倦。”朋友刘大程说，吾同树毕业两三年就和女友买房了，“而我们这些在底层辗转滚打的家伙，来东莞这么多年仍两手空空，对买房连想都还没多想”。刘在悼文中悲伤地写道：“不就这么宽一点的复式结构的居所吗?一点也不敞亮，囚笼般压抑感扑面，竟就要那么几十万?一月月地掏钱供着，直供到渐趋年老?与其如此，我如挣到了生活资本，宁愿回到僻远的乡下，住着几间瓦屋。”吾同树一直都生活得很窘迫，“他走的时候，身上只有200多元现金，卡上剩下的存款也不到3000元。
诗人皆穷。
写出来最美的句子，却要面对最窘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