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丁桂珍老师》
我刚进青海民族大学附中，就被选进了学校宣传队。
原因是什么呢？我在小学就是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记得我是小学三年级时我在班里被老师李大群选为领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中穿行，晚风吹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滴进地主火热田野，妈妈却穿着破烂的旧衣裳.......”可能是我跳得全心身投入，可能是我投入的感情与我的年龄大大不相符，可能是爸爸给我传输的赎罪心态与对这位妈妈的同情让我的动作有一种与年龄不符合的柔与力的对比？反正是我的舞蹈感动了台下的师生，似乎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被隆重选入八一路小学学校宣传队。
我记得我二年级时还挤进去看五年级的宣传队主演ZP，她是那么美丽端庄。我痴痴地仰望她时，我吹出的气，居然吹动了她鼻孔中探出的一根透明纤长的打了几个卷的鼻毛。那鼻毛倏一声变长后又变短缩了回去。我没有想到三年级我就进了学校宣传队。感觉像一个梦一般，一切都来的不真实。
小学校宣传队不过二十来个人，燕老师与神老师主管。燕老师负责排练，神教师负责乐队。
（竹子申明：草稿正起，互动写作，欢迎参与，谢绝转载，转载必究！！！）
每次排练，只要我一跳起舞来，燕老师眼睛中就会放射出特别神光，脸上就会绽放出特别神彩。燕老师总是禁不住兴奋地大喊大叫：“大家快来看，这个嘎丫头跳起舞来心疼着，心疼着，真是心疼死了！怎么可能这么心疼！”到后来，燕老师不论走到哪里，逢人就说：那个嘎丫头，跳起舞来真是心疼着，心疼着，真是心疼死了！怎么可能那么心疼！”燕老师到处宣传我跳舞好，结果是，好多其它学校的老师们带宣传队的队员们就常涌来取经看我们八一路小学排练。那时的排的什么节目我忘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节目是演绎军马场农工生活的。节目叫《我爱军马场》？歌词前两句：“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家，我的家。”动作就是两手交替翻手，一下一下翻地着舒展出去。现在想起来搞笑，一个马场何以让一个少女脸上的表情陶醉美丽浪漫到几乎融化？可能是那时的我的内心全是少女的单纯和幼稚。可能那时的我读了太多的青海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神态里太多的梦幻神往憧憬好奇。再加上傻乎乎的憨乎乎的全心身投入，故而像鲜花初绽，喷着亮丽的光芒。看了我跳舞的人，越来越多的师生赞不绝口。于是我这个跳舞好的小姑娘，名气越来越大。那时，燕老师还让我演过白毛女等舞剧。记得小学快毕业时，好像我表演的是白毛女。好像那个木架子舞台被搭的“高耸入云”，好像八一路小学的师生都仰着头，才能看清我的表演。只是，我在舞台上只是跳舞。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独唱过歌曲。
那时新的最高指示一发出，学校就会组织学生们上西宁的大十字、西门口游行，还跳忠字舞。经常的上千人的队伍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领舞，那个小小的领舞就是我。每在这时，燕老师都会给我精心化妆，因为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八一路小学的形象。
民大附中就在八一路小学后面几百米的地方。真可谓近在咫尺。八一路小学有一个跳舞“心疼死了”的嘎丫头，难道附中宣传队老师们早有所闻？我一进附中，就莫名其妙地被选进了附中的学校宣传队？反正我是刚到班里报了道，班主任就通知我到宣传队去报到。
莫不是附中宣传队的老师们看过我演的节目？莫不是附中宣传队的老师们早就盯上了我？等我小学一毕业，就让我去充实附中宣传队的力量？
(毛竹在青海民族大学附中（西宁16中）上学时初中班老师与同学。)
那时附中的宣传队阵容强大，声名远扬，连上乐队老师，一百多人的大宣传队。高年级的好几位，比如唱李铁梅的与沙奶奶的女演员都是后面部队部长、副部长的女儿。我是青海民大的。青海民大后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演员加入了附中宣传队，她就是军宣队曲团长的女儿。曲团长级别虽然不高，可是那几年甚至军管着整个青海民大，民大甚至有几位副省级、多位部级与副部级老师都归曲团长管，当然也管着被打倒的原来院d委成员数名，其重要地位，民大其它头均无法相比。——主要是内乱时青海两个大事件轰动中国，一个死二百多人伤六百多人，一个死三人伤六人，这两个大事件都与青海民大的造反派密切相关，军管甚至不是青海省派来的，而是更高的机关派来的。曲团长手中有着直通中央的上方宝剑。故而曲团长的女儿在宣传队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知道，长大后后才知道她父亲的地位多么重要。我只是把她当好朋友，我们一个班，班练我们常在一起，上学放学我们经常走在一起，有时没事儿我们常玩在一起。她会经常给我讲她家的故事，我很是爱听。
而附中宣传队的服装除了附中配备，还可从部队借可从民大借，加上白居壁这个“好导演”，加上附中云集的那些中国名牌毕业的老师精英们，附中演出的节目总也是很轰动很震撼。
民大附中宣传队的队长叫白居壁。白居壁后来是青海广播电视厅的厅长，那时候他才是二十来岁，激情万丈但经验不足，整个一个毛头小伙子。
（图为民大附中的老师们。其中右二肖宗平老师与右三苏卫东老师，当时都是附中宣传队的乐队成员。两个人都是二胡伴奏。）
（我的爸爸毛高畴（号毛高田，笔名：巴人、方士、隐人、大巴山人、毛小军师、河湟浪人，东方散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青海民大实际一把手戴副院长把毛高田抢到青海民大是想与我爸爸搭班子把民族教育事业抓得更好的。为了留住我爸爸，戴副院长马上给我爸爸分一套民大最好的住房，四室两厅，那是上一任青海民大温副院长的住房。温院长就是在那个住房浴室里开枪自杀的。我妈妈害怕坚决不住，这等于救了我爸爸一命。我爸爸毛高田那时在青海民大任党委委员、党委秘书。被称为戴院长的高参。——内乱初期，民院食堂对面的宿舍楼墙上出现的101张大字报中有一张巨大的漫画：院党委四人抬着胖胖的戴院长，我爸爸毛高田被篡改成毛高天，身上的衣服被篡改成天蓝色。毛高天的手中拿着一个打气筒正在给戴院长打气，由于打入的气太多，戴院长的身子出现了冲破的气孔。戴院长自杀前，被造反派关在民大西北角的菜园子里打煤砖。看到周围没有人，戴院长拖着伤腿爬到毛高田跟前，说：小毛，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这段时间太内疚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我不该跳出来。当时形势好，我急于跳出来，d委六人就你不同意。只好表决，六人中五人同意，就你不同意。我跳出来了，我好开心。对于你，我当时很伤心，我以为我抢你来民大与我搭班子是我看走了眼，是我犯的一个择人大错。关键着不与我同心同德。现在看起来，我错了。小毛，你这么年轻，却有这样的洞察力，却有这样的政治嗅觉。我真是太佩服你了！真是后生可畏呀！若我不跳出来，你领导的延安战斗团也不会被这帮打砸抢分子造反派定为保皇派，他们也没有理由把我把你往死里打，我也不会落入现在这个绝境。我抢你来幻想与你搭班子，把青海的民族教育事业搞得更好，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机会了。毛高田没有想到，这就是戴院长自杀之前留在世上的最后遗言。毛高田没有想到，这原来是戴院长与自己做最后的诀别。
戴院长在民大看菜园子老人的土房子上吊自杀后，下面人来向毛高畴汇报，我那时一点点大，小屁孩子一个，啥都不懂，我爸爸毛高畴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便转身飞也似地跑去看。多亏有人给戴院长的头上笼罩了一个草袋子，不然会把嘎丫头我活活吓死。也是看了戴院长遗体后，我进入了八一路小学学校宣传队。难道是恐怖让我跳舞时有了一种生命的投入？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不知道哪天被活活打死的恐怖中挣扎。却不敢呼救。部分少数民族单纯的学生们在别有用心老师们指使下、部分孩子们在曾军人父辈老师幕后指使下，打人的样子真是太可怕了。那时诉民院子弟打群架都是轰动。）
进宣传队经历的第一件大事儿，跟随学校大军到塔尔寺拉练。那一次去时，因为宣传队我们五个小姑娘年龄太小，于是老师们把我们装上了拉行李装备的大卡车。我们五个坐在高高的行李车上超越学校拉练队伍，校友们向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向他们挥手致意，像是“王国元首”接见她们的臣民。又像是活佛进京后返回在青海境内受到热烈迎接。
那时拉练队伍中有几位拉架子车的老师，他们被打倒的右派与“反革命”。毛竹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被打倒的原来附中的领导们。其中沙汉大名鼎鼎，是青海教育界四个著名人物之一。其级别甚至高过青海民族大学的实际院长戴金璞。
进附中学校宣传队没有几天，白居壁老师召集我们欢迎宣传队新女老师丁桂珍驾倒。
在大教室，我们百多个人站成一个圈，从高二年级到初一年级，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胖胖瘦瘦。那个新女老师丁桂珍进来了。
我们叽叽喳喳，乱成一团，说的话题也乱七八糟。忽听白居壁老师大喊一声，同学们注意，丁桂珍老师驾到，请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丁桂珍老师来领导与指导我们的宣传队的工作。有了丁桂珍老师相信我们的排练的节目将更上层楼，我们在青海省在西宁市的获奖数目将增加。丁桂珍老师可不似我们半路出家，丁桂珍老师可是甘肃正规科班音乐舞蹈系出来的。丁桂珍老师从小练习钢琴与舞蹈..........
大家头一律转向入口，大礼堂里瞬间安静了。只见一个"仙鹤"，婷婷玉立地出现了。只见这位女老师的个子足有一米七五以上（？），头发向后梳，发尾又向后翘，形成一个飞翔的动势；那个女老师下颌微微扬起，清高地优雅地，面带着矜持的蓝色微笑；那个女老师瓜子形的脸儿，稍稍有些长，健康的皮肤上隐约有几个淡痣，弯弯的眉毛，长长的睫毛，明亮的眸子，溪水深潭，挺拔考究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唇，侧影像雕塑一样入画；那个女老师胸部乳房挺起纤腰细长，那中间一段细长得超出了一般的女人；那个老师身子里似乎挑着一个硬硬的棍，女人的柔的外形中居然挑出一种男人的潇洒。那个女老师的两条腿长长的，走路时，一条线，仅两个脚尖向外，成一个外八字，那是专业练功舞蹈家的步子？真可谓风姿卓越。真可谓高雅迷人！那音乐舞蹈家才有的特别气质，与附中其它女老师比，真是太出类拔萃了！说鹤立鸡群，一点不为过。说是孤高自负，一点不为错。说超凡脱俗，一点不为过。说曲高和寡，一点都不为错。
同学们屏声敛气盯着这位新女老师丁桂珍走过来，走过去，走到焦点的位置，丁桂珍转身向大家鞠了一个躬。丁桂珍老师抬起头了，黑暗的大教室倏然亮了，明丽的光环霎时笼罩着同学们，震撼着同学们。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鼓掌起来，礼堂中爆发出雷呜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我那时太小了，个子第二小，年龄最最小，还不太懂事儿。我觉得好玩，就开始“玩鼓掌”，两个手似抱了一个空球在转。说是甩着玩，不如说是转着玩。那个演李玉和的高年级男生看到了，大声说：你们看这个嘎丫头，丁老师驾到，她怎么能这样鼓掌？难道她是不欢迎这位新老师丁贵珍驾到？
这帽子扣得有些儿太大了。我一下子收了玩心，严肃起来。我立正小身子，我仰起了小脸儿，认真地鼓掌起来。
那时我并不知道，当时附中给这位丁老师分了一间半的房子，丁老师有爱人在青海民大我家楼上还有一套房子，她是甘肃的回族人，她的老公是她的同乡甘南的藏族人，她老公是我爸爸民大的同事。她属于跟着老公一起来青海支边。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位丁桂珍老师会成为我生命中的贵人。那时我并不知道后来这位丁桂珍老师对我的宠爱居然会引起一场“同班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暴风骤雨，且将把不知情的我卷入狂风骤雨。那时我的并不知道，如果没有丁桂珍老师，我这个考了年级前几名的优秀生将连高中都上不上。那时我并不知道，若不是上学下学常与丁老师走在一起，我就不是差点被那一派的孩子打死了，而是已经被那一派的孩子打死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如果不是丁桂珍老师，校长、高中班主任、任课老师们一次一次当众侮辱我时，我的脆弱的生命可否还能存在？——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老师为什么要轮流批评我，最近我才弄明白，原来当年我班班长挑头给老师们写了大字报。可是风向很快变了，写大字报的害怕藏匿了起来。因为我字写得好，我爸爸在民大提升的事儿又被省委组织部提上日程，加上某些写了大字报学生们恐怖中转移风向与目标，让不知情的老师们误以为是我写的大字报。“几番风疏雨骤”，我是不是早已经风雨烟散？我不是不是早已经觅无遗迹？我是不是早已经化为烟波飘渺？我是不是早已经融进滚滚红尘？那时我并不知道，我高中时段举步维艰暗无天日多愁善感郁郁寡欢的高中时段，如果没有丁贵珍老师的宣传队仍收留着我，若不是丁桂珍老师在宣传队仍给我提供的全方位呵护和全方位的庇护，若不是丁桂珍老师在我暗无天日的长夜中独立不依仍给我提供一个灵魂的栖息地，我如何能走到我的十五岁，我可能走不到农村下乡，我可能走不到我的大学学堂。那时的我，浑然不觉，这位丁老师与与我小学的李大群老师燕老师神老师、我的初中班主任苏老师一般学校团委宋金兰老师宣传队李立荣等等，将会成为我少女时期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一。
当时，我的心里对这个丁贵珍老师实在是十二分欣赏。当然这种欣赏可是从形象美的角度与音乐舞蹈的角度去欣赏。
后来宣传队又来了女老师李立荣。李立荣是从某个小学调来的。李立荣后来上民大成了我的大学校友。丁贵珍和李立荣老师都特别宠爱我。好几次，演出排练晚了回不去，丁贵珍老师就把我带到李立荣老师在附中的家里住下。李立荣老师多次亲自给我做饭。
初中三年，上什么课，学什么习？我们整天不是学工就是学农，我们宣传队的排练才是学校的重点。白居壁激情万丈，带着丁贵珍与李立荣，甚至指挥着由老师中的精英组成的乐队，整天带着我们排练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彩排这个剧目那个剧目，练习这个样板戏那个样版戏。到这里演出到那里演出。白居壁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四处演出。什么省委大礼堂，省军区大礼堂，什么民大礼堂，什么师范大学礼堂，什么红一师大礼堂.......这些青海省与西宁市重要的礼堂都留下我们的歌痕舞迹。
这不仅类似与西宁的几十所中四处打擂，而且类似与青海省的几所大学几所专科学校十几中专学校、青海省的厅局级单位、青海的驻军、青海大企业四处打擂。真可谓热火朝天！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军区大礼堂演出，西宁市的所有中学的宣传队向这里集中。夜色中，两辆拉满道具的大卡车错车时，把坐上高高道具大卡车边上的某中一个男学生的腿给错掉了。男学生被送到医院抢救，可是演出还得照常进行。我听说了这事儿，叹息了几声，下一个节目该我出场了，我也顾不得再叹息，更不知道除了家属有没有学生去看望这位男学生。那个年头，在革命的热情与激情中，牺牲人都是经常的事情，错掉两条学知的腿算个什么事儿？我们都时刻准备着为祖国为人民为国家财产而献生呢！烈士成为我们向往的人物。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附中宣传队与红一师宣传队与民大的宣传队在民大礼堂“打擂”。我看到我的姐姐毛美睫与她的同学们。姐姐们演的是一个傣族舞。红一师比我们附中穷多了，没有真正的民族服装，姐姐们居然拿红黄蓝绿赤橙青七种颜色的皱纹纸一转一转地贴缝在裙子上，这样弄出的傣族舞裙，简直美极了。我记得那一次在民大后台看玉树的学生跳卓舞，那真的不像是人在跳，而是N只矫健的雄鹰从高原冲闯入民大舞台，在上面尽情地翱翔忘情地展翅。那大腕动，真是太美了，我看痴了过去。
我记得有一次在西宁市红一师大礼堂演出，大冬天的，外面冰冻三尺，大雪纷飞，我们的节目却要求我们穿着薄如蝉翼的飘逸轻纱。服装穿好了，演出的时间还早着呢，后台没有暖气，我们的纱裙在后台纵横交织的寒风中起伏无定，我们头发插着的羽花在神秘无定的寒流中瑟缩颤栗。那些寒风与寒流不知道从哪个缝里钻出来，只见层层帷幕涌动不已，只感觉我身上轻纱隐动不已。这些寒风与寒流的不知道那个缝里钻出来，包围着我们，围剿着我们，追随着我们，缠绕着我们。奇怪的是，我们宣传队的大哥大姐们冷得缩头缩脑，我们这些演员居然没有感觉到冷。我们的飘逸，与那些化妆师，那些指导老师，那些冷得上下牙击打成一片的附中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宣传队员经常是课不上，操不出，父母姐妹家不回，亲戚朋友不要。而那时学习好像对于学校是次要的，学校宣传队的节目对学校才是主要的。它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名誉声誉荣誉荣耀。不仅宣传队的师生把演出反映、观众评论、教育局的评选看得重，全校的师生比我们宣传队的师生看此比我们还重。全校上千学生，各班同学心不在班里，各班任课老师魂不在课里，全校上千学生关注的不是别的，就是宣传队的上百演员与排练的节目。当然我们五个最小的姑娘，心疼可爱漂亮活泼亮丽，更是成了全校关注重点中的重点。那时我的时间多数消耗在宣传队，难得回班上一趟。
什么叫红色热情焚烧的岁月？那一段日子绝对叫！
什么叫红色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一段日子绝对叫！
大家看起来都单纯、简单、纯粹，对老人家的爱对中国的爱对人民的爱，不仅是爆棚甚至是爆国甚至是爆宇。
那时可能有人关注过我，可是我的浑然不知。我家里成份不好，d院长自杀后那几年，我爸爸经常被去游街被拉着游斗，二伯冤枉被jb,妈妈下放农村刚回城不久，妈妈弟妹户口还是农村的，家里粮食不够吃，好在有好心青海民大老师们给杂粮支援，我才终于不饿肚子了。
我与小姐姐毛美睫始终是民大那一派孩子围攻追打的焦点，总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时我会被活活打死，天天在生与死的恐怖中挣扎。初二有一那次我差点被打死，估计就是造反派那一派的什么人指使藏族学生干的。那是牧民当羊的甩石头功夫？那石头击中我太阳穴上半指，我当场休克。现在我多么希望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能站出来。让我们面对面，冰释前嫌，让我们共同来记录那段历史，让恐怖的历史不再重演。让友爱伴着成长中的孩子们。我是一个不记仇的女人，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我挣扎在生死边缘，只是小心地不让宣传队的师生与班里的师生们看出我的处境。
这内情的，好像只有我们一家人。就连同是保皇派的一派人也不知道我家人的处境一样。在家我们也回避提起这种恐怖。只有，我与小姐姐对视的目光，我们俩知道哪天我们两个加爸爸，可能哪天会被最先活活打死。打死之前，怎么表达自己对这个新中国是热爱的呢？那只能拼命跳舞，在舞蹈中表达我们的忠心？我们对贫下中农与工人队级对雇农工人的爱心。
我与小姐姐都知道，我们这样的表达对我们处境改变无一点点功效，毕竟是一个学院造反派师生近千人的集中力量在对付爸爸的两个弱女儿——他们可能认为把毛高畴击倒的最好办法就是打死他的两个女儿？而指使这些民大打手学生们的是造反派的大人们吗？他们曾是部队的将领吗？他们指挥过千军万马现在来对付一个酸书生的二个弱女儿吗？而我与姐姐来指望保皇派来保护根本是不可能的。保皇派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儒雅的绅士。他们只是看不惯破坏教学的打砸抢分子起乱才硬要推毛高畴当延安团的政委。他们深知戴院长把毛高田抢到民大就是来与毛高田搭班子的。毛高畴不同意，可是他们硬推我爸爸当延安战斗团的政委。可是一看院长自杀后毛高畴的两个女儿处境艰难，只有同情，却谁也不敢出面保护我和姐姐。当然“青海民大2.24事件”后，保皇派的头儿都在挨整在关押，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现在的史料中的记载都是有误的。当年青海2.24事件发生后，说是保皇派数千人包围了民大的延安战斗团——属保皇派，怎么可能保皇派包围保皇派。其实当是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延安战斗团。我爸爸就是在那一晚被造反派十一战斗团的人打昏，才躲过了入监狱一劫。
有一天，传来恐怖消息，说是造反派一帮人要把民大保皇派的一帮人全部下油锅。民大保皇派接到上面通知迅速转移。我爸爸是转移民大保皇派老师孩子学生上千人的具体负责人——队伍中有好多民大子弟都是民大附中的学生。从八一路到大厦，老师学生们扶老携幼，队伍足有一公里那么长。我的失踪多天的爸爸终于出现了。我看到我的爸爸前后巡视，关照大家。爸爸肯定是那几天挨了造反派的打，身上的军大夜被撕了一个口子，长约一米多。)
跳舞恍惚只是我临死前身不由自己挣扎。我自卑得很。我感觉压抑得很，恐怖常让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能在跳舞时释放一下。我只能在我喜欢的音乐中减压一下。我只有在跳舞时感觉我与别人好像是平等的，不是在地平线下，像灰老鼠连喘气都困难。
那时候，我们的上学学工学农学军就占了大部分时间。在我们的课本也改成为工农兵服务那一点点内容。附中虽然有好的英语老师，但是，我们好像只初一上了英语，初二开始干脆没有英语课（我记着没有，待核）。就仿佛整个附中的学校荣誉与名次，与教学无关，与升学率无关，与成果无关，偏就与宣传队演出节目的质量有关。于是，附中的学校荣誉与名次就落在我们校宣传队的一百多师生身上。
三位宣传队老师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工作格外的地投入。我们的排练也常常是没日没夜，没白没黑。反正都像疯子一样，反正都像被神秘力量飘浮在空中一起，似乎不排出轰动的好节目震惊西宁市或青海省绝不罢休。
排练或演出结束，回学校卸妆，换衣服，都结束了，常常是深夜了，男生可以放归黑夜，我们女生常常不能回家。三位宣传队老师就安排我们女生住在大教室中。大教室摆一转子高低床。一个大教室能住进二十来个女生。
那时的冬天，和现在不一样。冰天雪地，那可真叫冷！我们这些女生多是家中娇生惯养的宝贝，都不怎么会生火，火终于生起来了，炉子上的烟筒常常是东倒西歪。似乎还没有通出去就要垮了。经常是炉子黑雾四溢，烟筒青蛇乱蹿。“卧室”里常常烟雾弥漫。我住在上床，经常是我从这边上床看不清对面上床女同学的脸。我们居然还可安然入梦。可能多亏那时的单层琉璃，四处漏风？
三位老师太有激情太年轻，似乎也不知道煤烟会打死人，管这管那，就是不管这大“卧室”的煤烟。似乎我们睡在浓烟中，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来查过铺。似乎我们睡在生死边缘，从来没有一个领导来过问过。好像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只要节目能在市上省上获奖，就可以了。那时整天宣传救人救公的英雄。万一出事儿，大不了成为他们的“荣誉”，还巴不得呢？
特别是丁老师，生活的事儿，好像她从没有过问过。似乎她本就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而非人间的俗人。那真是，此师只在神界有，凡间只是打三遭。
我们也太傻了，从来没有意识到煤气的危险，睡在浓烟中，却从来没有向老师汇报过。可能到现在老师们都不知道。
真奇怪，煤烟怎么没有打我们打死。
那时我们的校长徐富龙是北师大毕业的，我后来才知道，他居然与西宁晚报的主编林锡纯是大学校友。校长特别重视校宣传队的排练。把宣传队的事情当头等大事来抓。我们被要求长年不上课，只“专业”排练。校长徐福龙要求老师们要把宣传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人力要跟上，物力也要跟上。
现在的校长抓教学抓管理抓高考，可能想都想不到那时的校长会抓宣传队，会抓演出，且会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排练晚了，已经过了零时了，白居壁就安排三个年轻的体育老师送我们回家。先把小姑娘尤加丽送到西边，然后送我与葛玉飞、鲜族英回民大。送到橡胶厂一带，马路异常宁静，两排合抱粗的大树异常安静，似乎整个世界都屏息敛气。深夜的马路中间突然从天落下一个小石子。小石子掉下后，还诡异地跳了好几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如同一个魔怪幽灵。这可把我和葛玉飞、朝鲜英吓坏了。我回头望三个年轻的体育老师，只见他们也吓得不轻，脸色惨白，屏息剑气，左顾右盼，却不敢发声，只是加快了步伐，似乎被鬼或魔追上了。这三位体育老师提心吊胆，故而走得轻，一点声音都没有，那可真是吓住我了。那时的西宁，田梗边，小路旁，到处都累累白骨，我也没有害怕，可是三位体育老师没有声音走路的样子，实在是吓住我了。这么多年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各班上音乐大课，都到音乐大教室去上课。那里有一架在那个年代非常考究的黑色钢琴。黑色钢琴深邃幽亮，极有档次，颇不一般。那属于丁桂珍老师的“专属领地”。上音乐课时，各班轮着进入大教室，听音乐课。丁桂珍总是一边弹钢琴一边教我们唱歌一边教我们识谱。很快地我就成了丁桂珍老师的专宠。为什么呢？丁桂珍老师教乐理时，整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能与她呼应？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能回答她的提问？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对她讲的心领神会？如果没有我，难道丁桂珍老师面对一班一班对音乐无趣的学生，课都无法讲下去了？反正，丁桂珍老师讲乐理似乎只讲给一个学生听。丁老师也不避嫌，上课时眼光只看着我，提问时眼睛只看着我。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转过头来，眼睛先是寻让我。
我那时对识谱兴趣大，爸爸与我姐分别给我教了两首歌的简谱，其中一首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丁老师给我讲乐理，我很快就学会了识简谱与线谱知识。且从来唱歌都是不唱歌词只唱歌谱。这种方法练了我的听力。
宣传队的排练有时在学校大礼堂，有时在大音乐教室。
每当在大音乐教学排练，气氛就格外热烈。因为大音乐教室虽然也不小，可是挤进几十个人组成的乐队，挤进数位宣传队老师，挤进数位请来的指导老师，挤进一拔一拔演员，就显得太小了，真可谓热气腾腾，真可谓朝气爆棚。门外总是挤着一大堆的人。
那时我们民大附中的老师学生乐队也很正式：其中乐队的老师有十几位：后上复旦大学的白居壁拉小提琴、后上北体的苏卫东拉二胡，川大毕业的李老师拉手风琴..........李立荣女老师最拿手的是指挥。
记得有一次排练完了我出音乐教室大门，遇见了乐队的二胡老师，我向他问好，他的脸居然霎间飞红了。
有时候排练完了，大家都走了，我经常留下来看丁老师教郭老师弹钢琴。趁两位女老师不在，我也偷偷摸着钢琴玩儿。那时我只能一只手弹。丁老师的钢琴学生是不能摸的，可是她却默认我可以随意弹着玩儿。
有时候大音乐教室没有人，丁贵珍老师总是叫我跳她弹。丁贵珍老师总是命令我即兴起舞。
有一次她弹得正起劲，我跳着发挥得正起劲儿，我忽然发现大音乐教室三面N个窗户上“蝎子”“螃蟹”般爬满了学生。——音乐教室只有一面是墙，三面都是重重叠垒的玻璃窗。这些爬在窗子上密密麻麻的学生足有几百个之多。
我感觉奇怪，大音乐教室不是一楼，那些“蝎子”“螃蟹”怎么爬上来的？
丁贵珍老师更是感觉奇怪，大声地呵斥那些学生们。
我知道丁贵珍老师是担心学生们掉下去摔坏。我知道，万一掉下去几个，那可成了轰动西市教育界甚至青海教育界的大事儿。
（待续）
（草稿正起，互动写作，欢迎参与，谢绝转载！！！）初中三年，上什么课，学什么习？我整天不是学工就是学农，我们宣传队的排练才是学校的重点。白居壁激情万丈，带着丁贵珍与李立荣，甚至指挥着由老师中的精英组成的乐队，整天带着我们排练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彩排这个剧目那个剧目，到这里演出到那里演出。白居壁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四处演出。什么省委大礼堂，什么民大礼堂，什么师范大学礼堂，什么红一师大礼堂.......这些青海省与西宁市重要的礼堂都留下我们的歌痕舞迹。
这不仅类似与西宁的几十所中四处打擂，而且类似与青海省的几所大学几所专科学校十几中专学校、青海省的厅局级单位、青海大企业四处打擂。真可谓热火朝天！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省大礼堂演出，西宁市的所有中学的宣传队向这里集中。夜色中，两辆拉满道具的大卡车错车时，把坐上高高道具大卡车边上的一个男学生的腿给错掉了。男学生被送到医院抢救，可是演出还得照常进行。我听说了这事儿，叹息了几声，下一个节目该我出场了，我也顾不得再叹息，更不知道除了家属有没有学生去看望这位男学生。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附中宣传队与红一师宣传队与民大的宣传队在民大礼堂“打擂”。我看到我的姐姐毛美睫与她的同学们。姐姐们演的是一个傣族舞。红一师比我们附中穷多了，没有真正的服装，姐姐们居然拿红黄蓝绿赤橙青七种颜色的皱纹纸一转一转地贴缝在裙子上，这样弄出的傣族舞裙，简直美极了。我记得那一次在民大后台看玉树的学生跳卓舞，那真的不像是人在跳，而是N只矫健的雄鹰闯入舞台在上面尽情地翱翔忘情地展翅。那大腕动，真是太美了，我看痴了过去。
我记得有一次在西宁市红一师大礼堂演出，大冬天的，外面冰冻三尺，大雪纷飞，我们的节目却要求我们穿着薄如蝉翼的飘逸轻纱。服装穿好了，演出的时间还早着呢，后台没有暖气，我们的纱裙在后台纵横交织的寒风中起伏无定，我们头发插着的羽花在神秘无定的寒流中瑟缩颤栗。那些寒风与寒流不知道从哪个缝里钻出来，只见层层帷幕涌动不已，只感觉我身上轻纱隐动不已。这些寒风与寒流的不知道那个缝里钻出来，包围着我们，围剿着我们，追随着我们，缠绕着我们。奇怪的是，我们宣传队的大哥大姐们冷得缩头缩脑，我们五嘎丫头居然没有感觉到冷。我们的飘逸，与那些化妆师，那些指导老师，那些冷得上下牙击打成一片的附中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宣传队员经常是课不上，操不出，父母姐妹家不回，亲戚朋友不要。而那时学习好像对于学校是次要的，学校宣传队的节目对学校才是主要的。它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名誉声誉荣誉荣耀。不仅宣传队的师生把演出反映、观众评论、教育局的评选看得重，全校的师生比我们宣传队的师生看此比我们还重。全校上千学生，各班同学心不在班里，各班任课老师魂不在课里，全校上千学生关注的不是别的，就是宣传队的上百演员与排练的节目。当然我们五个最小的姑娘，心疼可爱漂亮活泼亮丽，更是成了全校关注重点中的重点。
什么叫红色热情焚烧的岁月？那一段日子绝对叫！
什么叫红色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一段日子绝对叫！
大家看起来都单纯、简单、纯粹，对老人家的爱对中国的爱，不仅是爆棚甚至是爆国甚至是爆宇。
那时可能有人关注过我，可是我的浑然不知。我家里成份不好，d院长自杀，我爸爸被打倒，二伯冤枉被,妈妈下放农村刚回城不久，妈妈弟妹户口还是农村的，好在有好心老师们给杂粮支援，我才终于不饿肚子了。我与小姐姐毛美睫始终是民大那一派孩子围攻追打的焦点，总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时我会被打死，天天在生与死的恐怖中挣扎。我自卑得很。我感觉压抑得很，我只能在跳舞时释放一下。我只能在我喜欢的音乐中减压一下。我只有在跳舞时感觉我与别人好像是平等的，不是在地平线下，像灰老鼠连喘气都困难。
那时候，我们的上课学工学农学军劳动出工实习就占了大部分。我们的课本也改成为工农兵服务那一点点内容。附中没有英语老师，我们初一上了几天英语，初二开始干脆没有英语课（我记着没有，待核）。就仿佛整个附中的学校荣誉与名次，当然与教学无关，与升学率无关，与成果无关，偏就与演出节目的质量有关。于是，附中的学校荣誉与名次就落在我们校宣传队的二百来师生身上。
三位宣传队老师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工作格外的地投入。我们的排练也常常是没日没夜，没白没黑。反正都像疯子一样，似乎不排出轰动的好节目震惊西宁市或青海省绝不罢休。
排练或演出结束，回学校卸妆，换衣服，都结束了，常常是深夜了，男生可以放归黑暗，我们女生常常不能回家。三位宣传队老师就安排我们女生住在大教室中。大教室摆一转子高低床。一个大教室能住进二十来个女生。
那时的冬天，和现在不一样。冰天雪地，那可真叫冷！我们这些女生多是家中娇生惯养的宝贝，都不怎么会生火，火终于生起来了，炉子上的烟筒常常是东倒西歪。似乎还没有通出去就要垮了。经常是炉子黑雾四溢，烟筒青蛇乱蹿。“卧室”里常常烟雾弥漫。我住在上床，经常是我从这边上床看不清对面上床女同学的脸。我们居然还可安睡。
三位老师太有激情太年轻，似乎也不知道煤烟会打死人，管这管那，就是不管这大“卧室”的煤烟。似乎我们睡在浓烟中，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来查过铺。似乎我们睡在生死边缘，从来没有一个领导来过问过。好像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只要节目能在市上省上获奖，就可以了。那时整天宣传救国家财产的好人好事。万一出事儿，大不了成为他们，我们还巴不得呢。
特别是丁老师，生活的事儿，好像她从没有过问过。似乎她本就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而非人间的俗人。那真是，此师只在神界有，凡间只是打三遭。
真奇怪，煤烟怎么没有打我们打死。
那时我们的校长徐富龙是北师大毕业的，我后来才知道，他居然与西宁晚报的主编林锡纯是大学校友。校长特别重视校宣传队的排练。把宣传队的事情当头等大事来抓。我们被要求长年不上课，只“专业”排练。校长徐福龙要求老师们要把宣传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人力要跟上，物力也要跟上。
现在的校长抓教学抓管理抓高考，可能想都想不到那时的校长会抓宣传队，会抓演出，且会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排练晚了，已经过了零时了，白居壁就安排三个年轻的体育老师送我们回家。先把小姑娘尤加丽送到西边，然后送我与葛玉飞、鲜族英回民大。送到橡胶厂一带，马路异常平宁，两排合抱粗的大杨树异常寂寞安静，似乎整个世界都屏息敛气。深夜的马路中间突然从天落下一个小石子。小石子掉下后，还跳了好几下，发出清脆的弹跳声，如同一个魔鬼幽灵，如同一个地狱访客。这可把我和葛玉飞、朝鲜英吓坏了。我回头望三个年轻的体育老师，只见他们也吓得不轻，脸色惨白，屏息剑气，左顾右盼，却不敢发声，只是加快了步伐，似乎被鬼或魔追上了。这三位体育老师提心吊胆，故而走得轻，一点声音都没有，那可真是吓住我了。那时的西宁，田梗边，小路旁，到处都累累白骨，我也没有害怕，可是三位体育老师没有声音走路的样子，实在是吓住我了。这么多年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各班上音乐大课，都到音乐大教室去上课。那里有一架在那个年代非常考究的黑色钢琴。黑色钢琴深邃幽亮，极有档次，颇不一般。那属于丁桂珍老师的“专属领地”。上音乐课时，各班轮着进入大教室，听音乐课。丁桂珍总是一边弹钢琴一边教我们唱歌一边教我们识谱。很快地我就成了丁桂珍老师的专宠。为什么呢？丁桂珍老师教乐理时，整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与她呼应。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回答她的提问。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与她心领神会。如果没有我，似乎丁桂珍老师面对一班一班对音乐无趣的学生，课都无法讲下去了。于是，丁桂珍老师讲乐理似乎只讲给一个学生听。丁老师也不避嫌，上课时眼光只看着我，提问时眼睛只看着我。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转过头来，眼睛先是寻让我。
我那时对识谱兴趣大，爸爸与大姐分别给我教了两首歌的简谱，其中一首是“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丁老师给我讲乐理，我很快就学会了识简谱。我且从来唱歌都是不唱歌词只唱歌谱。我的乐感就这样训练出来的？
宣传队的排练有时在学校大礼堂，有时在大音乐教室。
每当在大音乐教学排练，气氛就格外热烈。因为大音乐教室虽然也不小，可是挤进几十个人组成的乐队，挤进数位宣传队老师，挤进数位请来的指导老师，挤进一拔一拔演员，就显得太小了，真可谓热气腾腾，真可谓朝气爆棚。
那时我们民大附中的老师学生乐队也很正式：其中乐队的老师有十几位：后上复旦大学的白居壁拉小提琴、后上北体的苏卫东拉二胡，川大毕业的李老师拉手风琴..........李立荣女老师最拿手的是合唱指挥。
记得有一次排练完了我出音乐教室大门，遇见了乐队的二胡老师，我向他问好，他的脸居然霎间飞红了。
有时候排练完了，大家都走了，我经常留下来看丁老师教郭老师弹钢琴。趁两位女老师不在，我也偷偷摸着钢琴玩儿。那时我只能一只手弹。丁老师的钢琴学生是不能摸的，可是她却默认我可以弹着玩儿。
有时候大音乐教室没有人，丁贵珍老师总是叫我跳她弹。丁贵珍老师总是命令我即兴起舞。
有一次她弹得正起劲，我跳着发挥得正起劲儿，我忽然发现大音乐教室三面N个窗户上“蝎子”“螃蟹”般爬满了学生。——音乐教室只有一面是墙，三面都是重重叠垒的玻璃窗。这些爬在窗子上密密麻麻的学生足有几百个之多。
我感觉奇怪，大音乐教室不是一楼，那些“蝎子”“螃蟹”怎么爬上来的？
丁贵珍老师更是感觉奇怪，大声地呵斥那些学生们。
我知道丁贵珍老师是担心学生们掉下去摔坏。我知道，万一掉下去几个，那可成了轰动西市教育界甚至青海教育界的大事儿。
《悼念我的音乐老师丁桂珍》之二
那时我们民大附中的老师为主、学生为辅组成的乐队也很正式：乐队的老师有十几位：后上复旦大学的白居壁是个多面手，会吹笛子，会拉手风琴等。后上北体的苏卫东老师和肖宗平老师拉二胡。李洳奇老师拉板胡。白虎德老师弹三弦。郭志刚老师拉小提琴。丁英兰老师、郭贵文老师脚踏风琴............丁桂珍老师是压轴的，主要弹钢琴。李立荣女老师语文水平高，最拿手的是指挥。李立荣老师指挥起来好有气势好有阵势，明晃晃的指挥杆“唰一声”挥出去，合唱队的声音“唰一声”起，那可真叫巾帼不让须眉。后来李立荣老师上民大，批挥整个中文艺的大合唱，动不动就是全校一等奖。
有时候排练完了，大家都走了，我会留下来看丁老师教郭老师弹钢琴。趁两位女老师不在，我也偷偷摸着钢琴玩几下。那时我只能一只手弹。丁老师的钢琴除了郭老师别人是不能摸的，可是她却默认我可以弹着玩儿。
有时候大音乐教室没有人，丁贵珍老师总是叫我跳她弹。丁贵珍老师总是命令我不要拘束跟着音乐即兴起舞随意发挥，尽情地展示天性，尽情地诠释自己感受到的音乐美。
有一次她弹得正起劲，我跳着发挥得正起劲儿，我忽然发现大音乐教室三面N个窗户上“蝎子”“螃蟹”般爬满了学生——音乐教室只有一面是墙，三面都是重重叠叠的玻璃窗。这些爬在窗子上密密麻麻的学生足有几百个之多。
我感觉奇怪，大音乐教室不是一楼，那些“蝎子”“螃蟹”怎么爬上来的？
丁贵珍老师更是感觉奇怪，大声地呵斥着那些学生们。
我知道丁贵珍老师是担心学生们掉下去摔坏。这些学生人摞人简直是在演绎“高空杂技”，若掉下去几个，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我与丁桂珍老师同住在青海民大，排练完了，丁桂珍老师回家时经常带着我的这个小尾巴。那个农村的田梗路，正适合练过功的丁老师的外八字脚走“一字”。而我就惨了，本来就小，又缺钙脚常打软，经常从田梗上掉来了。现在想起来，我右掉左掉，真的像挺拔丁桂珍老师身后一个来回摇摆的小尾巴。
那时从民大到附中走大路约三公里路，走田梗小路约两公里路。走田梗近得多只是很恐怖，因为那小路是从附中走进曹家寨大队的村里，钻过那干打摞的土庄廓——每一个土庄廓中都停有一付或两付老人的巨大棺材。出了庄子，有一里多的田梗路，田梗边总也是累累的白骨，隐隐的陪葬品锈渍斑斑的青铜器、破碎的彩陶、死人用过的破布条等。那些白骨累累，有粗骨有细骨，有的骨上孔大有的骨上孔小，分不清是人骨还是兽骨，搞不清是陪葬骨还是战死骨。甚至经常地遇见骷髅头。那时遇见骷髅头就如现在遇见大石头一样多。那时候见骷髅头多了，也不害怕，以为全国都这样。后来才知道，外省根本就看不见人骨，觅不见骷髅头。更有某地一个骷髅头就发现了一片古遗址。而小时候见过那么多的骷髅头，也不知道多少的历史古址被破坏。青海西宁最少有两千年历史，能生活的地段就是这窄长的河湟流域。就算进墓地也不知道埋了多少层。就算是干打垒，也不知道有多少层干打垒中多少生命在这里幻生幻灭。
过了恐怖的白头夹道的田梗路，便到了青海民大的后院墙。我们要沿着高高的阴森的后院墙走好一段，才能走到那个能钻进青海民大的墙豁。而这一段路更恐怖，不仅能遇见骷髅头，经常遇见某些人抛下的死娃娃。
有几次还遇到调皮男生彻的骷髅墙。
还有我们知道原来民大这一带都是坟。特别是一进墙豁不远的卫生室，建卫生室时还起出一个奇怪的墓，里面的女尸体头发几尺长黑油油的，指甲半尺长还在长...........
更有内乱时，这个卫生室被ZFP改成zzd。
过了卫生室，就算是民大院里，那曾是停三个藏族学遗体的地方，我们还是害怕.............
现在我想，丁桂珍老师风姿卓越太引人注目了。她主动要带着我上学下学，可能是她走这田梗小路，走这民大后墙下，路过卫生室，路过印刷厂，特别是很早或很晚时，她和我一样也很害怕，需要有个伴儿。
我现在回想，我是在最喜欢音乐的生命时段遇对了老师。首先是我的妈妈。我妈妈虽然只上过二年半的小学，但是却会唱两首歌的简谱。在哄我长大的过程中，妈妈一定是反复唱这两首歌的简谱，使我很小就有了准确的乐感。其次是我的爸爸与姐姐。他们都识谱，我爸爸有一把二胡与一个口琴。我爸爸在部队上买的还是读中国人大研究生时买的？我的姐姐到现在为止，仍是我周围的女子中乐感好的少有的几位之一。在我对音乐最有兴趣的时，我请教爸爸与姐姐，爸爸教我一首简谱，姐姐教我一首简谱。更重要的是，在我对音乐的兴趣十二分浓烈时，丁桂珍老师及时出现。她不仅教我识简谱识线谱，还教我们许多音乐舞蹈上的知识。
音乐课一周仅一次课，约一年多，我就可以听歌如听谱了。我上初三时，班里排练
上初三上半学期时，班主任安排我负责班里排练节目组歌舞蹈《纺织女工》，谱子足有一指厚，没有乐队，我就是乐队，我就是导演，我就是舞蹈老师，我就是领舞。我一边领舞一边唱谱一边指挥女生。我班的节目获全校大奖。若不是毕业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都会被选出来代表学校去省里参赛。
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女班长孤立我的事件。我们去西宁东郊学农，不知道什么原因女班长号召全班女生孤立了我。我们一两个月住在社员家里，中间我们不能回学校不能回自己家。本来，第一次离家这么久，我更需要同学朋友关心与关爱，可是我却被全班女生莫名其妙地孤立起来了。我本来就自卑与无助，那处境让我的自卑与无助达到了顶点。我多么想跑回民大，那里有父母姐妹朋友；我多么想跑回附中学校，那里有关心我的李立荣老师丁桂珍老师。可是我不能走。我只能在寒风凛冽中，看女班长带着女生们热火朝天地玩。我快要结冰了，却没有人来暖化我。少女的生命本来就脆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我天天都度日如年。学农结束，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班主任老师在全班“总结学农”时说：这次学农，特别值得表扬的女同学有一个，那就是毛竹同学。
听到这话，全班同学的头齐刷转动，眼光先是齐刷刷地望我，然后齐刷刷地望女班长。女班长似乎知道自己做错了，爬在桌子上哭了。下课了，我也想哭，却不能哭。我跑到丁桂珍老师那里，她不在大教室。大教室没有人，我就爬在钢琴上压低声音哭了一大场。
正是因为班主任老师的一句表扬，一直公认三好：学习前几名、体育创几项校纪录——我考上大学我的校纪录还没被人打破呢、文艺委员编导的《纺织女工》全校获奖，从没有当过三好学生的我，那一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接着，因为成份几次报上去不批的我，在苏老师与宋老师的关照下，我终于光荣地加入共青团。
我以为女班长哭是真心地忏悔。我并没有记气她。我总记得初一时，我们还是好朋友。她是班长，我是文艺委员。在文艺工作是班里工作重点时，我们在工作中配合默契。有一次她还请我去她家，她的爸妈炒了大桌菜隆重招待我这个小贵客。也正是在她家看她爸爸妙菜，我知道了把盐与花椒放在油里炸一下再下肉下菜炒出的菜更好吃。
紧接着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有一天，同学们早上涌入学校，发现教学楼对着的大礼堂的墙上贴面了大字报，有揭露丁桂珍老师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有揭露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是反动教学权威的。多年后，我考上大学，女班长在农村心包炎病危被送回西宁抢救——她们一起下乡的知青已经死了好几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任班主任叫我一起去守女班长。我后来才知道，女班长那次被第一任班主任批评后，心里不服，给学校几位老师贴大字报与孤立我的事件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同阶段。那一段时间正是黄帅很火的时段。女班长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她到的弥留之际，却是她伤害最深的第二任班主任与我不计前嫌去守护她。陪她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上初三下半学期时，我们学校宣传队的十多名女队员被丁桂珍老师挑出来送到青海省军区文工团学半芭蕾《下乡之前》。我们那段时间住扎在省军区女兵宿舍。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舞蹈的排练会决定我能不能上高中。
中考完毕后，学校发了表让我们填，其中有一栏，家庭成员有无重大政治问题。
爸爸知道了我了要填什么。爸爸那天早上起得很早，把我叫到走道，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上高中填表，若填写你二伯因为成份被冤枉被JB的事情，你高中肯定上不上。你又不是不晓得，70年以前，你二伯还没有出事，我入党就是因为成份多次报上去多次不批。直到我快转业，才批预备，别人预备期一年我二年。你知道你姐姐毛美睫入D，表现那么好，就是因为成份，多次报上不批。所以我请你填表时不要填写你二伯被冤枉被JB的事情。可是第二天，我想想刚批准我入团的团组织，我觉得组织上既然能批我入团，就一定会知道我的二伯是被冤枉了的，就一定会让优秀的我上高中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但是信仰是可以选择的。组织一定会知道我和我爸爸一样，是一个与家庭决裂的革命者，是一个真正的BESWG。我怎么能欺骗组织呢。我心不由己，手不由己地填写了我二伯的事情。结果可想而知，我高中已经录取后又被刷下来了。这在我的初中同学中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品学兼优。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怎么会连高中都上不上呢？于是我二伯的事情被传得纷纷扬扬。我那时并不知道，省里正在考虑提拔考察我的爸爸当民大的书记。而省委组织部的人去大巴山调查，爸爸老家的直系上辈同辈亲人只剩一个二伯娘与嫁在深山的幺姑。二伯娘不在，组织部的人不可能去深山找幺姑，爸爸政审通过，正待提拔。可是从我这里透露的二伯的消息却彻底堵死了爸爸的仕途？
怎么办，红一师当年不收高一学生。而民大附近只有附中与红一师这两所中学。我只好找姐的女班主任李登穷--李登穷是川大毕业的高才生，与我的小学女班主任李大穷的名字只差中间一个字。两个女老师都是姐姐与我的恩人。我走后门插班红一师高二。红一师师字力量超强，后来变成大学的一部分。红一师的教学水平远高于民大附中——附中毕竟是培养少数民族精英的园地。多少少数民族学生进了附中连汉语都不会说，虽然附中这些年被改成社会化中学，可是老师仍是按附中的格局召进的。我的老师有许多是民大与附中的留校生。民大与附中在青海黄埔军校一般的重要的政治地位，那时候我们并不明白。在附中上初中是因为当年红一师不如生。而“被迫”上附中，我们是很自卑的。可是已经在附中宣传队混了三年，我的水平与红一师学生的水平差距拉得更大。我在红一师高二上了几十天学，我根本听不懂老师教课的内容，每天一头水雾。只是感觉红一师的老师都很威严，学生们都很整齐，其阵式实在是远超附中。可是再威严再整齐，我听不懂老师讲课，这可怎么办？
有一天我正上课，班主任老师紧张地招呼我出去。我出门，班主任惊恐地对我说：民大附中把我们红一师告法院了，传票在校长手里呢，校长震怒了，附中说是红一师非法录取了附中已经录取的学生毛竹。你快快去附中报道，这问题大了，弄不这场两个学校的官司会把我卷进去，弄不好这场官司会在整个青海教育界轰动。我慌慌张张去附中高中班报道，实在是想不明白，明明附中没有录取我，这是全年级同学甚至几多校友、我的任课老师甚至知我的老师都知道的铁的事实。附中什么人凭什么告红一师“非法录取了附中已经录取的学生毛竹”。为了一个小小的我回来上学，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当着这么多知情师生的面在法庭撒谎，这个心理素质超级好的阴谋家是谁呢？
这一次，又是我到高中报完道，班主任老师就让我去宣传队报道。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全省的中学汇演马上就要开始的，可是半芭蕾舞少不了小演员毛竹。丁桂珍老找到校长，并放下话：如果毛竹不出演，这个会演我们不参加了。难道是因为校长是北师大学法律的，与足智多谋的教导主任一合计：怎么能让毛竹回来呢？干脆告红一师，给红一师发一张法院的传票，这样毛竹不就乖乖回来了吗？此事情待考。
原来正是因为丁桂珍老师，我正常才上了高中。
原来正是因为丁桂珍老师坚持正义，才以牛B与清高震摄了校长与教导主任。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上高中后，难道丁桂珍老师明明知道民大一大派、附中一大派在联手整毛竹仍在保护毛竹吗？毛竹感觉莫名其妙，这些年才想明白，难道因为毛竹的爸爸院党委委员党委秘书是民大的保皇派的政委？..........难道某某某上台恢得中考，保皇派平反在望，提拔毛竹的爸爸当民大书记的事儿又被省组织部提上议事日程？爸爸毕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人才宝贵，省组织部初衷未改.............
难道丁贵珍老师知道内幕与背景仍毫不改变地宠爱毛竹？仍风雨不变雷打不动？
我考大学后，莫名其妙又上了青海民大。有一次我去丁老师家，她让我给她记谱子，她想把青海野花儿的谱子记下来。
丁贵珍老师搬到青海民大对面的高层后我还去玩住过两次。
有一次，丁贵珍老师带我去湟水河边散步，看到河边的汉白玉栅栏被坏人整段偷走，她感觉十分遗憾。
湟水河的边儿上总有一片一片的野花，格桑花，野菊花，矢车菊，丁贵珍老师总要钻进花丛拔一大把野花抱着，说是要回家插瓶，喊着我让我给她照相。
步道上遇到认识不认识的，甚至只是一个老农，甚至只是一个钓鱼的，丁老师总是给他们介绍：这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毛竹，今天专门来看我的，她现在是作家，写过好多本书。她作曲还获得过星海杯大奖，那可是中国音乐界的权威大奖。
（附中宣传队的乐队几位大拿同样又是附中的体育健儿。球场上，操场上，总能觅见他们的矫健的身影）
（右一当年青海民大附中宣传队的队长白居壁老师——后来是青海广播电视厅的厅长。左一左二肖宗平老师和苏卫东老师是青海民大附中宣传队乐队的二胡演奏。肖宗平后调青海省体育局群体处。苏卫东后调任西宁体育局局长。右二郭志刚当时是附中的体育老师，演出结束太晚时，经常被白居壁队长安排送女学员演员们回家。郭志刚后来是青海民大理化系的大学老师。）
链接一
青海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始建于1950年，从1958年开始招收民族预科生，最早拉开了青海民族预科教育的序幕。学校先后易名为青海民院第一附中、青海民院附中、青海民族中学、西宁市十六中学等，1979年恢复为青海民院预科。
1995年在全省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中，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办为全省高校大预科。2002年省教育厅批准增挂"青海民族高级中学"牌子，2005年6月，更名为青海民族学院预科教育学院，2009年10月，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预科部。2016年1月，成为青海省预科教育基地，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青海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是一个二级法人单位，单独划为"预科校区"(即金桥校区)，承担着为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培养少数民族预科生的任务，同时开展民族高中教育，其生源全部来自省内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青南地区的学生占一半以上。学校占地面积53.35亩，教学用房 7722平方米、生活用房12261平方米、教学辅助用房981平方米，图书室藏书2万余册。
链接二
1949年12月12日，青海民族学院的前身——“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成立。1950年4月，“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改名为“青海省人民公学”。1950年9月，“青海省人民公学”更名为“青海省民族公学”。195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青海民族学院”成为青海省第一所高等院校。
1962年10月，青海师范学院、青海畜牧兽医学院和青海医学院并入青海民族学院。1964年3月，国务院批复青海民族学院分设为青海民族学院和青海大学。
1979年5月，省委决定由省委书记扎西旺徐同志兼任青海民族学院院长，张济民同志任青海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学院招收第一届藏缅语族语言文学研究生。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青海民族学院为首批授予硕士学位单位。
1993年7月，青海民族学院获得外国留学生学历培养权和学位授予权，开始对外招生。
2000年11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将青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并入青海民族学院，组建青海职业技术学院。2002年4月，青海职业技术学院实质性整合到青海民族学院。2003年11月，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05年5月，西宁铁路司机学校整体并入青海民族学院。2009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2012年，教育部确定天津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2013年5月，被确认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
2018年10月，青海民族大学博士授权单位和博士点启动仪式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