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王泽群与妈妈）

扁 舟 之 上

——我的写作生涯

王泽群

我在最近编就的散文集《重返柴达木》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弄文字，完全是为稻梁谋。

既不是自以为是什么“天才”，“才子”，也不是有什么伟大的文学抱负。

只是因为年青时候，那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又苦于没有出路；灵光一闪，上了这叶扁舟。我强调一下，这是一叶扁舟，绝不是“贼船”。扁舟，是需要自己努力荡桨摇它的。你不摇，它何以前行？却不想，摇啊摇的，竟摇了大半辈子……可喜的是，摇出了兴趣，也摇出了一点儿生存空间；可悲的是，摇了一辈子，不过是摇了个“三流作家”吧。想想，是有点儿气馁，有点儿遗憾。文学，是需要才气的。身边的朋友中，我是真见过他们的那份儿天生才气，才气逼人！倚马成章，章成惊人！让人惊讶、钦敬、感佩。

可惜，我没有。

１４岁上，恰逢三年所谓的“生产救灾”，吃都吃不饱，更遑论有什么理想之类的奢望。原来在一间国营工厂里做得好好的，我１５岁上就成了２０００多人大厂里的厂级先进工作者呢。却突然，遇到了“生产战线大调整”？……让我和年青的工友们到码头上去扛大包、卸木头、滚油桶？……刚刚长起来的绿豆芽似的身条儿，肚子里又空空如也，如何能担戴了这种劳动？一天干下来，身上，心上，都痛苦无比！……万般无奈中，恰好有一间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招生，只要你是城市户口，他们几乎全都要！……于是，便学了农。四年半工半读下来，以为可以分配个工作了，突然，又以“毕业分配”的身份，顶替了山东未完成支边青海的知青名额，一家伙发配到柴达木盆地里，说是要垦荒造田？誓把高原变江南？……在地球第三极上，我干了２３年。是人生最可珍惜、最有能量的２３年。从青年，到壮年。

１９６１年那个饥饿而寒冷的冬天，我躺在尚未开课的学校的稻草地铺上，第一次读到了公刘的《在北方》……２０多年后，在青海高原古城西宁，我握着公刘的手说：“没有您的《在北方》，我不会走上这条路……”公刘先生说：“是吗……我很高兴……”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毕竟见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诗人了。但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我弄文字，完全是为了找一条生存的路，为了区区的名与利和小小的空间……”这句话很俗，也很“低级”；但我自省，我不过就是个这样很俗，很“低级”的文人罢了。哈哈。

大半辈子下来，写了不算少的东西。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京剧，吕剧，广播剧，甚至于舞剧；长篇，中篇，短篇，微型，甚至是“百字小说”；诗，散文，散文诗，评论，理论，甚至是争论……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东西，只要有人要，有人约，有人给钱，我全敢写，全敢舞弄，全能舞弄得换成“银子”。盖因我以为：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罢了。不是天才，不是真正的大师——这世界有几个天才，几位大师呢？谓予不信，二百年后看看就是了——男男女女操持着、操持了这一行当，全是为了过日子，养家糊口罢了。甚至是因为没有其他专能、技能，而只能操持这行当呢。别上升那么些“灵魂”，那么些“纯文”，别自己把自己当骨干，以为拽着自己的头发就可以做“飞天”呢！

所以，扁舟上醉酒当歌，桨楫中流汗流泪，只是为了活着，活得好一点儿；所以，大半辈子奖也得过，台也登过，相也亮过，却羞于结集，羞于以作家自居。

我以为，我说的是实话。

刚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最让我欣赏的一句话是：“当了作家，能够一天三顿吃饺子。”这就是他想当作家的初衷。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

蓦然回首，从我发表第一首小诗，到今天有了８００万字，涵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各种文学类型与体裁的作品，恰恰是五十年了。五十年，半个世纪，在一叶扁舟上摇啊摇的……国际国内的各种各类的大奖也得了六十多项，从职业角度上看，我是个不错的桨手；从事业的高度来看，我不过是仅仅及格罢了。

不悲也不喜。不气也不馁。不高也不低。不疾也不徐。正是我的“职业心情”。

套用弘一法师的话，即“悲欣交集”。

法师这话里的悲与欣，也只有法师自理自会自感自知矣。我也只是以我自己的自理自会自感自知的方式去理解弘一的这句宏言。

这也是一句实话。

一个人和一本书

入读“劳动大学”之前，我们先入而未读的是“沽河农校”。

入这所学校的原因非常简单：管吃管住不要钱。而这个学校也“明言”：只招“城市户口”。１９６１年，万马齐喑，大饥荒未过，三面红旗仍然“万岁”。举国上上下下的各级干部们，都在为伟大决策所造成的恶果舒纡解困。把城市的不能就业、无处就业的孩子们引入乡下去，就是一种“良招”。

到校第一天，把行李展在稻草铺就的“地炕”上，拿着一个大盆也似的碗，打回一碗清可鉴人的稀粥，我就明白这个“辞工读农”的决定是错了。但是，那个时代，一个户口，一个粮本，掐在谁手上你就必须听谁的，绝对没有“自由选择”之可能。好在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可塑性、适应性、无方向性都极强，何况全是一帮子十六七八岁的“城市学生”，乐趣不少。偷棵白菜，追个野狗，胡说八道，聊古说今，也挺热闹。还有一位年龄稍大的男生，自以为自己是位歌唱家，每天晚上，大家因为饥饿，虽都吃过了那碗稀饭——因为管吃，你就没有选择的“自由”，食堂做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都依在自己的被子上聊古，他便戴一顶狗皮帽子，就着昏暗的惟一的一盏１５瓦泡，昂然站立，拿着一本歌曲集，一遍又一遍地唱那首当时最流行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真是个奇异的环境：一盏灯，稻草铺，二十几个男孩子躺在地炕上，三五一堆地胡说八道，全不管那位歌唱家在那里狂吼……想在想来，这都是一幅美妙极了、凄艳极了的彩色“油画”。

这时候，“刘宏亮”出现了。他是个大男生，那时候身高一米八几。长脸，比较白皙，很喜欢胡说八道。有一天晚上，有个同学拿着一张《大众日报》高喊：“刘宏亮，《大众日报》上有首诗，是不是你写的？……”刘宏亮正躺在地炕上，陡然坐起来，问：“真的？……不用说，我报个题目：《沽河冬夜（外一首）》。对不对？……”

整个房间就炸了！……

我们同学里还有位诗人？他的诗能上《大众日报》？他叫刘宏亮？……

报纸很快就传到了我的手上，我细细地读了，感觉真是写得不错。同时心里豁然敞亮，灵光一闪——原来，人生还有这样的一条路可以走哇！……

家庭罹难之后，我已经做了两年工了，因为干不了那重体力、无技术的活儿，才来读这个“农校”，对于人生，对于未来，一片恍惚，一片茫然，眼前突然站起来一个“刘宏亮”，他的这首诗可以拿到１２块钱的稿费，既出了名，受人尊敬；又获了利，可以有钱。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于是，我决定写诗，做一个“诗人”。

同学们相狎无间。我便向刘宏亮讨教：如何写诗？

岂料刘宏亮告诉我说：全靠想象。全靠胡编。但你要想得美，编得巧。譬如这沽河上，人都饿成这样儿，哪还有打鱼的？还晚上打鱼？还鱼灯闪闪？还鱼鼓咚咚？……可你这么一想，这么一美，不就有了诗意？……

这是我“被文学”上的第一课。当时，刘宏亮把一本《在北方》交给我，说，这个“公刘”，是中国这些写诗里写得最好的，你读懂了这本书，就能写诗了。当然，还得看你聪明不聪明。……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京华大学堂毕业，外祖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父母亲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大），我的舅姥爷即是中国新文学的启蒙大将王统照先生。母亲又是双语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家里最不缺的就是书。我十四岁辍学在家，闲得无事，“右派门第”，环境严竣，哪儿都不能去，也不敢去，便在家里翻书。《牛虻》、《红与黑》、《静静的顿河》、《红楼梦》、《三国演义》、《说唐》等等，都是那会儿读的。偏偏从来没有读过新诗集，只有一本《阿诗玛》对我稍有影响。而此刻，读到《在北方》，着实把我一震！我几乎是沉迷在公刘的诗情诗意诗画诗梦之中了。他的大器，他的高昂，他的节奏，他的词语，无一不把我迷住！让我惊颤！……

于是，在沽河农校那个寒冷凄清的冬天，一个人和一本书，引我走向那一叶“扁舟”。

一条路和一个志

我想要写诗的时候，完全是被“名与利”促使。但也不乏中国新诗的美与妙的吸引。

我自以为我是没有什么“文采”与“灵犀”的那种人。上中学的时候，数理化一直比文史地要好，且好得多。初二的几何课上，我一人力战全班同学，用我颖悟的方式，解出了一道难题。老师问：“他解的对不对？”全班齐喊：“不——对——。”老师静了一下，才说，“他解得是对的。比我教的方式还要简捷。”全班哑然。我当时好不得意！……但写诗在那时候，是必须有韵的，我偏偏对押韵，没有一点儿灵气。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自己拼音一把，才知道它是个什么韵？更不知晓中国还有个“十三韵”？

我决定要写诗之后，就拼命地找报刊杂志上的新诗来读。同时，找那个时代尚允许的诗集来读。记得郭沫若的《女神》、《星空》，闻一多的《红烛》、《死水》，就是那时候读的，而徐志摩、戴望舒的诗，只能读到一星半点，是在尚可出版的《中国新诗集》中读到的。至于他们的诗集，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第一次拜读。更遑论那些国外的诗歌流派与现代派诗人们的作品了。可见我写诗的“准备”是非常贫瘠、偏面的。

在大慨地“懂”得了新诗之后，也把“花发”、“灰堆”、“遥条”这些韵角弄得大致通顺明了之后，我就决定写诗了。当然，基本是无知与模仿。少年心情，胆子特大，写了一首好像是“农村什么什么早晨”的诗，就装了个信封，寄给了《青岛日报》。那个时代，投稿不用贴邮票，编辑们的态度又异常严谨，没有几天，就接到了退稿信，一律铅印，最后一句：“欢迎继续来稿”对我的鼓励极大。好像没用了几天，就再写了一首《运肥》寄了过去……

这一次没收到退稿信，也没有通知用稿的信，有如泥牛入海，没了消息。

不料，1月30日的《青岛日报》上，竟把这只有八行的“诗”刊发了出来！

我是在家里读到《青岛日报》的，看到我的名字印成了铅字，不由得向母亲喊了一声：“妈。我的诗发表了！……”母亲听了，赶快把我手中的报纸接了过去，找到了我的那首小诗，看得恁仔细，眼睛里一片清澈的光辉。看完，母亲极兴奋地说：“儿子。你行。”

我被母亲这句话所鼓舞，心里阳光万里！……

母亲那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重新走进课堂，她那天离家的时候嘱我：“儿子，你去买几张今天的日报。自己的作品，是要存剪报的啊……”

查了万年历，那一年的1月30日是周三。第二天的清早，趁早饭时间，母亲给我讲了如下的一番话：

你要走的是一条很艰难的路。但是，你年青，这么小就发表了作品，你要坚持着朝前走。先写诗，锤炼用词遣句，学会凝炼、准确；在十个可以描写这件事情、这个情景的词句中，你记住，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写诗，你就是要找出“这一个”来。然后，你要写散文，学会谋篇布局，悠优地讲述一件事情，一个情景，一个故事，一个人。然后。才可以写戏剧，组织矛盾，弄好结构，特别是戏剧冲突，要营造高潮，要有激情。最后，你这三个东西都弄好了，都很通顺了，可以写小说了。那时候，你的小说自然会成功的。

五十年走过，我是严格地遵循母亲的教导一路前行的。所以，我是先诗歌，后散文，再戏剧，直到41岁，我才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漠风不相识》，同年度，被《小说月报》选出；再尔后很久了，我才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黑色高脚杯》，同年度，也被《小说月报》选出。尔后，至今，我已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３１部，短篇小说１００多部，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精选》、《作品与争鸣》、《微型小说选刊》等多家报刊多次选出。其中，中篇小说《桥牌六君子》在《十月》刊出，《小说选刊》以头题选出；中篇小说《裸奔的别墅》在《北京文学》刊出，先后有《小说月报》、《小说精选》等１２家报刊选出。《新民晚报》、《南宁晚报》、《燕赵晚报》分别连载过我的不同题材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焚画记》在《北京文学》刊出时,当期的封面以“王泽群”的漫画人物像与亲笔签名特别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百字小说”曾被《小说月报》三次选出；发在《北京晚报》的微型小说《追求》，还被改编为“摄影小说”刊登在《中国摄影画报》上。

而那一年，我发表了处女作《运肥》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岁。当《青岛日报》专程送稿费的师傅，从一大群在院子里疯玩的孩子中，叫我出来，让我签字领取两块钱的稿酬单据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头说：“你这个小孩子。行。”

“你这小孩子。行。”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两块钱的稿费，我写诗挣的。这感觉真好。

我用这两块钱的稿费，买了一本柯蓝写的厚厚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我知道，我有了自己人生志向——这很重要。相当重要。

一组诗和一部戏

我正迷恋着写诗的时候，诗不让写了，也不能写了。

从建国始，就潜伏涌动的一股极左思潮，终于在毛泽东的伟大策划下，成了气候。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恐怖红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华夏大地。１９６６年的６月，正是这红潮涌起之际，我和“劳动大学”的８１名同学着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毕业分配”进了柴达木盆地，当了一名每月拿津贴６元人民币的农垦战士。我被分配在马海二团机务连，跟车和开拖拉机。

当年９月，也是我离开青岛整整９０天，远在故乡青岛的母亲，不堪红卫兵的人格凌辱，悲怆自戕，结束了她５２岁的生命。

１０月４日，我接到了父亲的信，正式通知了母亲的死讯。整整２０天里，我白天劳作，夜晚不寐，苦苦思念着就这样屈辱离世的母亲的不幸与苦难，心中充满了怨恨、不平、悸动……颤颤地一夜又一夜不能入睡。于是，在２４日清晨，发现我双眼底出血，失明了。在冷月边关的高原大漠，辗转了几间医院，那些医述乏策的大夫们，不但没有治好了我的眼病，却又因大剂量地注射链霉素，至使我的耳朵重听，一度曾听不到一点儿声音……马海团部医院决定让我回内地休养治疗，这给我在半明半暗半聋半懵的生存状态下，有了一次将息的机会。而我的“劳大”同学们，正为这极不公平的“毕业分配”苦苦地艰难地“造反”。

１９５７年反右，我们家里出了六个“右派”，全是我的直系亲属：父亲，母亲，伯父，舅舅，祖父，外祖父，其中三个还兼着“历史反革命”；父亲１９６２年因为受到党内高干的“暗示”，对错划“右派”申请甄别，当时一切看好，他被降了九级的工资，当月就提了两级，“十一”的时候，市委统战部长还来家里看望并送了５０块钱，全家都觉得有希望了。却不想，在一年后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作为没有改造好的特例，父亲被再一次戴上“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中的亲人自杀了五口。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到已被抄得干干净净的青岛家中，面对着一个天天“劳动改造”去扫厕所的父亲，一个与我们家多年来不离不弃的孤寡老人叔祖母，我除了养病之外，竟然写了不干政治的许多“好诗”，甚至是爱情诗。后来，有几首，还收进了我的第一本诗集《五叶草》中呢。

可见一个人痴迷于一件事情，他会是忘乎所有艰难困苦喜怒悲凉而固执其中的。

１９６８年秋，“劳大”同学造反成功——这也是青海农垦兵团里惟一“造反”成功的个案——我们由战士改制为干部，我的工资变作６８·２５元。在当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哪！恰好，我在内地休养得眼疾也好多了。为生活计，我再次回到柴达木。

当年在高原上过“十一”，连队团聚喝酒，一个转业老兵喝高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老弟……咱能怎么一下子出个名就好啦……”我答：“这还不容易？我写首诗，在《青海日报》上一登。不就出名了？……”老兵说：“你吹牛！”我说：“不吹牛。我看了，每年毛主席生日，报纸上都要发表诗歌为他祝寿。发一整版呢。咱也凑上一首。”老兵眼睛瞪大了：“能成？”我答：“能成。”老兵再说：“你这诗发表了。我请你喝酒。”于是，我们拍手成交。

临近１２月了，我想了想，写了一首带着时代烙印的诗：《毛主席领咱永长征》寄给了《青海日报》，果然，在１２月２６日的一大版“歌德诗歌”中，我的这一首也在显著位置上刊出。这也是我进入青海之后，发表的第一首诗。第二年的１２月２６日，我的第二首诗《中南海的葵花遍世界》又被刊出。那时候在一年里，只有这一天有诗歌见报。那是个没有文学、甚至没有文化的时代，可对诗的痴迷和试一试的心情，我还是写了一些诗的。我力求不走那个时代所强烈烙下的印记，力求保持着“文革”前的艺术标准，像“高原的路，阳光铺，／　一路捷报，一路跃进鼓！……”“山似屏风，层层叠叠开，／　路如金箭，穿山越岭来……”“路冷得要颤，山冻得要炸，／　风雪禁锢了唐古拉！……”在一片“歌德诗歌”中，这样的诗，还是有些格色的。

现在想来，这一叶扁舟，只要你努力去摇，总会摇出一些自己的感觉来的。

１９７２年，报上登出“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活动，我心里一格楞，认为这可能会开些“新风”？于是，一夜间写出了《欢腾的柴达木》一组六首的完全不同于当时诗风的东西，连细想一下都没有，就寄给了“征文办公室”。

过了没有几天，突然，省文化厅的一位干部金荣章，不远千里，来到我所工作的“柴达木汽车修理厂”，点着名要找我。他是在《青海日报》恢复了副刊之后，第一个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工人作者。就因为发表了这篇小说，他也成了调入省文化厅的第一个“专职作家”。

我非常兴奋，也非常奇怪，他怎么会找到我们这里？他这才告诉我，“征文办公室”收到了我的组诗，办公室的主任王浩同志，非常欣赏这组诗歌，前此，王浩同志也注意到我在《青海日报》和其他的一些小报上发表过的诗歌，特别是我在《青海日报》上发表的两章散文诗《炉火正红》作为范文被《广西日报》编进《通讯员手册》了。这在省上，就算是一件很震动的消息了。可见那时的文学，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金荣章告诉我，他这次来，就是奉王浩之令专门调我到省文化厅去搞专职创作的。

我惊讶，且欣喜，但我对我的出身是很清楚的，这种出身几乎没有进入那么好的位置工作的可能。金荣章一听，也愣了，他说：这事有些麻烦了。我就是个地主出身，再调个你这样出身的进来，王浩同志可能不敢呢。他想了想，说：不管那些。调令已经开了，你们厂的革委会也同意了，你先去了再说。我虽然兴奋，但更多的却是忐忑，不安。我不相信我会有这么好的“命”。

果然，到了西宁，去文化厅报了到，王浩同志没提调动的事情，而只是要我在“征文办公室”里帮助编辑诗歌、散文稿子。正这当儿，我的组诗《欢腾的柴达木》，在《青海日报》几乎占了半个版面破格刊出，造成了一种“轰动”。“轰动”的原因很简单，我没有用惯常的“歌德”式写诗，而基本是再现了诗的文学性、艺术性。在小小的西宁文化界，几乎没有不知道我的名字的人了。记得是王浩让我连夜去报社取样报的。我捧着一大摞《青海日报》走出报社，急不可待地在路灯下打开了副刊版，看到我的组诗《欢腾的柴达木》亮丽的占了半个版面，年青的我真有一种狂欢般的快乐溢满心胸——我终于发表了出我想写的诗了！……

待三期征文稿子基本编竣的时候，王浩找我，有了一次很诚恳的谈话，意思就是，金荣章出身地主，破例调了进来；你这个出身更复杂，我若是再调你进来，领导那里不好说话，其他同志“攻击”我更有了口实。你可能也知道，这文化口上从来都是风起云涌的。所以，你还是留在基层锻炼锻炼再说吧。四十岁上来也不晚，四十岁才是出东西的时候。恰好，你们海西州有一部话剧剧本要参加省上的汇演，剧本我读过了，质量较差，你就先参加这个剧本的创作吧……

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了。于是，在省文化厅借调不足两个月，我就直接参加了海西州组织的剧本创作。先前的两位，一个是著名电影演员齐衡的儿子项日槐，非常时期扑着他的姐姐从上海来柴达木找了一份演员的工作，一个是大柴旦化工厂的工会主席赵师傅，我参加进来，他们非常高兴，连忙把他们写的剧本让我看看。我读了，根本就不是个剧本，而我也不懂剧本，但那个时代这就是“革命任务”。于是，三个都不懂剧本的人，关在省委招待所里，开始写剧本了。

剧本写了Ｎ遍。主要是有关领导霸道地、强力地干顶。他们要写出柴达木人中的造反派如何革命；而我一直想写如何在工厂里落实高级知识分子们的政策过程。泾谓难合流，便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改得我双眼底再次大出血……因为一直是我执笔，眼睛看不见了，汇演不能等，更不敢等，便请了一位字写得好的工人师傅，我躺在病床上口授，他听了之后记录。居然，瞎着眼这剧本写成了——也真是瞎眼的剧本——并且在州上演出，非常轰动。

于是，我在从未写过散文的情况下，做了散文、诗歌的编辑；在从未写过剧本的情况下，居然弄通了剧本的结构、人物、架势、矛盾、跌宕、高潮。

那一年，我２７岁。摇着那一叶扁舟，于茫茫的迷蒙里，缓缓地无目的前行……

一份恩与一份情

现在想来，在“征文办公室”那不足两个月的借调，还是很有些“社会效益”的；而莫名其妙地做了一次“编剧”，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当然，也就在柴达木这块小地儿里，或者说是在地处偏远的青海省，我算是有了一定的“声誉”。我当时还在工厂里，每次路过州府，总会去看看那些合作过的领导和朋友，他们也就常常抓住我，给他们写个歌词，编个小戏，甚至专门代我请下假来去“帮”他们几天。我说过，我是个“为稻梁谋”的俗人，每逢有这样的机会，我都非常高兴地“遵命”并积极地配合。

张家斌先生正是这时候与我相识的。他是原来柴达木民族歌舞团的团长，“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在水电站工作。１９７２年以后，文艺界有了些松动，海西州的民族歌舞团恢复建制之后，总得编排些节目，而这又离不开编与导。张家斌就常常被请回来做导演。有一个小歌舞戏，是别人编的，请了张家斌来，他认为剧本基础太差，无法指导，回了他的水电站。歌舞团却急了，他们要参加省上的调演哪，于是，匆匆找了我来，我一看那剧本，说这个不行，咱推倒重来，他们都表态同意。于是，一个晚上，我给他们把这个小戏编出来了。他们再请张家斌看剧本，张吃了一惊，问：这是谁写的？这个人才你们还不赶快调过来？歌舞团领导说：这人出身忒不好了。我们要了几次，调不过来。

张家斌说：这个人再来州上，你们给我打个招呼。我要会会他。

粉碎“四人帮”的电话是朋友从西宁挂过来的。我们正在厂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开例会，我接了电话，朋友说：“西宁出来大字报了：打倒王张江姚！”我问：“真的？张江姚我明白，那个‘王’是谁？……”朋友呲了一声，说：“这种事儿，谁敢胡闹？那个‘王’反正不是你。”我明白了，兴奋地放下电话，喊了一声：“江青倒了！……”把全办公室的人吓了一大跳，喝斥我说：“可不敢胡说啊……”我便应了一声：“这种事儿，谁敢胡闹？西宁出来大字报了：打倒王张江姚！……”说完这句话，我眼睛里的黑色河流汩汩直冒，没有两分钟，我再一次彻底失明。这一次的失明非常严重，我回到内地，整整住了七个月的医院，等眼里的血液绝大部分被吸收之后，医生珍断我的右眼视网膜已部分剥离。奇异地是我的双眼校正视力，竟恢复到1·5，而从此，再也没有犯过眼病。我的眼底出血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夸台而消失了，我仍然可以看见祖国的丰美大地，碧海蓝天……

在内地治病、休养盘桓了将近一年，我才再返高原。回到工厂不久，一纸调令，我调入海西州文化工作站，也即是后来的文联。调令是张家斌通过州委人事局发出的，这个与我只见过一面的老同志，在重回“文化战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认为有才华、有能力的文艺工作者全部搜罗到“文化工作站”里来了。于是，在１９７８年地处僻远的柴达木盆地里，就有了一片与这个荒凉贫瘠的高原大漠并不匹配的文学的春花烂漫景象——

我们创办了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文学期刊《瀚海潮》，出版了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套文学丛书《瀚海丛书》，编印了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画册《柴达木》，加上后来我的第一部描写柴达木人生活的电影《瀚海潮》，在柴达木文学艺术的历史性开创中，“四个第一”我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甚至就是发起人。

那时候的文艺空气并不是很好，一会儿“精神污染”，一会儿“异化”，一会儿“资产阶级复辟”，许多干部和领导同志还都是履冰临渊保守得狠，张家斌却总是视野远阔，大胆支持，热情鼓励，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放心干，大胆开拓。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这个关我把着——其他的，出了什么事儿，也是我出头。我顶着。和你们这些年青人没有一点儿关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么。这个‘斗争经验’我有一箩筐……”

正是碰到了张家斌这样一位贤者，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初始，我就深深感到了解放的空气，开阔的空间，做了自己愿意做的遂意的工作。１９７８年初冬，由张家斌建议，找了一个由头，让我去了北京，那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时间，盘桓三个多月，我浏览了“民主墙”，读到了贴在墙上的油印的《今天》，看了八十多部在北京都必须“内部”才能看的电影和戏剧，我的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１９８０年，我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骆驼童子》（合著），１９８４年我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五叶草》，１９８５年我拍摄了三部由我编剧的电影《瀚海潮（北影厂）》、《颤动的金翅膀（长影厂）》、《逃犯（长影厂）》；１９７９年，我３４岁，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并荣幸地受到了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的接见、合影、出席国宴；同时，接到了邓颖超特别请柬，参加了以她的名义召开的一个小型聚会。

３３岁时逢上了“改革开放”，逢上了张家斌这位同志，我深为感恩，我知道，没有这个大环境和这位张家斌，我独自摇桨的那一叶扁舟，还不知道会飘泊到那个港口，甚至覆没……

　　

两个决定“决定”了我的一生

第一个决定——

１９８２年春，我接到了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通知。对于去与不去，我极犹豫，妻子儿女都在高原，时时需要我这个顶梁柱，离得那么远，有点儿病、急事儿，他们怎么办？但我的妻子深明大义，她坚决地鼓励支持我去读这个书。她认为你不去北京，不见这个世面，而又要弄这档子“文学”，是绝对不行的。因此我才“决定”晋京。

去了鲁院之后，我才感到妻子的支持是非常对的。这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在鲁院建院５０年的纪念文章《鲁院是部“球磨机”》中，我写过两段话——

时代终于到了可以基本讲实话的年头了。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真正的“创世纪”。

我是一个从懵懂省事始，就开始参加共和国各种革命实验的“幸运者”：１２岁罹家难；１４岁入社会做工；１６岁学农，读的是半工半读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学”；２１岁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却又按“支边青年”的待遇“分配”到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去当没有领章、帽徽的“军垦战士”；２３岁“造反”成功，恢复为“干部”；２５岁去了青海省“五七干校”再做“五七战士”；２６岁再进工厂，一干八年，虽然从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计划主管，但文章发表时都被编辑们善意地标为“工人”；３１岁欣逢“四人帮”覆灭，陆陆续续收到家族中的长辈们的甄别平反通知书１７份，连我的领导也慨叹“你这一次可算是真正解放了！”３３岁由组织调入文化部门工作，开始了我正式的文学生涯。原来以为，这一次总算“安定”了，不用再参加革命实验了；却不想，“树欲静而风不止”，３６岁奉召去“鲁迅文学讲习所”学习，４１岁再奉召入北京大学学习，直至４３岁在北京大学获取了最后一张毕业证书，我参加的共和国的各种各类“革命实验”，予我个人来说，才算是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

我不以为鲁院请的那些学者与专家们曾经教会或是启发了我们什么（当然有，但有，也有限），就是在后来的北大两年间，我也不以为北大的教授们教会或是启发了我们什么（当然也有，但也有，也有限）。我们，包括在我们以前和以后的鲁院的学友们，大多是在世界观已经形成或是相当成熟的年龄段里，才去鲁院“深造”的。鲁院最大的“能耐”也不过是给这些人展开一些“窗口”，拓展一些“眼界”罢了；让这些人再在鲁院里跟着“师长”们学习些什么或是长进些什么，来一个世界观或是文学观的彻底改造，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良好愿望。但是，在鲁院学习过的人们却个个是大有长进的，有许多都是因为进过鲁院而发生了质与量的大变化的；当然，也有许多人在进过鲁院以后，却大大地落后了，甚至沉寂乃至消亡了。这让我更确认：鲁院是一部“球磨机”。

在工厂里呆过的人都知道“球磨机”。它有一定的空间，它有基本的动力装置，它有一些磨料。当需要打磨的零件或是产品进入之后，它便轰隆轰隆地转，任那些被装入此中的零件或产品在有规则的滚动和无规则的磨擦中，碰撞与跌宕里闪亮他们的本色与光辉。有些，便铮铮地亮了；有些，便闪闪地乌了；还有一些，也许就由此而碎成粉齑充做了磨料，甚至于彻底的无声无息。鲁院，对文学中人或是“好”文学中人，就是干这个的。

文学，是“天才”的事业，如沈从文、如莫言，还有一个迟子建，他们或是没有上过什么学，或是二十几岁便一鸣惊人地成了大作家了；而我不过是一个在万般无奈的生存状态下为稻梁谋操弄了这种“职业”的俗人。好处是在鲁院这个“球磨机”里，我灵醒了一下，打量了一下，也知道许多同窗也都是我这种“为稻梁谋”或是“热爱文学”的角色，便决定“阿Ｑ”一下，认定自己尚能顶住“磨料”的碰撞与磨擦，没有碎成粉齑充做了磨料从此无声无息。

到鲁院的时候，我只写过诗与散文，还有就是编杂志时的点评与小杂文，对于小说，我读得真不能算少，也能品出其高低左右，却绝不会写。甚至“一窍不通”。每当看到那些写小说的同学辛勤耕耘，处处刊出，我心里真是佩服得不行。甚至有一次，与一个比我年青好几岁的同学闲聊时，他说，我决定写个“长篇”的时候竟把我吓了一大跳！……“一大跳”之后是彻底的沮丧与悲哀：这鲁院，我恐怕要上得很邋塌了……虽然那时候，我的诗在许多刊物上都被“郑重”推出，甚至上过许多刊物的诗歌栏“头题”，但不会写小说，可真把我难住了。

可是，来这鲁院读书，也不能天天就是上课、下课、写诗、喝酒呀？……总得写点儿有份量的东西吧。写小说，我真的不会；写剧本，没有可依的团队？于是，我决定另辟溪径，走我自己的路。干脆，写电影剧本。北京毕竟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呢。何况，高原大漠，冷月边关，光那个柴达木，就有多少的神奇故事呢。于是，我铺开了稿纸，写下了：［电影文学剧本］《失踪的骆驼队》……

鲁院有一位刘晓珊老师，人长得很风度，也愿意说话。有一天碰见我，问：“泽群，你在写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在写电影剧本。刘老师把一双美目瞪大了：“你？……写电影剧本？……你这是自己找死啊！……我们家的老史（史超。八一厂著名编剧。），写了一辈子剧本，被‘枪毙’了一辈子。十个，有九个都通不过。他是专业的啦，就是个改呀改呀改呀……改出一头白发，改得我都替他憋气。泽群，打住。打住。赶快写小说……”我笑了笑说：我不会写小说啊。刘老师的眼睛再次瞪大：就你？不会写小说？我认真地点了点头：真的不会。

我谁的话也不听，吭哧吭哧地把一部电影剧本写完了。写完了，想也没想，找了个大信封，挂号，寄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过了一些日子，北影厂的一位老编辑来了电话，约我去北影厂谈谈。我去了，老编辑姓吕，清华大学毕业，三差五错的跑到电影厂里来看“外稿”了。他握住我的手说：“我被领导安排在这儿，看了两年多外稿了。你这个剧本是我看上的最好的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不过，我建议你做些修改。”我心中大暖，按照他的建议，做了修改，再送过去，居然这条路就“通了”？……后来我住进北影厂改定拍摄稿的时候，才知道，电影剧本若是被拍摄，极少有“外稿”的。我是一个意外。难得的意外。这个意外后来继续发展，剧本通过后，有五位导演来请我吃饭，要求我建议领导请他执导。招待所里的一个小姑娘在整理我的房间卫生时问我：你是从青海来的吧？我应了。她说：我们都知道，青海来了个业余编剧，写了个贼好的本子。我听了，心里有些“展扬”了！……正这时候，长影厂的一位编辑和导演找到门上来了，说是听说我的编剧水平很“高”，要求我为他们编一部剧本，题材他们都定好了。采访、差旅费，全由他们包，责编全程陪同。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当即答应了。

匆匆采访。匆匆写稿。匆匆交稿。没承想，我刚刚回到高原见了妻子儿女，长影厂竟连来五封电报，催我去长春：“剧本厂方通过。剧组已经成立。速来长影改稿。”甚至有一封电报只有三个字儿：“快！快！快！”我连春节也没在家里过，就辗转车程，去了长影厂。我在长影厂呆了35天，创作并被批准拍摄了两部电影。我知道且确信，我与电影剧本，是有些缘份的了。

因为这种“成绩”与缘份，长影厂“厂长会议”上由苏云厂长拍定，调我到长影厂做专业编剧。当导演和责编喜滋滋地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一口回绝了。我不喜欢这座城市。他们很吃惊，问我：长春难道不比你的青海好？我笑了笑说，好。但不如我的故乡好。后来，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修改我的《远山还有雪》的时候，吴天明厂长也让责编向我提出调入西影厂做编剧的时候，我也客气地拒绝了。

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啊！调进长影、西影这样的电影大厂去做专业编剧？几乎是许多文学人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儿呀！但我心不动。我不愿意在这种名利圈子里去拼搏一些我并不十分感兴趣的事情。尽管这两个地儿会有许多机遇，可以发展；但我不喜欢它们的城市，也不想有多大的发展，现在，我的“稻梁谋”没有什么大困难了，何必再去瞎折腾？面对这些好事，这些名利，我只能拒绝。

第二个决定——

写完并在一年里拍摄了三部电影之后，我忽然就会写小说了。而且出手就有了不错的反响。我深深理解了母亲当年的教诲深刻智睿，丝丝无错。遗憾而悲痛的是，母亲除了见过一首她的儿子的“处女作”，竟再无缘读过她儿子的任何作品。我多么想把发表我的文章、拍摄的电影，搬到她老人家面前，让她高兴一下，微笑一下呀！可是，这个梦已永远无法做成了。人生凄凉到这个份儿上，除了“命”，你还能信什么？……

因为知道了“电影”的水深，我从来不再写“外稿”，我已经拍摄的八部电影，除了第一部，其他都是人家来约的稿子。凡是人家约的稿子，我也从来没有放过空枪，基本都是一稿即通过了。省广播电视厅多次约我撰写的剧本，也几乎都是一稿即开拍了。１９９２年，秦怡老师请我为她的经历写一部电影剧本，在上海，她老人家陪我走，陪我看，陪我采访，甚至，亲自下厨房，为我做了一碗“炒面”，我极感动。最后，我三天三夜即写完了剧本《梦非梦》，也是一稿通过，完成了她老人家这一生的“一块心事”，也是她最后担任主演的、与刘琼老师“第四次握手”的一部电影。

我是“为稻梁谋”而摇起这叶扁舟的，摇出了一点点儿空间后，便得到了领导们的“眷顾”，我在出差和在外学习的日子里，先是“被”任命为海西州文联副主席，后来“被”任命为青海省作协副主席。当然，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我也都“连任”了。

１９８７年冬，我还在北大上那个“作家班”，返回西宁后，“被”通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云峰要找我谈话，这个谈话可真的吓了我一大跳！陈部长说，他是代表省委尹克升书记和主管工作的刘枫书记找我谈话的，省常委会上，省级领导的第三梯队你已通过考核，反映不错。这样，你学习归来以后，要准备挑担子了。我诺诺，然后提出：妻子有高血压等疾病，不能坚持在高原工作，儿女的身体也不好，一直在内地上学。陈部长很体贴，说这好办。他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妻子工作那个地儿的一把手。我如获至宝，赶快抽时间去了妻子工作的地方，为一直有病的３８岁的妻子办理了退休手续，真真地卸了我的一块心病。当然，这个担子我是挑不起来的，而且，也挑不动。于是，我赶快回了一趟青岛，请青岛市的有关领导打个招呼，让这远方的游子归来吧。

在青海，找了省上主管领导，才同意我内调。回青岛，我向领导表示，不担任任何职务，只去文联“创作研究室”做专业作家。领导们很惊讶，多次找我谈话，以为我对工作安排的职务不满。我只能实话实说：我只能当个作家。这个作家，我也只是个“三流”的。这决定是我自己“决定”的，从无反悔。领导们表示理解，这才分配我到了文联，进了创作室。好在，我努力摇桨泛舟，有文学行当里的各种各类的影视、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８００万字，国际、国内的６０多个文学艺术奖，也算我对青海、青岛这两处养我、育我的故乡的一份深深报答吧。……

我以为，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不要被一些虚幻的东西所诱惑，所激动，而做一些无谓的努力与追求。这很重要。

也许？还有一个决定——

扁舟之上，桨楫频仍。孜孜矻矻，终有方向。

想想年华渐老，总会结结文集。我准备把从八行小诗起步的所有“开裆裤”时的文字全部收拢。因为我知道，五十年来，我从未写过一字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更没有写过一个歌颂林彪和“四人帮”的汉字。文字即历史。历史要有品质。

虽然我一天至少半斤“二锅头”已一喝四十年，但仍能天天码字儿不息。

出过两部长篇，那都是应约挣点儿银子的东西。一部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张森先生，读过我的电视剧本《大海呼唤》，执意要我改成小说；小说改成后，他们的出版社的领导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不改，我说事先我已说过：编剧应邀所为，皆是“大木匠”的活儿。您看了剧本要的，现在要我大改，断乎不可。我立即请好友读过，在青岛出版社出了，还获了个什么奖。张森先生连连扼腕叹息，说我脾气忒急。我笑答：“性格即命运呗！……”另一部是人家出版社先答应了首印三万册，码洋１０％，我才请好友黄舸联手写的。这些，都不能算数是真正地长篇写作。

长篇小说，是要发自心底，泣泪泣血，有些份量才算真正写作的。我所以“决定”——算第三个决定罢——将孕育积累了四十年，仅素材都有１００多万字的《大戈壁》、《青岛，我住过的老房子》在有生之年写竣。尽管早有刊物与出版社口头协议，但出得来出不来，我也不知道。可是“以命而为，传之子孙”则我想还是心里有数的。若能完成，还有一部《鲁家滩》则是写写上个世纪的２０年代，农民是如何进城的。

总而言之，我们都是农民。早１００年进城的，早１０年进城的，都不可笑话刚刚进城一年多一点儿，或是才进城１０天的兄弟。

黄土地，才是我们的根。

是谓“一杯清酒，两肩闲云。万里襟怀，千年野史”是也。

　　　　　　　　　　　　　　　　　2012、12、16凌晨01：36写于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