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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野马川”沧桑
爸爸的学生
现在，爸爸的桃李可以说是满青海。在青海五个州的州长百多个县的县长等领导百分之七八十是民院的学生。青海民院的牌子在青海比青海师大更比中国名牌高校的牌子都厉害，就如青海的“黄埔军校”一般。而民院是青海的少学民族莘莘学子敛雪山冰川之圣气的地方。
青藏公路的第一站就是西宁市。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回忆。
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这才明白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野马川”的人，那些骨子里带有一种野性的人。那些可能表达出野性的人。
高原古城西宁曾在秦名湟中、汉为西平、唐为鄯州、宋代唃厮啰时期被称作青唐城。“青唐”古羌语，意为“野马川”。
就要上路了！沿着青藏公路走向唐古拉山口，走向可可西里无人区，可是总觉得西宁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什么事情呢？似乎是两个什么地方没有去。
什么地方呢？想来想去，我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依恋情绪！出发之前，真有两个地方我应当去：一个是我的母校青海民族学院；一个是黄教圣地塔尔寺。
这两个地方是我生命的两个“圣地”，到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样不同寻常的地方去，首先当接通与这两个“圣地”的联系，否则我的可可里无人区之行如同没有开头一般。
可不是？一说起青海的省会城市西宁，我就想起我从小长大的民院，上大学的民院，工作“环绕”的民院。
从师大出发穿过教育学院就可到达二路公共车终点。坐上二路公共车就可直达民院。
民院大门朝北，如同一个颇有民族特色的“轿子”。“过”了这“轿于”，就可看到东南西三方高楼耸立。其中正前方楼“凸”形，一边一个侧楼。这楼只有夹在侧楼中的“凸”形楼是古老的教学大楼。这“凸”形楼虽然几经装修，但仍透出沧桑。这大楼是民院上吊自杀的院长的“遗作”。小时我在这楼中玩，偷听爸讲课……不过，这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爸爸的学生。走进“凸”形教学楼，向右手拐，我一下子想起在这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是文革后期，有一天，在招呼声中，民院的教师、学生、家属倾巢出动，向教学楼包围、压缩。说是爸爸的一个学生被她的姐夫、一位民院教师单独带进了教室，并把门插上了。爸爸与我跟着人群机械地跑着，看到四面八方的人已把位于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重重包围。那个老师的小姨子我见过，一头毛茸茸的自来卷被辫成两个长长的大辫子；男式军装的下边总也是露出红衬衫的边儿。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圈’红杏出墙来”。她住在姐家已多年，姐姐、姐夫是双职工，有必要带入教室吗？我们定在楼道里，只听楼外面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重重压了过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阵势。
这么多年了！那么多人压向教室的情景还在我脑海中一闪一闪，那是怎样的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而那一晚黑风吼吼地刮，恍惚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民院的四栋学生宿舍楼后面是两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东头那房子里就是放民院一九六七年“2·23事件”中被战士用枪打死的三个藏族学生的地方。那间房子边堆满了黑油油，亮晶晶的沥青。
原来以为藏族学生牙白是因为皮肤黑，后来才发现她们很注重牙齿的保护。
文革前，在青海我还没有见过泡泡糖，藏族女生却自己发明泡泡糖。她们把堆在民院一角那间房子边用来修路用的固体的沥青拿来放在嘴里嚼，并让它们发出“叭叭”的响声。越嚼她们的牙就显得越发洁白，而沥青就更显得越发油黑，那种对比色十分好看。在她们的带动下我也跟了吃那黑油油的“泡泡糖”。那时我们民院的孩子也自制一种泡泡糖，那就是把青麦子、青青稞嚼出面筋当泡泡糖，这一下我把这种方式在孩于中进行了推广。
民院一九六七年‘2·23’事件后，我再也没看到女学生们吃那黑油油的泡泡糖。
那些女学生喜欢我，就带我玩，一次一位女学生教我说藏话“阿乐！盆盆打掉了！”教完了另几个女生笑打那个教我的女生：“教你不是让你说而是让你不说！那些孩子们不懂！你不要说！丑话的是了！”她们的表情神秘莫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句挑情求交配的丑话。她们告诉我“阿乐巧刚角几”、“阿乐巧带帽银那！”这些话可以说。
民院的操场现在在最后面，以前就在一进民院门的右手。四四方方一个操场，前边靠右是一个灯光球场。操场的西边有双杠。吊环、转梯等。那里曾留下我多少童年的记忆。那个灯光球场夏天经常放电影，冬天经常有球赛。那里又曾留下我少女时期几多欢乐。
记得，每一次篮球比赛有一个叫土豆的校队男运动员在球场上表现十分出色。每一次看球坐前排的我眼睛都不由自己地跟了他转。现在想那少女的目光是痴迷迷的。那恍惚是可女时的我第一次朦朦胧胧的冲动。那是男性怎样强大的一个磁场，懵懵懂懂地冲昏了一个少女的头脑，可她自己却浑然不知，只是知道去看打篮球，傻乎乎的。那个玉树来的叫土豆的男学生一顿能吃五斤，二十八斤口粮的订量根本不够吃。女生们就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省出饭票给他吃。女生们常饿肚子，有几个在体育课上昏了过去，校方才查出土豆的“饭量问题”。
那个土豆似乎是力大无比。那个土豆身高似乎足有二米。那个土豆弓个腰，棕栗色肌肤，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一般，身上带着一种撼动人心的煽动力，恍惚是一团移动的“乡愁”，又恍惚是一团凝结的“情感”。难怪那么多女生包括我统统“上当受骗”。
土豆说：“她们的个是了我的个不是（不是她们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女生说：“他的个是了我们的个不是（不是他的过错是我们的过错）！”土豆与她们争相承担责任。那年代，大伙真的想不出来是什么让她们这样痴痴迷迷。
那年代，大伙儿真的猜不出来一个小小少女心里的秘密。连她自己都猜不出来。
后来爸爸给戴院长透露了这个信息，院长把自己省出的饭票送给土豆并大笔一批，给土豆来了一个轰动民院的特别定量：一月七十五斤。一时在民院传为特大新闻。
许多的学生吃不贯“草”，就用皮囊背来好多的青稞炒面，酥油，每天吃糌粑。那玩艺儿简单，背一袋子就可以吃好长时间，可是没有鲜肉怎么行？于是各个宿舍的茶壶就成了煮肉的工具。他们看不上西宁市场上卖的肉，托亲戚们带来草原的活羊。他们宰羊动作准确而麻利，不一会儿活羊便被剁成一大块一大块的鲜肉。他们总是用血淋淋的羊皮包了头和下水——牧区人不吃羊的头和下水，悄悄拿到民院后墙的地里埋了。然后，把羊肉放在大水壶中加点盐，水一沸滚就捞出，那血色尚未褪去，香嫩肥美的羊肉。每逢过节，他们总不忘把我爸生拉硬扯到，挑出羊的前胸与羊尾用藏刀插了，一手拿肉，一手端大粗瓷碗酒：“老师！您的肉得个吃！酒得个喝！不吃不喝看不起得个是了！”看学生们吃手抓真是一种享受。他们一手拿骨头，一手拿藏刀，割、挖、挑、剔、折、刮，藏刀与手灵活多变，不一会儿只见地上一堆干干净净的骨头，不论是颈椎。骨氏椎还是尾椎，都干净地如太湖石透出阵阵清风。有一次我们中学的农业老师需要一个羊的骨骼标本。我请求藏族学生杀羊时留下羊头，并告知老师的意图。没想到第二天，我的中学的农业老师收到的不是一堆羊骨头，而是一付用骨胶粘出完整的羊骼标本——根本用不着再处理。把农业老师惊得嘴都合不上。农业老师感叹地说：“真是一份最好的姑爷答卷！真可惜我没个女儿！”
为此，喜爱玩骨节的我们，常到藏族学生那里要骨节，学生们给我留下的骨节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周周正正。
学校规定不让在宿舍用电煮肉，学生们就用火，宿舍里不敢就到民院后面去挖土灶。能吃上新鲜的草原羊，是藏族学生的节日。说实话，上学毕竟是上学，比不得在大草原上很难吃上新鲜草原羊。藏族学生就用氆氇袋背来一袋一袋风干的牛羊肉，想吃肉时就用藏刀削薄片吃。那风干块状牛肉我吃过，真是好吃极了。当然吃时那生肉片要削得极薄才好吃。有好长一段时间，学生食堂的饭天天剩，学生们天天吃不饱。结果食堂干脆公开供应奶茶、酥油、糌粑。
那一阵子爸爸带着我们都学会了在粗瓷碗中搓糌粑，在手中捏糌粑，吃糌粑——少数民族的老师旧玛才旦教爸爸等汉族教师们拌酥油指粑，爸爸教我们姐妹三个拌酥油精粑。
能否拌好酥油精粑是一个人是否能干的一个标志。
爸爸一招胳膊，赤膊上阵：先把炒面从牛皮口袋中倒进粗瓷碗中，到人伏茶水，用食指从炒面中间向下轻轻揭几下，然后向边一点点挤压，边挤边转碗，越转越快，如爸爸的手间开了一朵打碗花（喇叭花）。转着转着另一只手也上去了：拇指抠住碗上，其余的四指连同掌心压在上面搅拌，如在打碗花花蕊间扑腾的一只蜂鸟儿。酥油精粑拌好了，爸爸得意地宣布：“技术不错！碗下一点炒面都没得！”我们一边将精粑捏成“嘎儿”品味酥油精粑的清香，一边跟爸爸学拌酥油精粑。我们一会儿把碗转飞了，一会儿把炒面转洒了，一会儿把茶水转溢出来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痛了，可还是没学会。看样子这可是真工夫！我问爸爸“我俩是木碗里的酥油精粑！一定要捏成一个疙瘩”是什么意思？“炒面拿来茶端上酥油白糖地拌上”，是不是就是用来形容拌酥油精粑的？我把两个捏出的如同两个模紧拳头指纹俱现的酥油精粑放在掌心，问爸爸这是不是就是：“花花的枕头双摆上，亲亲热热地看来”。
那时，小小的我跟了十里铺、乐家弯、羊沟湾的同学们学唱青海“花儿”，可是却不知“花儿”是干什么“用”的，更不懂那深造的内涵，现想起来真是傻乎乎的。
我们不仅学会了喝茶而且还会喝一种叫油茶的糊糊。我们跟了爸爸学，可以将碗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甚至达到舔完了再不用洗碗的程度。那一阵子，民院总是萦绕着淡淡奶茶味儿。
民院教学楼西边的那四栋楼，第二栋是女生宿舍楼，第三四栋是男生宿舍楼。而我上大学时住在第二栋楼二楼阴面。
许多的牧区来的学生睡不惯床，就把床立在楼走道上，然后铺上皮大衣睡在地上。许多学生不习惯坐床坐凳子，谈话时就大靴子上了床，蹲在床上的缎被子上高谈阔论。笑声中床板略咯咯响。叶子烟把被子烧得一个洞一个洞的，虽然写了注意防火的通知，可是常常是一个宿舍学生没有一个认识汉语。而那么多族学生：藏。蒙古、土、维吾尔……同一宿舍却又不是同一个民族，害得爸爸只好学着画画。画了火再画一个骷髅。可是就这，还被当成一个宗教符号。
许多农业区的回族、土族学生平时坐惯了火炕不习惯坐凳子。教室的方凳那么一点点大，他们等老师一出门，立即就把双腿盘上去，如同一个一个在高高的方圃上打坐的“和尚”、“尼姑”。真是民院一景！
许多的藏、蒙学生嫌暖气太热，大雪天的就爬到楼顶上睡觉，结果有一天一个学生在梦里从楼上掉下来，好在先是掉在下面剪得整整齐的榆树上，后是掉在他自己从窗中踢出的被子上，才算没出大事情。“树得个好！活佛得个是了！老师的个好！骂人得个不好！”气得爸爸哭笑不得。从此爸爸又多布置一项任务，那就是巡夜，不仅看有没有学生喝醉了酒有没有人打架有没有人谈恋爱大风大雨大雪中关没关窗子，还看学生楼的楼顶上有没有学生在上面睡觉。而院长更是如这些学生的父母，为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事事操心。
民院规定不让酗酒，可连老师们都做不到。
有一次学生喝醉打起来了，爸爸去劝，他们每一个人都从靴子里拿出两把藏刀来，吓得藏族女学生在男宿舍楼外唱起了“拉伊”（花儿的一种），男学生才放下“屠刀”。
这么多的民族，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太难管理。为了更好管理学生，深入了解学生，爸爸只好跟了他们用大粗磁碗喝酒。青海人喝酒兴划拳，一堆人喝酒，拳划得一个楼都震撼了。酒令是：一心敬你、二魁手、三星照、四喜……爸爸划赢了他们。那帮学生才真正接受了我的汉族爸爸。从那以后爸爸说学生好管多了。爸爸又做工作让一些醉八仙快快戒酒。
其实民院的学生不一定全是少数民族。每年民院都招很小比例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也可能是为了给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的干部。有一次青海湖周边地区长大的六个汉族女学生——属于原“西海郡”，也就是从内地迁徙而来的汉族人的后裔，就在学生楼里生了一个孩子，她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可以，她们生活的地方人烟稀少，对生殖顶礼膜拜。她们攻守同盟，互助藏匿，共同照顾以致于校方知道时小孩已三个多月了。校方查下来她们谁也不说出孩子是谁的更不说出孩子的爸爸是谁。她们说：“要开除的话，全的个开除！”“要回家的话一气儿回家！”
爸爸派我去侦察。我看到那可爱的孩子的头上结了厚厚一层黑垢痂。她们告诉我孩子要长到三岁才洗第一次头。那一次爸爸问我查出是谁生的吗？我回答：“是我！”“啥时生的？”“梦里生的呀！”气得爸爸哭笑不得。那一次学校最终也没查出孩子是谁生的，孩子的爸爸是谁，只好派人把孩子送给玉树来探亲的一位老人。
她们到最后也没弄清楚：生一个孩子为什么就要开除？为什么就要处分？为什么就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学校规定男生楼女生楼上完晚自习后就锁楼。民院表面上平平静静，可是我有种直感：内里正在孕育暴风雨。接着，我们就听到了“夜半歌声”——东部农业区的撒拉学生们隔着楼对起了花儿。细听却是唱下的“水红花令”：
活扒了阿哥的心肝
“马步芳修下的乐家湾，拔走了心上的少年（阿哥是吃粮去人），哭下的眼泪调成的面，你给阿哥烙下的盘缠（阿哥们是出门的人），河里的浪水翻三翻，活扒了阿哥的心肝（尕妹是孽障的人），把阿哥赶到了黄河沿，眼看着逼上了渡船（回来了阿哥们见面）”。
这可把我们乐死了！父母般爱护他们的教师成了马步芳，而民院再向东走几公里就是乐家湾……青海花儿这山唱那山应，而现在成了这楼唱那楼应，真是奇妙。
有一次一位从共和草原来看尕娃的藏民骑来匹漂亮的青海骢。爸爸让人安排让他把马栓在民院西北角的菜园子里。不想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听到环民院教学楼的柏油马路上马蹄阵阵。原来那些藏族学生们好多心里压着骑马瘾。看着来了一匹如此剽悍的骏马，早就盯上了。昨晚等爸爸安排的人一走，他们就开始行动，从已锁学生楼的男厕所窗中一个一个溜出，偷出马，在民院后面的山坡、农田里撒了一晚上的野。还没等爸爸把违纪的学生人数查清，后面曹家寨大队的大队人马已找到学院来……
爸爸有一个七一级的藏族女学生，名叫永席。永席有一条腿是假腿。永席学习刻苦，表现不错。爸爸决定发展永席入党，永席这才向组织谈起自己的腿是解放玉树时给解放军送信时被炸断的，怕组织不相信，永席还拿出一本写自己事迹的书。从那以后，爸爸把永席当典型培养。
爸爸还有一个学生名叫索南旺加，西藏农奴出身，上学前是唐古拉山道班长。上民院后是班里的班长兼党支部书记。索南旺加三次被毛主席接见。青海省里准备等他一毕业就提成青海省总工会副主席，副厅级。可就在毕业前因男女作风问题仕途受挫，索南旺加又回到了唐古拉山道班。爸爸每当提起索南旺加，总是长叹一声：“可惜了！”
爸爸后来，还提起救过自己的两位藏族学生波菜浪沓与尤拉杰。说他们中的一个分到民院河对面的电化厂，一个后来又上了中央民院。
有一年放假，爸爸让学生们留下地址，他们说：“老师！地址的莫有！我们的帐房飘到哪里的个去了，我们的个不知道！草原吗大的个很！寒假回去吗找的个是了！马得个骑上的吗，找！找！找！我们的个找不到！你的个更找不到！我们的个骑马找！你们的个“骑车”找！冬窝子里没有的话我们也找不到，邮信的话一个月，学开的个时候是了……”
学生的一席话，说的我满心的伤感。虽然那时小小的我并不能理解漂泊的真正内涵。
爸爸到牧区去招生买回来的冬虫夏草泡在酒里，那头上长角的“毛毛虫”栩栩如生。买回的酥油妈妈听说对孩子生长发育好，就逼我们吃。妈妈用酥油炸了馍放在桌上，然后几天不做饭。我们不吃。几天后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吃了。真的好吃。接着我们还学会了喝酥油茶。
切术措老师亲手教我们喝酥油茶：茶杯中放上酥油然后倒上滚开的伏茶，再向茶杯中插一个油花来回搅动，边搅边喝，边吃曲拉。“原汤化原食”，这酥油、曲拉都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喝法吃法是不是把牛奶还原了回去？
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让留校不留，为什么？“城市得个不好！吵得个很吗！草原得个好吗！静得个很吗！静得个‘的—驾—！啊哈哈！’野花得个开吗！马头琴的个拉吗！拉伊得个唱吗！”
有一天清晨，我家门坎上传来一声刀砍地的声音。爹妈吓坏了以为是来了歹徒。从门缝中向外看时却是一蒙族女学生，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从自己头上砍下来的半根辫子。爸爸开门问才知道蒙族女人辫子不能剪，长过了膝盖就在门坎上用刀断。而这个学生在民院找了几天才找到我家新砌的宽门坎……
有一次学院组织到山里玩，带了几只活羊，几个藏蒙学生麻利地把羊杀了，不一会儿老师、老师家属、学生们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吃完大家围成圈子一会跳藏族舞，一会跳蒙古族舞……
谁能想到爸爸对少数民族学生倾注的一腔的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报应是与院长一起差点被少数民族学生活活打死。又有谁能想到？若不是后成为民院副院长的卓玛才旦老师与藏族学生尤拉杰与波菜浪沓相救爸爸，可能早已与戴院长一般命赴黄泉了。
而现在爸爸的桃李可以说是满青海。青海五个州的州长百多个县的县长百分之七八十是民院的学生。比如现玉树州的副州长土登洛藏就是民院的学生。不仅州县如此，在青海政府省委等机关民院学生也占相当比例。比如青海民政厅副厅长观却就是民院的学生。这次回青海，爸爸所在师大与教育学院合并新校长居然是我在民院上学时七七级同学陈永贵。只不过我是数学系，他是政教系。青海民院在青海比青海师大更比中国的名牌高校都厉害，就如青海的“黄埔军校”一般。民院是青海的少学民族宰宰学子敛雪山冰川之圣气的地方。
从另一个角度讲，到青海各州县去当州长县长，还是青海民院这块牌子好使！许多名牌大学的学生分到州县不是被挂起来就是本人不适应，不安心，真正能扎下来的，不多！
现在常有学生来看爸爸，与爸爸喝着青稞酒聊着天，每在这时我便又想起那些在民院长大的日子。
八卦迷阵
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猎人设计的迷宫，居然可以让人类与动物在一个迷官中捉迷藏？
走到民院后面一九八○年才扩出的操场，看到后墙边一些牧民正在收拾一个牛毛帐篷。这么早，忙着收帐房可能是怕学院的保卫人员来干涉。帐房卷起了，帐下居然奇迹般出露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家二十几个人。真难设想那看了不大的牛毛帐篷居然有这么大的涵盖能力。
站在那群古铜色的群塑面前，我恍惚又回到童年，又是那种分不清这群牧民是哪个民族的惶惑。
而每一次，站在东部农业区的干打垒式上庄廊面前我同样有那种分不清这里面住的是哪个民族的惶惑。
那一次采访嘉嘉活佛火化仪式后写了文章请塔尔寺寺主阿雅活佛过目签字，特意上看了嘉雅活佛生前捐资建的时轮立体坛城。那是一种进入迷宫的感觉。
记得那一次在格尔木，听说昆仑山脉有个浴血峰，日本、新加坡许多练功的人都到那里去吸最后一口“气”。那个浴血峰唤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有一次路过，我们便开车去找，没找到浴血峰便转向昆仑山国际猎场，转着转着，我们转入一个猎人设计的迷宫。我们的车与那些野兽们转了一会迷宫之后，终于转了出来。惊魂甫定地伏在高坡上向下看，那恍惚是一个八卦阵，我看到那迷宫中有狼有狐有高原熊还有藏羚……它们在里面转不出来。它们在里面相互追遂相互躲避、有的把有的咬伤了，有的把有的吃掉了。可是人若不小心转入，却有路标指示你迅速退出来，不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会哪一种文化，或是文盲……
不论怎样，差一点成为野兽的猎物，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差点瘫在那里走不了。
冷汗出过后，我就想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猎人这样的聪明，居然可以让人类与动物在一个迷宫中捉迷藏？那么这样的一个迷阵到底是谁摆下来的？而日月山以西藏族、蒙族人很少打猎，会不会是涌进可可西里的汉族人？会不会是东部农业区的土族？回族？撒拉族人？我有一种直感：不是外国人干的。那种聪明带着一种原始的古朴的意味。
我们没敢多看，怕天黑了，那些动物会跑出来，抬走我们的车。可是等我们终于站在一个猎人的家门口，喘出一口大气，然后消停地问猎人，居然连猎人都不知道这里有这样一个迷宫，更没法说清那迷阵是谁围下的。我一下子跌入五里雾中。是不是我们的足迹超出了地球的范围？是不是我在做一个白日梦？再一次回望那迷宫也变得亦梦亦幻，直到后来我在可可西里又看到这样一种迷宫，这段回忆才有了一种真实感。我这才明白，在我的生命中常常出现过那种误人迷宫的感受。
从那以后，许多次误人“迷宫”的感受就在我的生命中更加清晰。
可不是？每当在草原上、民院的墙边上、民院门口的杨树林中看到一个帐房——牧区来看儿女的藏族、蒙族同胞总是住不惯民院的楼房，尤其喜欢在民院大门外两边的杨树林中搭帐篷住，我都有一种转入迷宫的感受。因为我总分不清是哪一个民族的。因为青海藏族、蒙古族多年混居相互影响服装差不多，并不是舞台上那样分明的。每一次我们都猜。那一次我们猜是一个藏族的帐篷，可是过去问才知是蒙族。还有一次我们打赌说是蒙族的帐篷，可那个人却强调自己是哈萨克族的。从那以后，看到一个帐房时，我就想“这帐房是蒙古族的还是藏族的还是哈萨克族的”？别忘了不论什么民族，只要是牧民基本都住帐房，只是藏族、蒙古族占多数而已。
总也是站在帐篷前恍恍惚惚。
每当在东部农业区看到一个干打垒式的庄廓，那种看迷宫的感受更加清晰。是土族的还是撒拉族的？是回族的还是藏族的？——东部农业区各少数民族杂居，除城镇少数人住瓦房楼房外，大多住的是干打垒，不论是什么民族。比如我母亲下放的民和我下乡的互助，那些混居的藏族、蒙族、土族都住的是干打垒。五十公社的土族的庄廓相当高大宏伟，场是圆的，一个一个如森然的小古城堡，是好区别的。可是更多的土族人的庄廓与汉族人的真的没什么两样。别忘了不论是什么民族只要是农民基本都住干打垒，只是汉、回、土、撒拉族占多数而已。
总也是站在“干打垒”前迷迷糊糊。
就如在民院我常常的分不清一个美丽的姑娘是维吾尔族的还是撒拉族的；分不清一个英俊的小伙儿是土族的还是回族的……
正因有了这种走入迷宫的感觉，促使我去了解这迷宫中的人。走入迷宫，才发现这些迷宫中生活的人也是“迷宫”。
在青海这片土地上：藏真藏；蒙古真蒙古；土真土；回真回；撒拉真撒拉。
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个民族真正的骨性。各民族的“真心英雄”在青海。
因为这些民族在恪守的同时相互影响。是耶非耶，这之间留下了无数的空间。
这是怎样几个大的以省为大本营的民族的碰击与交合。这种交合就有许许多多历史的渊源让我去探索。
从张承志笔下你可能了解穆斯林，从马丽华的笔下你可能了解西藏……可是你却无法了解多民族云集的古战场青海。光是在青海最独特的土族其源考最少就有八种以上的说法，正好是一个八卦，按八卦原理，每一个民族的向上追溯都可推出一个六十四卦，算出的或许正好是整整一个中国一个世界。
人们了解西藏容易，内蒙容易，宁夏容易，新疆容易，可是没有人想过要了解多民族混居的青海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青海是各民族间的一个结，只有在这个结中才有各个民族真正的隐衷。
你可能了解西藏的藏族、内蒙古的蒙民、宁夏的回民、新疆的维吾尔族、四川的羌族，可是你却无法了解青海的藏族、蒙古族、回族、羌族……反过来，你了解了青海的藏族、蒙古族、回族、哈萨克族……却可以更好地了解西藏的藏族、内蒙的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四川的羌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但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你可以设想一下：被一个一个民族的历史推出与抛弃的人物会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物？青海宛如一个西部历史的舞台，上台表演的都是各个省各个民族的怎样一些人物？他们最起码当是一些代表人物。就算是两头的人物不是“败类”中的“败类”也当是“精英”中的“精英”。了解一个人一个民族并不仅仅看在和平稳定状态下。了解一个民族不仅应当了解那些“中间人物”更应当了解那些“两头人物”。“危难中知真性”，不是吗？
也就是说了解藏族你必须了解青海的藏民，这种处于各种矛盾交织点上的藏族你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了藏民；了解蒙古民族你必须了解青海的蒙古族你才叫真正地了解蒙古族……就如了解一个“家”光了解“家”里的人并不能真正了解这个“家”的内含，你还要了解在外流浪的人，你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家的“内幕”与“隐衷”。
道理很简单，了解一个民族，不仅是在和平的环境下更是在动荡的环境下。了解一个人不仅是看他（她）在家里更重要的是看他（她）在外面的流浪生涯。而一个民族的“个性”也只有触及本性时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血与火的冲突淋漓尽致地融合交汇后，仍是这个民族特质的才是这个民族最本质的特质。
你似乎是了解了青海的某个民族却又似乎总也是不了解，这就是青海的民族给你的最独特的感受。那是多么真切的感受！恍惚是走进了多民族形成的迷宫中，那是怎样的一种昏昏乎乎的感觉，自从你进到青海这片土地。
对的！这片土地似乎不是藏族的，似乎也不是蒙古族的，似乎也不是回族的，似乎不是土族的……似乎更不是汉族的，可是这里生活着的却是真正的藏族，真正的蒙族，真正的回族，真正的土族……真正的汉族。
追遂民院校花
我记得她们那各种美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她们的美丽都似是雪莲花被透明绒毛包裹着，带刺的羞涩中流淌着青海圣山圣水的山水脉气……
民院学生楼西就是古旧的青砖大礼堂。就在我走向大礼堂的那一瞬天空飘起了小雨。我独自走在小雨里，我想去看看我小时钻过的门洞；我想去看看我上大学时坐过的红木长椅子；我想去看看我们演出时换服装的后台……可不是！民院学生宿舍楼西面的大礼堂，曾带给我多少欣喜欢乐与多少美好时光。
那大礼堂的舞台帷幕重重如同一个高寒坐垫植物，一次一次盛开过怎样美丽带刺的野花。可是现在如进入漫长的冬天，似乎是整个儿枯萎了，再也不会盛开了。我的心里有些儿怅然，我想起了那些美丽的校花。
我记得小时民院每月大礼堂都有文艺汇演，各个系出节目。
民院六十年代时系不叫系而叫社教大班，后来才改成少语系、政教系、中文系、数学系。大班之间竞争相当激烈。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而每一个社教大班都是由青海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学生组成。会演的舞有藏舞、蒙古舞、新疆舞、撒拉族舞、土族舞、朝鲜族舞……而各个民族的舞基本就是由本民族的青年自己来演。那服装给我印象深的是藏族长袖裙前面的五彩的氆氇“围裙”；蒙族的对襟马卦；土族的五彩衣；撒拉族与回族多是男的白帽帽、小坎夹，女的大襟衣彩裤前面一个围围……而这些选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个个能歌善舞，都是玉树、果洛、海西、海北、海南等州选出的拔尖人物，再加上民院舞台的灯光背景服装都是一流的。每一次汇演都会冒出几朵校花，几匹俊马。
各个民族的舞还有不同。如玉树的藏舞有卓舞等；互助的土族藏舞有安昭等……
这种演出对我太有魅力了！民院礼堂的红木长凳子是活动的，在无斜面的地面上排成一排一排的，若坐在后面我们小人根本看不见。每一次演出前我们这帮小孩都早早地去大礼堂占位置。有时礼堂门还不开我们就从礼堂的窗户门缝中钻进去。经常是人摞人地上，头对头地钻。有时把门把的严，我们就嘴甜得如同抹了蜜一般，什么都肯叫的。童年的许多战争就是由占位置引起的。为了占的位置多一些，我们常常是粉笔、砖头十八般“武器”全派上用场。为怕占不住我们还常常聘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给我们压阵：扎西、尖措一类都给我们当过保镖。有时我们小姑娘们还会手拉手地在台前围出一块地场，惹得看节目前学生先围着看我们。少数民族学生跟我们一样好奇心重。就这样，我们常常能占上前几排中间的好位置。
那节目真是好看极了。更好看的是那些身着粉粉绿绿服装的少数民族少女。在台上她们真如仙女一般飘逸美丽。
玉树卓舞甩长袖子时有一种汉族人学不来的大胳膊腕动，带着山鹰的矫健。
土族的安昭中有一种汉族人学不来的况味。
……
特别是当那些校花脱下演出服穿上自己的节日盛装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带着太阳紫外线味儿草原格桑花味儿的美丽呀！
而民院的校花总是不同的民族换着：一会儿是藏族的卓玛，一会儿是蒙古族的娜仁花，一会儿是维族的阿依古丽，一会儿是回族的马丫，一会是撒拉族的古古梅，一会儿是土族的尕石儿，一会儿是满族的李玲玲……
各民族的美有不同的感觉：藏族少女的脸有一种拉长的感觉，目光总是怯怯的，里面却闪烁着美丽的野性，牙总是极白的；蒙古族少女有一个奔腾的感觉，颧骨总是稍高，目光总是伸向远方，动作总显出种男人般的潇洒，那美丽有一种风般的动感；土族少女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感觉，目光是不敢正视的，却带着一种火辣辣的余味儿；撒拉族少女总也是生动的斜睨，闺房中捂出的美丽总给人一种羞涩涩的感觉，如同一枝带雨的梨花儿……
看节目时可能是我全身心地投入，神态如醉如痴，样子傻傻乎乎，到了极点反显出可爱，以致于每一个节目的间隙我都听见有人在问：“那一个尕丫头儿谁家的丫头啊是哩？”“毛高回老师的尕丫头儿呵，是哩！”“啊呀！心疼着！心疼着！”——我想不出小时眼睛一大一小一单一双、噘着厚嘟嘟嘴唇、又拗又倔，忘情地跟了台上的演员哭哭笑笑的黄毛丫头怎么会是“心疼着！心疼着！”以致于那么多的学生看完了节目记住了台上的演员也记往了在台下痴痴看节目的我。恍惚她们是台上的明星而我是台下的明星。
一个全身心投入看节目的小姑娘也可以是一种可爱吗？我不知道！
于是我就有机会置身于那些美的明星中。
于是那些校花们总也是这个带我玩，那个带我玩。
她们会送我各种的小礼物：一个羚羊角、一朵风干雪莲花、一个打磨的骷髅项链、一个麝香，一块昆仑玉、一个唐古拉水晶球、一个鱼骨化石、一个贝壳；还有吃的：一把曲拉、一根冬虫夏草、一块酥油、一个糌粑……还有一次送我一个完整的野骆驼的骷髅……
有一次我病了，一个藏族校花达娃还送我一盒藏药珍珠七十。
还有一次暑假回来，蒙族校花达娃给我带来一大把永远开不败的淡淡透明的坎巴花。那点点的小小的坎巴花散发出泥土的清香，荒原的温馨，令我如醉如痴。
我记得她们那各种美丽中的一个神圣的特点：那就是她们美丽都被绒毛包裹着，带着青海圣山圣水的山水脉气，还有她们的目光不论是怎么羞涩都带着一种野味儿。
卓玛是民院少语系新来的学生，她的家就在可可西里附近，冬草场就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内。卓玛的美丽那是怎样的一种美丽呀！每一次望她都望痴了过去。知道高原气候严酷这样的美更会转瞬即逝，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记得最清的是她的脸上如梦如幻地长着许许多多透透明明的汗毛，在太阳穴打出两个旋儿，在额头探出一个尖儿，在玉颈上形成一些波浪。如同绒毛细刺包裹的雪莲花，如同山水脉气凝聚的绿绒蒿。那是怎样的一种圣洁的美呀！内敛太阳能、风能、电能、势能、动能，让人感到一种格外的清新。从此；可可西里就如卓玛一般在我的感觉中毛绒绒的。
那一次我忘了上学痴痴迷迷地跟了藏族少女卓玛一直走到西门又跟着走回来。不知不觉中走了四十多里——民院位于西宁东郊到西宁大厦约十里，到西门约二十里。走到后来，小卓玛似乎也习惯了身后有一个小小尾巴，走一阵子，就转过头来看我一阵子，看我是不是跟上了她的步子。那一天风雪在清冷的公路上来回扫动着，如同天地间隐现着一个狐狸的大尾巴。
后来我在民院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数学系七七级一班姑娘参加汇演的是新疆舞《库尔班大叔》，由团支部文艺委员乔世伟扮演第一任库尔班大叔，由我领舞，参加演出的有女生张青豫大姐、任青玲、严慧英、陈丽君等，在五楼会议室试演时就在数学系形成一种热效应。后到学院演出由学习委员熊涛扮演第二任库尔班大叔，仍由我领舞，更是台上台下热情洋溢……
没有人知道在台上领舞的我舞台灯一亮根本看不清台下的观众，我只看到美丽的卓玛在我的前方扑扑朔朔……
生殖崇拜
昏溟中，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青海民和脑山那个小山村，我跟了一个不认识的阿始去拜那族里的神，小径两边一会是土葬的大石唇，一会是水葬的三岔河边泥昙子，一会是火葬的土馒头窑，一会是天葬台的玛尼墙，一会儿是那石砌的围圈中“火坟场”上供祖先灵位的小木屋……我拜的那个神盘腿打坐，服装非汉非藏非蒙古非土……手里捂了一个石根男，那是不同的民族崇拜着的一个共同的“且”字，那是一个地道的生殖崇拜物。
民院教学楼东现在修了几十栋教职工宿舍楼，其中只有六栋是“古老的”教职工楼。我家就住在最东头的第二排那栋楼的一楼。向我住了十几年的楼房走去，禁不住思绪万千。许许多多往事重现。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工宣队来我家动员，动员我母亲下放到青海民和脑山区。当时，我妈妈完全可以不下去的。我的同学刘连英的母亲，朱秀英的母亲，赵海霞的母亲等都在动员行列。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可是，我家与别人家不同，我家成份不好，爸爸又是自杀院长的秘书，院党委成员，社教大班负责人，当时正失势的“延安战斗团”的政委。于是，我的妈妈被民院的一辆大卡车送到了几百公里远的青海民和甘沟脑山区。
青海的“生殖崇拜”中有很浓的“传宗接代”的成份。关于“生殖崇拜”，在西宁时我就知道一些，可是真正了解“生殖崇拜”，就是在我跟母亲到民和脑山区之后。
西宁人对生殖的崇拜还是比较含蓄的。比如我们民院的子弟，学生有好多个叫“朱秀英”的女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学。有一次我的这个叫朱秀英的同学对我说：“知道朱秀英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猪喽罗”之意！青海人把‘老母猪’就叫朱秀英。我母亲希望下一个能生个男孩，是指望我把家里的活儿都揽了所以才给我起这么个低贱的名字！”朱秀英一席话说的好伤感却让我好生新奇。青海西宁唯一的郊区县大通县老爷山西北悬崖之中有一“老虎洞”里塑有吊睛白额虎和子孙娘娘，求于者纷纷到洞中焚香祈祷。洞的右边有一门，凡求子者深入其中，于幽暗中伸手摸索，若摸着红鞋说明会如愿生子。约生子后再做一双小鞋来还愿。洞里的香火不断，据说在文革十年都没断过。
《青海日报》社编辑陈元魁老师是青海人。他对我说他母亲就是在“老虎洞”中摸着的“他”。他母亲摸进“老虎洞”中，可是，不是摸小鞋而是摸“小娃娃”。子孙娘娘的身上塑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小娃娃。他母亲在子孙娘娘的身上摸呀摸呀，小娃娃虽多可是都被求子心切的人系上了红线，他母亲终于在子孙娘娘的下身摸到了一个小小的娃娃。并且是个带小把儿的小娃娃，便用红线套住了这个小娃娃。
他母亲回来后果然怀孕生下了他。只是可惜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陈老师的故事让我惊叹不已，难道天地真有灵？
青海七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五百万人，且多集中在东部农业区。一九四九年，青海人口才一百四十八万，比中国人口最少的西藏才多四十多万（西藏一九五二年的人口一百一十五万），这在内地人眼里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一过日月山经常是车跑一天见不到几个人，总也是不得不停下车来给那些闯到公路上的悠哉悠哉的狼、黄羊、牦牛让道。或许正是因为地广人稀，所以青海人大多对生殖顶礼膜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在青海黄南州同仁县一个村子每年六月六，有生殖崇拜活动。
青海西部的人口经常是负增长。玉树、果洛人口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九下降居然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与靠近的西藏类似。西藏一七三七年人口八百多万，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时人口仅剩一百一十九万……”
我的母亲一九七九年下放青海民和脑山区。那是一个包围在少数民族中的以汉族为主的小村庄，各种风俗似汉非汉。乡亲们一看我母亲只有三个女儿，目光便变得怪怪的，接着房东忠全哥来认我母亲做干妈。原来按当地汉族人风俗，凡是没有生过男孩子的女人如果死了是不能土葬入祖坟，需要火化，因为火是可以烧死灵魂的。道理是这样的；人死了阴魂不散，如果人士不仅会变成美丽的“僵尸鬼”夜里出来诱惑男人害死男人而且还会再一次投身转世害婆家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必须火葬。这里的火葬与青海其它地方的火葬不一样，不是人人都火葬——如羌族人。这里的火葬不似藏族人最尊贵的活佛才能享受火葬。这里的火葬是带有一种惩罚性的，不孝无后为大。
这种葬法是与非正常死亡的人是一个葬法。也就是上吊死的；被枪毙死的；犯族规死的；残废人死了；不孝儿女死了；月子里产妇死了……都不能埋人祖坟需实行火葬。
没有生男孩子的女人火化后，若有后人，就把骨灰交给后人，后人拿到祖坟，在坟圈外埋一个拳头大小的小包——一般是埋在丈夫脚下；若无后人，就随便地将骨灰埋入田埂地边的沟坎中，蹚平。
可不是？那巨大的祖坟，与拳头大的乱坟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不是？那宠大的祖坟坟园，与沟沟坎坎中的“隐坟”形成巨大的反差！
刚去甘沟那一阵子，到处都在传说，一群狼刚把上庄的一家无儿的“绝户”给拖走了。我们远远地看半山腰上庄的那户人家，果然就看到十几匹狼围着那个烟雾迷离的庄廓转悠。
更奇怪的是那土法上马烧人的白烟，似乎永不肯飘走，只是与民和深山那漫天的鸡毛一起原地打着转转，如野狼围着小山村打转转，带给人那么一种白色的恐怖。
当地人自觉而严格地按生没生男孩子执行士葬与火葬法则。可是当地人都与我们一般十分恐怖火葬，人人都怕被火葬。五十阿大得了癌症，本来截肢就可以活下来，可是为了能土葬入祖坟宁肯癌扩散死了也不愿截肢怕被火葬。似乎是为了怕被火葬，庄里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守族规、法规。似乎是为了怕被火葬，庄里的女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传宗接代”当成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每一个女人都以生儿为荣。
似乎土葬与火葬之间有着高贵与低贱神秘的界线。
想不到美丽健康的女人就是因为没生男孩子死了就和那些村里的“渣子”一个样的葬法。而深山的农户人家认为所有的不幸中没男孩子被认做是最人的不幸。可怕的不是火化本身而是火化形成的那种压抑的氛围。
可不是？哪一个民族没有儿子也没有恐怖到这一步，恐怖到需要用火烧的程度。
从来不知道没有生过儿子会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母亲一向好胜，年轻时绣花什么的方圆百里都很有名；在民院印刷厂干合同工时技术也是数一数二的。怎能因为没有男孩子就“沦落”到和社会上的“渣子”一个样？妈妈的心里闷着一口忧郁之气。
看到我的母亲没有男孩子，便有那么多的善良的婀娜们来同情母亲。人在困境中最希望的是同情最害怕的也是同情。别说是母亲就是我都一下子感到母亲可怜兮兮的。
有次我病了，昏溟中，恍惚有一个阿姑说带母亲和我去拜见族里的一个神。前路一片迷蒙，似是通向远古，似是通向开辟鸿蒙那一团朦胧星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小径两边一会是土葬的大石唇，一会是水葬的三岔河边泥昙子，一会是火葬的土馒头窑，一会是天葬台的嘛呢堆，一会儿是古老的“火坟场”上供祖先灵位的小木屋……我拜的那个神似是一个女性盘腿打坐，服饰非汉非土非藏非蒙古……坐在一个巨大的石莲上，手捂着一个巨大的石柱——石根男（生殖崇拜物），形如一个“且”字上刻有三角绳纹、饕餮。石雕人与石根男构成一个“祖”字。石雕人在月光下投下的影子如同一个巨大的子宫，不同的民族崇拜着的一个共同的“且”字。那是一个地道的生殖崇拜物？如同我们汉族的“祖”字。
昏溟中一切一切都有一种围了那一个石根男旋转的感觉。
观点最先进的是汉族，我没想到观点最落后的也是汉族。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面对生存的艰难，青海的藏族蒙古族实行天葬，企望插上翅膀超越凡俗；实行土葬，坐灵轿希望进入西方圣殿。不论以什么方式藏族蒙古族的葬仪”是人人平等的。”
青海的回族实行土葬，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律几丈白布，几掬黄土，就连坟的大小都一样。最近回青海西宁，清真大寺的一位穆斯林教徒对我说：“我们回族没生过男孩子的女人死了跟其它死了的回族人的葬仪待遇完全一样！生孩子死的女人葬仪待遇高些！因为她受了苦，真主会给她最好的回报，她的这种待遇限为伊斯兰人民作战牺牲的人是同等的。
青海的古羌人，实行火葬，希望来世转身为力大无比、人人惧怕的老虎，战胜灾难。而这种转世的权力，除了酋长仍是男女老少人人平等的。
……
唯有各民族之心上的汉族人，对最柔弱的设生过男孩的女人死后与上吊死的、被枪毙死的、犯族规死的、残废人死的、不孝儿女死的人一般实施与正常死亡人不一样的葬法，唯有汉族人。
渐渐地，妈妈常常地望着山谷发呆，那火葬的白烟越来越多，那白烟中总隐隐绰绰着一些似鬼似人的影子，那被越来越浓的宗教气息包裹得越来越神秘的小山村就那么在白烟中沉浮。那山野中野狼的泣嗥与各种传说也在那白烟的笼罩中显得越来越阴森。
说不清是乡亲们的观点形成的氛围还是氛围形成的观点。大自然在这荒凉之处显出自己的力量。这力量在高山中回荡，在深谷中萦回，在地下呻吟，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是那样的撼天动地。人在那力量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柔弱。每当夜魔降临，世界尽头恍惚唯有我家一盏灰暗的小酥油灯，由不得我不想起“昏惨惨似灯将尽”这样的诗句。
望了母亲与我们相依为命时投在土墙上的巨大怪影，禁不住顾影自怜。在越来越多的乡亲们的关怀与爱护下由不得你不变得多愁善感。
本能地求助于一种宗教，以宗教来安抚近乎于崩溃的精神世界。本能地渴望一种阳性的支柱，以阳来中和太盛的阴，以阳来支撑一个女人实在支撑不起来的天，支撑那几乎粘在一起的茫茫黑夜。那阵子跟在妈妈身后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自己的头被压出一个“凹”，如同一个月牙儿。
爸爸虽然因我是一个女孩曾想与母亲离婚，可这似乎是我二怕的意见，并不是爸爸的初衷。大巴山区虽然也重男轻女可还没有听说过没生过男孩的女人就不能人祖坟这样一说。爸爸还是写信来劝慰妈妈：说自己是中国人大的研究生学马列主义哲学的，现在想开了有没有男孩无所谓，说妈妈有缺铁性贫血再要孩子就等于拿生命做一次赌注。
那些安慰的话儿一到深夜就显得那样苍白，如同飘落的几片枯叶儿，挣扎游泳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妈妈拖着我们似挣扎在黄河的激流之中，不时从水中伸出手想捞住什么，拼命把鼻子冲出水面，以呼到一口空气。
总也听说黄河就在不远的地方，总恍惚听到了黄河的波涛声，可是却总也看不到黄河。从那以后妈妈常常祈求神灵让自己能生一个儿子。有一次半夜我忽地从梦中醒来，看到虔诚祈祷的妈妈竟如一个神圣的雕塑，我惊得久久喘不过一口气来。
妈按当地习惯在大门口放一盆水，一把刀，一堆火以禁阴灵人内。
我们与妈妈常常相对无言，泪眼凝噎。妈妈更爱我们，可是这爱使我们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我觉得妈妈可怜，觉得心里疼痛难忍。我的眼前总仿佛飘忽着鬼影憧憧。那时我尽量摹仿一个男孩子——把头发剪得短短如同狗啃一般，有意无意把脸抹得黑不溜漱，可是内心里却比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脆弱。
妈妈就是在青海脑山里感到那种恐怖受了那种刺激，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缺铁性贫血，又怀了我弟弟。妈妈在青海民和实在不习惯，又带着我的小妹妹回到了陕南大巴山，我与姐跟爸爸留在了西宁。
我的眼前又闪过妈妈临盆时那脸上的汗水，又想起小小的妹妹怎样一个人在黑黑的大巴山中拿着火把去叫接生婆，又想起妈妈背一个抱一个在大巴山崎岖的山道中爬行的情景。
多少年以后，有一次到青海农村，我又一次看到了我小时拜的那个生殖崇拜物。
那生殖崇拜物从上看如同是一个日月同辉的图腾，而侧面看还是如一个“且”字。这，更神秘地诠释了“男性中心论”在青海的位置。
再看那朝拜的人还是非藏非蒙非土……就如各个民族围了青海之心旋转，可是青海不能转一般。而这似乎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青海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位置。那是不同民族的共同崇拜。
而侧面看到的“祖”字更是构成一种神秘的立体图。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图腾文化与外来文化这两个意识，使我对这么多年一直被忽略的青海文化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只有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感到自己太过于渺小时，才可能转而对生殖顶礼膜拜，才可能把生命的悲凉转给没有生男孩的女人。只有生存环境太过于艰难之时才可能把没有生男孩的罪过都归咎到女人身上。而青海恍惚就是生殖崇拜之心。
“且”的切面当是圆的，当是甘青构成的图腾——从这一角度当可进一步论证图腾文化的存在。
各民族的“胎心”
青海脑山的那个小山村总也沉浮在一片散不去的白烟之中，而最让我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当地围在各民族之心上的汉族人土法上马的火葬仪式，而最让我不明白的是最美丽的阿姐死后为什么要和残废人、被枪毙的人、自杀的人一个样的葬法？更可怕的是……
那是十多年前，西宁文联在我母亲下放过的青海民和县召开笔会。秋玲、建平、慧敏，我几个爱玩风玩土的年轻人结伴去看民和城中那些“守城的鬼”——当地人对我们说：“我们这没啥看的，要看的话，你们就去看一看民和城中间那些守城的鬼！”“坟在城中间”？“鬼守城”？我的兴趣飞跃而起。
说是城中间，倒也玄了，原来这片汉族人的坟地是大山的舌头，它伸进小城大约是想尝尝人间的烟火味儿。
坟，越“走”越大，宛如人的嘴唇。“唇”均厚厚的，唇线是用碎石勾勒出的，有的唇上是碎石拼出的太阳花，弯月亮。这些“唇”的中缝似就要开启，话头又被强咽了回去。
不约而同我们停在一座小巧玲珑的石唇前。这石唇如完整的大石上刻满甲骨文，“文”中钻出簇簇青葱欲滴的绿草，宛如朵朵绿花。一阵风过，其它的坟上枯草伏动，唯有这坟上才有的“青草花”纹丝不动，显出一种圣洁。
转过身子，就在这美丽坟的旁边我们又看到一座丑陋的坟：黑森森的塌陷的坟面上堆着带刺的黑铁丝，十几个黑楔子紧绷着一个带刺的铁网网在坟上，似乎怕魔鬼从坟中爬出来抓人，令人毛骨悚然。
“这美丽的坟中一定埋了一个美丽的姑娘！那丑陋的坟中一定埋了一个丑陋的罪犯！一定是这个丑陋的恶犯杀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大家猜测着。
我耳畔忽想起房东尕嘎（哥哥）的声音：“我们这的汉族死者如果是丫头，结了婚没生过儿子的女人，正在坐月子妇女，非正常死亡的人——如犯了族规、吊死、枪决的人和残废的人，都不能入祖坟，也就是不能施行土葬，要进行火葬。可是我们这个青海脑山没有正规的火葬场。于是便用土办法火葬。”这声音那般缥缈、悠远，但却那么真实。美丽的健康的无辜的女儿们意外死去居然与那些罪人那些病人那些丑陋的人一个样的葬法。这是现实。一个联想不可控制地冲出我的唇：
“不对！你们全清错了！这座丑陋的坟中埋的才是一个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能有这样一个丑陋的坟都算不错了！”
我的耳畔又想起一个久远的声音：美丽的姑娘死后若不实施火葬，会变成美丽的僵尸鬼，夜里出来诱惑男人甚至害死男人。”迎着那针般刺来的嗔怪、迷惑，我感到自己的心立刻被痛苦扭成一个麻花，慌乱中，我给大家讲了在那遥远的民和大山深处的故事。
我想起美丽的尕枣阿姐，那“朝饮‘马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尕枣阿姐，我的心里是隐隐的痛。二十年前那种压抑这会儿居然那么真切，我又有了那么一种找一个山头爬上去站上去对着世界放声呼喊一阵的欲望。
还是在我的妈妈被下放的青海民和脑山地区，还是那在土回藏蒙古撒拉族混住之心的汉族人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的风俗。那些汉族人会说土藏蒙古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会唱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歌。可是，这些汉族人说的最好的语言还是汉族语言；唱得最好的歌曲还是汉族歌曲。可是他们那天偏偏说我一句不懂的话。
那一天天白如一张纸，皱巴巴地贴在土房子上。
喇嘛念经的超渡亡灵的嘛呢经忽紧忽慢，几个年轻人就那么抬着一个装有尕枣阿姐的灵轿出了灵堂，一个提了栲栳的阿姨边走边撒纸花屑，一些年轻人挑着一长条纸花。我如在梦游一般跟了人蛇蜿蜒地上了山，下了川。栲栳里的纸花屑撒的漫天遍地。
女人们边哭边唱。房东忠全阿哥为我翻那歌词：“婀娜的冤家，呢都儿杀派鸟，气你赛行别，帮去杀旦日（你是妈妈的冤家，从此以后，你美丽的身影，从何处找寻）。”歌的每句都向下压，触动人身上最粗的心弦，使人的痛苦发散成千丝万缕，宛如走在漫漫黄泉路上。
山谷中有一个二尺多高的土台子上的一个炉膛上用土砌了一个大馒头似的窑，抬轿人把灵轿面西放上窑顶开口上。然后用红布遮了，将尕枣阿姐取出灵轿放入窑内，接着把灵轿放入柴火中。
阿捏们把头凑在一起一卦说“尕枣丫头阿门这么孽障。”
尕枣阿妈已哭晕过去几次，为什么人们还要把她扶了去让她去面对自己根本承受不了也根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撒下的红布、灵轿被扔进柴堆，有人提了一大桶熬化的酥油倒入窑中。
火着了，白烟，悠悠袅袅地从窑顶上烟道中飘出，转了几圈，缓缓向人群移动，先是嗅到一股柏树味儿，接着嗅到了一股让我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忘记的奇怪的味儿，再接着我就看到那久久萦绕不肯散去的白烟——从此那白烟就在我的生命中萦回二十多年再也没有散去……那是怎样凄凉的一种氛围！
白烟就那么飘着，飘着，飘到那儿，那儿人的脸上的表情被抹去。白烟越来越多，环绕着人群，久久不肯散去。只看到烟曳动，可是却看不到烟飘走。似乎可数清那烟有多少丝多少缕。白烟迟缓地把一种使人发闷的悲凉与那种怪味儿渐渐渗人人的骨髓。人们木讷的脸上慢慢浮出了仿佛是木刻刀雕的沧桑痕迹。
“扑哧”一声，似有水浇在火上，火灭了，似有魔鬼张牙舞爪地在火中扭动，爬出来窥探了一下又钻进去，黑烟一下子似毒蛇从窑的缝隙爬出。一阵黄土飞扬，颤动的土馒头上竟冲出一个似是拳头的什么。
尕枣阿姐的婀娜“啊”一声就眼珠倒插，口吐白沫，惊死过去。
人群一下子炸开了，有些人逃跑，有些人跪下“咚咚”地叩头，弄得满身满脸都是黄土，恍惚是被冥冥中一股巨大的力量操纵着做机械运动。一个冲天的黄风柱子扭动着，闷闷曲曲带着怨怅，历史恍惚退回远古。
总也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恐怖，总也不明白为何那些土涌会那样仓惶。
他们在跑，跑到哪里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只有喝着酒烧着火的七十梅阿大们不能跑，他们肩负全村人的愿望，若姑娘一次烧不完，会变成残缺的鬼，不仅她的家人会痛不欲生，而且那样的鬼会更加可怕。
七十梅阿大猛喝一口酒，晃晃悠悠地把酒瓶呼呼地转了十几圈，在土窑上乱击一阵子，似乎怕土窑中再冲出什么。我像被凉水激了一下，小身子一激灵，转身拼命跑。顶在头顶的方巾飞了，我的头绳飞了，暮色已伏在山后，可是脚下踩的似乎就是虚飘的白烟，踏上去又柔乎乎地飘回原地。跑了许久，当我发现我仍在原地转时，我一下子瘫在地上。这一瞬，山、村、田似乎全部消失了，唯有白烟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天地间那么静，我像倏然变成了聋子。白烟排挤着氧气，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身上。
我的视觉恍惚了，耳畔梦一般地响起尕枣的歌声，仍旧是童稚金声的开头，转入粗犷嘹亮的女高音，尾音带着吵哑的野味；依旧是那千万条细线般羊肠小路在山上隐现；依旧是黄土色的山黄土色的地黄土色的空气；依旧是露珠儿在长睫间隐动；依旧是漫天漫地的鸡毛；却是在散不去的白烟中起伏：
黄芽白菜朵朵儿大／绿韭菜／嫩闪闪儿地长了／千留万留地留不下／……泪涟涟地想了／……
而这个小村在藏蒙古回土撒拉等民族的包围中，藏族蒙古族天葬水葬，回族撒拉族维族土葬，羌人火葬“捡骨掩之”……都没有对自己意外死去的女儿“另眼相待”。有一次一位藏少女吃安眠药自杀，天葬后神鹰纷纷坠落，因此废了一个天葬台。可是藏胞们仍是没有对死去的女儿们“另眼相待”，一律改为灵轿土葬。少数民族聚集区都没形成这么阴森的氛围。汉族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在深山中再相遇时竟恍如隔世了呢？不为什么，也不再乎采取哪种葬法，而在乎人人都是平等的。若天葬一律天葬，若水葬一律水葬，若火葬一律火葬，只有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故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可怕的氛围。羌改士后，许多老人还要求火葬，认为火葬是最神圣的一种葬法。而活佛的火葬那是最圣神的一种仪式……只有不到一岁的婴孩死后，葬入岩洞中，称为崖葬；装在木笼中放到三岔河中冲走，称为水葬。那么小的孩子并没有经历，这一点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各种葬法因地制宜。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不平等上。
据我了解，东部农业区的汉族对自己死去的女儿有不同形式的“另眼相待”。比如我下乡的互助许多沟中：没出嫁的女儿死后不能人祖坟。祖坟是一个方场。女儿们或是埋在方场外，或是埋在乱坟坡，或是埋在沟沟坎坎中不留坟包……
有一家从四川逃难来的流民在民和脑山中落户，不幸女儿病死，按四川汉族人风俗这家人拒绝火葬而将女儿土葬。一年后，村里死了一个小伙子，四川一家人被村里汉族人一顿痛打，女儿的坟被起，年方十六的少女，暴尸荒野。二年后，村支书的儿子跌死，四川一家人又被打残两个，赶出村。
汉族包围在火葬天葬水葬崖葬之中，唯有本当是最开明的汉族对他们的女儿不一般，唯有汉族有区别，这为我们自以为了解的汉族又打上了神秘的胎记。可能没有人想过观点最先进的是汉族，观点最落后的也是汉族，真是多民族包围的汉族之心。这是不是青海图腾文化的又一诠释。
可是为什么唯有各民族之心上的汉族会让美丽的姑娘与别人不一样的葬法？仅仅因为生存环境的严酷？
一阵风过，一阵稀疏雨点斜斜落下，那一张一张石唇，仿佛嚅动起来，我已听到了那嗡嗡的胸音，但终于什么都没有说出。石唇颤抖着，欲诉无声，欲说无声，只有默默，唯有默默。岁月悠悠，这唇只在证明她们在隐忍，这是怎样一种怨怅！那些风雨中瑟瑟的枯草，只是为坟平添了几分萧索。
小路俏俏逃遁了。那洞穿了存与灭、生与死、荣与辱、衰与兴的黄土地为什么要把这千千万万、重重叠叠的唇惊心动魄地展现在我眼前？
大地，苍茫的大地，又归于更深的沉静，静得似乎有闷雷自远山传来。
十几年前的那种压抑这会儿竟是那样真切，那是心区一种圆面积的疼痛，那是走不出的阴霾，那是山野间永远飘着却总也原地转圈儿漫天的鸡毛。
我分辨出那生疼的压抑中有一种强烈的想说话的欲望。
我抬起头来环视那些雾中的山，那一排排古朴的图腾，寻找那一座座古朴的俄博，谛听穿越时光阵阵传来的野狼的长啸，寻找一座爬上去可对着世界放声呼唤一阵的山头。
多少年以后，在我重写这篇文章时，为了落实一些细节，我去采访一位家在我母亲下放过的青海民和脑山地区、工作在青海省委党校的朋友秦。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小伙子似被重霜打了，一蹶不振。他到底经受了什么？他到底看到了什么？那个潇洒不羁的他哪去了？那个在民和药水泉山溪水中给我寻找根雕、石头制作盆景神采飞扬他又到哪去了？那个幽默风趣的他又到哪去了？追问半天他才告诉我他心爱的美丽的小妹妹不知为何跑到民和关亭公社大山上的高压电杆上上吊自杀，也是实施火葬。他对我说：那样的场面我都承受不了，妈妈是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让她正视的……那天没让她老人家去现场！他的目光迷蒙了。他的心中隐疼传给了我，使我很多天不能释然。
我想起我母亲下放时的房东儿子忠全哥说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能力改变汉人的那种风俗，我们只是希望那落后的脑山里也能建一个先进的火葬厂。
这，由不得我不对二十年经历的那些事情进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思。
每一次事件的纷起源自于心里有“火”，而这“火”难道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美丽的汉族少女如这各个民族的“隐患”“隐衷”“隐痛”一般被烧掉。各民族一切的心态都纠织凝结在女儿的生命中，而文化本就是阴柔性的。
这个贫困山区的人们生存的不安定感，他们对大自然的恐怖感，他们怕被淘汰的危机感，他们怨怅与时代的距离感，所有隐衷的集成电路，都被他们转移到比自己还柔弱的自己的女儿身上。而这正是青海的各民族外来文化形成图腾文化“胎心”的又一次强烈的佐证。他们烧了自己死去的女儿就如烧了这个集成电路，也是为了消去自己心中的“隐患”“隐衷”“隐痛”，仿佛是寻求一种自我解脱，以便更坦然更勇敢地面对世事风雨，似乎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一种超越。
而这些汉族人这种独特的火葬方式又一次把他们的生存危机、内心不安与潜藏恐怖隐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各民族之心上的汉族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奈，渴望摆脱困境实现一种超越的焦灼，都通过对自己的女儿的实施火葬体现了出来。
在那火烧烟熏中，在土窑中挣扎的是女儿们，有谁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有谁知道女儿心里的感受？那是水与火的交融。不是吗？谁知道灵性的女儿生命中凝集的是多少个民族多少种文化的信息！可不是？生存危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归结转移到柔弱的女儿生命中。
胎心中练的是女儿，这种心态使我更深地感到探索青海的历史就如探索一个女儿的心事一般。因为土窑中是女儿在那里挣扎，那是凝集了各种信息的信息之“胎心”。
我们说“青普话”
谁也难以否认，文化的交流也是各种看不见的战争，那是各种需要沟通的信息，有时甚至以最残酷的方式在女儿的生命深处悄悄地进行。
而青海的少数民族的“外来文化”与汉族的“外来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同重重叠叠纵横交织的蛛网一般，青海文化就是这些外来文化的高度复合体。
出了民院大门，坐二路公共车向西走两公里，在青海师专门口下车，向师专对面的八一路小学方向走，就可到达坐落于八一路小学后的民院附中。那是我的母校。我的初中、高中都在那里度过。
走进民院附中校园，一股子丁香花的清香扑面而来。我忽然记起附中照壁后的那一大丛丁香花树中间是空的，里面能容进十多人呢！每当丁香花盛开之时，我们女生就钻进那丁香村里“谝闲传”（侃大山），现想起来，那是怎样美丽的一种意境呀！花影扶疏，光影迷离，树影斑斓，蝶影扑朔，少女们的情影掩没在那深深浅浅的花丛鸟语中，影影绰绰。一阵风过，少女风玲般的笑声带出一阵阵了香花的清香……只是我们身临其境根本没意识到而已。
这可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呀！
记得，有一次我们女生“偏”得正带劲，几位民院的女大学生、实习老师也钻了进来。她们说看到了照壁上我们的投影，透明的！都透过了墙！透过墙的还有丁香树影、花影！让我们出去看看！“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出于好奇，她们就钻进了我们的丁香花丛，并从此加入了我们的“偏闲传大军”。
那时，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的少女统统说一种话，那就是“青普话”。
西宁是青海文化的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你可窥探各种文化交合那深邃的内涵。而民院附中可能就似这个窗口的“窗眼”，透过这个“窗眼”，你可更深地窥探那深邃内涵中的内涵。
可不是？当你走在西宁街头，走入西宁的机关单位，听到人们说“青普话”或是南腔北调的地方话或是节奏不一的少数民族话，你一定以为这不过是“普通话、地方话、藏话、蒙古话、土话、阿拉伯话……”你一定无法渗透其中的复杂的相互纠葛的成份，更听不出里面的什么“名堂”。青海的“外来文化”也被称作是“飞来文化”。
这不仅是指少数民族形成的青海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汉族形成的青海文化同样是一个“外来文化”。青海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外来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同重重叠叠纵横交织的蛛网一般，青海文化就是这些外来文化的高度复合体。
青海大多的地方，汉、藏、蒙、土、回、汉、哈萨克各个民族长期杂居、毗邻，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交流，使各种民族的文化与风俗在保持它原有的传承性的特点外，又有与别的民族文化相似或共同性的一面。
各种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可以从各种语言的相互影响中窥见一斑。
青海人说汉话，或是外地人说青海话，或是少数民族说汉话，汉族说少数民族话，往往说不太准，被我们戏谚为：“扛炒面”（扬炒面）。于是在青海民院附中你就经常能听到这个同学说那个同学“炒面头！”或是那个同学说这个同学“扛炒面”。
这话说起来还是青海人说得最带劲：“哎呀！差来炒面呛着！呛死了！”
这就是这同学说那个同学或是那个同学说这个同学说青海话或是说外地话说得不准。
可不是？我们在青海民院附中上学时，各民族各省的同学们五湖四海地汇在一起，总不能大伙儿都南腔北调，所以常常地熔守各省地方的方言是我们的父母，而我们私下里说各种话，在正式场合就说“青普话”。那时我们自以为我们说的是标准普通话。
“糊涂拉子好看！”
有一次青海玉树州文工团来西宁演出《格萨尔王传》。
我们民院附中的一帮丫头们结伴去看。我们看到戏里面有一个藏族姑娘十分好看。看完第二天，我们钻进丁香花丛中围在一起“偏闲传”的内容总也是围着那个藏族姑娘转说到那个姑娘的长相，我们七嘴八舌：
“长着赞劲的很那！”“贼好看！”“特漂亮！”“阿呀！干散着很那！叶子麻着差来没法法！”“长的信亮！”“比我们那尕达的好看”“那眼睛真棒！”“糊都拉子好看！”“咳！那姑娘盖了”“真俊！”“差来好看死了！”“好看下子个扎呀！”“模样好地很！”“真咋的！”“灯泡亮！”“阿呀！那丫头心疼着心疼着！差来心疼死了！妈妈把她啊门生了？”……
我们正“攒”（说）得带劲，忽然意识了我们居然有这么多种语言形容“长得好看”，大伙儿面面相觑“轰”地一声全笑了。这完全是不约而同说出的，没有一点儿刻意的成份。
不仅是这么多人说出这么多种话来，就是我一个人也会在不同的场合说出这么多种话来。各个省的各种有特点的形容词会在我们“青普话”中神出鬼没。这就是我们青普话的“四不像”！如我们青海的孟达山林中产珍贵动物“四不像”一般。而且我们可神出鬼没地去掉方言味，让这些大杂烩完美地汇在我们的“青普话”中，真可谓“天衣无缝”，并让正宗的青海人听我们说的还是“普通话”。
就如我说的青普话中，一会跳出条青海的“裂尻鱼”、“麻蛇板”，一会儿跳出外地的“粘鱼”、“偏口鱼”，一会儿甚至还能跳出海里的“燕子鱼”、“电鳗”、“鲸鱼”、“鲨鱼”。
比如我说的“青普话”中有时会冒出甘肃籍女老师丁桂珍的“好得没法！”；有时会冒出东北籍李立荣老师的“贼好”；有时会冒出女友刘连英天津籍母亲的“倍好”；有时会冒出我家楼上同学武小安北京妈妈的“特好”；有时会冒出同学林凤青海籍妈妈的“差来好好的很那！”有时会冒出我陕南妈妈的“那硬是好得没法子呀！”有时会冒出土族忠全阿哥的“好的个是！”一会儿冒出对富藏族李占元老师的“丫！丫！”有时会冒出英语老师的“Very good！”……反正用哪种语言表达哪种意思连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各种用法神出鬼没，似乎是一种灵感，哪种带劲用哪种。光我一个人就有这么多种说法，何况这么多的人凑在一起。
我的同学的籍贯五花八门，比如才桑杰的父母是蒙族人、索南的父母是藏族人、曲穗玲的父母是广东人……我们常常凑在一起正而八经地说着我们的“青普话”，并不知道这“青普话”中加入了什么“外来文化”。只是外地人听了常常惊愕不已：“你们说的这是……？”
“青海阿门了！”
青海话我说的最带劲的可能就是“阿门了”。
青海话的特点是快，“切分音多”。外地人听青海人说话如同炒豆子一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句子就是这个“阿门了”，三个字一张嘴就完了，既生动而又有代表性。
青海话中的“阿门了！”的意思就是“怎么了？”只是变幻不同的语气可表达不同的内容。它成了许多意思的代名词。
比如“你怎么了？”青海人会说：“你阿门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青海人会说：“你这个人阿门这么坏！”“你长得好！”青海人会说：“你阿门这么好看！”
说这一个人是一个青海人，往往不说：“他是一个青海人。”而是说：“他是一个‘青海阿门了’广而青海方言中最有特点的可能就属这个“阿门了”了。“青海阿门了”本身并无褒贬，但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气，通过它却可淋漓尽致地表达褒贬。当然这句话有“青海土包子”、“青海乡下人”之意。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青海的外地人尤其是父母那一辈的可能只会说一句青海话，那这句话可能就是“阿门了”。这就如同民院的人不论哪个民族都会说汉族的“同志”；如同不论哪个省的教师都会说藏族的“阿乐（同志）！”一般，就如我们不论会不会外语都会说英语的“OK”，是一个道理。
“青普活”中这样的话还很多。这是受了青海本地话的影响。
有时我们青海人与外地人打群架可能就因为外地人说我们是“青海阿门了”。
有时我们青海人与外地人成朋友，可能就是因他们称我们是“青海阿门了！”
我调出青海后，大伙儿一致认为我“普通话”说的标准，可是就是常常对我语言中意想不到的时候蹦出的“阿门了”面面相觑。
“云”、“说”两字露“真容”
现在的西宁人比上海人还洋气，这点连上海人都承认。尤其是在夏天，上海姑娘子穿裙子垮兮兮的，失了形态；可是西宁的姑娘穿裙于并不是天气热要穿而是为了美才穿，有的是宁肯关节疼也要穿，所以穿出那么一种精神来。
西宁大街上穿裙子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婷婷玉立。
西宁每年只有七月有些热的感觉，这还是指室外，一进室内立刻感到凉飕飕的。所以有人说：西宁所有美丽的姑娘都有关节炎。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常常是你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青海人哪一个是外地人。与青海人呆在一起你常常是分不清哪一个是青海汉族人哪一个是青海回族人。
有些人干脆把西宁称为“小上海”，把西门自由市场水井巷称作“小香港”。西宁的服装跟潮流的速度赶时髦的进度我们在民院附中时便深有感触。那时时兴的是军装、工作服一类。
要想从芸芸众生中找出青海人或是从青海人中分出哪一个是青海的回族人，真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记得高中快毕业时，我们十几个女生在一起探讨识别青海人与内地人，青海汉族人与回族人的诀窍。
当然有一种诀窍让你将他们区分出来。
这是一个秘诀：到了西宁，你想识别青海本地人与青海回族人，别看她们打扮多时髦穿的多“占板”，别听他们的普通话说的多标准，你只需听他们说话，若把“云”发音成“甫”，那么她（他）保证是青海本地人；若是把“说”发出的音是“书”，那么她（他）保证是青海回族人，且一辨一个准，几乎可以拿世界诺贝尔发明大奖。
青海人说“天上的云”说成了“天上的雨”；回族人把“他说着哩”说成了“他书着哩”。只有从这两个字中你可能分出他们是何许人也。他们的普通话真的已说得很是漂亮。不是吗？
真是不知道为了什么？青海人说普通话时可以把所有的音都发得准准的，可是就是发不好这个“云”；青海回族人普通话说得很纯正，可是就是说不准一个‘脱”。用这两个字辨谁真是一绝。
当然青海人也有诀窍分辨你们是哪个省的人，他们也有许多的诀窍。当然这是他们的秘密，常常是“秘而不宣”或者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表”。
“不住球给了算球给！”
转眼，离开青海已近十年了，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在丁香花丛中一位青海籍女同学给我讲的“青海人的故事”。青海人说话喜欢带话把子，这使得青海话生动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
一个北京人在西宁火车站附近开了一个店，一个青海人来住店。店主一看是一个地道的青海人便来了情绪：“听说你们青海人说话喜欢说‘球’，你一句话说上五个‘球’了，我就给你住给！”青海人一听来气了，胳膊一挥，转身就走：“球！住球给了住球给！不住球给了算球给！球！牛球下子个啥！”店主一听一句话不仅说到了五个“球”而且还超了两个。店主一高兴忙招呼青海人：“回来！回来！球！给你不球住给了给谁住球给！球！别生气！住球给！住球给！住球给！球！”一下子说出了八个“球”，比青海人还多一个。结果把青海人也给逗乐了。想想在一起生活怎能不相互影响？
我的妹妹毛明清在上海财经学院上学时趁暑假去西安看青海的女伴田九龄。在公共车上，妹妹听到有两个人在说青海话，顿觉万分亲切。妹妹与四九龄正想上前招呼这两个青海人，却听到其中一个大喊：“这些日妈妈球怂们把我的包包整着阿扎去了？”（这些乘客们把我的包包放到哪去了）妹妹与田九龄一下子怔住了，正在茫然不知所措时，妹妹看到其中一个青海人用一只手指着斜前方，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闭，如同用手枪瞄准一个目标一般，一字一句有板有眼：“你往那——扎瞅！万花丛中一点绿呵！”（你往那面看，你的绿色包包在那呢！）青海人说：“万花丛中一点绿，听起来是“万花丛中一点六”，把妹妹与田九龄一下子又逗乐了：“什么‘一点六’，还一点八呢！”
“你这个怂！”
那时我在民院附中上中学时我们女生动不动就喜欢说：“你这个怂！”尤其在那个丁香树洞中。我们说着说着你推我操。你说我：“你这个怂！”我说你：“你这个怂！”
这个说“你这个怂！昨天怎么那样？”那个说“你这个怂！前天放学怎么不等等我？”
对于这个“怂”字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同学们说得多了我也就习已为常。我以为“你这个怂”就是“你这个人”的意思，不仅无任何一点恶意，而且还带有亲昵的成份。谁要是嗔怪地对你说一声“你这个怂”，那么这个人一定同你不是一般关系。
我甚至以为它与我们那时说的“温都儿县”“二温”（不理）“煽风”（讨厌）还不一样，是一个文明且带有亲昵成份的字。
同学们张口一个“你这个怂”，闭口一个“她那个怂”，且都是好朋友才这样称。
有一次回家，爸爸问我他书架上的书《青海民间故事大全》、《红楼梦》、《西游记》……是不是被我借给了小孩子们了？我一急：“爸爸！不是我借的！”爸爸说：“我明明看你拿到看哎！”我一急，脱口说出：“你这怂应当调查一下……”这里的“怂”在我感觉里就是“你这个人既然是我最亲的亲人就应当调查一下！”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没想到爸爸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比划着要给我吃板栗子：“你说啥子？我是怂吗？你能说我是怂吗？你能说我是怂吗？”吃板栗子是我的老家大巴山话，意思是用指关节敲脑壳。爸爸那气极之后龇牙咧嘴的可怕样子吓得我怔在那里。那时我感到莫名其妙，同学都那样说，难道是一个丑话？我们同学之间还用它表示一种亲昵：“你这个怂！怎么对我那么好？”“你这个怂！老师叫你你跑哪去了？”在我们这不过是口头语而已。
我的语言共认的是很文明的呢！这是怎么了？
从那以后在大人面前我再没敢说过：“你这个怂！”从那以后再有同学对我说“你这个怂”，我就玩笑地举起手比试着：“当心我给你吃板栗子！”
“我们一卦糊涂拉的好啥！”
或许，我的“青普话”就是在丁香花丛中“偏”出来的。
一直以为自己说的“普通话”如同中央台的播音员一般标准。在青海互助下乡时，我在奔抗沟水库工地上当播音员。有时还在歌中间自己报上歌名，冒充中央台的播音员，自以为天衣无缝。回到队里社员们一夸：“阿呀！这个丫头儿，普通话门说着差来好吓子个扎（这姑娘普通话说得真好）！”我更是晕晕乎乎，俨然一个“普通话标兵”的样子。
我与妹上中学上大学时动不动就是全班、全年级的领诵。而上大学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文艺委员，我们数学系七七级的年级大合唱由前任文艺委员乔世伟配合声后，我与他分两个声部给全年级教唱，由我领诵后动不动就是全校第一。多年后还有师专的一个好出色的小伙子来找我，说是上大学时来民院听了我的领诵后就发誓要找我的！让我怔怔地望了他好一阵子。后来我从青海调到中国石油报社。石油单位也是一个外来文化形成的特殊圈子。语言的改变潜移默化连我自己也没意识到。几年后的有一天我的妹妹毛明清从青海给我挂来长话：“二姐啥！我们一卦胡徐拉子好啥（我们都挺好）！你阿门着（你好吗）？我们想你想吓的个扎呀（我们想你想得厉害）！爸爸前段时间身体啥糊涂啦子好（爸爸前段时间身体挺好的）。爸爸的那些学生，那些阿乐们（那些学生们）昨天又来看爸爸了，烫下子青稞酒，爸爸一高兴啥又喝酒了！虽然没醉但又咳嗽了！你说阿大（爸爸）自己有高原病肺气肿自己心裹扎就没有个卡码（怎么没有标准），这又不是往手上涂海纳，一涂完事。也不知道阿大阿门了（怎么了）！一挂一来人就想喝酒啥，一思考问题就想抽烟啥！差来让妈妈操下子个心啥！”
这就是妹妹的国标“青普话”？还“拍成”领诵呢！还“抽成”在上海财经学院上过大学、在大连财经学院进修过的中级讲师呢！真是好有风味！真是土洋结合的典范。记得妹妹似乎还代表整个学校到省上参加过歌诵比赛领颂，还得过奖。怎么那么多的“啥”？真是一个“炒面头”。用我们上中学那时的话形容青海人说普通话：“炒面门扛着差来没法法（说得话不伦不类真是可笑）！”“不会说了炒面们别扛（不会说了就别说）！”
从来不知道我与妹妹引以为自豪的“青普话”会是这样的土，土得掉渣子。真不知道那时的我们是怎么成了全年级甚至全校领诵的，真是不可思议。想那时我领诵时外地人听着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的“青普话”中不仅加入青海省与外省有特色的话，而且还加入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词汇。“青普话”深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
如妹妹的话中“我们一卦糊涂拉子好”中的“糊涂拉子”就是土语的“非常”；“一卦”就是土语中的“全部”，扎就没有个卡码”里的“卡码”是藏语中的“规范”。这个“海纳”就是阿拉伯语，回族常用，意思为“凤仙花”……
我这才发现我们的普通话被多民族的气场冲击得这样不伦不类，却又是那样的有味道。可不是？真是有味道！
“炒面杠着！”（炒面呛着！）于是我这样的对我的妹妹说。
我想起我刚学青海话时，青海人嘲笑我时讲的话：“你以为你说下的糊涂儿好！我说下你说下的糊涂儿差。炒面门扛着差来没法法。黑马儿拉上了架架儿上，你说你上里吗下哩？真的结扎了（你以为你说得十分好，我说你说的十分差，真是不伦不类！你还要这样说下去吗？真的没治）！”
说句真心话，说这种贴着泥土的话我的心里有一种不可以用语言形容的惬意！就如我又回到青海西宁又嗅到了羊杂碎、攘皮子、拉条子、嘎面片、土豆油花、空锅、散子、野葱花、土豆的馨香。
“黑着火食迷着拉拉”
青海话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形容词十分生动。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那一年我们到互助红崖子沟下乡。
我上山下乡时，我们红崖子沟上寨大队知青点的知青第一星期就干了一件轰动整个红崖子沟公社的事情。
我们知青点做饭的女知青小李与小赵蒸馒头时把笼给烧了，几层笼梯几笼馒头全变成了黑色的。知青点总负责青海体委的辛老师、点长商征、生活委员何殿兰十分痛心。消息传出，全上寨大队能来的人都来了，涌到我们知青点来看热闹。
行姐们看到那熏黑的笼、馒头，七嘴八舌：
“哎呀！你们在差来黑着火食迷着拉拉！”这样扎扎实实抑扬顿挫的语气，把个“糊涂”渲染得淋漓尽致。
青海话的生动反映在说色彩上。如形容绿，青海人会说：“庐英英儿的”；如形容黑，青海人会说“黑乎乎儿的”；形容白，青海人会说“白察察儿的”。
似乎是每一句话里都有无限的激情要通过这样的形容词才能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
“我们的个土族”
民院附中的丁香花树不仅记录了我们说各种汉语时的趣事，而且还记录了少数民族学生说汉话与我们学少数民族学生说汉话的趣事。少数民族学汉话有许多特点，比如不论是藏、土、蒙古、哈萨克族，常常喜欢把句子说成“倒装句”。如“我吃过饭了！”他们常会说：“饭的个吃了我！”“看过电影了！”他们会说：“电影的个看过了！”
他们还喜欢在句子中加一个“的个”。
有一次在民院院子里我与弟弟毛明君两人学自行车，我们以口代铃，可是没人理会，结果，我们一下子从后面撞进一个男学生的裤裆中。那学生夹了自行车轮子回过头：“丫头！你的个技术高的个很那！”弟弟在一边学了藏族学生说话：“铃！铃！当了个当。闸！闸！当了个当。你的个不压谁的个压（铃也坏了，闸也坏了，不压你压谁！”一下子又把他们给逗笑了。
“你们的个好人！我的个坏人！我们的个你们的个路的个挡了！我的个人的个不是！白白的个压！白白的个压（我们把你们的路挡了，你们白压）！”一下子又把我们给说乐了。
我的土族同学给我讲起了土族：
“我们的个土族吃的个馒头的个二面白的个墙的个是了……（我们土族吃的馒头是用第二道面做成的如你的墙一样的白）！”一名话说了五个“的个”让我忍俊不禁。
青海乐都循化的同学说话喜欢加“儿”“一气儿”等等“口气语”。
“我们乐都儿的个沙果儿蛋蛋儿你西宁的个鸡蛋儿大（我们乐都的沙果和你们西宁的鸡蛋一样大）！”；“你们一气儿不给我们说，我们一气儿不给你们说（你们一起不给我们说，我们一起不给你们说）！”
“哑语”
在丁香花影朦胧中，我们不仅说有声的语言，而且还说一种无声的“哑语”。
民院附中分“附中”与“预科”两大部分。“预科”的学生都是从各州县招来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不懂汉语或是文化底子薄，故先在预科补习几年，然后直接升人大学。你想象不出这些学生中的许多平时用的最多的居然是“哑语”。
有时，我们在丁香树丛中“谝闲传”会吸引来一帮一帮“预科”的少数民族少女。我们交谈，常常是叽叽咕咕的各种民族语言与“哑语”交替进行，伴着的是少女此起彼伏风铃般的笑声。我们这些丁香树丛中的常客，每一个都珍藏着几个“哑语”的故事。我还给她们讲过我的“哑语”故事呢。有一天，少语系一个学生家属来我家借茶壶。说了半天，我们也不明白他要借什么。他一急之下左手拉宽宽的藏袍子，向下蹲，右手举起，手一撮向下一抓，活脱脱一个茶壶。我们这才明白他是想借茶壶。
以后我们见了那个学生家属不用打招呼，都把手举起，手一撮然后向下一“抓”，我们就会心地笑了。这手势成了我们的默契，成了我们心有灵犀的暗语。
这只是民院、民院附中特有的“哑语”中的一句而已。我们与各民族学生老师沟通时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哑语”。
有一次我们延安战斗团宣传队的红小兵在民院大礼堂排练节目，那时的我拗拗的犟犟的可能是挺好玩的，跳着跳着我定眼向台下一看，那前排的二十多个藏族女学生都在用小手指扣鼻孔，扣没扣到什么，就拿出，用大拇指在小手指上来回搓，看着我微笑。原来，她们是在学我的坏毛病。我小时常流鼻血可能就是这样扣出来的。我忍不住乐了，“爱屋及乌”，她们居然喜欢起我的坏毛病来了。从那以后每次与她们见面只需把拇指在小指上搓几下，我们就会心地笑了。
只不过有的“哑”语成了通用，多数暗语只是两个人或是几个或是几十个人的默契。
这些神秘的暗语有许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表。
这些生动幽默的暗语是民院、民院附中学生与师生间特有的心灵语言。
民院、民院附中各民族的学生云集，又没有特定的“世界语”。更有许多学生进民院时虽已是州长县长可是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说。那么多种语言，唯一可能通行的还算是汉语。可是汉语表达总觉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所以情急之中，老师学生们常常是表情手势一起上，形成特殊的丰富多彩的“哑语”。打老远看民院、民院附中对话的一帮人，常常是“张牙舞爪”。有一次民院附中一帮人侃山，一帮不了解情况的“当兵的”还以为他们要打起来了，冲过来劝架，结果大伙儿皆大欢喜。这，也是民院、民院附中一景。少数学生的幽默与智慧使得民院这个特殊环境下的“哑语”丰富多彩。别具一格。
“拖布爪爪儿”
林凤是我初中的同学，青海省西宁市东关人，父亲不幸心脏病病逝，母亲一人带着她与她的妹妹。有一次人高马大的林风钻进我们的丁香树丛，给我们带来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我妹妹的故事。
我的妹妹跟我母亲从老家回到青海时说一口四I！；味儿的陕南话。小妹妹长得娇小玲珑令人心疼，说那样的话我们觉得十分好玩。我们常常围了妹妹让她念这念那。
林风给大伙儿侃我妹妹到她家借拖把：“小林改改！把你们家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拖布儿一爪一爪一儿一让我们用一下子吗（小林姐姐！把你们家的拖地用的拖布给我们用一下吗！”）。把大伙儿乐得东倒西歪。
以后林风就把拖布改称“拖布爪爪儿”。青海人说出“拖布爪爪儿”听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而每当说起来，我们就默契地笑起来。
坡头上的芨芨草
在青海，不仅民院、民院附中有这种复杂的文化格局，而且在青海的宁、州、县的企事业单位同样有这种复杂的文化格局，特别是青海众多的劳改农场。
丁香花是西宁市的市花。丁香花下的故事在青海有无限深奥的内涵
一九八九年“426”唐河大地震后我去唐格木采访，死的一百多条生命中百分之九十是外地人。我专门到戈壁滩上的那一片新坟去看那些人。让我奇怪的是每一个坟头上都放了一大墩芨芨草。那芨芨草长时总也是这样一大垛一大垛的，每一垛总也是朽草、枯草、绿草参差不齐，使人想起“怒发冲冠凭栏外，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诗句。我问陪同：“坟头上放一墩芨芨草是不是当地风俗？”回答说不是！“那是哪个省的风俗？”“不知道！好象是秦阿姨故乡的风俗：在坟边种一颗树。结果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都想在亲人的坟上种上“一棵树”——戈壁滩上没有树就把芨芨当“树”栽在死者的坟头上。”
这芨芨草是一个流浪的信息扎结吗？
为了这，我特意到了秦文碧阿姨的坟前。秦文碧生前是农场的合同保育员。一个大坟四周围四个小坟。大坟中埋着秦文碧。地震后，秦阿姨被扒出来时身子形成一个肉拱，怀里紧抱着五岁的杨海霞，左手拉着四岁的李黎寅，为了救孩子只差一步，塑成一个“母亲”用生命保护孩子的雕像。在死去四个孩子家人的要求下，保育院的四个遇难孩子与秦文碧埋在一起。
这些五湖四海的人碰在一起，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向命运挑战的悲壮，那就是坟头上向天的芨芨草。
在采访秦文碧的爱人江其鼎时，我看到了秦文碧生前的照片，那是一个美丽得如同一朵素馨花的女人。我问江：“坟上种一颗树是不是秦文碧阿姨家乡的风俗？”江摇摇头，所答非所问：“你秦阿姨之所以跟我来到青海就是想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户口没转上却被永远地留在了戈壁荒滩。”秦、江两口子的四个孩子两个大的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那本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六口之家！江其鼎感叹地说：“我多么想给文碧拉一曲二胡独奏曲《江河水》，为她送行。她生前最爱听我拉二胡，可是，又不敢拉！农场百分之九十的外地人，同是天涯流落人呀！在这亲人被生生剥离的日子里，每一个人心里都是一腔泪水，我一拉将唤起多少家的伤心事，让多少的心泪如血流。”神情恍惚的江其鼎实在想拉，只好用手反复摩挲他的二胡。
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省的人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种遥远的空灵的气息，带着流浪者独有的沧桑。
在青海，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影响，尤其是在天灾、战争发生的特殊时期。
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神秘莫测，又有谁能分清这里面复杂的内含。
外来文化渗人的程度，还有一个不可辨别的事实，就是青海三个城市中的两个城市：西宁市与格尔木市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说“青普话”。我在青海时并没有感到这一点有什么特别。
后来我几乎跑遍了中国，这才发现除了北京、深圳、海口，如我们青海这样百分之七十说“普通话”的地方在全国真的不多见。尤其是我到了上海、天津、徐州、邢台……等城市，发现整个的城市都说方言。在北方城市还好一点，而在南方城市江苏、广东……那些方言我真的听不懂。那些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土得掉着渣子。就是说外语我还能听懂几句，可是这些话我真是一句也听不懂！
而我这个“青海阿门了”不论走到哪里总有内地人夸我的“普通话”说得好。这使我大大惊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海这方特别的水土养育了特别的一帮人也养育了特别的我。
我在青海长大，又下过乡，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青海话。记得我下乡时青海互助红崖子沟的乡亲们这样评价我说青海话：“听说话好差来我们这扎的丫头，看人好又不像（听说话就是我们这的姑娘，可是看长的又不像）！”
调出青海后，已有许多年不说青海话了。有一年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青海，我的第二故土，我忽然发现我的周围并没有青海人在说话，可是有一个强大的神秘的气场在冲击我，使我说出的话是地道的青海话，恍惚是失去的灵又附在我身上。我忽然意识到了说什么话真的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气场，一种博大的气场，一种文化的气场，那个气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阵势格式改变着我们的发音方式，那是一个人与这片土地全放松沟通的最好形式。
玩骨节的感觉
可不是？感觉骨节的六个面在那里翻云覆雨如同是少女时的我在那里翻云覆雨。不知是命运在玩我，还是我在玩命运。眼前一次又一次闪现的又是那玩骨节时抛进来的一把人骨节。在那少女如火如荼的感受中。青海的各种文化以六个以上的面火烤我，让我辗转反侧……
民院附中的丁香花树丛后是一个多角形的亭子，两边是办公楼、宿舍楼。亭子后是大礼堂，再后就是教学楼。那个教学楼的玻璃在我的记忆中总也是千疮百孔的。顺了礼堂走向教学楼，我这才发现这条似陌生又熟悉的道路上重叠着昔日几多的回忆。在青海民族学院附中上学时我们女生除了跳皮筋、打沙包跳方方还特别喜欢玩骨节。玩骨节也就是在把乒乓球或是沙包抛向空中的瞬间翻骨节。当然是翻动的骨节越多、翻动的次数越多越能耐。我们玩的骨节有时是羊的牛的有时是猪的。羊的牛的骨节都很规正只是羊的小些牛的大些，可是猪的骨节却七扭八拐就如一个一个小胖猪娃一般。
在民院想找牛骨节、羊骨节容易得很！只要悄悄给宿舍楼的少数民族学生打声招呼，要多少有多少！当然骨节越多，玩的场面就越大，需好多张课桌并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女生在并起的大课桌上玩得正带劲，一伙玩皮的男生向我们的骨节中扔过来一把人骨节。那些人的骨节比羊的大比牛的小比猪的周正，上面有无数的麻点还有无数疏松的小孔，里面阴风嗖嗖，似有魔鬼在里面神出鬼没，令人毛骨悚然。我们惊叫着散开后，几个女同学扑过去把那个操纵的男生围起来一顿奋打。我们这些原本柔弱女生的暴力行为别说让男生们就让我们女生自己也大吃一惊。
我们附中民院后墙西南偏僻的曹家寨大队。每一天放学上学，有三公里僻静的田埂小路要我们去走。这三公里只有一小段在曹家寨大队中，其余不是在沼泽边，就是在田野中、民院高墙后。
青海西宁的汉民有一个习惯就是老人没死就准备好棺材，每一次从曹家寨的那些同学的土庄廓门口过，先是一眼看到对着的门的、占一面墙的、古色古香的“品”字形米柜面柜，一斜眼我们就能看到侧房中巨大的棺材。那些棺材多是由木的。那会儿我们还经常学农，在十里铺大队、乐家湾大队、澎家寨大队、西营大队……住在社员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我总是在恐怖那棺材，休息不好。我从来不敢进那个放棺材的屋。社员们还常常把豆子、“空锅”（一种大饼）一类食物放在棺材中。有一次，我班一个男生躺在里面吓唬我们取食物的女同学，结果把一位女生当场吓昏了过去。
走在村子里那些干打垒式的庄廓间总有一种走在重重叠叠大土墓间的感觉，心里总恍惚有重重叠叠的棺材。
而那时的孩子上学哪有父母接送这一说。
而过了曹家寨大队，就是沼泽与田地。每一次走在路上，都可看到田埂边隐现的从田地中拣出的白骨、裹尸布、锈迹斑斑的陪葬品，我们的心里都有一种潜在的恐怖，只是从来不敢说出来，从来不敢在那上多想。而说是民院附中，除了住校生、地方生，真正在这条路上来回走的人似乎并不多。少时才桑杰、刘连英、林凤我们女生四个同行，多时就我自己孤伶伶地走在田埂小路上——我是学校宣传队的队员，常常活动到很晚。
记得偶尔家住民院的我们的音乐老师、宣传队负责人了桂珍老师也在那条土路上走，带上我。我跟在她身后，一溜烟儿学美丽的她走亭亭玉立的一字步，便兴奋得小脸红扑扑的。那时候是全然不知道害怕的。那时校宣传队经常出去演出，太晚，宣传队的另一个负责老师白居壁（现任青海电视台副台长）便派几位男体育老师送我、尤佳丽、王玉英、葛玉飞等几位方向大致相同的女生回家。这些男教师也不敢走那田埂小路，便率领我们从八一路小学穿过再走一段土路从红一师（现青海师专）门口上大路，然后带我们把尤佳丽送到汽车八场，然后再折回来送我们回民院。那大路两边是马步芳时期种的参天杨树，合抱粗的杨树的后面就是阴气萦绕的沼泽地，还有一片一片在虚土中探头探脑的蘑菇。男教师们一边走一边吓唬我们，让我们哭哭笑笑的，似乎他们一点也不恐怖。有一次，我们走到离民院还有一公里的橡胶厂附近，突然路面上飞来一个小石头。细看时森森月光下静寂无人，只有树影绰绰、枯草萋萋。勇敢年轻的体育老师们都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跟我们一样站在那里停止不前，与那个小小的石头对峙，似乎那小石子是魔鬼的牙齿，又似乎那“魔鬼的牙齿”后是魔鬼的千军万马。
后来在那几位勇敢年轻的男体育老师的提议下我们校宣传队的女生在突击排练期间全部成了“住校生”。想想那时住在乌烟瘴气的大宿舍高低床上——经常是在这面床上躺着，看不清对面床上的人。那时的我们只是些十多岁的孩子呀！真是奇怪那煤烟怎么没把我们打死。
想想一个小小的石头都把我们吓成那样，更何况是男生向我们女生投死人骨节。这，等于向我们女生发起了一场正面进攻，触痛了我们隐衷。我们的无助，我们的孤独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脑羞成怒。
从那些后，我再也没有玩过骨节。那行为不仅是一个扫兴可以解释的。
从那以后，每当我想起小时我与那些个少数民族同学玩骨节的感受，我就会别有一种感叹在心头。我们把较平的一面叫：“胡尼”（羊），较凹的一面叫“牙玛”（山羊），横面凹者为“毛日马”（马），横面平面为“吾克尔”（牛），纵面凹者为“特买”（骆驼）。纵面平者为“罗斯”（骡）。这六个面在我们的手里变幻莫测，就如人生一般，就如我们青海的历史一般。
而我们这些青海长大的少女又是谁的玩具呢？是青海的玩具还是我们少女自己的玩具？谁让我们都必须生存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呢？
我说自己从小是在恐怖中长大的可能有许多的人不相信，可是那是千真万确的。这种恐怖是多方位的！不仅是因为民院是建。在坟滩上的，而且是因为民院的少数民族孩子间的派性斗争文攻武斗比大人间还激烈。
而我们姐妹三个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民院孩子们武打的焦点：因为我家成份不好，爸爸又是自杀院长的秘书又是民院两大派性组织（每派都有一千多师生）延安战斗团的政委……两派斗争达到一种白热化的程度。
我们家的三个女孩子总也是格外的敏感。民院的那些各民族孩子在大人的策划下打起人来往死里打。他们曾把草原上的憨厚朴实带到民院，而在那特殊的年代，他们更是把草原的勇敢与无畏带到了民院。而那忽然被唤醒的似乎在生命中压抑了几万年的激情，爆发出来是那样的可怕。在院长自杀前后，每一次我们被打，别说孩子连大人们都不救我们，谁救谁家遭殃。每一次走到民院菜园子附近，总也是忽听一声唤，几十、几百埋伏好的小男孩就从四面八方如同子弹一般射过来，把我们一顿爆打。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民院院子内被一帮孩子围打，走来了住在我家楼上的马婉茹老师两口子，当时妈妈刚从老家回来，这俩口子看我妈妈带孩子带得好，非要让我妈妈给他们带孩子。妈妈给他们看孩子，看得非常好，令他们十分满意。小小的姐姐毛丽霞的眼里射出一线希望。可是马婉茹两口子停了一下，向这边走了几步，但终于狠狠心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走过去了。我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忘记小姐姐巴巴的眼神中射出的痛苦与绝望。小姐姐也不知被那些各民族单纯而又凶恶的孩子们毒打过多少顿。更可怕的是一帮小男孩来打我们另一帮小男孩来救我们，两派组织棍打成一片，把我们卷在旋涡中间，那情景更可怕。唯一可能救我们的只有柔弱的妈妈。每当放了学，我与小姐姐不敢回家。站在西宁八一路小学的门口等待柔弱的妈妈来接我们。面前那一段沼泽边的土路总也是惊天动地的泥泞，不到一里的土路走起来需整整一个小时，总也是穿着雨靴可是里面却灌满了泥水。我家玻璃不是被人用石头打烂就是被抹上屎尕尕鲜血。用红色恐怖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用惊恐万状来形容我与小姐姐的心情一点不过分。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间我的母亲被下放到青海民和脑山区、大巴山区期间，我父亲常下去搞社教等，就是一个小姐姐带着我在狂风暴雨中沉浮。我总也不会忘记原本美丽的姐姐一下子憔悴得额头上都出现了一道一道的抬头纹，愁苦的神态似一个八十岁的小老太。而后来等我妈妈从农村回来后，我的小妹妹总也凄迷无助地寻找一种保护，那目光总也唤起我的恻隐之心。那时我们姐妹三个就是那样的走在那些白骨之间，那时，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哥哥，好来保护我们。
那些日子，总仿佛走在一条“破碎的心”拼成的石子路上，整个世界是走不出的雨雾，雨雾中隐现着一双一双令人心悸的眼睛，飘动着一张张令人发悚的嘴唇，闪现出一束柬扎人的白光，透出一片半明半昧的非人间气息。总是迷茫中不知东南西北，总是不小心就跌入路边的泥泞，拼命挣扎却不敢呼救，看不到水流却总觉得身上湿漉漉的。萦绕在天地之间的总也是骷髅的气味。
我总有一种压扁成一只螃蟹的感觉，似身上布满了鲜红的斑点，总有种眼睛死盯着前方却身不由己地横着走的感觉。
到了文革后期，民院孩子间的武打有所缓解，可是我又感到另一种压抑。
在民院，我周围的老师有各个民族的。不论在青海的哪里我总是被这种那种不同民族奇异的文化所吸引，可又是被告诫当心这个当心那个，生怕触了某个民族的电网。不是吗？这些隐现的网又如隐现的诱惑。
就如我们青海人谁都知道天葬台的神鹰是绝对不能打的；就如我们西宁人谁都知道并不是买了什么都可以在西宁街上“大明大放”地走，否则当心挨打！就如我在红崖子被告诫不能说“弄”字，在民院不能说“把盆盆打了！”……而这些似乎只是形势上的。
走在多民族老师的目光中我总感到各种的目光有各种内容，总让人感到有一种鼓动，总让人感到有一种压抑。这可能是我从小喜欢大自然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有一点空我就会跑到民院的前河后山去玩。
这种恐怖持续到我下乡。后来爸爸从民院调出。可是我没想到我考大学时又上了民院。我将经受的是一场更加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恐怖”。爱情是没有法则的。可是社会上却有重重叠叠的法则。那是一种精神深处的“恐怖”，生怕碰的是爱情这张电网——我的父母希望我能找一个老家陕西汉中一带的人，可是我的中学大学同学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汉中人……而我们姐妹三人属“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一类的，自己对自己施行管教实行自虐。我们怎能不理解“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父母心里深藏的沉沉乡愁。奶奶就是为了想念爸爸而哭瞎了双眼。爸爸是爷爷奶奶的最最宠爱的小儿子呀！我们怎么不知道爸妈在青海无亲无故……
谁曾想过我这个个性很强的少女在重重叠叠电网中是怎样长大又怎样在电网的冲击波中九死一生？
那时我的民院化学系的同学告诉我她所在班的“恋爱链”：一个汉族小伙子爱上一个回族姑娘，一个回族姑娘爱上了一个撒拉族小伙子，一个撒拉族小伙子爱上了一个藏族姑娘，一个藏族姑娘又爱上了一个蒙古族伙子。一个蒙古族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土族姑娘，一个土族姑娘爱上了一个哈萨克族小伙子，一个哈萨克族小伙子爱上了一个汉族姑娘。这个“恋爱链”被化学系的同学们戏称为头尾相接的“爱情芳香烃”。毕业时同学们纷飞四散，再遇到那个化学系同学时她告诉我：真可惜！这么长的一个恋爱链，居然没有一对成的！也不知是啥原因！
当然，也有成的，只是极少数而已。
那是我无所适从的少女时代。
对的！那时的青海给我最深的感受是无所适从。
就是这种无所适从让我的生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能量吗？可不是？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的我是我吗？如果我是我，我的血当是六种或是更多种颜色的。它们在我的血管中如毒蛇一般缠绕如野马一般嘶鸣如野牦牛一般顶撞如高原熊一般游荡如藏羚一般狂奔，复杂到让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是的，如果我就是我，那么我绝对是独特的一个，绝对是！不仅是血。
青海有六个以上完全不同的民族，就如她的生命的血管中流着完全不同的血型：A、B、0、AB、日本电视剧《疑》中那种B型RH—血型……各种完全不同的“血型”硬是“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如周边其它的少数民族省虽然也是多民族，但多是A、AB、O或O、B型等可溶性血液“融合”在一起，或是有一个少数民族最终形成一种强大的气势：如西藏的藏族、内蒙的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可以称之为一种主体民族甚至有的主体民族可能保护在自己羽翼下避风的其它弱小民族或是有能力维持一种稳定的格局。青海的血管中不仅流淌着完全不相融的血型而且每一种血型虽然“势力并不相当”但都有相当的“后台”，且与这些“后台”的力量形成一种格式。这些不同的血型在同一个血管中交织融合的过程，那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这便是她时时不得安宁，刻刻不能安逸的理由了吗？这些拗拗的血就那么在一个血管中纠缠反抗挣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痛苦的过程。也正是有着这样的血的青海哺育了这样的我。
而天长日久，是不是我的血管中也流着这样互不相融的完全不同的六种以上血型的血？
……
就是这样的血使我时时不得安宁，刻刻不能安逸？
对的！奔放的血与压抑的血，疯狂的血与文静的血，倔强的血与温柔的血……各种的血在我们的生命中交织流淌，使得我们青海人与众不同的吧。
是这些各民族“背水一战”不安分人们的因子给了我格外的激情？还是我们家族的骨性一次一次把我逼上“绝路”？
可不是？是什么使我生命中的“许多”突破千年女性的羞涩表达出来，鲜淋淋的，如同突破阴霾的阳光，带着那么一种透明的生精之气。
这便是在青海常常可以听到白雪撕啦啦融化，冻舌呼啦啦崩溃的原因吗？
也正是在这里，各个民族的“拗”在我骨子里得到一种最充分的展现？各个民族的柔也在我的骨子里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可不是？感觉骨节的六个面在那里翻云覆雨如同是少女时的我在那里翻云覆雨。不知是命运在玩我，还是我在玩命运。眼前一次又一次闪现的又是那玩骨节时抛进来的一把人骨节。在那少女如火如荼的感受中。青海的各种民族文化以六个以上的面火烤我，让我辗转反侧。或许正是六种以上的压抑，使我感到最少有六张以上无形的电网在窒息我，最少有六条甚至更多的绳子想要捆绑我，最少有六条以上的毒蛇在怂恿我。这网一般的能量压抑在我的心里让我痛苦不已。我有时甚至感到这六种以上的原子能要从我的生命中爆发出来让我兴奋不已。是的！终于有一日一股力量把这一切冲破了。我感到我最终被那一个重重叠叠的网迸射了出来，发射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网中。
难怪我到内地之后同部室的人说我仿佛是在青海压抑已千年，到内地来之后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或许正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院长之死
那一天，下着小雪。听说青海民院戴院长在民院西北角的守菜园子人住的小土屋里上吊自杀了，似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我飞也似地跑去看。我进去时，戴院长已被人从梁上放了下来，有人用革袋子笼了戴院长的头。听说放下来时人还没死，被一些人在屁股上踢了几脚放了气，死了。上吊的人最怕放这生命最后一口气……
青海民院两任院长相继自杀身亡，这给民院笼上了一层神秘而又恐怖的阴影。
从民院附中出来，不想从八一路小学、师专方向上大路，而是想在走了五年的小路上走一遭，重温一下少女时的旧梦。
当然，从小路回民院要比从大路回民院近得多。这是那时的我们不走大路而走田埂小路的重要原因。
我穿过已面目皆非的曹家寨走到民院后墙却看不到少女时的“墙豁”，便沿着民院西墙转向民院大门。这样转就等于围着当年民院的菜园子转。一九六八年四月，民院院长戴金璞就是在这个莱园子中上吊自杀。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想起这事肌肤还是有些起栗。
如果西宁是青海多民族之心，那么青海民院便是这颗心的心尖尖儿，那里面发生的事情不仅触动西宁而且触动整个青海且与青海周边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微妙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云或起自民院或消自民族。所以了解青海这个风雨丽人的近代史当首先了解民院这个青海各民族精英聚集地。
青海民院，真可以说是青海的风雨之核，漩涡之心，这一点可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窥见一斑。
我爸爸毛高田在青海从事民族教育几十年，在青海民院十几年，现在说来也算是桃李满青海，可是有谁知道他的真正经历。
我的爸爸从中国人大毕业后，因为是人大最优秀的、受到中央表彰的学生，本可以留在北京的，可是爸爸自愿回到了青海省。当时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工农学院、青海民族学院等单位都要爸爸。民院院长戴金璞亲自出马动员我爸爸，说新扩建的民院肩负着培养一大批民族干部的重任，要爸爸与他一同把民族教育事业搞上去。戴院长派分管组织调动的陈九岭老师把爸爸的档案拿到了民院。爸爸就这样到了民院。
院领导还给爸爸在教授楼上分了一套。那房于当时在民院属于最高档次的：大小四间，走廊又幽又深。那是当时民院宿舍楼上唯剩的一套空房子。爸爸拿到钥匙后才听说那房子原来是上一任院长、书记温志忠住过的房子。温院长就是在那房子里开枪自杀的。为什么自杀不知道！只是听说温的妻子是一个日本人，还听说是为了报飞机票的事。
妈妈一听，不干了。妈妈“宁住破房”，搬进了教学楼东侧的教职工楼一楼一间单身教师宿舍——与一位姓姚的单身老师共住一套“两室一走廊”——五口人住一间房子现在想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更何况那时我的姐姐已快十岁了，可是妈妈从无怨言。妈妈把房子拱手让给了那些为争这套房子碰破了头的人们。
当时民院基建只能说是初具规模，偌大的院子里有很多的田地。地里的春小麦与野花野草一起疯长。小时的我喜欢在里面玩：捉蚂蚱、采野碗豆、吸甜蜜蜜。我总也是漫无边际地做着我自己的梦，唱着我自己的歌，除了那些美丽的打碗花、针茅草、绿扁担、小蜻蜓，周围的一切我恍惚都看不见。我识字早，一点大就能看“大书”。我特别喜欢看爸爸书架里民院的朱刚老师等人收集的青海民间故事集，常常看得晕头转向。
爸爸刚去民院在社教三大班（相当于现在的系）管教学。那时的一个社教大班有很多个班。不到半年，学院就调爸到党委办公室给戴院长当秘书。
戴院长没架子，经常深入群众。好几次我回家，发现戴院长在我家。原来戴院长亲自找爸爸谈话，内容是如何放下包袱把学院搞起来。民院书记韩洪宾是青海省委副书记兼任的，似乎并不常在民院出现，民院的工作似乎都是戴院长具体抓具体管。
有时，夜深了，爸爸还不回来。妈常独自爬起伏在窗上看灯，我也偷爬起来看，等待爸爸的回来。我看到后面教授楼上温志忠院长曾住过的房子幽黑幽黑的——因为争房的人太多，院里干脆让它空着，就有些害怕；看到戴院长窗户灯光黄亮黄亮的，人影绰绰，如同天上的宫殿，带出那么一种温馨。我猜我的爸爸也在其中。妈妈告诉我，我猜的是对的。民院还在筹建中，摊子铺得太大太大，因地处西宁偏僻东郊，离西宁市区十里地，不仅要建学校而且还要办社会：管种学院内的地、经营民院农场、办附中、办工厂……总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似乎永远永远也做不完。
而我们民院的一大帮一大帮各民族的孩子们总也是无忧无虑，常集在一起玩游戏，玩得热火朝天。我们的游戏中有两个独特的就是：“院长搬砖”、“院长活泥”。“院长搬砖”就是分组背上两褡裢洋芋叶子在刚翻过的洋芋地里来回跑，看哪个人跑得快，然后各组选出一个人决赛；“院长活泥”就是在民院操场上堆得山高的麦垛子上抱了肚皮原地踩跳，不时腾出一只手来来回回倒。
——原来院长不仅事事以身作则，为把民院盖起来经常带头参加劳动，每天早上背十几次砖；修清真食堂和简易教室时带头跳人泥巴中和泥。这些让许多的教师看了感动得直流泪的行动却让我们这些小人觉得好玩：胖胖的院长用绳子把两大摞砖系了，如同少数民族背褡裢一般背了，像老寿星背着寿桃抱着自己的大肚皮，显得那般憨态可掬；胖胖的院长跳人泥巴中赤脚踩泥，如同弥勒佛在那里腾云驾雾，神态飘逸……
我听到民院的教师带着感叹评价院长：“不愧为老干部，有党的事业心！”大伙儿认定戴院长“好”，省委也认定戴院长“好”。戴院长转业时准师级，套行政十三级，上级领导认为属于级别套底，应套行政十二级。后来听说省委组织部正式通过戴院长由行政十三级套十二级。有一次爸爸与老师们议论“十二级”“十三级”，我还当成说“十二级沙暴”“十三级沙暴”——那时西宁绿化的可没现在好，经常刮沙暴，一刮起来黑天黑地。我傻乎乎地问爸爸：“哪天刮？”惹得爸爸好一阵笑。
有一段时间，我等爸爸时看到戴院长的窗子变得与温院长家一样的黑，爸爸的加班地点移到办公室，妈妈望灯也换了一个方向，心里好生奇怪。就追在爸爸的屁股后面问爸爸。爸爸说：盖教学楼费用差二十几万，戴院长去找省委组织部，省民委，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要经费去了。
最后资金到没到位我没有问，反正戴院长家的灯又亮了，民院的教学大楼也盖起来了——就是现在那幢正对民院大门的宏伟大楼——也正是在这座大楼中后来我学完了四年本科数学课程，并拿到了理学士学位。
有一段时间灯又黑了，爸爸对我说院长是到化隆搞四清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十几天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中《解放军报》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五月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实际是组织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解体了。撤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学院开始批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有海外关系和有“政治问题”的老师受到冲击。
六月三日，《青海日报》发表《六·三社论》：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像孙悟空大闹天空一样把玉皇大帝打倒，再踏上千万只脚。要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六·三社论》在青海引起轰动，许多人自发组织起来批判《六·三社论》。
民院教师付诚信、陶振如等铺天盖地地给戴院长贴出了一百一十一张大字报。
“民院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典型”，“温志忠的阴魂不散”，“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戴金璞”……
民院的几千名老师、学生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大字报的内容，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于是，学院分两派开展了争论。吴崇林。李存福、陈志强、陶振如、杨震、付诚信、钱传祥、苏光(火如)、许长泉等老师坚决同意这个大字报；我爸毛高田、许孔范、郭天德、雷惊物。钱永兴、刘祥根、黄克廉、章振文、多杰才让、王方贤、陈九玲、卓玛才旦、张文魁、杨易举等老师坚决不同意这个大字报：“温志忠不是戴金璞逼死的而是畏‘罪’自杀！”；“戴院长原是青海省工业厅手工业管理局的局长，与温院长死怎么会有联系！”“戴院长来民院后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地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带头参加劳动修房子，不是温院长那一套！”……“
两派大辩论，大家发言，带着革命热情，慷慨陈词。爸爸这一派摆事实讲道理，结果把付诚信那一派驳得哑口无言。付诚信等人决定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他去我们也去！”爸爸与雷玉仙、袁明歧、包毓俊、刘宗远等老师也去北京见毛主席。爸爸回来后对我们说：“北京中央水利部陈子华部长接待了我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贵客！’在水文总站，草席子通铺，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反正不要钱！吃哟！’大家奔走相告：‘某天某日毛主席接见我们！’”
爸爸曾见过毛主席，早在爸爸在人大上学时的一个国庆节，爸爸与同学们就在前排，手挽手，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当时每次重大活动，人民大学、北大、北师大等大学的党员多在前面维持秩序。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来来回回从爸爸身边经过。
“这次是在复兴门哎！前面几辆大车、摩托车。那硬是不得了啊！毛主席就来了哎！身穿军大衣，坐红色吉普车，后面跟着的还有刘少奇、陈毅、周总理……”
爸爸形容当时的场面：“那硬是人山人海呀！一群学生挤过来问我：‘毛主席呢？’我说：‘过去了！’学生们竟‘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那硬是不得了呀！”
爸爸回来了，带回好多的日记本。我偷偷地翻看日记本，那是爸爸到“人大”“北大”“水电学院”看大字报、采访、分析形势的记录。日记里还写到：武斗，水电学院的党委书记被逼供围斗打死了。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有“延安三条继续有效”的大幅标语。这是什么意思？向人打问，回答：“这是针对江青跟毛主席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江青立订的三条”……
我看不懂，只有好奇地眨巴着眼睛。
对方付诚信从北京回来后就公开反对戴院长，指责党委成立战斗队拉帮结派，敲锣打鼓地宣传他们的思想与观点，轰轰烈烈地成立了“十一民族团结战斗团”，王起力任团长，付诚信任政委。
民院许多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原来属于红卫兵总部，在付诚信等人的鼓动下加入“十一民族团结战斗团”，隶属青海八一八造反司令部，脱离了红卫兵总部。他们整理戴院长的材料，把戴院长当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壁的典型，反对给戴院长套行政十二级。他们把戴院长抓出来批斗，在省委绝食静坐。
原来省委不同意“八一八”提出的：“民院是复辟的典型，戴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省委认为戴院长好，决定顶了风给戴院长套行政十二级。
对此“十一民族团结战斗团”采取了声势浩大的散发传单、贴标语与省委书记“谈判”等等行动。
不同意付诚信观点的这一方一盘散沙，许孔范等老师找到爸爸：“他们都成立了组织，我们也当成立一个组织。这组织别人领导不了只有老毛你了！”爸爸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农林厅任团委书记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已让爸爸伤透了心。爸爸提仪由卓玛才旦，马玉兰、赵东生老师领导。大家都说／‘不行厂特别是钱永兴老师更是不同意：“老毛你就挑这个头吧！你是政治部的，又是中国人大的高材生，大伙儿信得过你！”就这样爸爸身不由己地被推到前沿，成为‘延安战斗团”的政委，日金任团长，赵东生、马玉兰、董知布任副团长，领导民院近一半人——一千多人，机关干部、教师绝大部分在爸这边。爸这边属红卫兵总部。
就这样，民院的两派正式形成。两大阵营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两边都带着空前的革命热情，两边的“团员”都带着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在青海省王昭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王昭是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杨植霖。在民院，戴院长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十一战斗团”要“坚决打倒王昭、打倒戴金璞”；“延安战斗团”则认为王昭、戴金璞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领导好干部。
戴院长又想露头，爸爸不愧是人民大学的高材生，虽然被卷入政治运动还是比较清醒的：“你不要出面，矛头就不指向你，也不指向省委，否则不仅指向你也指向省委”。戴院长同意了爸爸的提议。爸爸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二十多天里通过对北大、青华的采访，通过看大字报，爸爸得出自己的结论：看来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马上收；要搞到什么程度还不可知；就是要整领导。
果然，不多时风向已变。省委常委十三人，其中被围攻揪斗的五人，在省委副书记、兼民院书记韩洪宾的主持下，居然决定同意戴院长停职检查；取销“十二级”；支持学生斗戴院长……有人认为这是韩洪宾在轰轰烈烈运动形式下不得已违心做出的出卖原则牺牲下级保存“上级”导演的一场“闹剧”。
爸爸这一边“延安民族战斗团”的一千多人一听来气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世界究竟谁怕谁？”大伙儿儿唱着这首对付苏修美帝的歌来团部请战。面对这轰轰烈烈的政治热潮，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感到身不由己，团长日金与爸爸只好指挥学生们把文革开始后在民院并没有受到冲击的韩洪宾、薛洪福抓出来批斗。当时，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似乎已成定论，相当数量居于高位的“老革命”受到冲击。无人阻止那疯狂的浪潮。谈起这事爸爸承认自己也做过亏心事。
两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