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13 18:23:54)
在我要好的朋友中，顾志城与陈浩增既是一对夫妇，也是一对“劲敌”——两个人较着劲儿地比进步，比成长，比贡献，比人缘，而且，还比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最强，比谁在维护各自单位的集体利益时最能“保密”——由于顾陈二人都在出版界工作，又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因此，商业机密的相互封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尤其是在家中，在一对举案齐眉的夫妻身上。
顾志城虽然是从中国文联干部学校正局级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此前更多的时间却一直在新闻出版界忙碌。我认识顾大姐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我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她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岁数上虽然差着十来年，却并不能影响我对她的“一见钟情”。怎么说呢？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顾志城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姐。但不知为何，从在她的办公室见她第一面起，我就被她那活泼的性格“迷”住了。那时候的顾大姐，热情、活泼、爽朗、健谈，而且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不是大美女那种）：说话时嘻嘻哈哈，第一次见面就会让你觉得与她一见如故……总之，她的性格魅力无可抵挡，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只要你能有幸与她接触，定会在一瞬间被她的性格所征服！顾大姐不仅爱开玩笑，而且庄谐并举，风趣中含着真诚，轻松中带着凝重。如果你不开心，或是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去找她，哪怕是聊上一小会儿，你的那些不愉快、不开心乃至于烦恼得睡不着觉的事，都会在她的睿智而风趣的开导中烟消云散。而且，与她分手之后，你还会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是灿烂阳光，心中是阳光灿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三十年前，陈浩增与顾志城的人生起点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顾大姐当编辑和记者时，陈浩增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的编辑。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东四八条他那间最早的一间公共办公室里。屋子不是很大，有几张三屉桌交错摆放，大概能坐下四五个人。老陈坐在一进门就能够看见的那张桌子旁，桌上堆满了文学青年们的来稿，准确说是一个个来自远方的玫瑰色的梦，而他，陈浩增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青年们圆梦！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被他所发现所鼓励所提携所支持的作家之星，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远远超出了百位数以上！
三十年前，我先认识了老顾，后经她介绍，才又认识了陈浩增。起因是我那时也是一名文学青年，曾经以意识流手法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罔》，想找一家文学刊物发表。在一次聊天时顾大姐得知了此事。这个快人快语心肠极热的大姐姐，帮人从来都不打“磕绊儿”，闻听此事，二话没说，当即表态说，“你去中青社找我那位，他叫陈浩增，在《青年文学》当编辑，而且就是小说组组长”……于是，才有了我和老陈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好像是一个下午，天有些阴，屋子里的光线就有点儿暗。我进门后一问，一个瘦高的戴着眼镜的大青年就站起来说“我就是陈浩增，你是不是叫甄庆如，顾志城跟我说了，你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稿子拿来了吗？”我把稿子交给他，又请教了几个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他都一一地回答了我，说话的语气和腔调都很平和，像个大哥哥一样。见他很忙，我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还认真地对我说：“稿子先留下来，结果如何要等看了稿子再说，你放心吧。”他的话里没有客套，没有虚头巴脑，听起来叫人的心里很踏实。后来，那篇小说并没有因为“走后门”而获通过，退稿是用《青年文学》的牛皮纸信封细心地封好寄给我的，里面附了一封老陈的亲笔信。话虽不多，却是言辞恳切，既肯定了小说的可取之处，也中肯指出了未被采用的主要缺陷。这种待人以诚的回函，让人拿在手里心里却会发烫，因为它不是给你当头一棒，而是通过坦诚以对，让你于难免的沮丧中燃起新的希望。后来我陆续得知，陈浩增不仅对我一人这样，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朋友，都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长话短说，先回答本文标题中的那个疑问：两个正局级加在一起是什么级？
这当然是一句调侃。但是，也不乏说出几条理由供网友们一笑。一是中国的国情，带有着十分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就连五台山的和尚都有局处级之分，更别说百姓们眼中的各类官员了。因此，顾志城与陈浩增虽然都是出版家和编辑家，却也没能逃出“官级”的桎梏。人们一说起官来，亦难免会提到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具体到他们夫妇二人身上，两个正局级（而且都是司局级，不是下边的那些科局级或处局级）之间又是“这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因此，用加法就不能看作是一种多余，而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趣味话题；二是中国官场的等级制度，有一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氛围和不老传统，直至今日，在官级大小的区分议论和关注上也是侧耳皆是。因此，由此形成的官级台阶也是一级一级地往上数的。如此再看就会发现，正局级下面是科处两级，上面则是副部正部，再然后是副总理级……两个正局级迭加在一起是个什么级，听起来搞笑，其实却未必，不信您就琢磨一下；三是婚姻制度与官本位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利益牵扯关系。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只要是看重官级的人，不经意间或下意识里难免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个近似于荒诞的念头——两个正局级加在一起是什么级？
怎么样，有了上述的三个理由，这篇博文的命题就不能再说是“盐吃多了——扯淡”了吧。总之，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有兴趣的网友们不妨议论一下，看看其背后是不是还藏着更大的主题。
随着我与顾陈二人越来越多的交往，有关他们夫妇之间的趣事也知道了不少，此时想起的就有两件：
其一：比进步
三十多年来，我与顾陈夫妇之间虽然联系不断，却因为各自都有着十分繁忙的工作而走动有限，到一起见面的机会远不如在电话中交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友情交往，我仍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每隔上一段时间，或是半年一年，或是三、五年，只要再见到他们，二人的头上都会有一顶新的官帽，从处级到副局、正局，她们就像是一对比翼齐飞的天鹅，谁都不肯掉队（这里面当然含有各自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以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等其他因素，细究起来就是另一篇文章了）。
记得，陈浩增出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时，顾志城还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一次，我去看望顾大姐，曾经打趣地对她说：“老陈现在比你的职务高了，他是正局，你是副局，回到家里怎么办？是他领导你呢，还是你领导他呀？”顾大姐听罢哈哈大笑：“他的官儿比我大，当然是我听他的了。”话虽这么说，可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未必服气。果然，隔了N段时间后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离开了文联出版公司，出任中国文联干部学校的一把手了，虽然告别了出版界，却“进步” 到了正局级。
坦率讲，我的朋友圈子虽然很大，业务范围几乎涉及各行各业，但像这种夫妻二人同为正局级的并不多见。因此，有时我也喜欢拿这个话题与他们二人开个玩笑：你们说，两个正局加在一起是什么级，是不是应该相当于副总理呀？顾大姐就会笑着来一句“狗屁”，言罢开怀大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顾陈二人的默契、心知、欣赏和赞许，以及彼此相伴一生凝结而成的深情笃谊，都已经超出了这个笑话的范围，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因此，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对夫妻，她们的相知相爱和比翼齐飞，都会让人由衷地羡慕和钦佩，并在心中诚挚地为他们祝福。
其二，比“保密”
自从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出版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大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常常体现在一个好选题或是一部好书稿的先机上。因此，当夫妇二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集体利益时，夫妻恩爱就会成为“商业机密”的一道障碍。说白了，就是极难保密。为处理好这一难题，陈浩增和顾志城在家中采取了各种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书房各立，分别拥有各自的专用电话以及口头立下君子协定等等。这种“夫妻对垒”格局，在外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没有谁会相信。但实情就是这样。老顾曾以少有的严肃表情对我说，别人不相信，你小甄还不相信吗？就说老陈吧。他那个人，不论做什么事，从来都是钉是钉，铆是铆，绝对不会越雷池半步。因此，回到家里，我们之间从来不谈工作。我的一些私人电话，他也绝不会偷听。比如，我们俩正在聊天时，电话铃儿响了，他即便话只说了一半，一见是我的电话，就会主动回避。出门前还会帮我把门带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心细，一辈子却大多是为别人着想。否则，我们干嘛要各装各的电话……
同样是这个话题，老陈在回答时，脸上会带出一种近似于顽皮的微笑，一双细长眼在镜片后面闪闪烁烁，说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老顾如何如何。譬如说“老顾那人虽说是个热心肠，但在涉及到彼此单位的工作和商业机密时她的嘴却很严，甭说认真问她不会说，即便是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大家随便聊天，也甭想从她嘴里套出半句她们社正打算出什么新书的内部消息。老顾的脑子也好使，反应快，一般人想糊弄她很难，除非她想让你糊弄。
再说件具体的事。有一次，老顾在她的办公室里，将她们社里新出的一本《文学四季》期刊送给我，然后向我约稿，并一再嘱咐说“你和老陈是铁哥们儿，这件事儿可千万别对老陈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社的事儿不能让他知道”……类似的事儿很多，如果不是亲历，不是很了解他们夫妇，谁听了都会忍俊不禁！
有关顾志城与陈浩增的趣事，多如夏夜的繁星，此篇博文先写到这儿，以后我会陆续再写的。
顾志城虽然是从中国文联干部学校正局级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此前更多的时间却一直在新闻出版界忙碌。我认识顾大姐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我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她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岁数上虽然差着十来年，却并不能影响我对她的“一见钟情”。怎么说呢？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顾志城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姐。但不知为何，从在她的办公室见她第一面起，我就被她那活泼的性格“迷”住了。那时候的顾大姐，热情、活泼、爽朗、健谈，而且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不是大美女那种）：说话时嘻嘻哈哈，第一次见面就会让你觉得与她一见如故……总之，她的性格魅力无可抵挡，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只要你能有幸与她接触，定会在一瞬间被她的性格所征服！顾大姐不仅爱开玩笑，而且庄谐并举，风趣中含着真诚，轻松中带着凝重。如果你不开心，或是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去找她，哪怕是聊上一小会儿，你的那些不愉快、不开心乃至于烦恼得睡不着觉的事，都会在她的睿智而风趣的开导中烟消云散。而且，与她分手之后，你还会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是灿烂阳光，心中是阳光灿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三十年前，陈浩增与顾志城的人生起点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顾大姐当编辑和记者时，陈浩增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的编辑。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东四八条他那间最早的一间公共办公室里。屋子不是很大，有几张三屉桌交错摆放，大概能坐下四五个人。老陈坐在一进门就能够看见的那张桌子旁，桌上堆满了文学青年们的来稿，准确说是一个个来自远方的玫瑰色的梦，而他，陈浩增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青年们圆梦！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被他所发现所鼓励所提携所支持的作家之星，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远远超出了百位数以上！
三十年前，我先认识了老顾，后经她介绍，才又认识了陈浩增。起因是我那时也是一名文学青年，曾经以意识流手法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罔》，想找一家文学刊物发表。在一次聊天时顾大姐得知了此事。这个快人快语心肠极热的大姐姐，帮人从来都不打“磕绊儿”，闻听此事，二话没说，当即表态说，“你去中青社找我那位，他叫陈浩增，在《青年文学》当编辑，而且就是小说组组长”……于是，才有了我和老陈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好像是一个下午，天有些阴，屋子里的光线就有点儿暗。我进门后一问，一个瘦高的戴着眼镜的大青年就站起来说“我就是陈浩增，你是不是叫甄庆如，顾志城跟我说了，你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稿子拿来了吗？”我把稿子交给他，又请教了几个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他都一一地回答了我，说话的语气和腔调都很平和，像个大哥哥一样。见他很忙，我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还认真地对我说：“稿子先留下来，结果如何要等看了稿子再说，你放心吧。”他的话里没有客套，没有虚头巴脑，听起来叫人的心里很踏实。后来，那篇小说并没有因为“走后门”而获通过，退稿是用《青年文学》的牛皮纸信封细心地封好寄给我的，里面附了一封老陈的亲笔信。话虽不多，却是言辞恳切，既肯定了小说的可取之处，也中肯指出了未被采用的主要缺陷。这种待人以诚的回函，让人拿在手里心里却会发烫，因为它不是给你当头一棒，而是通过坦诚以对，让你于难免的沮丧中燃起新的希望。后来我陆续得知，陈浩增不仅对我一人这样，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朋友，都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长话短说，先回答本文标题中的那个疑问：两个正局级加在一起是什么级？
这当然是一句调侃。但是，也不乏说出几条理由供网友们一笑。一是中国的国情，带有着十分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就连五台山的和尚都有局处级之分，更别说百姓们眼中的各类官员了。因此，顾志城与陈浩增虽然都是出版家和编辑家，却也没能逃出“官级”的桎梏。人们一说起官来，亦难免会提到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具体到他们夫妇二人身上，两个正局级（而且都是司局级，不是下边的那些科局级或处局级）之间又是“这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因此，用加法就不能看作是一种多余，而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趣味话题；二是中国官场的等级制度，有一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氛围和不老传统，直至今日，在官级大小的区分议论和关注上也是侧耳皆是。因此，由此形成的官级台阶也是一级一级地往上数的。如此再看就会发现，正局级下面是科处两级，上面则是副部正部，再然后是副总理级……两个正局级迭加在一起是个什么级，听起来搞笑，其实却未必，不信您就琢磨一下；三是婚姻制度与官本位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利益牵扯关系。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只要是看重官级的人，不经意间或下意识里难免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个近似于荒诞的念头——两个正局级加在一起是什么级？
怎么样，有了上述的三个理由，这篇博文的命题就不能再说是“盐吃多了——扯淡”了吧。总之，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有兴趣的网友们不妨议论一下，看看其背后是不是还藏着更大的主题。
随着我与顾陈二人越来越多的交往，有关他们夫妇之间的趣事也知道了不少，此时想起的就有两件：
其一：比进步
三十多年来，我与顾陈夫妇之间虽然联系不断，却因为各自都有着十分繁忙的工作而走动有限，到一起见面的机会远不如在电话中交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友情交往，我仍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每隔上一段时间，或是半年一年，或是三、五年，只要再见到他们，二人的头上都会有一顶新的官帽，从处级到副局、正局，她们就像是一对比翼齐飞的天鹅，谁都不肯掉队（这里面当然含有各自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以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等其他因素，细究起来就是另一篇文章了）。
记得，陈浩增出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时，顾志城还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一次，我去看望顾大姐，曾经打趣地对她说：“老陈现在比你的职务高了，他是正局，你是副局，回到家里怎么办？是他领导你呢，还是你领导他呀？”顾大姐听罢哈哈大笑：“他的官儿比我大，当然是我听他的了。”话虽这么说，可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未必服气。果然，隔了N段时间后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离开了文联出版公司，出任中国文联干部学校的一把手了，虽然告别了出版界，却“进步” 到了正局级。
坦率讲，我的朋友圈子虽然很大，业务范围几乎涉及各行各业，但像这种夫妻二人同为正局级的并不多见。因此，有时我也喜欢拿这个话题与他们二人开个玩笑：你们说，两个正局加在一起是什么级，是不是应该相当于副总理呀？顾大姐就会笑着来一句“狗屁”，言罢开怀大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顾陈二人的默契、心知、欣赏和赞许，以及彼此相伴一生凝结而成的深情笃谊，都已经超出了这个笑话的范围，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因此，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这对夫妻，她们的相知相爱和比翼齐飞，都会让人由衷地羡慕和钦佩，并在心中诚挚地为他们祝福。
其二，比“保密”
自从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出版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大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常常体现在一个好选题或是一部好书稿的先机上。因此，当夫妇二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集体利益时，夫妻恩爱就会成为“商业机密”的一道障碍。说白了，就是极难保密。为处理好这一难题，陈浩增和顾志城在家中采取了各种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书房各立，分别拥有各自的专用电话以及口头立下君子协定等等。这种“夫妻对垒”格局，在外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没有谁会相信。但实情就是这样。老顾曾以少有的严肃表情对我说，别人不相信，你小甄还不相信吗？就说老陈吧。他那个人，不论做什么事，从来都是钉是钉，铆是铆，绝对不会越雷池半步。因此，回到家里，我们之间从来不谈工作。我的一些私人电话，他也绝不会偷听。比如，我们俩正在聊天时，电话铃儿响了，他即便话只说了一半，一见是我的电话，就会主动回避。出门前还会帮我把门带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心细，一辈子却大多是为别人着想。否则，我们干嘛要各装各的电话……
同样是这个话题，老陈在回答时，脸上会带出一种近似于顽皮的微笑，一双细长眼在镜片后面闪闪烁烁，说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老顾如何如何。譬如说“老顾那人虽说是个热心肠，但在涉及到彼此单位的工作和商业机密时她的嘴却很严，甭说认真问她不会说，即便是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大家随便聊天，也甭想从她嘴里套出半句她们社正打算出什么新书的内部消息。老顾的脑子也好使，反应快，一般人想糊弄她很难，除非她想让你糊弄。
再说件具体的事。有一次，老顾在她的办公室里，将她们社里新出的一本《文学四季》期刊送给我，然后向我约稿，并一再嘱咐说“你和老陈是铁哥们儿，这件事儿可千万别对老陈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社的事儿不能让他知道”……类似的事儿很多，如果不是亲历，不是很了解他们夫妇，谁听了都会忍俊不禁！
有关顾志城与陈浩增的趣事，多如夏夜的繁星，此篇博文先写到这儿，以后我会陆续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