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实是毛高畴的出生地高滩人。
杨实原名赵连池。杨实的长辈、高滩区长赵惠生曾和毛高畴的岳父的弟弟徐淑棠打官司。徐树棠打一场赢一场。赵惠生不服,输一次上告一次,解放时官司已经打到了陕西高级人民法院。
徐树棠当时是白鹤乡的乡队副,而赵惠生是高滩区的区长,这场下级打赢上级的官司在当时是很轰动的.
据说有一次徐树堂进紫阳法院时把裤子挽得高高的.法官问,为何这般,徐树堂摇头脑壳一字一板地说:大堂水深,老子怕趟不过呀!
杨实为紫阳的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杨实在紫阳的故事真可谓“大巴山的杨子荣”一般可歌可泣。
真是奇怪,杨实这样的有功之臣,解放后仕途却十二分的不顺.
解放后杨实在安康任要职,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紫阳江河农场劳动。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
唯一感觉安慰的是,听说杨实劳动期间,和那些右派--安康的大鱼们--精英们一边劳动一边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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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文化》发表《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杨实》(2012-08-16 19:32:09)转载▼标签: 杂谈
《安康文化》发表《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杨实》
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杨实
□ 张 斌
杨实(1925—1987年)本名赵良池,出身于陕西省紫阳县广城乡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十五岁到城固、安康等地求学,考入西北大学后未及毕业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的秘书,1949年5月受中共西北局城工部派遣到安康从事地下工作,在安康建立地下青年团支部,在紫阳各地建立秘密联络站,策划紫阳地方武装起义,为和平解放紫阳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曾担任团地委宣传部长、安康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时期下放镇坪县农村劳动十年,平反后调陕西省科教所任副所长。杨实一生追求光明,坚持原则,勤奋学习,善于思考,是当时安康地区党内著名的知识分子。1987年,他在西安逝世,终年62岁。
没有任何文凭的知识分子
杨实没上过正规的小学,国语算术都是由祖父赵保双在家中所教。那时离他家最近的初中在汉中城固,直到十五岁杨实才第一次走出大山沟来到汉中的城固县中学读初中。一开始人家个个都是标准的普通话,他说的却是一口地道的紫阳方言、人家都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他却是个英语文盲,很让同学们瞧不起。结果他硬是凭着他良好的语感和超人的记忆能力先从汉语拼音学起,一个字一个字的正音,又从背英语课文做起,一段一段地攻读。三个月后他以流利的普通话参加讲演比赛,以第一名的成绩使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半年之后他的英语已在全校名列前茅了,从此谁也不敢小看这个山里娃了。
两年后,杨实回到安康,他从初二直接考上了安康高中。很快他就成了学校中最引人注意的活跃人物。他利用学校放假期间常去林牧(原名骆传贵,后去延安改名林牧)家中听董铭竹老先生(安康前清举人)讲国学、诗词等,还与林牧等在兴安报上办起文艺副刊。
国立西北大学在当时是非常难考的,很多人连考几年都考不上。杨实竟从高二直接考入了外语系,所以他又没有了高中毕业证书。在西大他只念了两年,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悄悄地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参加了延大高级进修班的培训后被分配到边区政府任林伯渠主席的秘书。1949年春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根据组织的安排穿过敌特的重重封锁,回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这使得他又没有了大学文凭。
他没有任何一张文凭,也没有任何一项专业的资格证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他爱读书,善于思考,无论是在战争时期残酷环境里,还是解放后的政务倥偬之中。特别他善于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唯上,只唯实。因此,他的思想、他的学识,他的情怀和气节,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尊重,他才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
负有特殊使命的共青团员
杨实1949年1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共青团组织正蓬勃发展,许多国民党统治区也开始建立地下团组织。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干部,许多青年团员都肩负起重担。时任陕甘宁边区秘书的杨实同志接受了一项非常特殊的秘密任务。
1949年5月,我第一野战军情报处和西北局城工部获取一项军事情报,既蒋介石派华中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高侠轩到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区组织反共游击司令部。由于安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直没有恢复起来。西北局无法了解这一敌情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杨实是陕南人,决定派杨实到陕南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西北局城工部干部处的李万春同志找到杨实,和杨实谈了工作安排。杨实认为自己是学生出身,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不愿去。后来,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解放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又找到杨实,用激将法问他:“你年轻不去,是不是怕?”杨实当时年轻气盛,最忌讳别人说他怕死,就拍着胸膛接下了这个特殊任务。
接下任务后,杨实经过短期的准备,接受了无线电、使用手枪和密码通讯技术训练,于5月底从王家坪出发踏上了陕南之行。据他后来回忆,同日出发的有几十人,有的去了汉中,有的去了四川,但有严格的纪律:相互不认识,不打听。杨实当时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收集国民党在安康一带的军事情报。二是设法建立一条从西安到安康、紫阳、四川的秘密交通线。杨实经渭南到商洛,然后到河南的南阳地区,再南下湖北,原来准备从湖北的郧西进入陕西省的白河县到裴家河去找新成立的安康地委,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过不去,他只好折回湖北的房县,然后经竹溪进入陕西安康的平利县。6月底,他找到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军区司令部,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由于形势变化,党组织重新研究了他的工作,陕南区党委和军区开会研究认为:“由于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在陕南地区由防御转为进攻,敌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溃败,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争取瓦解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有可能,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地方武装,争取他们投诚起义的可能性更大。”当时的陕南军区政委兼陕南区党委书记汪锋对杨实说:“形势发展很快,而你又不能公开活动,从敌伪特务机关查到对你和林牧等几个大学生到延安的通辑令,你的身份在安康、紫阳一带已公开,只能采取秘密、隐蔽的方式活动。因此,第一,除了与陕南区党委联系外,不宜扩大解触面;第二、要尽可能利用上层关系做工作,用攻心战策反他们,迫使他们在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弃暗投明。”就这样,杨实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即由西北局指示的地下情报工作转变为直接从事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同时,原定的建立西安到四川的秘密交通线的任务没有改变。
杨实到达安康后,秘密联系了安康城防司令雷英奇和安康自卫团团长鲁秦侠。因雷英奇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打过游击,和八路军有些交往,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双方一谈则合。雷通过杨实与陕南区党委建立了联系,开始了谈判。鲁秦侠是陕南区党委支前工作组肖风同志的姐夫,鲁本人也受到过部队的地下党影响,策反工作非常顺利。杨实在安康只待了三、四天,这期间他和因暑假回到安康的西北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张德荣一起建立了地下共青团支部,张德荣任支部书记,魏毅、罗华任支部委员。地下团支部一成立,就参与了策反工作,魏毅、罗华同志打入雷英奇特工队搜集情报和搞兵运;张德荣负责通讯联络。这个地下支部到解放时,发展壮大到二十多人,为安康和平解放以及解放后迅速稳定安康城区的社会秩序做了一定贡献。
创造性的开展地下工作
1949年7月上旬,杨实从安康城防司令雷英奇的指挥部出发前往紫阳。他是半夜三点动身的,当时,为了他安全、顺利到达紫阳,雷英奇给了他一套国民党上尉军服,还配给他一个警卫员,带着公函,化装成到紫阳催收军粮的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地上路。经过三、四十道关卡,到离紫阳十六公里处的蒿坪时,他换上了学生服,让警卫员转回安康。黄昏时分,他悄悄地进入了紫阳中学,他找到他的中学同学,当时在紫阳中学任教的王树功,让他带自己到校长姚宜民的宿舍,并叫王找到他的另一位中学同学,也是该校教员的舒锡玖。在这间校长宿舍里,他给他的亲朋好友(姚依民为杨实的内兄)讲了全国的形势和紫阳即将解放的消息,并亮明自己的身份和回紫阳的工作任务,要求他们参与到策反紫阳自卫团胡宝玉部和大土匪阙治安的工作中来。杨实匆匆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就连夜由舒锡玖护送回到了他的老家紫阳县高滩八庙(今广城乡政府所在地)。
回到紫阳老家后,杨实做通了他叔叔赵惠生的工作,并在赵惠生的家里建立起秘密联络站。赵惠生当时任高滩竹溪乡乡长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并领导了一支自卫队的武装。赵的特殊身份和武装帮了杨实很大的忙。当时时值高侠轩召集紫阳各乡乡长和土匪头目一起开建立反共游击军的会议,赵惠生本不想去,但杨实知道这是个了解敌情的好机会,极力主张他去参加并带回了重要情报。这一情报对紫阳解放后彻底消灭高侠轩匪帮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的副手陈先登和紫阳自卫团团长胡宝玉关系很好,杨实就派他打入自卫团做胡宝玉的工作。对于杨实这一阶段在紫阳的地下工作,我们可以平静的叙述,娓娓而谈,然而,当时紫阳的每一条沟里都是土匪,每一个集镇都有胡宗南九十八军侦察所的便衣。杨实的行动是秘密的,但他的身份早在他投奔延安时就已公开,就已被国民党特务所通缉,他的每一步工作都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他接触的任何一个人出卖他,他都会面临绝境。据赵惠生解放后回忆,他突然见到杨实,不是没想过把他抓起来交给国民党九十八军的侦缉所,一方面顾虑亲情,一方面是杨实正气凛然,向他通报了安康、紫阳即将解放的消息。使他认识到共产党将要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他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了和杨实一起建立秘密联络站和做策反工作。
杨实回到紫阳时,基本是孤身一人,他依靠亲朋好友和进步人士,创造性的开展地下工作,迅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地下联络网。中共陕南区党委的指令通过这条联络线传达到紫阳各地和镇巴县。紫阳、镇巴一带的敌情也通过这条联络线源源不断的提供给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军区。杨实的同学,镇巴的康建鼎送来国民党在川陕边的军事要塞图,有力的支持了55师在陕南入川作战。这条联络线上也充满了危险。一次,杨实到洞河联络站王树功家里取回安康张德荣送来的情报和活动经费时,遭遇一伙土匪,土匪命令他停下来,杨实机灵的滚到一个射击死角,迅速将手枪和情报藏起来,土匪追来将他痛打一顿,搜查了他的全身,抢走了他的经费七百个大洋,把他当成一个商人扔到路边走了。等到土匪远去,杨实悄悄找回手枪和情报扬长而去。杨实就是这样胆大心细,他还通过联络站找到一些乡绅和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进行党的政策教育。这就是紫阳在解放后,绝大多数地主能够主动交出武器,配合政府工作,遵守政策法令得到宽大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驻进“匪穴”搞策反
杨实搞策反,一开始就锁定了两个目标。一是紫阳县自卫团,该团有三百多人,自卫团团长胡宝玉虽然目不识丁,但此人因爱惜百姓,在紫阳及紫阳邻县都有很高的威信。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红军游击队,后来在国民党围剿中被打散,他逃回紫阳后又拉起一支队伍继续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但因缺乏党的领导,这支队伍为国民党所改编。胡宝玉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直在寻找党组织。杨实通过打入自卫团的陈先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直截了当地给他布置任务,让他率领自卫团阻击南逃四川的国民党九十八军和鄂保四团。胡部多次阻击南逃之敌缴获大量qzdy和迫击炮。在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紫阳时,该部已基本控制了紫阳县城,紫阳解放未放一枪。
杨实要策反的另一支武装阙治安部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阙治安不仅土匪出身,人多枪多,而且大部分是美式装备,他常年走私鸦片换回大量卡宾枪和机枪。其部队的战斗力在紫阳所有地方武装中最为强大。他不仅常年盘踞紫阳、岚皋交界的洄水湾,而且还担任洄道乡自卫队队长,县总队副队长,国民党安康当局为了拉拢他,还委任他为紫、岚边区反共支队长。阙治安本人不仅反复无常,而且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是一方地头蛇,是百姓的保护神,是替天行道。尤其是国民党华中司令长官部派出的副司令高侠轩已在川陕边区建立了反共游击军,任命李靖山为司令。高侠轩、李靖山不断拉拢他,胡宗南九十八军也不断派出军官和他联系,并封官许愿,表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他起义的困难非常之大。杨实考虑到阙治安影响如此巨大,策反他可以对全县各股地方武装和土匪产生很大影响,便下定决心策反他。
策反阙治安,杨实采取了迂回战术,走的是上层路线。他先请王树功和姚宜民做通了国民党紫阳参议员王香斋(王树功伯父)和伪国大代表袁仲溪(曾任紫阳中学校长,时任国民党紫阳县党部书记长,王树功姑父)由他们出面说服阙治安,他们和阙治安谈过多次,做了大量的工作。阙治安最后表示只要解放军一到紫阳他就投诚起义。王树功通过电话用暗语向杨实通报了对阙治安策反的结果。杨实为了稳当可靠决定亲自去与阙治安见面。当时有人担心阙治安会加害他。但杨实坚持要去,他认为解放军已逼近紫阳,阙治安没有胆量加害自己。同时,自己又住袁仲溪家,袁、王两人同阙治安是亲戚关系,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不会加害自己。就这样,他在叔父赵化之和团丁马家河、张正双的陪同下经高桥、双河、斑鸠关到洄水,路上他们要穿过好几股土匪武装的地盘。第一天晚上,他们路过高桥时被土匪田老五发现,误认为他们是背枪去同阙治安换鸦片,带人悄悄尾随他们好几里地,在龙潭坝一户人家将他们包围起来,双方发生枪战。杨实机警的闪到门后,子弹擦过他的耳朵打在墙上。后来赵化之喊话称自己是高滩赵乡长的人,双方才停战。
杨实在洄水湾住了近一个月,反复做阙治安的工作。但阙治安声称自己力量小,不能阻击国民党军队南逃,只能等解放军来了才起义。后来袁仲溪到紫阳县城在县城给他写信说解放军已到四川了,劝他不要再出尔反尔了了。阙治安遂下决心起义。可杨实走后,他依然观望而没有行动。1949年10月,解放军55师向紫阳推进,陕南区党委派刘建成送来指示,要求杨实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这个时候,胡宝玉部已开始阻击胡宗南九十八军南逃,而阙治安依然没有动作,这让杨实很不安,他再次赶到洄水,督促阙治安起义。同时,55师164团在政委张思聪带领下从洞河向洄水开进,准备在阙治安突然发生变化,拒绝起义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阙治安下令向解放军投诚,他集合队伍向解放军交出了大量武器弹药。阙治安的投诚震惊了紫阳,岚皋两县各处的土匪,他们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至此,紫阳完成了和平解放,高侠轩反共游击队逃往大巴山深处,镇巴部分地方武装随康建鼎向55师投诚。
关于杨实的这段策反工作,有人曾批评他用的人都是地主、伪国民党紫阳县党部的人,然而,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他依靠党领导,利用乡土观念,创造性地开展策反工作,在短短几个月里,使紫阳得以和平解放,使很多包括地主在内的人对解放军箪食壶浆喜迎解放,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解放战争的策反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安康解放时,仅胡宗南98军和我军在牛蹄岭打了一仗外,安康各县均为和平解放,这证明了当时陕南区党委的策反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敢为人民鼓与呼
解放后,杨实曾协助紫阳,安康等地公安机关做清匪反霸工作。挖出大批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上个世纪50年代,他曾任团地委宣传部长和安康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杨实是安师、安中等几个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开始他也违心地在安师划了几个右派。这时省政府已下发了他调任省社科院《人文杂志》社当社长的调令,在他准备调任前的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他发表一番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即兴发言,却使他这曾组织领导别人“反右”的人,最后却堕入长达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
杨实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说安康地委他看的上的只有李立安和韦明海两个人。(李立安是北大学生,安康第一任地委书记,文革前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韦明海59年后是安康地委第一书记)。第二条是攻击党的组织路线是论资排辈,说党组织不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使用。第三条是说五分制不一定比百分制好,不要开口就是苏联的凯洛夫,我们也有自已的教育家孔子,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第四条是说安康专区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希望地委注意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培训。本来是一个共产党在离开家乡时对家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善意的指出,是一位家乡赤子的肺腑之言,他却因言获罪,成了当时安康地区职务最高的“大右派”。
1960年杨实被下放到陈家沟生产大队监督劳动,陈家沟的劳动模范屈良和是他早就熟悉的老朋友,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右派”身份,抱病写了一篇题为“包产到户,势在必行”的文章,装入信封写上韦明海书记亲启的字样,粘好后让朋友送到地委传达室。就这样一封观点完全正确的私人通信却成了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状。1964年胡耀邦同志到安康作了一次意在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展生产的报告,非常轰动。杨实听后激动不已,立即根据自己多年对安康经济研究的体会,写了一篇《关于在陕南山区发展山货特产的建议》的文章寄给《陕西日报》。文章引起报社高度重视,但考虑到他的右派身份未给发表,只做为内参资料发给专署各部门参阅。文章论述了发展山货特产所具有的育林护林、保护生态、防止水土流失的意义,指出防止水土流失仅靠修“大寨田”是不够的,还应加强育林护林等生物措施才行。这又成了他后来反对“农业学大寨”的主要证据。1969得他虽然经过多次上访,拿到“杨实同志解放前去延安参加革命,历史上贯穿着一条红线”的组织结论,却依然被下放镇坪县劳动,他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年。
杨实同志的一些真知灼见早已被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所证明,早已变成了安康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而在当时,能够像他这样敢于独立思考,能够像他这样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为民鼓与呼的人又有几个?一次又一次的鼓与呼,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击,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命运的挫折,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做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曾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敌占区从事策反,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贡献,是党的英雄,人民英雄。做为一名党内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思维敏捷,思想深刻、知识渊博,他敢于坚持真理,不唯上,只唯实,对安康经济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独立探索,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宝贵建议,他无愧知识分子的表率。1987年杨实在西安病逝,终年62岁。
1988年春天杨实同志的妻子带着长子和长女没有惊动地方政府,把杨实的骨灰安放在家乡的一个美丽的山冈上,附近的乡亲闻讯都成群结队来送花圈、放鞭炮,自发的来迎接离别他们多年的游子,美丽的大巴山也张开宽广的胸怀,献上烂漫的山花、荡漾起久久的回声来迎接这位饱经风霜的战士。如今,杨实的墓已申报革命遗址,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杨实同志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