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宏图

五十年前几百万各种肤色的军人汇集在一条叫做三八线的狭长地带，彼此倾泻着钢铁和炸药，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爆发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当中，有二百多万的军人和平民丧生，他们或成为自己民族的英雄，或被叫做屈死的冤魂受到人们的祭奠和同情。然而其实这个战争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下来的，只要他们被划为这一群，他们就很难享受这份殊荣，他们被称做战俘。

朝鲜战争当中，志愿军战俘有两万二千多名，其中六千六百七十三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返回了祖国大陆，而有一万四千多人被送往台湾。比起那些在战俘营里殊死搏斗最终回国的人来讲，这一万四千多去台湾的战俘，他们的命运其实绝少有人提起，而在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些战俘营里的斗争故事当中这一群人也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或者我们愿意忽略的背景。那么他们是不是懦夫。他们究竟是不是叛徒？就此一别之后，他们还能不能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冉宏图就是其中一人。　

冉宏图八十三岁，去年在台湾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大陆定居，现在和侄子一家住在宜昌郊外的一个小山村。冉宏图祖籍四川云阳，一九四二年的春节被保长抓了壮丁，一根绳索让他离开了家乡成为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士兵。我们的来访让老人的记忆又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年的岁月。

冉宏图：被抓走那时候哭了几天，把我抓到乡里，去了三天，关了三天三夜。前后人押着就送我去当兵去了。

一九四六年，冉宏图在团长张剑秋的带领下全团投诚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冉宏图所在六十七军二百师六百团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突破联军的封锁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冉宏图：那么粗一个口袋，那么长围在脖子上，八个手榴弹、三百发子弹。班长背一个大锅副班长背一个小锅，中间组长也背大锅小锅，辣椒生姜酱油盐巴都要背着，花生米也要背着，辣椒面也要背着。晚上行军，白天不敢走，在树林里面躲着。不准你冒烟，一冒要是发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你有人没有人那个海岸炮就往那个岛上打。

随着战线的延长，志愿军供给线被联军封锁，志愿军战士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口粮自给自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军联合李承晚部队以四个师的兵力，以飞机、大炮、坦克时向六十七军坚守的沿三八线二十五公里的正面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了十多个日日夜夜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冉宏图所在的预备队最后也冲上了前沿阵地。

冉宏图：一上去我们那个班就去了一半，班长和组长当时就打翘了，我们就只有进入掩体。有一个雕堡口，那个雕堡口做得很小，做得不理想，打过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点打不到，你往左边右边也打不到。

在飞机掩护和步兵 工兵伴随下，联军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进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进行“逐山占领”。冉宏图和他的战友最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冉宏图：我那个弟兄说班长这样子不行了，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放下武器。我说你胡说，‘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说，‘我走’。我说，‘你走，我可以替你报仇’。我就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放下武器，不会轻易让你把我抓走。结果说着说着，枪伸进来了敌人的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成流。

朝战结束后，交换俘虏场面

冉宏图：从韩国到台湾运走的时候有的偷着就跳船、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说‘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队的情形，没有办法交待，死路一条，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那我干脆去到台湾，去了台湾想法不一样、变了的话，我还是死了算了’。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两万两千多人，在分别的那一刻因着不同的选择彻底登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当运载去台湾的战俘的船只和运送回大陆的战俘的车辆驶向不同的方向，这两万名战俘的命运也从这里分道扬飙。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或许只有一点，就是他们曾经是战俘。这共同的起点将永远被标记在他们的身上。

冉宏图抱着活一天看一天的想法，最终活了下来。为了种种政治目的，台湾当局并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允许这一万四千九百名战俘回乡务农经商。冉宏图被迫再一次扛起了枪，由一个志愿军战士变为国民党军人。冉宏图在国民党军队里，口是心非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每天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但并不相信国民党真的有这个能力，他选择沉默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平平安安的活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火光烟雾之中，从前线传来的一些消息让冉宏图难以平静。

冉宏图：第一次就炮战，有的会水，跑了。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有一次我也想要干那个事情，我带的冲锋枪，我可以把船头控制。那个连长的传令兵和指导员的传令兵是一个人，是江西人，就跟我讲‘人家报告了，说你有行动’。我心里就知道了。我说‘什么行动’。他说‘驾驶班的班长、第一班的班长跟连长指导员报告说你有投降的举动’。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跟连长倒开水拿香烟的时候，第一班班长叫刘承林亲自跟连长、指导员讲的那个话’。我就警惕了，以后也不叫我押水运就让我调回去换班。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让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加入国民党军队的志愿军大部分人在曹营心在汗，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改造好。于是针对战俘，国民党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

冉宏图：他要我参加他的组织，我说我不参加。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讲原因。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脱离了，你不参加，你没有希望了。我说没有希望我也不后悔。所以过那个生活够黑暗了、够羞耻了，他不说你是中国人，（说你）是战俘。他说我们都是坏人。

好人、坏人、中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冉宏图内心始终被这些混乱的概念纠缠着，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他来到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家乡父老面前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机会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到了台湾他依然还是个兵，依然背负着战俘的标志，依然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坏人。他自己明白，他没有超越一切的勇气，不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弃升迁、拒绝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总算让他自己体会到了一点点自尊。可能正是这残存的一点点自尊让他还觉得自己不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他还活着；但也正是因了这点自尊，他依然痛苦、无法安宁。

冉宏图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他心灰意懒，此时他以不在关心政治，不考虑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节前后，他总是面对着大海，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牵挂。

冉宏图：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想到母亲，想到弟弟，现在还在想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也想邻居、我的家婆。我现在回想那个面容，现在看都一样；听到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那是个梦。那个时候我们说回不来大陆，干脆死了算了，来了台湾还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个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活不下来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