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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笛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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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25 2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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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羌笛悠悠
“羌骨”，青藏公路
如果青海是羌，那么“羌”去掉三横二点而剩下的变形的“儿”字形容青藏公路、青新公路的形状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一撇进疆；一拐进藏。“羌”上面的三横，正好是青藏公路上的三道关：西宁一道关、日月山二道关、格尔木三道关。多么神气活现！进疆进藏的三道关都在这个字中隐现了出来。羌，那是漂泊者几千年足迹的凝固。
青藏公路起点位于西宁城西杨家寨虎台南侧，2路公共车起点附近。虎台是南凉国在西宁的遗址，是南凉秃发氏三兄弟演阵练武的地方。青海公路的起点是一个几米高的石碑。过了这个碑，我们便正式地入青藏公路了。
青藏公路起于西宁终于拉萨，长二千一百公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通车。一九五三年初，西藏军民粮食告急。西北局运粮总队在慕生忠将军的带领下，赶着上万匹骆驼奔向拉萨。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运粮总队终于踏着累累白骨到达拉萨，上万匹骆驼仅剩下了几匹。慕生忠将军伏在仅剩的几匹瘦骨嶙峋的骆驼身上痛哭失声。
慕生忠不忍心眼睁睁看着骆驼一匹一匹死去；更不忍心看刚进藏的军民活活饿死。慕生忠提出“由木车开路探险向西藏进军”的大胆设想，得到彭德怀元帅的支持。经过五十天艰苦奋战，到达世界屋脊上的黑河。慕生忠又提出修青藏公路的设想，又一次得到彭元帅的支持，拨军费派援兵，只用七个月零四天便打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一千二百公里。据说只用了二百万就修通了从西宁到格尔木的七百多公里。
青藏公路没修通前，进一趟藏需二年，而现在只需半个月就够了。现格尔木市还有慕生忠的“将军楼”。青藏人民提起青藏公路，对慕生忠将军与彭德怀元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修青藏公路死了很多的战士，据说平均一公里牺牲一名战土，故被称作以生命做里程碑的公路。
如果青海是羌，那么“羌”去掉三横二点而剩下的变形的“儿”字形容青新公路青藏公路的形状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你看从西宁到格尔木然后接撤的方向到茫崖进新疆，而到了格尔木接拐的方向进藏。真是活灵活现。变形“儿”的重要特点就是上面重叠。而青新公路（南线）与青藏公路从青海到格尔木刚好是重叠的。这正好是这个变形“儿”就好的注脚。
“儿”上面的三横，正好是青藏公路上的三道关，西宁一道关、日月山二道关、格尔木三道关。多么神气活现！进疆进藏的三道关都在这个字中隐现了出来。
而从另一角度说，青海的几条主要的公路都可大写意般凝在这个甲骨文的“羌”字中。
可不是？与变形“儿”相交北进甘肃的主要公路正好是三条，分别在当金山口、托连、峨堡进入甘肃；南进四川的主要公路也是三条，分别在称多、斑马、玛曲进四川——青藏原来没有公路进藏，主要是走青康公路。也就是先进川再进藏。当然这只能是写意。那“三横”变成了魔鬼的三臂，爪子上下来回舞动如同是在狰狞中显示青海自然环境的严酷。
而甲骨文的“羌”字活脱脱是青海公路的形状，难道是羌人在千年前就预言了青海公路的形状？这可真是一个谜。
现在，羌人的足迹终于在地球上写出了一个大字的羌字，并终于被“墨笔”描写。
羌人在魔鬼的咒语中定住了，现形，就是青海公路。于是，人们沿着青海公路走一遭，就是踏着魔鬼的咒语走一遭。沿着青藏公路走一遭，实际就是等于在羌字中走一遭。不是吗？沿着青藏公路走一遭就是沿着青海各民族的“心骨”探索一遭；就是沿着青海各民族的“血脉”摸索一遭。
“羌”是漂泊者心里的一条神秘的地图。这一点只有羌人知道。对的！不论漂泊的步子如何的散乱，最终凝结在一个“羌”字上。那是漂泊的终极图腾。
青藏公路这条用生命做里程碑的公路与青康公路重叠，在倒淌河分岔，形成一个大的三岔路口。青康公路以前只是一条土路，根本就没有什么柏油路。
沿了青藏公路走入羌的深处，不知为了什么，一种轻微的战颤让我感到另一种属于“灵”的什么在我走上这条路的那一瞬进入了我的生命，带着一种渴望深层次沟通的愿望。这种无处不好奇无处不感兴趣的“灵”浸入我的生命，带着一种微微的悸动，用一种只可以用悟性表达的情感浸漫着我淹没着我。
走入“羌”，似乎那字里凝着一个很大的气场，让人接气的当儿头顶泥丸穴不自觉打开，心为之憾动，情为之充盈，那真是一种颇带有几份悲壮的情态。恍惚那青海的公路凝成的“羌”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甲骨文，深入它总能唤醒人心里那么一种熟悉而又陌生、淡泊却又博大的伤感。
而人的骨不也是一个“羌”字？动脉静脉上半部分不是扭在一起？那么青海的公路不正是生命的凝集？
黄河与长江有人说在青海写出的是一个“儿”字，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什么？这个“儿”与一羌”中的一儿”正好成倒像。这时又蕴幽着什么？
这是一条神秘的路！那是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浮出的人类流浪足迹的凝固；那是从时光的隧道中隐现出的一幅生命血脉图；那是从动物世界的激烈纷争中隐现出的一付刚健的人骷髅；那是宇宙信息沟通交合后呈现出的终极图腾。
据说冬天坐在超高空飞行的飞机上在青藏高原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羌”字——就如卫星从宇宙拍回的地球照片中国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万里长城一般。
“在青康”的一百多个羌人部落
公元前五世纪秦励公时，有一位叫无弋爱剑的羌人被秦捉去做了奴隶并被烙奴记，他逃回青海河湟流域。在旷野，无弋爱剑遇见一位受过割鼻酷刑的姑娘，与她结为夫妻。无弋爱剑教河湟羌人耕田种地饲养家畜的技术，得羌人拥戴，成为湟中羌的首领。湟中羌最后繁衍成一百多个羌部落。
现在人看到光公共车就有好几路，高楼大厦与穆斯林建筑交相呼应成一个现代气息很浓的省会城市西宁，一定想不出这座古城在一千多年前还被人称作“野马川”。秦汉以前的西宁是古羌人的天下，西宁古时是这样一种情景：满山遍野的牛羊，不时有一群一群的野马奔腾而过。所以“青藏公路”的“雏形”东端是羌人与野马跑出的路。
西宁北祁连山脉的达板山与南拉脊山脉的南山一千多年前也不是现在这样光秃秃的，而是长满松柏与茂密的灌木丛。这些树与灌木丛尤其长在山的阴坡。我们青海的文豪石葵为此还写过这样的诗：“背过你的脸／生命的绿／才能／丰满／惬意”。真可谓抓住了，青海山的神韵。
西宁“环万山而中宅，重三峡而外峙，翼红崖青海兮低昴，倚昆仑黄河兮轩轻。张国家左掖，断匈奴右臂，乃用武之重地，河西之捍卫也。”（明·李素）
青海东部农业区因有黄河的支流湟水，故称为河湟流域。西川河、北川河、南川河为湟水支流。三条河在西宁汇入湟水河。湟水河从西向东流向“重关曲似九回肠”的小三峡，在民和与大通河汇合后向东流入黄河。而我们现在是沿着湟水河支流西川河溯流而上，方向是湟源，然后向南过日月山口。
西宁到湟源段青藏公路的北边仍是祁连山脉的达板山，南边仍是拉脊山。
羌人经历从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直到部族这样漫长的经历。
西宁的西零羌、湟中羌、罕东羌擅长歌舞。西宁北川的上孙家寨的舞蹈纹盆为我们再现了这一情景。
公元前五世纪秦励公时，有一位叫无弋爱剑的羌人被秦俘去做奴隶，并被烙奴记，系颈缚项如牛马一般学会了犁地播种收割打碾。他逃回青海河湟流域。在旷野，无弋爱剑遇见一位受过割鼻酷刑的姑娘，或许是同病相怜，与她结为夫妻。无弋爱剑教河湟羌人耕田饲养家畜的技术，得羌人拥戴，成为湟中羌的首领；掌管春种秋收，世代享有统治大权。湟中羌最后繁衍成一百五十多个羌人部落。
古代的青海，可以说是羌人活动的中心。居住在我国西部的“西羌”是一个多氏族多部落的民族，自无弋爱剑以来，其分支发展到一五十种，分散居住在我国的西北和西南各地。有的部落兴盛，有的部落衰亡，有的部落被其它部落融合。他们在湟水边盖起了第一间土房，耕出了第一片农田。
羌人遂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姓氏，一般以父名母姓作为部落的称号。除“杀人偿命”外，无其它禁令，相对来说羌人活得自由自在颇具个性。
无弋爱剑的直系后裔代代豪强，世袭部落联盟首长。
秦献公时（公元前三八四年一前三六二年），爱剑之孙畏秦之威，带领部落向西向南迁徙，他的子孙各自成为独自的部落，主要有“牦牛种”——分布在四川西昌东的越羌；“白马种”——分布在四川广汉一带的广汉羌；“参狼种”——分布在甘肃西河县的武都羌。此外，发羌、唐旄种向西南迁徙，到达青海南部与西藏境内，融入土著，成为吐蕃的先民的一部分。还有部落西迁到青疆交界及南疆成为羌等。
留在河湟地区的爱剑曾孙忍及弟舞娶了众多妻妾，河湟羌人繁衍兴旺。
忍的儿子研十分雄健，立为首豪，他的部落称为研种。
约在公元前三六—～三二一年间，秦孝公曾派太子驷率包括研种在内的戎狄九十二部落酋长朝谨周显王。以后秦始皇因兼并六国无暇西顾，修筑长城以界西羌。长城西塞外的羌人势力不断发展。
汉初，匈奴族冒顿单于势力强大，河湟地区的羌人臣属于匈奴。
到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具备了解除边境威胁的能力。于是汉武帝开始了“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行动。元狞二年（前一二一），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统万人过甘肃焉支山围歼匈奴，建河西四郡，割断了匈奴与河湟羌人的联系。
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汉武帝命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十万“西逐诸羌”，占领青海河湟流域之后向河湟流域迁徙汉人，在西宁建立西平亭，为创建郡县创造了条件。之后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领兵巡视诸羌，以欺骗手段召杀反汉的先零羌首领四十多人、羌民千余人，引起更大规模战争。
宣帝又派出将军赵充国率领六万军队出兵湟中，很快就击破了以先零羌为首的羌人主要力量。汉军在湟水流域实行军事屯田，建立郡县，设置护羌校尉、属国都尉等机构，并封授归降的先零首领着零、弟泽两人为“师众王”，整个西羌地区很快趋于平定。
西汉政府设置了“金城属国”安置归附的羌人。可是护羌校尉与属国教尉在后来的羌汉战争中直接压迫和屠杀羌人，引起一次一次的羌人暴乱。
为了控制这些桀骜不驯的羌人，汉新置了金城郡，在河湟地区增置七县，使金城郡由六县扩为十三县。这样西羌分布的主要地区便被控制了。从这时起河湟地区正式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的君县体系中。
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派人来到西海（青海湖），诱卑禾羌首领将环湖地区献给汉朝，自居高山为汉藩蔽，建立西海郡，并在环湖地区设置五县归西海郡管辖（现在湖地还有五座汉代在古城）。这使得汉帝国疆域扩大到西部草原。王莽建西海郡后在国内增立新法五十条，凡违法者强迁到西海郡。被迫迁徙的万名汉族百姓怨声载道。爸爸在民院当老师时，他的学生中的汉族有许多就是这样到青海的。
可以肯定地说，“青藏公路”当时已从河湟流域延伸到青海湖，且与现在青藏公路大致线路一致。
汉代以来，在多次的羌汉战争中，统治阶级把大量降服的羌人安排与汉人杂处，便于驯服羌人。可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残酷虐待羌人，重其摇役敛其牛羊强迫出征，不断激起羌人的武装反抗，七七—一○一年间羌人多次攻打金城、陇西、汉阳等地，汉军营不时被捣毁，汉军将师常被杀死。终于形成羌人武装起义，其中河湟羌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羌人起义失败后，烧当羌首领只得率余众千人，“远逾支河首”，即今青海南部的果洛玉树地区，依发羌而居。
永初元年（一○七年）因安帝强行征发羌人赴西域作战，羌人和戍羌骑兵被迫举行暴动。各郡羌人响应，沿路抛尸，其中先零羌和钟羌声势最大，战败五万镇汉军后人内地，建立自己的政权，由滇零为天子建都北地郡（宁夏境内）。滇零使东汉在西北的郡官惊惶失措，纷迫所属汉人内迁郡县，结果随道死亡，丧其大半，汉人不忍强暴也参加羌人起义。东汉先后调集二十万军队并利用南匈奴骑兵才消灭了滇零政权，结束了这次长达十二年的羌汉战争。
延嘉二年（一五九年）到建宁二年（一六九年），烧当、先零等羌部落先后展开反暴政斗争。东汉领兵作战的大多嗜杀成性，仅他一人率兵征战先零羌“几百八十战”，斩首三万八千六百多级，掠得牲畜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多头。统治阶级对羌民的屠杀可窥见一斑。
青海的路可以说是用鲜血浇出的路。
王莽末年，金城郡属县多数被西羌占领。光武帝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东汉初人员减少，把金城郡十三县划归陇西郡管辖。这样青海东部地区分属金城、陇西二郡。建武十一年（三十五年）陇西太守击破先零羌。为了加强对河湟地区的控制，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年）东汉置西平郡。东汉西平辖有西都（青海西宁）、破羌、临羌、安夷四县。
除行政建置外，东汉自建武九年（三三年）承袭旧制，仍设护羌校尉。永初时，因金城、陇西二郡羌人起义，校尉营不断迁徙。东汉的护羌校尉更换二十八次，其中除邓训受羌人爱戴外多贪婪凶暴，引起了一次一次的羌人反抗。羌人的起义多因护羌校尉的残暴屠杀而引起。
史载汉代羌人著名部落有二十余种，其中尤以先零、烧当。钟羌（临洮一带）等部落集团最为强大。今青海境内先后有先零、烧当、罕秆、封养、牢姐、烧何、多姐、勒姐、当煎、当阗、钟羌等部落活动过。
东汉羌人起义前后持续一百多年，导致羌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对羌人的残酷压榨。羌族人与几十万拥有铁甲利矛的东汉官兵抗衡，不断遭到血腥屠杀和掠夺。以金城郡和陇西郡（青海东部地区在东汉时分属金城和陇西二郡）为例，百多年羌汉战争使户数只及百分之十。羌汉战争也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崩溃。
“山势东来围‘边’塞，河声北走撼‘孤’城。”羌人给远古青唐川蒙上一种苍凉的色彩。
“羌笛何须怨杨柳”
那羌笛双管双簧竖笛，长约二十厘米，两管头中尾各缠一圈羊筋，每管上六孔距全等，头各插骨簧一片。那骨头被磨得油亮生辉，如同一个亿万年前的古董，唤起的是生命中的一种苍凉的怀旧情绪。羌家的儿子吹着羌笛踏上漫漫黄金之旅，带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却对带着裹尸布的同行人不屑一顾。似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化为风，化为雨，化为羌笛中流淌的一种空濛……
对的！青海人多是羌人的后裔，不论现在叫什么民族。
从西宁出来已有几个小时了，总也是一辆辆手扶车被我们超过。看得出那是青海互助、乐都、民和一带到可可西里无人区去挖金子的人。就在这时一辆马车被我们超越，其中一个小伙子头睡在车厢里，脚高高地翘在后挡板上，那脚上穿的却是一双羌鞋。这鞋也叫云云鞋。那鞋尖尖的头儿，正中有一个“鼻子”，千层底儿分成几种颜色。鞋面上绣满了大朵小朵的云彩。那些云彩属装饰性挑绣花纹图案，连鞋边、鞋带上都不放过。好精致秀丽的花纹，我的心一动。我在青海互助红崖于沟当知青时，村里的行姐们有会纳这种鞋的。上大学离开，我还带回一对没纳底的帮子做为留念。互助一带正是古羌人生活的地方。现在互助生活的汉、土、藏、蒙古都与古羌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关于羌鞋，还有故事呢！据说古羌人往南迁徙过程中，遭遇戈基人，羌人登云云鞋逃出劫难，化险为夷。
所以云云鞋被当成一种吉祥物送给出远门的人。羌族人认为穿上云云鞋能逢凶化吉。云云鞋又是爱情的信物：“送阿哥（嘛着）一双云云儿鞋，腾云驾雾（了这）快回来。”
羌族的文化总也带着一种苍凉美。
从马车上装的水泵、筛子、帐篷等工具，从那一麻袋一麻袋面粉、土豆及那一皮囊一皮囊糍粑、酥油一类东部农业区人平时不吃的食物看，这也是一个走向可可西里的沙娃。可是马车又怎么到得了近千公里的可可西里呢？对于他那可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羌家的儿子吹着羌笛踏上漫漫黄金之旅，带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却连一块裹尸的白布都不屑一带。似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化为风，化为雨，化为羌笛中流淌的一种空濛……
原来，青海的采金点遍及全省河谷地带，而采金的方法仍沿用土法淘取。小时我们到民院前边的湟水河边去玩，沿河一带，淘金者小团大团，热闹着呢。那沙金在沙中跳闪，整个河都金光闪闪的。听说大通河流域更阵势，每年产金一万英两。可是现在近西宁附近再也看不到这种情景了。现在的采金人一般都是到可可西里无人区等偏远地方去。
“云云鞋”就那么倒躺在马车中，似乎什么时候能走到可可西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正向着黄金之路“的的的的”地走着。他悠悠地吹着羊腿骨制成的羌笛，陶醉在不知是他的黄金梦还是爱情梦中。那羌笛双管双簧竖笛，长约二十厘米，两管头中尾各缠一圈羊筋，每管上六孔距全等，头各插骨簧一片。那骨头被磨得油亮生辉，如同一个亿万年前的古董，唤起的还是人生命中的一种苍凉的怀旧情绪。这使我想起距西宁六十公里柳湾的与古骨羌笛一起出土的文物陶笛、石磬、陶鼓、鹰笛……
凄迷的古曲就那么萦回在天地之间，似绵绵细雨，潺潺流淌，徐徐沁人肺腑。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我禁不住想起了这样的诗句。
我想羌笛的起源，一定是在这上千年的历史中，羌人不断地迁徙流浪，不断地遭遇战争，不断地失去亲人，因而土法制成羌笛便用来呼唤失去的亲人们或是表达对死去亲人友人深切的思念。不然不会这样凄迷婉转。
其实，羌笛不仅仅可用羊腿骨制成还可以用鹰腿骨制成。鹰在青海东部农业区仍是神鹰，天葬台上帮人超度——虽然东部农业区的藏族、蒙古族采取灵塔式木葬。青海人从不伤害鹰。所以许多勇敢的鹰是等不得老死的，总也是自己向山崖撞击，折翅断颈而悲壮地死去。牧羊人就收集了来制成“羌笛”。鹰腿肌制成的“羌笛”比羊退骨制成的“羌笛”更有过之而无所不及。当然鹰腿骨还能别夸“鹰笛”有人说鹰腿骨制成的“羌笛”吹出的志向音是云飘飘逸出；羊腿骨制成的羌笛吹出的声音是雾漫漫散散。两种羌笛都怀着那么一种不可以用语言形容的伤感。
有人说鹰腿骨制成的“羌笛’是一种飞的声音，羊腿骨制成的羌笛是一种奔跑的声音。两种羌笛都带着那么一种不可以用语言形容的苍凉。
第一次羌笛响起，满天里总也飞满了羽毛、稳草，空气中总也齐溢着大自然的清香……
而这个“云云鞋”，我想：说不定，他是从我下乡的互助来的！那里的人有互助的传统，不知这个县名是不是由这个来，不然单枪匹马的他怎么可能完成他的可可西里之旅呢？真不愧是羌家的儿子！
对的！青海是古羌人的天下。现在青海的民族不论叫什么民族都与羌族有缘，虽然他们现在已不叫羌族。
虽然现在真正叫羌族的已不在青海而在四川，可是他们大多还是从青海迁徙过去的。
带着走的“火坟场”
通过甲骨卜辞古文献记载，古传说和考古新发现等，我们更进一步知道羌是生息在青海、甘肃、宁夏、四川四省区的我国大西北的最早的居民。羌人作战被俘后，不忧死而一忧其不焚”，“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
我们现在是沿着辛店文化湖流而上。
我们向北祁连山走了不到两里路，就看到了当地人称呼的“火坟场”。
站在这样的场边，我才明白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灰坑，就是我在河南汤阴殷墟看到的一号灰坑，二号灰坑……那样的一个灰坑。
从考古资料更能进一步证明今天的青海、甘肃地区早就是一个以羌人为主的多民族的居住区，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青海甘肃一带出土的寺注文化与辛店文化遗址。
寺洼文化出土的“安国式”陶器与西周陶器的风格相同，因此该文化的年代当属西周。寺洼文化以打制石刀为主，土葬与火葬同时存在。火化灰封陶罐中，殉葬品中有成对的山羊角。
辛店文化分布在青海贵德至兰州的黄河流域，及现在我们正在走的河湟流域。洮河、夏河、庄浪河为主要分布地区。在这些早期村落遗址中发掘了大量的石质和骨质生产工具、青铜器冶钢工具，同时还有多种动物骨骸，其中以羊为主。这些都属于古代羌人的文化。说明羌族人西周前是生活在青海甘肃一带的，与记载中羌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吻合。
千百年来，羌族人民为了实行火葬，几乎每个家族都保留有本家族的“火坟场”。它有石砌的土垒的围圈，场内一个“火坟坑”约长七尺宽五尺深八尺，坑上有一个可移动的小土屋，屋内供有本姓历代祖先的神位。在坑边往往还立碑，记述着姓氏来源和设立坟场的年月。
若死了人，羌人将死人收捡人棺，抬到火坟场，将坑上小木屋移开，置棺于坑内，死者面西，由亲儿子点火。
羌人有走到哪里把“火坟场”带到哪里的习惯，其实就是带祖先的灵位，充其量不过是几块骨头几罐骨灰而已。“火坟场”青海民和脑山的火化用土窑完全不同，最本质的不同是：“火坟场”上的小木屋子是放祖宗灵位的，火化时移开；民和火化窑本就是一个火化炉，窑的上半部分是不可移动的。（羌人火化是一个灰坑，把棺材放入灰坑中火化，火化完后灰坑上放上小木屋）。由此可见两种火化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就如汉刘邦打下天下定都长安后把故乡丰县分成丰、沛两县，把丰县迁到长安附近称作新丰县，当时人有人房，鸡有鸡场，狗有狗窝，一切一切的一切跟老家的一模一样，更何况是祖先的灵位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羌人迁徙可能并没有带走“火坟场”，而是走到哪，万一遇难，同伴们就为遇难者就地建“火坟场”。这也就是说羌人走到哪就把“火坟场”“带”到哪。
“你死后有去的地方，有住的地方
头上戴上红绸帽，身上穿的绫罗衫
雪白的带子腰上检，云云鞋儿脚上穿
你死后有去的地方，有住的地方
……”
羌人的这种走法可能是最潇洒的一种走法。藏族蒙古族人死后化为飞鸟，而羌族人是化为“云烟”。羌族一个家族才拥有一方“火坑场”，不占有任何一方墓地。战争期间羌人更是就地火化，就地扬灰。这比藏族蒙古族天葬走得更轻飘更无痕迹。这让我想起徐志摩的诗：“我悄悄地来／正如我悄悄地走／挥挥手／不带走一缕云彩”。
也正是“带”着走的这份苍凉使得羌族更加深刻地溶入到各民族文化的髓骨、血脉中，同时也使得羌族占有的地盘、拥有的物质一日一日减少。而这种苍凉的浸透力正是西部构成长江黄河气脉的原气场，这是一种精神的浸透力。
羌人作战被俘后，不忧死而忧其不焚，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而“以虎皮裹尸而焚”是为了来生来世变为虎。这正是柔弱的羌人企望得到一种强大的保护？
举“头”漂泊
“以丰祭山”至今仍是羌人的节日大典，从出土的随葬品中可看出羊犄角和羊遗骸最多。以羊犄角祭祖祭山，不论流浪到哪里，这个风俗都被羌人保持了下来。而这“羌”字头上的两点，是羌人顶礼膜拜的羊犄角？还是与生命相伴的火种？
这些部落是何时自称为“羌”的已无从考证，也不知起名“羌”的那个人是不是在一种“本我”状态下。这个“羌”实在是耐人寻味，恍是一种高智慧的凝结。
“羌”字的头上的两点是一个神秘的记号，我总觉得有无数种神秘的诠释。
对的！这个“羌”头上的两点，不仅仅是羌人膜拜的远古的图腾——傲然的羊犄角，被人们高高擎着沉浮在悠悠的羌笛声叶’。
“羌”字上的两点是不是指向羌人逃遁的方向，那仿佛是一个部落不得不迁徙之后给后人留下的隐秘的路标。
也只有羌人可以按这个路标找到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部落流落的地方；也只有羌人可沿着这个路标溯流而上找到自己的祖先的“火坟场”，找到自己的部落遗留的陶罐。
可不是？以终于现形的青藏公路做为“羌”中“儿”的指向。羌的两个“耳朵”的指向正是羌祖爱剑之后裔畏秦之威受吐蕃王朝侵逼被迫迁徙的两大主流的分流方向：
一支就是从西北草原向西南横断山脉河谷台地移动，到达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境内。其中现在四川羌人就是那时迁徙过去的。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五世纪），秦国的兴起使游牧于大西北的羌人受到秦国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穆公离间戎王与部下由余的关系，受委曲的由余终于向秦穆公请缨，西戎的十二个国家顷刻灭亡，戎王一命呜呼，青海数千里土地划人秦国疆界。于是羌人开始了更大规模更远距离的迁徙。
一支向宁夏、陕西，后建立西夏王国的地方。公元七、八世纪由于受吐蕃王朝的侵逼，羌人拓跋氏部落移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拓跋氏部落酋长因围攻黄巢有功受到唐朝的赐姓和夏国公的封号，后建西夏王国。
这是一个神秘的指向，是指给那些有悟性的羌人的。
而“羌”字的那两个点的交点正是现在青藏公路的起点。
“羌”字头上两点是诠释羌族的根在哪里。
羌上面的两点除了隐示羌人漂泊的方向，还隐示一种寻根意识。
羌族是一个漂泊中的古民族，唯有羌人最知道根的意义。可不是？漂泊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所有的漂泊都是为了寻找一个根，寻找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可是，为了生存羌人不得不四处漂泊。
“羌”上面的两点如两片草叶，象征草下面的根，还有一种就是隐示“羌”的起源与发展史。
这个“羌”当是放倒的，所以隐示着不论这个古民族漂泊到哪里可是根是在西部的。虽然它源源不断地向中原输出自己。
“羌”字的头上是一种发展史。
“羌”上面的两点隐示羌人的发展方向，已逐渐由牧业为主变成以农业为主了。
牧业成为一种祖业所以“顶”在头上。
青海人多是羌人的后代，换句话说青海人多是羊哺育的后代，但过了日月山，“羌”便只剩下羊的两个耳朵留在西宁以东。这正是说明羌人在历代征战中逃遁到青海东部浅山脑山中——北边的达坂山与南边拉脊山的重重的皱叠中。这些遁人深山的羌人已融进土族、回族、藏族、撒拉族、汉族。而“羌”字的这两个耳朵还有一种隐含的深意是这些隐居青海东部的羌人已由牧羊为主变成了以农业为主了——牧羊成了副业。
“羌”字的头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调侃。
羌人的特点是耳朵十分灵敏。“羌”字的头是一种启示或是一种祖训：不论走哪要谨小慎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这一点与这个古民族的发展史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古民族就如犹太民族一般没有自己的家园。每到一个地方，生存的艰难对新环境的适应要求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加的灵敏。而灵敏的标志那就是耳朵要灵。对每一个信息都要用耳去捕捉，都要用心去分析。
由于是逃难者，时时聆听有什么危险，耳朵当然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些适人深山的古羌族人不论怎样的颤颤兢兢还是消逝在汉、回、土、藏、蒙古的血脉之中。从这一点可窥探羌族人的生存状况。
“羌”字头上顶的是他们的信仰。
从信仰上看，羌人对羊怀有特殊的情感，“以羊祭山”至今仍是羌人的节日大典，从出土的随葬品中可看出羊角和羊遗骸最多。两个羊角是以羊祭祖，所以羌不论流浪到哪里，这个风俗都保持下来，也就是出现在“羌”字的头上。
也就是说“羌”字的头上正是羌人顶礼膜拜的羊犄角。它一方面说明一种宗教，一方面说明羌人虽离开故土弃牧弃羊，可是心里对故土对羊那深厚的情感不变，就如羌人的骨性、血性不可更改一般。“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里可能更有其深意。青海藏族一部分是羌人西藏土著的后裔，仍保持以羊犄角牛犄角祭祖的习惯。
对的！它隐含着羌人不论流落到哪里那不变的宗教那不变的对祖先的崇拜。对的！无论羌人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势融入中原文化。
“羌”字头上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火”。
有一种近似于拜火教徒的味儿，因为只有羌人最明白人类的起源“火”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了羊有了人有了火，就是一幅可以生存繁衍的最好的图画。“火”就如他们的家一般。“火”恍惚成了“家”的代名词，因为羌人压根就没有家。“火”对于羌人的重要可能因为他们是看着人类的祖怎么从猴进化而来的，所以才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才把“火”放在“头”上。西宁西川朱家寨曾出土一件珍贵的文物——铜鬲，三足空腹，可烧水做饭，与羌人野炊三石架锅情形相似。
有了“火”就有了生命！有了“火”就有了家！不论漂泊到哪里！这是流浪者诠释对“火”的崇拜。
“羌”字的头上是他们不断追逐相依为命的草场。
羌人“遂水草而生存”，哪里有水草哪里就是羌人的家。所以那个头也就是草原，下面的“儿”象征草根。
这也可能是一种生殖崇拜。而下面的“儿”又可能象征的正是人在行走的两条腿，跟了羊四处漂泊，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为的就是寻找草场，就是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羌”字头是一个奔跑中的人头，是一种生存意识。
“羌”字本身也可能象征羌人为了生存四处奔波苦，也可能象征羌人正被追兵追了跑，躲避灾难。“羌”字头体现的同样是羌人漂泊生涯中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
不行就走。“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卷入更深的争斗。一次一次放弃物质利益恪守精神上的什么。更不屑于物质利益争斗时的丑恶卑鄙。只要把信仰祖先顶在“头”上。所以真正的羌人没有故土。所以真正的羌人着“云云鞋”。
这个“羌”字头如同“羌”字一般耐人寻味。
看草原那是由一个一个草心组成的，整个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草心”，而中间当是一个最丰茂的精神文化之草心，那当就是我的青海西部羌人的精神世界了——青海虽荒凉，可是从中国地图上看，真在“心”的位置上。可是谁能探入，能浸入，能深入？
神猴与罗刹女交台繁衍了六个羌部落
古羌人认为自己是猴子进化而来的。这可是比过去任何一种人类起源说都更接近绝对真理。“法相莫大乎直接与天地沟通的人”！不是吗？
青藏公路过了多巴，再向前就是湟源了。湟源，被称作青海的小北京。因为那里的街道整齐而宽广。因为那里“云集”着青海最漂亮的丫头们。我的姐姐毛丽霞曾在那里上山下乡。那时姐姐微胖的形象得到各民族社员的喜爱：“啊呀！心疼着心疼着差来心疼死了！活似我们羌家的！”当时并不明白羌家是哪家的，便追问：“你说羌家谁家？”“我们家！我们大家的家！”看我还是不明白，他们补充“就是我们的先人们！”“你们的先人们是谁？”“羌家！”。我忍不往笑了：“你这不是又转回来了吗？”“可是，这羌家的祖先又是谁？”
回来我问民院的研究古羌人起源的老师，他对我说：是神猴与罗刹女交合繁衍了六个猴，这六个猴又繁衍了羌族六个部落。我当时心里想：这么大年龄的人了还和我们这些少女一般爱讲神话故事。
后来我又听民院的藏族学生说藏南到现在还有神猴与罗刹女交合繁衍了藏族的说法——藏族的祖先是当地土著蕃人，融进了羌族、汉族等民族。
听着，觉得好听，但从来都是当神话去听，从来没有当真过。我一直以为这与我从爸爸书架中看到那些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区别。
我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长大成一名青海省报的记者的。
那一次在青海茶卡盐场。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钢琴家、《太极乐旨》一书的作者赵晓生教授的得意弟子匿名与我跟了盐场宣传部的人到戈壁滩上挖骆驼草的根——做根雕。那稀稀落落的骆驼草点缀在连绵的沙丘上，如寂寥的星星一般。而那骆驼草的叶子是针尖大的点绿，点缀在七拐八扭的草技间。我们拿着铁铣走了一路挖了一路。当骆驼草的根真的被匿名挖出提起并甩动着向我“扑”过来时，那庞然大物疙疙瘩瘩如同从地狱中爬出的黑森森的怪物张牙舞爪，有准备的我还是被骇得倒退了几个趔趄。我知道它们的根是天然的根雕，却不知道会是栩栩如生的动物猛兽。它的神态令人毛骨悚然。只知道这骆驼草有水就是草，没水就是刺，可是并不知道它的根在地层深处与自然抗争会是这样的惊心动魄——那一种含血含泪的扭曲狰狞本就是一首与严酷大自然拚搏的《命运交响曲》呀！看了它们的根才明白这些在戈壁滩中生存的植物是多么的悲壮。“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匿名看着那根怔了好一会。似乎是我们都被那骆驼草生存的艰难所感动，又似乎是动了恻隐之心，又似乎是灵魂受到震撼，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刚才挖出的扔了一路的各种草根又重新埋进沙土中。
匿名若有所思地望着重新埋进去的骆驼草——夕阳下那骆驼草点叶不见了红刺却隐现出来，如同是一个骆驼骨鲜血淋漓地支撑着。匿名忽然转过身子来问我：知道羌族人的根是什么吗？
我告诉他小时那个美丽的“神话”：青海有神猴与罗刹女交合繁衍了六个猴，六个猴繁衍六个部落。也就是说羌人的祖先是六个猴。并说：青海人想象丰富！这一点我的体会尤为深刻，还不是讲一个神话故事而已！
匿名转过身子来郑重地对我说：
“我们搞音乐的专门研究过羌族的历史。这不是神话而是科学！青藏人性与神性相互显现，所以到了西藏会觉得西藏没有人只有神仙与魔鬼。这一点你进了大昭寺便知道了。可是，这种人性与神性是建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的。”看我一脸的疑惑，他说：我再说一遍罗刹女和神猴交合生出六个猴，这六个猴生出羌族的六个部落。这不是神话而是科学。”
“全世界的人种到了新人阶段虽然分成三大人种：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欧罗巴人种。在人种分类上也有主要根据肤色特征，把人类分为黄色黑色白色棕色红色粟色。正好可能分成六大主类——这不正是六个猴繁衍了六个部落吗？……所以这一切都有一种科学的道理！”
天地间一下子充满了妖魔之气。一时里我感到天上的云都是人的鬼魂在那里忽聚忽散变幻莫测。那些“鬼魂”游动着时刻准备着随暴雨雷电张牙舞爪地扑下来钻入女人的子宫再次投身。不然人怎么能知道远古的事情呢？不是都说：“落后的羌人！”怎会在那么千年前就能悟到这么“先进的科学”呢？可不是？羌人需要怎样的悟性才能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地生存下来？羌人的悟性似乎真是镌刻在骨子里的！
匿名的话将宇宙中那生生不息的活力轻轻呼唤而来，宇宙在轰轰隆隆的一种精神能量中透了明。
那每一个悟性都有多么深的“根”，不是吗？
“人类起源的学说，包括一祖或多祖的问题。一祖论认为全世界的人类起源于一个古猿属于一个物种；而多祖论认为全世界的人种由各种不同的古猿演化而来。近几十年来，由于一系列猿类化石的发现及各人种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充分证明一祖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祖”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一个猿猴”？就是与罗刹女交合的那一个猿猴？
“根据一系列猿猴化石和猿人化石以及现代猿类的生活区来看起源地点当在亚非两洲。由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生活材料证明，人类起源的时间是在更新世早期。动力，根本在于劳动。恩格斯说：‘劳动本身创造了人’。”这从某一方面不正是与羌人的祖先——猴繁衍了人类相似。而另一个方面各种创世纪只有羌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猴，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只猴是羌人的祖，因为其他的民族或是羌人的后裔形成的民族都没有机会看到由猴变人这一重大的质的转变，所以创世纪只有羌族的是准确的，因为只有羌族是亲眼看到的。这不是给现在专家看好的人类起源青藏高原的“亚洲中心说”提供最有力的证明吗？
也就是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最先迫使猿猴出森林，退居青藏高原周边。而这些类人猿中有一个衍变成了人，也就是羌人说的神猴，羌人的祖先，后来出现了人类。更准确的说青藏高原便是最早猿猴变人之地。所以只有羌人的创世纪接近绝对真理，而其它的创世纪只能成为人以后才有的创世纪说，所以只能是一种哲理意义上的创世纪说。“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现已发现的青海地区人类活动的足迹可追溯到两万多年以前的人类历史最古老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当然还能往上追溯。在沦沦河沿和可可西里无人区等地采集到的一批打制石器，虽然因缺地层证据还不能肯定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是有层位根据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已在离沦沦河与可可西里不远的柴达木地区高出小柴旦湖面八～十三米的古湖滨沙砾层中发现了。这里生存的“小柴旦人”的这批石器从其以刮剥器为主的组合和制作技术上看具有旧时器时代晚期华北两大系统中“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特点，说明西北与华北古人类在文化技术上有密切联系，属中国远古文化的“新人”阶段。而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南县拉乙亥乡又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文化。拉乙亥文化属中石器时代，当时的社会形态大约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早期阶段。
这是不是可以动态地反映人类从可可西里向柴达木盆地向黄河源头、长江源头向中原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若真是这样，那么我的可可西里之行不是真成了走向生命的源头？不是真成了寻找生命的足迹？不是真成了沿着人类和血脉走向远古？
而青藏高原外围的云南发现人类最早的元谋猿人化石，又进一步为青藏高原人类起源说提供了可能：随高原隆起猿人四散……
而我们现今的人类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理论比起羌人的理论——那朴素的理论居然不谋而合。虽然羌人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是别忘了这中间有千年的时差。
这种创世纪说比伏羲女娲交合产生人类、比亚当夏娃创造人类、比上帝耶和华创人类始祖显然要先进得多。
让我们细细地看一看几种主要的创世纪说。基督教、犹太教《圣经》第一卷。内容是关于流行于犹太人中关于上帝耶和华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过程（今本定型在公元前五世纪）。而亚当是作为人类的始祖出现的。《创世纪》中记载，上帝耶和华用泥土造人类始祖亚当，并以亚当的肋骨造亚当的妻子夏娃。这显然是诠释一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与男女这个神话，显然有哲学意义，表现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与女人对男人永恒的依附，却并没有科学意义，并不是真正的创世纪说。
伏羲氏，是中国神话中人类始祖，传说由他和女婚兄妹结合而产生了人类并教人类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它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开始渔猎畜牧的情况。这显然是人类说出现后人类始祖的生活情况，是有历史意义，但同样不是真正的创世纪说。
可不是？记得小的时候，看那图就是不明白：那伏羲女娲；人头蛇身，两条蛇尾扭成长角的“8”，身子却各自奔去。女人向女人的方向，男人向男人的方向，显示一个倒4与一个V上一横。最让人感动的是那扭在一起的两尾黑色象征交合的蛇尾。那蛇尾的尖尖依然是触动人心尖尖上最微妙的什么。
可是说法却令人失望：人类还是女娲用泥巴捏出来的！我想这种说法可能就跟我小时母亲说我是“高滩河里拣来的”是一个道理。
比较起来，其它的自以为先进民族的“创世纪”反而在一种神话的、哲理的弯路上。这些显然都没有羌族朴素的理论更先进更靠近绝对真理。而我们人类真正认识自身的发展也才是十九世纪的事情。
羌人用直感阐发阴阳。落脚点却在终极真理上。而我们汉人的伏羲女娲与国外的亚当夏娃还有众多的创世纪居然没有我们自认为是落后的羌人的创世纪说更接近于绝对真理。
这时的我又可以感悟天与地了，又能接到宇宙发给我的信息了。而这么多年我居然没有错过，真的没有错过，尤其在感悟爱情上，这真是一个奇迹。现在反过来我想说了，不可以不相信人的直感——可是连我自己都对自己的直感发出种种疑问，更不可能不相信与太阳最近的羌人的直感。那是一种捷径，有可能最早地到达“绝对真理”，更有可能最快地到达上帝那里。可是在表达直感后要证明这直感，我们人类走过了成千上万年，还将曲曲弯弯地走下去！可不是？“从终点回到了起点，到现在才发现”。
我们走了多少的弯路，羌族人是多么的直接。这不是天人感应又是什么？所以我想起一句话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
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一个信息结，每一种信息都是直线传递，只不过证明直感的路却是曲曲弯弯。几许感叹几许伤感。就如爱的信息的传递一般，我们要走过几多的弯路才能明白那最初传来的最简单也就是最复杂的信息？
而最复杂的信息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了，想起来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但却是实事。那种表达方式如同诗一般其实是高层次的简单。
我们当相信，有一种悟性的高度已超越了宇宙。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过去以为落后的羌族刮目相看了。那是多么执拗地破译生命中的各种密码，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许许多多的我们原来以为是“荒谬”的结论打一个问号。难道我们所有的先进的科技只是给他们的落后的悟性提供一个证明？
这一点足以教训那些轻狂的人。需得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一些问题。悟得最深最透的却是他们！真是一个奇迹！这种发现同样是一种发现，一种重大的发现。
不是说羌族交流不方便，文化流通气氛不够，不是总说羌族落后吗？怎么又跑到我们前面了呢？可不是？为什么他们悟出的理论却需要我们经过千年的思索与探论？为什么？
这种感叹不能不让我们正视许多，不能不让我们对有些问题重新思考重新定论。那种高度当是我们最先进的微机也达不到的。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正视人的悟性，正视那些没有证明只有结论的真理。大自然中各种信息的交织与传递真的可以通过一种特异功能的形式传递。我们不抱一种科学的态度我们就会落后于人类。
关键的一点是对这种悟性，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
可是，一旦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会不会失去了这种功能——这种与天同悟与地同悟的灵性？如若这种灵性加上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先进的设备又会是怎样？人类是不是又会完成一个大的飞跃？一个质的飞跃？
说到这，你不得不感到青藏这片圣地有某种神力了。在那透明的精神气场中你真的可以悟到你在其它地方无法悟到的种种。难怪叫做梵天净土，难怪叫飞升天界。
如果最早的人类真的是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一带，那么在沦沦河沿和可可西里无人区等地我是否如那些考古学者一般也能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虽然因缺地层证据还不能肯定是哪个时代的遗物，但凭我女性的直感我或许可以判断出是哪个时代的遗物？如果最早的人类就是生活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一带，随了青南高原的隆起退向现青海长江黄河源头一带然后向四周扩散，那么我的可可西里之行，说不定会取得我所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想，我感到自己在一个梦中，飘飘忽忽。
羌族祖先始于炎帝
传说炎帝是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号烈山氏。原居姜水流域，现在的青藏高原那时是炎帝的天下，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水帝曾与黄帝战于阪泉，就是在河北琢鹿东南，被打败。
大约在距今二千五百年的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了羌族的祖先始于炎帝的说法。
《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羌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左传》说炎帝为姜，也就是说炎帝是出于羌族？
《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炎帝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号烈山氏。原居姜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炎帝曾与黄帝战于皈泉，就是在河北琢鹿东南，被打败——羌族一直以战败的形象出现，所以羌文化总带着一种悲剧色彩。
不是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吗？那么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最少有一半是羌人的后裔？而另一半是羌的旁系后裔？
史书上还根据传说把神农、共工等人物与羌族联系起来。
《史书》卷一记载：“神农氏，姜氏也”。就是说，我国传说时期的始祖之一，神农氏也是羌族。
神农本是我国农业的始祖，发明农耕的代表。而神农所作的事件与伏羲所做的事情何等神似，是否就是一个人？若真是，那么人类与羌更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了。
而从字形上看，伏羲的“羲”字是不是表示伏羲是从事了农业渔业掌握了冶炼技术的羌人？由于农业生产的出现，导致了相对稳定的定居，才有了陶器的制作，以及药物、纺织、音乐等创造发明。也就是“神农耕而作陶”、“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进而遇七十毒”、“神农作琴瑟”……
神农尝百草死于“断肠草（狼毒）”，这种草我们青海人叫馒头花。馒头花草青海最多，特别是青海湖周边的杂甸草原上。这里面又有什么神秘的蕴涵？
还有一说炎帝即神农氏。
这是不是说明羌人的智慧早已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我们不知道？
据说，生活年代还早于大禹的治水英雄共工氏也是羌人的“始祖”。《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一个炎帝至共工的世系。东汉贾逵认为：“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在洪水泛滥时期，共工氏乃“雍防百川”其后代借他的治水经验和技术。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与羌有这么深的缘，这是不是给近年专家看好的青藏高原人类起源的“亚洲中心说”从另一个方面提拱了证明吗？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不是“上面交合下面分支”？整个人类历史中隐现的是不是一个大大的“羌”字？
西羌大禹的胎记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夏王朝统一中国的象征，也是我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族称和具备民族特征的民族——夏民族出现的象征。
“羌”与“姜”，黄河与长江。
大禹一生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疏导治理长江黄河。大禹，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兴于西羌。
禹，字高密。是我国古代的治水专家。治好水患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后世人称他为大禹即是“伟大的禹”的意思。他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约公元前二○三三到前一五六二年）的开国君主，实现了我国从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的飞跃而光照史册，所以后人又称他为夏禹、帝禹。他在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被人尊称为“神禹”。
我们可能都知道大禹治水，可是知道大禹“兴于西羌”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
《姒氏氏谱）记述：“禹，乃黄帝之元孙也，母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
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禹兴于西羌”。
战国时的《竹书纪年》记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禹于石纽。”
就是曾经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大禹是“兴于西羌”。‘是羌人”、“是羌人的祖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大禹生于‘石纽”，在羌族聚居地区，具体在什么地方？众说纷纭。
现在的羌族地区的名胜古迹多。四川北川县的禹里乡传说是大禹的故乡，有禹穴、禹庙、石组投胎、刳儿坪出世、禹床等一系列历史遗迹。现在的羌族生活的地方位于青海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岷江、杂谷脑河、湔江纵横贯通其中，属于青海甘肃四川交汇区。
大禹的父亲崇伯，是一位了不起的工匠，他管辖岷山一带，人民丰衣足食，可是水灾破坏了人民的梦，崇伯带领人民治水，一连几年不回家，可是因治水成绩不大被舜王诛杀。《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
大禹被舜任命为司空，受命治水时才二十岁，聪明的他向舜提出请求：邀请契、后稷、皋陶三位氏族酋长协助他管理治水事宜。舜同意。禹总结了他的父亲鲧治水血的经验教训，不光是筑堤堵流，而且制定了“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治水方案，也就是把治水与修治农田相结合，在可以耕种的地方开出田间沟洫，使大小水沟既能排除积水，又能通水灌溉，因势利导地排除四外横流的洪水。
东周时刘定公说：“多么美好呀！禹的功劳。他光明磊落的德行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没有禹把洪水治理得好，我们早变成鱼了。”
《淮南子·人间训》说，由于禹把洪水泛滥最为严重的黄河下游地区的水患平服，“使得民得陆处”。人民才纷纷从高山、岩穴中迁回到平原或丘陵地区。于是在当时的整个千里中原出现了从没有过的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发达的景象。
由于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及他的崇高威望，不仅中原地区的许多氏族、部落纷纷加入以羌人和唐虞部落为主的华夏部落联盟，而且东南方的东夷、南方的苗蛮和西北方戎狄集团中的许多的氏族部落也先后加入了华夏部落联盟。大禹能很快建国，在很大方面是他的魅力凝聚了众多的氏族部落，使其统一在夏王朝领导下。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夏王朝统一中国的象征，也是我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族称和具备民族特征的民族——夏民族出现的象征。
而大禹治水又有一种隐含的意义。如水的羌族如大禹疏通的水一般溶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大禹的出身地我认为还有一些疑点。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春秋战国时（公元前五世纪），由于秦国的兴起，游牧于大西北的羌人受到了秦国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开始了较之以前更大规模的更远距离的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就是从西北草原向西南横断山脉河谷台地移动。到达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境内。如“广汉羌”、“武都羌”等。
而今日聚集于岷江上游的二十万羌族同胞就是从大西北向西南迁徙并与戈基人大战的那支羌人的子孙们。
公元前五世纪才迁徙到四川去的，而大禹是西羌人这一点是肯定的，又生于前二十二世纪末至约前二十一世纪初——约前十七世纪初，出身的古迹怎么又在四川北川县境内的禹里羌族乡“石纽”呢？且大禹的父亲就在治理岷江？那么大禹的后人就是后来曾被秦人进逼重进青藏高原的羌人，由于与中原文化的隔绝，仍以畜牧业为主，所以中原人把他们叫西戎牧羊人，公元五世纪又被逼迁徙回四川横断山脉河谷台地的西羌人？也就是说青海、甘肃是西羌人的祖籍而四川横断山脉是西羌人的次祖籍，所以才留下了大禹出身的种种古迹。不然的话怎会是五世纪才迁过去，可是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出身的大禹会在四川留下出身的种种古迹呢？若真是这样，那四川石纽大禹的生迹只能是按西羌人习惯从甘、青迁过去的火坟场了！
若人类起源说的“一祖论”真的成立，那么炎帝的祖籍当然应当在青藏高原。那么大禹的祖籍不也当是在青藏高原了吗？那么生大禹之时当是羌人二进中原之时？
羌人疏通的水路，那是血脉，而“青藏公路”那会儿看不见，是气脉。通水通气，气贯中华，就是这个道理了吗？而中国文化的血脉气脉也是羌人如同大禹疏水通气一般融汇贯通的吗？
羌人这样世世代代地流浪、漂泊，是不是就如大禹，就如共工是为了疏通中华血脉气脉，使之获得一次一次新生？
羌人，祭祀的人牲
商代贵族奴隶主，特别是商王，对被俘的羌人，大多被用来作为祭祀鬼神和宇庙的人牲，数量之多，一次可达数百。祭祀时有三羌配一牛，九羌配一牛的记载，甚至把羌人的部落首长当人牲。
沿着青藏公路走一遭，不就是沿着重重叠叠的羌族文化走一遭吗？一提起羌，人们可能想起被商王朝祭祀的人牲；想起被用作从事畜牧业和狩猎或农业劳动的奴隶。
一提起羌，人们又能会听到羌笛想到索桥、栈道……
青海省境内的“仰韶文化”遗址出现在民和县阳洼坡等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约为公元前五千——前三千年；“马家窑文化”遗址出现在青海湖附近共和县黄河沿岸等地，约为公元前三千至前二千年；还有“齐家文化”遗址出现在青海海南海北等地；“卡约文化”遗址出现在青海湖北岸、海南、黄南等地。从以上这些文化遗址看青海远古文化既有与华夏文化共同的一面，又有羌族文化的地区特点。羌与夏同族，商推翻夏，也占领了羌的家园、女人，并屠杀不屈不挠的羌人。
那一次，我在河南汤阴附近的殷墟看到那些刻在龟甲和兽骨（鹿头骨、牛头骨、牛肩胛骨）上的占卜文字。从殷墟等地的甲骨文卜辞的记载可以看出，与商王朝争战最频繁且历时最久的就是羌方，即以羌人为主体的方国。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已频繁出现“羌人”这个名字。
甲骨文中有关羌人记载最多的恐怕要算商王朝征伐羌人时将羌人掠夺成奴隶并把羌人当作人牲牺牲品的事情了。“羌方”是商王朝奴隶的重要来源，“羌方”就是指生活在青海、甘肃的一个曾很强大的邦国，羌一度成了奴隶的代名词。
商代贵族奴隶主，特别是商王，对被俘的羌人，大多用来作为祭祀鬼神和宗庙的人牲，数量之多，一次可达数百。祭祀时有三羌配一牛，九羌配一牛的记载，甚至把羌人的部落酋长当人牲。据统计用羌人俘虏作人祭的占人祭人数的一半以上。
商王成汤，经过二十年的征伐、杀戮，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诗经·商颂·殷武》中有：“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现在羌族的足迹
羌人以前是游牧，四处流浪；而后是部分羌人放弃游牧，为了活命而流浪。羌人如同呼啸的风一般来来回回逃窜，终日奔波苦。
而这种命运被真正的羌人一代一代地延续了下来，直到最后流浪的羌人一支一支“化尸无形”般溶入到各个民族的血脉中，吸食到各个民族的文化中，成为各个民族的髓骨。现四川仅存的十几万羌人，如吸食剩下的尾巴。
虽然古青海是羌人的天下，青海的各民族都与羌有缘，可是青海六大主体民族中已没有羌族。
现在的羌族自称“日玛”、“日麦”“尔玛”“尔麦”。主要分布在四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绵阳市的川北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等地区。据一九九○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羌族总人口十九点八万多人，其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十三万余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八。
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系羌语支，可分南北两大方言。
羌族聚居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那里重峦叠嶂，境内有岷江、黑水河等多条河。羌寨、碉楼、梯级电站如星星点缀在那条条河水之间。
到达现在羌人生活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恍惚回到了我的生身故土大巴山区。大巴山靠近四川，离羌区只不过四百多公里。离以前羌人聚集的四川广汉也不过几百公里，离甘肃的天水、陇西、扶风也不过几百公里。几百公里现在人看了不遥远，对于骑马快如风的羌人游牧部落，更是近在咫尺。
这里的羌族姑娘比青海的“羌家丫头”还好看，主要是没有青脸蛋儿——那是由于青海紫外线强，照破脸上毛细血管所致。羌族姑娘有些儿似大巴山的姑娘，皮肤水淋淋的似乎一碰出水般。难怪历史上那么多重要人物的妻子都是羌人。
现在羌族生活的地方如同我的家乡一般都生长楠、樟、杨。槐等乔木，还生长银杏、黄杨木、铁杉、红杉等珍贵树种，还有我妈妈最喜欢的羊角花。妈妈家白鹤村的渔溪河口子上就开满了羊角花。羊角花也就是杜鹃花。羊角花羌语叫“俄司巴拉”：“花中最美羊角花，羊角花开在尔玛家”。（羌家）现在羌族生活的地方还有妈妈常提起的大熊猫，白麇子（四不像）。现在羌族生活的地方与大巴山一般产生漆、茶叶。羌族地区的绿昌明是蜀茶之名茶，就如大巴山的紫阳茶是陕茶之名茶一般。现在羌族生活的地方还有薇菜、魔芋。妈妈会用大巴山的魔芋——一种草根做魔芋豆腐，那曾是我们娘仁的救命粮。
羌族生活的地方如同我的大巴山一般是一个竹的世界。
现在羌人的山路如我的老家大巴山山路一般有溜索，也叫绳渡。也就是河险流急处，既不可舟，亦难施桥，就于两岸凿石鼻，以铁索其中，往南者北绳稍高，往北者南绳稍高，不但空渡人而且空渡行李。陆游诗“度索临千仞，梯山蹑半空。”这种在大巴山深处才能看到的镜头在羌区也能看到，如通化溜索、古城溜索等。
现在羌族的“大路”如我的大巴山的“大路”一般不时会遇到索桥，又名绳桥。我老家高滩镇子绕溪河口子上的桥就是那样一个绳桥。任河大桥的前身也是一个绳渡，是一个寡妇集资修的。
“行见长江央两山，危桥悬跨锁重关。
索垂断岸千寻矗，板衬中腰一带弯。
踏处晃摇风漾漾，凌虚飘渺水潺潺。”
走上那摇摇欲坠的绳渡，若遇大风，你会感到自己如无竿放青竹木排，雾击云嬉；若遇大雨，你会感到自己如无主羊皮筏子，风颠浪簸。
现羌族如我的大巴山一般有无数梯级电站，那些自发的电点亮的灯泡的灯丝那么柔弱，恍惚是一只翅膀上镀了明光的蜻蜓，站在那里，那样楚楚动人，令人我见犹怜。
在羌寨的一座碉楼中，我怔怔地望那透明的灯丝，竟一时里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是在青海玉树？还是在大巴山的高滩？那柔弱无助的灯丝唤醒了我心里多么亲切多么熟悉的乡愁。
更让我惊奇的是一直以为是我大巴山脉的民歌却也是横断山脉民歌。羌人会唱，我的属于大巴山的妈妈也会唱！特别是那首《十爱姐》：
“一爱哟姐哟，好人哟才，好像那个仙女下凡来，月儿溜溜月，月儿溜溜月，好像那个仙女下凡来……”
那是怎样一种气声出没带着山野味儿的歌。
石泉是四川羌区有名的古县名，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取当地古迹题刻“石纽”（大禹出生地）“甘泉”的首尾两字为县名：石泉。而奇怪的是现在这个石泉县不在四川羌区，却跑到我的家乡陕南大巴山区紫阳县附近。可不是？小时常听父母侃起石泉，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事。比如，说石泉口有一个桥，经常出车祸……是如同羌人的“火坟场”一般从横断山迁徙到了大巴山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
为此请教了不少人，得出结论是：陕西省石泉县定名在先，四川石泉县定名在后。四川石泉居四川之北，为不与陕西石泉县重名，因而改名北川县。但是，这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不是四川石泉是有名的古县名吗？怎么陕西石泉又变成“定名在先”了呢？
而两个石泉遥遥相望，骑马的速度也不过是几天的路程。这两个石泉到底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呢？
真是奇怪，走在羌人现在的家园，我飘飘忽忽，好似在一个忽忽悠悠的梦里，耳畔响的还是那首歌：“花中最美羊角花，羊角开在尔玛家。”那恍惚是我的妈妈唱出的山歌呢！
怎么羌人的家园与我的生身故土大巴山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相似。
“东羌”与“西羌”
而那些留下来，后被秦人进逼重进青藏高原的羌人由于与中原文化的隔绝，仍以畜牧业为主，所以中原人把他们叫“西戎牧羊人”。而青海的羌人，主要指的就是这一部分羌人。现青藏公路沿线的村子里有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原在长江中游的三苗，在舜时被迁到这里。这就是所谓的“窜三苗于三危”了。
现在被青藏公路“串糖葫芦”的羌人中有西羌人与西戎人之分。
“羌，西戎牧羊人也”。羌在古代是一个大族，古时又称西戎。羌戎连称，以“羌”指从事畜牧的羌人；而以“戎”偏指已从事农业并渐进于农耕文明的羌人。
青藏高原北部原为羌族游牧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南接蜀汉、西北接鄯善、东师诸周。所居无常，依随水草。”西夏王朝最强盛的时候，领土占青海一部分，甘肃、宁夏的全部和陕西、内蒙的部分。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肖关、北抵大漠，境土方圆达两万余里。
东羌。汉初，匈奴强盛，景帝时，居住在湟中（青海东部农业区）的研种羌因不堪奴役，请求西汉政府开放长城内迁，被安置在陇西郡的狄道、临洮、氏道（甘肃）。汉武帝时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湟水流域的羌人被迫迁到青海湖地区。汉宣帝时，赵充国时把先零羌等迁到破羌、允街（甘肃永登南部）。东汉时，统治者把羌人大量迁入塞内的办法使羌汉杂居，民族的迁徙活动更频繁。光武帝时，在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先零羌后，迁徙羌人千人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时，战败的烧当羌滇吾被迁徙到三辅（京光、左冯诩、右扶风，在今陕西渭水流域）；和帝时，烧当羌迷唐六千余迁徙到流阳、安定、陇西等地。这些被迁徙人塞的羌人与塞外的羌人相区别，称为东羌。内迁之东羌，随时间的推移，其中大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时逐渐融入汉族和其它民族中。
至于“西羌”，还因了东汉先后把先零、烧当等羌人移入三辅内地习称“东羌”而形成的族号“西羌”。也就是说，那些留下来的塞外的羌人被称作“西羌”。而我现在走的青藏公路与沿途的土地都是属黄河北，都曾是属“西羌”人的。
——黄帝炎帝原本情同手足，共同战胜过蚩尤龙氏。黄帝子孙生活在黄河流域，炎帝子孙生活在长江流域。黄帝部圣君虞舜把炎帝部三苗的首长逼向末路，炎帝的黎民被断发纹身后强行驱赶着走向洪荒，在青藏高原落户，这就是《后汉书》中：“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
那么“西羌人”中的“西戎人”是不是指现在这一带——日月山以东的人？真正的“西羌”是不是指生活在日月山以西的人？两种可能都有，因为到了公元前五世纪西宁还是一个“野马川”，这，或许是个“野狼川”也说不准。
汉宣帝派出将军赵充国率领六万军队出兵湟中时，汉军在湟水流域实行军事，屯田建立郡县，设置护羌校尉、属国都尉等机构等办法时很可能包括这里，这里生活的已不是真正的“西羌”而是“西羌”中的“西戎”。而日月山以西，汉时可能生活着“西羌”，而到了唐时可能也生活着“西戎”。因为青海日月山以西的恰卜恰为青海的古战场和戍兵屯田之地。唐永隆元年，在这一带置烽戍七十余所，垦田五千顷。至今恰卜恰以西一带，仍吹田隐隐屯，田遗迹尚可窥见。
“羌”是中国古代西部民族中最大的一支。它早在商时就出现于文字和实物记中。其中的“西羌”较之“东羌”，更是饱含有几多沧桑的成份？
这是一种地域上的区分，更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区分。
可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留在西部与重进西部的都是那些更拗更憨更犟更有骨性更有血性的羌人，当然也当是内心世界更加丰富的，感情空间更加博大的羌人。写到这，我又想起了青海人唱出的且唯有青海人能唱出的，撼人肺腑的“花儿”。
西戎人的“干打垒”
那一年唐格木地区4·26大地震，尺厚的房顶结结实实地捂下来，不透风不透气，许多人不是被砸死而是被活活捂死在西戎人的干打垒式上庄廓中……
而那些留下来，后被秦人进逼重进青藏高原的羌人由于与中原文化的隔绝，仍以畜牧业为主，所以中原人把他们叫西戎牧羊人。而青海的羌人，主指的就是这一部分羌人。东羌人以他们屈服的悲壮而自豪，西羌人以自己不肯屈服的性格而骄傲。且不论屈服与不屈服都是真正的不屈服，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西羌人”中的一部分渐渐地溶进河湟文化由“西羌人”变成了“西戎人”。“西戎人”的重要标志不仅是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住进“干打垒”式庄廓。
青藏公路沿途的“干打垒”式土房中住的人更准确地说当是“西戍人”的后裔。
“干打垒”式上庄廓，那是羌人流浪生涯的最后定格。
沿途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干打垒”式的，房顶多是木梁上泥抹草。一律是上庄廓。这只是帐房的初步进化而已，这个初步进化居然经过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这种进化当你坐上火车从青海格尔木向上海走感觉更加真切：从“帐房”到“干打垒”到“一砖到顶”到“小楼”到“古色古香的楼阁”。难怪有人说，从青海走到上海就等于从远古走到今天。从原始社会走到现代社会，从人类始祖走到现代人。不过这样说我们西部人可是占便宜了，成了人类的“祖”了！其实真的有这种感觉。而这样反过来走一回，真的有一种走入远古的悲壮。而东西部的差别真的可以从房子、服饰、思想等方面窥见一斑。
是的！这种“干打垒”是“西戎人”后裔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打庄廓”还有很多讲究呢！先请阴阳先生看风水勘测地势选择吉日。然后吉日清早，村里的男女老少要来帮忙“栽墙”。夯筑时在挖好的地基沟中用宽厚的板子搭出一个中间有一个空槽的墙夹子，然后向空槽中用铁铣堆略湿润的土，由十几个光膀于光脚丫的干小伙上去，石夯子把土夯瓷实——一个石夯子上系十几绳套子，一个小伙一个绳套子。干小伙们一边夯土一边唱着谁也听不懂的号子。
虚土夯瓷实后，再把那四块为一副的板子从两边轮换上翻，一次为一板。青海“花儿”中唱道“高大的庄廓十八板，不高了再加上两板”。
如果挖土时挖出青蛙一类要恭敬地请走，不然墙会颓倒。名曰请“太岁”。在院墙合龙时还要赶鬼。
青海许多地方的“干打垒”还有一独点是“照壁在门外”。
青藏公路沿途的“干打垒”与我们民院四周的干打垒大同小异。庄廓朝南一般是堂房，左、右房一间是老人住房——老人住房中一般都放有棺材；一间是长子夫妻的主房。北房、西房一般是其余儿子的住房。另外还有厨房、粮房、牛马圈等。这些房现多是土坯盖的。
进了庄廓，那感觉真是独特！进了堂房，那感受同样独特！
盘腿坐在“炕下煨着麦衣麦草，红灰中埋着‘空锅’（一种饼子），炕上铺着羊毛毡的“打泥炕”，你便可感到一股麦草、泥上的馨香慢吞吞、暖洋洋地包围了你。当主人抬上一个腿儿只有几寸高的小炕桌，再摆上馒头倒上伏茶，向你敬青酒时，你可能感到自己已溶入那“干打垒”中，可不是？建房的原料很简单：泥巴与木料。这些都是贴大自然很近的。我看到四川的羌族的房子有一些是碎石头的，也是就地取材。
房子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这可能是羌人最共同的最明显的特点。
“干打垒”式土庄廓是如何地便于迁徙，隐藏，便于再造。它只是比帐房稍稍先进一点而已。
据说最原始的“干打垒”连墙都没有，只是借地势覆顶，渐渐地有墙，可是没有一根木椽，只是四围干打垒墙起来之后，上面放树枝放上草席，再盖上麦草抹上泥巴。
几度风疏雨骤，顶漏了就在房顶上再放上一层草再抹上一层泥，草放了一层又一层，泥抹了一层又一层，结果许多人家房顶居然有几尺厚。那顶一下雨时漏雨如筛子一般；一天睛又不透风不透气如几尺厚的橡皮一般。
那一年唐格木地区“426大地震”，尺厚的房顶结结实实地捂下来，许多人不是被砸死而是被活活捂死的——如果是砖混结构塌下怎么也会留下些空间。特别是托儿所的那些小孩还有秦阿姨几乎全是捂死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住进西戎人的“干打垒”就再也没有出来。
那年唐格木农场的场长曾说：“真希望来一次大地震，把这些破房子全部震塌！”没想到真的来了一场大地震，震中七点九级。
现在，西戎人的后裔有许多已住上一砖到顶的房子。再过多少年这种“干打垒”的羌居可能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成为历史。可是房子的这种变迁隐示的正是羌族的变迁史。
走进这些“干打垒”你可能和我一般有一种感叹：黄土的庄廓，黄土的房子，黄土的炕，黄土的烟筒，黄土的“光亮”如“水泥地”的地……除了那堂屋中占一面墙的面柜，侧房中的老人的棺材，还有炕上的小炕桌儿，炕上羊毛毡，窗上的木格窗，几乎全是黄土的。它与羌人的帐房所不同的就是暂时地固定下来了。这是羌人游牧生活的一个质的飞跃，它标志着结束漂泊游牧转农。
可不是？路边都是干打垒式的土庄廓，看出一种与土地浑然一体的感觉。生命与土地那么贴近，带给人那么亲切与熟悉的感觉。这便是世世代真正的“西戎人”的故乡了。
现在东部农业区不论是什么民族：汉、回、藏、土、蒙古。撒拉住的都是这种“干打垒”式的土庄廓，只不过是土族的庄廓更高大宏伟些。青海农村只有东部农业区各县城郊区或是率先富起来的村子住上砖房。
而那些“西戎人”留下的废墟多么易与自然浑然一体，多少次在一个似是废墟似是残丘面前停驻，猜测这是否是人类留下的遗迹。这一点与新疆还不一样，新疆古城遗址多。且那古城都被高墙围了，一旦成了废城，便人迹罕至，可保持几千年，如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青海的“西戎人”多没有城廓，只是聚在一起的一个一个庄廓。且这个部落那个部落，这个民族那个民族，你攻我占，你来我往，很难留下真正的遗迹。“西戎人”的“干打垒”与“西羌人”的帐篷还不一样，“西羌人”留下的是生活的痕迹；而“西戎人”留下的是一个一个的家，一次一次彻底的废弃，一次一次更为艰难的脱胎换骨。不为别的，只为“西戎人”已有了扎下来不愿再漂泊的愿望。不为别的，只为“西戎人”一次一次不得不出走时，他们是更加的两袖清风。常常的扎下来比漂泊更为艰难。可不是？羌人”可赶着牛羊逃走；“西戎人”只有带着“不愿再漂泊”的愿望逃走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我的母亲下放的民和脑山，那一年粮食丰收了，可是已收到场上的麦子遇到霉雨，结果吃的全是芽面，稀糖巴巴。就是这样的糖巴巴他们需吃整整的一年。“西戎人”要想扎下来是多么悲壮的一件事情呀！
“西戎人”遗留的“干打垒”唯有的生存的痕迹是土墙上烟火的痕迹。这就是他们留下的全部了。那烟火是“西戎人”在土炕中烧的草灰留下的；那是土灶中烧的麦秸留下的。想象那红红旺旺的暖光，你会感到那些原始生命得以在干打垒中一代一代延续的力量。
《周易》的作者周文王，羌的旁系后裔
由于多种原因，散居河湟江氓之间的羌族各部，逐渐迁入中原。远在三千多年前，商王朝已是西方氏、羌的宗主国了。周的先王古公直的妻子姜嫄，太王的妻子太任，武王的妻子邑姜都是羌人。所以后来周朝分封的齐、许、申、吕，都是姜姓国家。他们早已与拥有中原先进文化的周民族融为一体了。
湟水是黄河源头的一大支流河。如果说河与文化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血缘关系，那么黄河文化与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江文化与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青藏公路则是沿着羌文化溯流而上——最终是掠过黄河文化源头，然后到达长江文化源头——与之相反，黄河流域曾是姜人生活的地方；长江流域曾是羌人生活的地方这或许是一种阴阳相吸。可能没有人想过：青海不仅是江河的源头，而且当是中国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源头。源不仅是河，而且是文化的江汉源。说起羌，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殷商甲骨文和诗经中频繁出现并在武王伐纣中屡建奇功的姜（羌）氏族集团。远在三千多年前，商王朝已是西方氏、羌的宗主国了。羌早已与拥有中原先进文化的周民族融为一体了。
周文王姓姬名昌，商王祖甲二十八年（公元前一二一三年）出生于读下，今陕西岐山县境内。而周文王的母亲是羌人，周文王的奶奶似乎也是羌人……“无穷大次方”奶奶似乎都是羌人。
古代周族的始祖可追溯到黄帝，黄帝的曾孙帝客生后稷，后稷被尧举为司农，周族认为他是最开始种稷和麦的人，对推动我国的农业发展起了伟大作用。
神话传说中有邰氏之女姜嫄在荒原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姜嫄出于好奇把脚踏到巨人脚印里比试了一下，结果怀孕而生周族始祖后稷。这姜嫄当然是一个羌人。
……
据记载，姬昌母亲生他时，有一只红色的鸟儿从西南方飞来，衔着朱砂写的信落在他家的房屋上，人们说这是一种吉祥的先兆——先瑞。只有姬昌的母亲知道那是从故乡飞来的鸟儿，足蹼上带着故乡留下的特有水渍，羽毛上带着故乡特有的灵雾味儿。姬昌生下来以后，居然长着四个乳头。到了成年，姬昌生得龙颜虎肩，身长十尺。
姬昌四十七岁那一年（公元前—一六六年），父亲公季去世，他继承父亲的职位，是为西伯。几年功夫，不仅本国人民安居乐业，而且周边国的人民都对西伯姬昌十分爱戴。周边的诸侯国都纷纷表示愿意归附。
殷帝乙三十七年（公元前一一五六年），帝乙去世，帝辛（纣王）即位。此时，西伯姬昌与九侯、鄂侯并称三公。三公气势日盛，纣王不安。纣王得知九侯的女儿长得好，便一箭双雕，娶了过来，又以这女儿不喜他的淫乱为由杀了她，而且还把她的父亲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得知后向纣王谏争，反被纣王杀死做成肉脯。姬昌听说后明知淫欲中有计，却禁不住叹了一口气。殷王早就听说西伯姬昌受众人拥戴，疑姬昌谋反，于是纣王就把姬昌囚于国家监狱囗里。《史记·殷本记》：“纣国西伯（周文王）囗里。”
这个国家监狱位于河南汤阴，为一正方形土台，高出地面五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是已知我国最早的国家监狱所在地之一。囗水经城北东流。那时的国家监狱囗里四周都是水，在一片水光迷濛、烟波浩淼之中，羌里城，虽然戒备森然，但看起来却如同海市蜃楼一般。
姬昌的近臣为营救他出狱，知纣王身体有魔鬼蠢蠢欲动释放不出来，虽拥有无数的美女但知味者不多。便选羌人中的美女——那是一些具有生命原始本质的女子，一些可以用身体直接与自然沟通的女子。面对那些展示生命“本我”的美人，一切良马、珍宝黯然失色。羌美女大得淫魔纣王欢心。纣王为这些美女造人肉的酒水乐园。纣王将西伯姬昌释放，还赐给他众多兵器和向各地诸侯征伐的大权。
殷纣王三十五年（公元一一二一年），已九十二岁高龄的西伯姬昌兵伐大戎（今湖北常德一带），这一年，姬昌在渭水访得吕尚（即姜太公、姜子牙，又是一个羌人），尊为军师，后成为姬昌和姬昌次子周武王的得力助手。西伯姬昌经过数年的征伐，所辖地区越来越广。
殷纣四十一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在位五十年终年九十七岁的姬昌去世。他的次子姬发继位。十二年以后（公元前一一○五年）姬发以吕尚为军师，率领大军到达盟（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殷纣会战，殷军大败，纣王自焚身死。从此，周取代殷而据天下。姬发自称武王，尊谥父为文王。周文王的称谓自此而来。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是在美里旧址建立文王庙。所以基里城又称文王庙。
前年到中原油田出差，濮阳电视台景浩学总编陪我参观了羌里城。
现在的文王庙为明嘉靖年间重新修建，庙内古柏苍郁，石碑林立。原来的建筑除一座演易台外，其它仅存遗址。现存明代石结构建筑演易坊。沿城门外陡梯拾级而上迎面可见高大的周文王石雕塑像，再抬级而上，左侧是明代刻石文王易碑（八卦碑），右侧为乾隆御书碑。其后是演易台：高十多米墙厚一米。城下为龙山至殷商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也是高出地面足有五米。
差里城后面台子下面正在新修一个颇具规模的八卦迷宫。才参观完出门后发现门票被颇有心计的管理人员设计成吸引投资寻求合作的“特殊门票”，而身高“十尺”的巨大周文王石像平静地注视这一切。与我同去囗里城的王荣胜先生和濮阳电视台的景浩学总编看看门票，然后我们三人对望会心地笑了。
“吐儿冢”
囚国家监狱羌里城的姬昌演易之事传到纣王耳中。为试探真伪，纣王杀姬昌的长子伯邑做成人肉汤，送给姬昌食。姬昌明知是亲儿肉汤，为怕纣王猜疑，加害于己，强咽肉汤。
现在到汤阴的囗里城，还能看到后面的吐儿冢。
姬昌拘演周易。正如西汉的司马迁所说：“西伯拘囗里演周易。”
姬昌将伏羲由太极、两仪、四象先天自然之体的八卦，参合他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进一步推演为六十四卦。并对每卦与每卦的六爻，按照象数的内涵和有关缘由分别著上具有吉凶含义的卦辞和交辞，使之成为六经之首的《易经》。
——这不仅标志姬昌从“易经”中总结出一种可以涵盖宇宙的规律性原理，而且还使《易经》降凡，从而得以穿越几千年的岁月风尘，流传下来。
拘幽的日子里，周文王演易，不正是演绎作为一个羌人的漂泊感，不正是演绎人类的漂泊感？不正是羌人骨性血性使然？
或许正因为姬昌是羌人的后代，所以他遭遇大难时不是自暴自弃而是演易，诠释一个羌字，诠释自己生命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漂泊感。也就是探索自己或是人类的命运。而我们都知道《周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可少有人知道羌文化是《周易》的精髓。
《周易》中有一个神秘的暗示，那是就是屹卦在西北方，是指周族的父系祖先是在西北方向？别忘了相对于河南汤阴的基里在西北方的是青藏而不是陕西；坤卦在西南方向，是指周族的母系祖先是西南方向？这是羌族部落向四川迁徙的方向。而这一结论在周文王的出生地陕西峡山也是成立的，而陕西岐山附近正是从西宁湟水羌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从这可进一步窥出姬昌是在诠释一个“羌”字。
这也正是隐示《周易》与“羌”与“西北”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与“西南”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
后人因纣王没杀死姬昌而感叹万千，也为姬昌的大智大勇而感慨万分：“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拘幽操》唐·韩愈）
姬昌演易之事传到纣王耳中。为试探真伪纣王杀姬昌的长子伯邑做成人肉汤，送给姬昌食。姬昌明知是亲儿肉汤，为怕纣王猜疑，加害于己，强咽肉汤。
纣王听到后说：“圣人难道辨不出亲儿汤？”于是便放松了对姬昌的警惕。
姬昌待送亲儿肉汤的人走后，到房后大吐特吐亲儿肉汤，几乎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姬昌用手扒土掩埋了吐出的亲儿肉汤，堆出一个“吐儿冢”。这么几千年了，麦里城的那个“吐儿冢”居然还在！只是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几千年前的那一个？想羌里城几度被毁，唯有“吐儿冢”毁之不易，不是吗？
姬昌就是这样超越了生与死，就如那吐儿冢超越了生与死一般。《周易》就是这样穿越了三千多年的人类历史，就如这“吐儿冢”穿越了三千年的沧桑变化一般。
可不是？《周易》制造了一个迷宫，让人类在里转了三千多年并且还将生生世世地转下去。没有人能抗拒《周易》那神奇的魅力。可是人们发现转来转去还是转悠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恍惚《周易》表达的就是一种囊括一切的大漂泊感。
而这个“吐儿冢”与演易台遥相呼应，笼罩着那么一种神秘色彩。恍惚是那个神奇的迷宫中唯一一盏生命的油灯。
因为这个“吐儿冢”，人们一提起《周易》就有一种超越生死的苍凉感。也正是这样的大苍凉感带着一种博大气势使《周易》世世代代浸透到人们生命中每一根纤细神经的末梢。
“羌”给人的就是那么一种超越生死的感受，带着那么一种大悲大喜，如同羌人的“火坟场”、周文王的“吐儿冢”一般总也蒙着淡淡的风尘。《周易》也正是带着这种囊括人世间大喜大悲的平淡，使得茫茫人海中的每一个飘魂都有所依托，使得芸芸众生的每一份乡愁都有所附丽。
而各种宗教通用的“万字符”正是四个儿，正儿，反儿，上儿、下儿。这不正是儿在漂泊，儿在流浪的意思？而吐儿冢，不正是吐出的“儿”吗？佛教中的“万字符”与法西斯希特勒的“万字符”方向相反。佛教拯救的是这些在漂泊生涯中没有精神支柱的羌人，而希特勒反其道而行之，杀的是如同羌人一般四处流浪，如同羌人一般没有家园，如同羌人一般被四处追杀的犹太人。而人们知道犹太人创造了世界文化，可是从没有想过羌人的旁系后裔周文王创造的《周易》同样是世界文化，一种不可超越的世界文化。
而万字符只不过是两个重叠的太极图而已。不论谁都须承认，它已成为一种世界宗教通用的符号。从这一点看羌对文化的作用，让我们不得不惊叹。
有人以为万字符表示姬昌为了儿子天昏旋转，个中甘苦可能唯姬昌本人自知。
“毛姓”与“西羌”
这样说来，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与羌有缘，这就是为什么探索西羌的历史如同探索我自己家族的历史一般，萦绕在心里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
沿了青藏公路走向江河源去探索羌族的历史为什么如同沿着我的血脉走向我们毛家家族的历史一样？每前行一步都带给我灵魂中的撼动。我的籍贯在陕西南部安康地区紫阳县高滩镇子。高滩毛姓很多，祖籍据老人说是湖北省武昌府金牛镇毛家场，那里是古老的云梦泽。清道光、乾隆年间因土地兼并日烈等原因沿湟水出走，到大巴山深处的高滩后，只为那一片“高田苇地”酷似故乡的云梦泽，先祖们扑人这片陌土嚎啕大哭。他们被称作“棚民”。
老家有这样的说法：高滩我的祖先毛远立是福天公的后代。高滩毛悠益是名次公的后代。我的家毛远立这一支的家谱是“宏大光悠远，高明泽永清”，我属明字辈，故我妹叫毛明清，我北叫毛明君。
这个“福天公”与“名次公”是两个什么人物？有待于我进一步考查。这两个人物唤起了我寻本溯源探索毛家根源的兴趣。
毛姓源远流长，是华夏的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像其他许多古老的姓氏一样，它起源于姬姓。若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那么我的祖先当是黄帝的后人，也就是羌的旁系后裔。后稷十四世孙季历（公季）是周文王的父亲，母亲名太任，就是羌人。也就进一步说明周文王姬昌虽不是羌人的直系后裔却是旁系后裔，而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也是羌人的旁系后裔。相传周武王灭掉商朝的最后一个暴君纣王后，封他的弟弟叔郑为毛伯。所以叔郑又被称为毛叔郑。这就是说毛姓不仅与羌族有缘而且本就是羌人的旁系后裔。那么我呢？不也是羌人的旁系后裔？
这可真是“天地万物生成成一真，混沌天相一本散万殊”！
这是我对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情感的神秘诠释吗？
古毛国的领地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正是古青唐（西宁）的羌人迁徙落足之地。毛伯后来在周成王时，曾任司空，又称毛公。现今出土的著名国宝青铜器毛公鼎就是毛国的遗物。毛伯的子孙在整个周朝时代，世袭其土遂被称为毛氏。
而毛姓，乾隆二年《毛氏族谱》也有记载：
吾姓系出周文王弟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毛享、毛苌注诗训估，西河道派，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迄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考其根源，历历可据，承其年代，派衍如珠之串，如蝉之联，不惟震惊一时，实足赫耀千古矣！
这样看来，现在我的家乡流传着我们是福天公、名次公的后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这个福天公与名次公与毛国有什么关系有待进一步考查。
而我这个家族是不是从陕西歧山漂泊到湖北，又从湖北到陕西安康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里面有许多的是不可用语言表达的。
我身不由己地沿着羌探索下去，就如沿着我的血脉走向远古。就如解我的家族史上的谜一般。这一切一切都是那样的身不由己。我感到生命本身有一股力量在苦苦地吸引我。可不是？我越来越感到我生命与西部那一种血脉中的缘分。
而说起毛姓我们不由想起当代伟人毛泽东，这样追溯上去是不是也是羌人的旁系后裔？毛的家族是从云南迁到湖南的。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有必要提供，那就是与毛泽东同一个时代政敌，另一个大人物蒋介石。
说起蒋国的先祖，还要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公姬旦辅佐周成王治国安邦有功，深得周王室与各路诸侯的尊敬。到了周穆王时，周公姬旦的第三子怕龄已长大成年，周穆王念周公姬旦的功德，就封伯龄于期思，建立蒋国，爵位子。这个期思位于今淮滨县期思乡，后蒋国遇难，被迫迁徙前蒋国人全部改姓蒋……
也就是说蒋姓也与羌有缘。这真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当代的两个伟人居然都与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而我们炎黄子孙不都与羌有缘，那么我们探讨“羌”可以对我们这个民族，更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有一种深意了。不是吗？若“一祖论”果真成立，那么炎黄就是羌与姜，就是黄河与长江，写出的是整整一个人类历史。
羌与中国文化
“《诗经》毁于秦火，到汉代传诗者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生的齐诗、韩婴的韩诗、毛享与毛苌的毛诗，共四家。晋、齐、韩三家现偕亡佚。现在所传的《诗经》就是毛氏所传的。《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魏晋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清陈奂《诗毛氏传疏》……”
为什么中国文化最早的诗歌需毛家人来“传”？是不是因为毛家是羌的旁系后裔？中国文化就如一方一方土地，诗歌就如一方一方耕种出的农田，而羌文化的两条支流姜羌文化就如长江黄河，形成一种大的循环之势滋润这一方一方诗曰，使之勃勃生氏，一年一年，使种于的力量贯穿了几千年。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们接触最多的古代诗歌集。据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较早的诗集之一。最让我不明白，它恍惚真的有一种不可超越性。读它，恍惚真的有一种人生倒过来走的感觉。
《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也即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共五百年。周正是羌文化与姜文化汇合交流的时期，且周族本身就是羌的旁系后裔，仅从这个年代你就可感到“羌”与《诗经》有着怎样神秘的缘分。正是羌给《诗经》贯入了一种“在水一方”的意境，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贯通力，使《诗经》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魅力。
其中《国风》的写作时间贯穿《诗经》所反映的整个时代，《周颂》产生于西周前半期，《大雅》产生于西周末东周初……
也就是整个的《诗经》的产生与流传都与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
从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看，羌文化也对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从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来看，中国文字这时已经成熟，再就甲骨所刻划的卜辞或是其它片断来看，也有了记事或抒情的短篇。到西周时文字更成熟，书写更方便，人类的深邃的智慧与思想、“羌人”骨子里的漂泊意识、“羌人”血脉里的激情终于可能真正地表达出来。文字为《诗经》的书写提供了直接有利的工具。
羌文化贯穿一种文化，浸透一种文化，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文化的髓骨。
而《诗经》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那更不用说。小时候，我们从学校能学到什么？课本中少有的古文中却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虽然当时只是作为一种阶级斗争教育课来学，可是也给了我们一种格外的清新。
后来让少女时的我钟情的是这样一些诗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时的我正栖惶在被众多的异性追求的美丽意境中，哪知生活的真正的内涵？
在诗经中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在水一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以为它是《诗经》的灵魂之作。那恍惚是一种生命的意境，那是我们今生今世永永远远走不出的意境，也是我们永远的不可突破的意境！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百五十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
《诗经》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诗经》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西周约前十一世纪～前七七一年）。
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以后就逐渐衰亡（魏二二○至晋二六五）。
“《诗经》毁于秦火，到汉代传诗者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生的齐诗、韩婴的韩诗、毛享与毛苌的毛诗，共四家，晋、齐、韩三家现偕亡佚。现在所传的《诗经》就是毛氏所传的……”
“《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东汉二五年至二二○年）。魏晋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
“毛享，相传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开创者。一说是西汉鲁人（山东曲阜），一说是河间（河北献县）人。据称其诗学传自厂夏。曾作《毛诗故洲传》。以授毛苌。世称享为“大毛公”。但汉书只言“毛公”，不载名字。汉求郑玄《诗谱》谓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陆现又说“‘大毛公’名享，‘小毛公’名苌……”
长期以来，《诗经》一直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年的文学发展影响深广，而且是珍贵的古代史料。
但是，若没有羌文化贯穿其中，可能那些“诗曰”早已干涸，那些“诗田”中篷勃的“诗句”早已枯萎，那些几千年的人类文化早已消失殆尽了。
可不是？重要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贯穿文化的力量；重要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传递时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这种贯穿文化的力量传递文化的气场，同样是一种文化，一种更精髓的文化。羌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
为什么探索羌字如同探索自己的生命一般？那脉胳似乎渐渐清晰。
“万涓成水，终久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而羌文化不知不觉中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血脉气脉，成为一种人类的精神文化的骨髓。
那么我更进一步感到探索一个羌字不仅是探索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历史、而是探索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或许是探索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
而探索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探索羌人的漂泊意识，在这种漂泊意识中可触摸文化的流向……
我们无法溯寻中国哪一个优秀的人物是羌人的后代。可是每一位优秀的人骨子里流的却都是羌人的血。而文化的精髓属于那些灵魂的漂泊者，创新的底气属于那些灵魂流浪者。我追寻漂泊在青海以外的现已不叫羌人的羌人的足迹，从这些蛛丝马迹感知青海的图腾文化，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青海不仅是中国的江河源，而且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江河源”。
“猴”的像形字“易”
那些猴儿不论坐着还是站着，不论是走着还是跑着，都如同写出的不同字体的“易”字。尤其是走着、跑着、坐着、蓦然回首时，那个“易”字更是惟妙惟肖。
以前在四川峨嵋山、家乡大巴山我都见过猴子。可是看得并不真切。因为那些猴儿不是在树木间山石间就是在人群间神出鬼没。那些树那些石那些人遮住了它的“庐山真面目”。
那一次去峨嵋，在金顶听当地人讲了一个真实而美丽的故事，使我对于猴儿有了格外的好感：一个小女孩不慎掉下损身崖，一只猴子飞也似扑过去把小女孩腿儿抓住，提起……屋后那个顽皮的猴儿把女孩放在树上不让人来抱，似乎是想惩罚那些不负责任的大人……
这一次去了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先是进了孔雀园，进入了老虎园、狮子园、狗熊国，最后到了猴园。第一次与野生动物真正呆在一起——只有一空悬的木棍儿把人与猴儿“分开”。从没有与猴儿这样的贴近，从没有今天看猴儿看得这么真切。小猴儿赤裸裸地暴露在黄沙山上，沙山上虽有稀落的树，可是都是死树，没有一片叶子，没有树皮，只是曲曲弯弯的树干而已。
第一次如同看同类一般地看猴儿，感到自己更加地与猴儿融为一体。我忽然地就有了二个重大的发现：这些猴儿不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不论是走着还是跑着，都如同写出的不同字体的“易”字。当然尤其是走着跑着坐着蓦然回首时，那个“易”字又是惟妙惟肖。看那些猴看痴了过去：真的是一个一个“易”字，真正是一个一个“易”！禁不住看出了好处。
那猴头多如一个“日”字，中间的当是眼睛。而那种不全直立的行走多么如同一个“勿”字。加在一起不正是一个易字。那上是隐示一切的变化终回到人类的起源那一片朦胧星云？不由地望痴了过去。
我的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许许多多潜意识里研究多年思考多年的灵感断头、悟性乱线一下子就接上了。
回来后忙不迭拿出《周易》来看，这才发现“易”字更似“猴”。再查甲骨文中的“易”字，那上面的“日”干脆是回头中问的一个眼睛，下面干脆就是一个“猴身子”，连棱角都没有。上面的头下面的身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分明是简练几笔画出的一个惟妙惟肖的猴！那本就是一个猴呀！不由我不激动，由不得我不感动。
《易》这一命名，一说，伏羲画八卦，有时“远取诸物”，《易》是飞鸟的形象。二说，“易”即“蜴”，是蜥蜴的象形（而我以前以为是恐龙的），蜥蜴的保护色随环境不断地变化，一般人说十二种，而根本不止这么多种。以变化的含义命名为“易”，不停地变，以象征宇宙中包罗万象的千变万化。一说：“易”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以象征《易》的阴阳二元论的哲学，也就是一个“日月同辉”的图腾。一说，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种含义。
可是从没有这样来看一个“易”字：“易”不就是一个“猴”吗？不就是象征人类的祖先是猿猴吗？不就是一个试图站起来走路的猿猴吗？这一切一下子变得怎样的简单明了！
《易经》正是这种似是“不知的神秘”来对付人生中似是“不知的神秘”。这就是《易经》如一个谜宜三千年来无法突破；三千年来无人超越的奥秘之所在。
就如取人的生命的图腾——猴的形象为“易”反过来诠释人的生命一般。以生命解释生命。以生命的莫测解释生命的莫测。就如宗教以神秘来解释神秘一般。我以前认为的“易”是恐龙，那么这更有了一种动感一种人类进化的动感。
“易”是生命的骨骼，是生命永远的图腾。《周易》给了我们无限的空间与飞白，可以穷尽我们的智慧，让我终身终世都在《周易》的太极圈中，在一次比一次高层次的轮回中实现一种超越。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雪地足迹明白”，一切都在那一个“易”字里了！
那么《周易》中的“易”字是不是几千年前就在暗示人类的祖先是一个猿猴？一个恐龙？一个“易”字就是一本“创世纪”！一个“易”字就是一本人类的漂泊史！一个“易”字就是一部生命的进化史！一个“易”字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这一个“易”字，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简单但内容最丰富的书。这“一字书”中包括人类起源人类发展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化学电子包括了种种种种。这一个“易”字本就是一本无字的“书”，可以让人类的一切智慧一切灵感有所附丽。《周易》是不是就是以猿猴、恐龙来诠释人生？是不就在探索人类本身？
原来“人本身”就是人类探讨了几千年演绎了几千年的《周易》。“人本身”就是人类探索了几千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祖”。“人本生”就是《易经》的图腾，永远的图腾。
羌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猴，如果还有疑问，还可以反过来从几千年前的《周易》中看出。从这《周易》中的“易”可窥探到远古，通过一个幽暗的隧道我们可窥探到几千年前人举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带着一种可怕的穿透力，非常可怕的穿透力。我们会感到震惊：几千年前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达到一个“可怕的”深度。
“日月同辉”是青海所有少数民族的一个共同的图腾。而这个图腾因为有了这种理解又有了新意，那就是“日月同辉”就是生命本身发出的光芒。那么这个图腾也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崇拜。
开始流浪的特点是人在漂泊，这时就是一个“易”字。而后来是人不漂泊而是心在漂泊，这是最本质的漂泊，这是一种大漂泊。这时“日头”在上面照着，人在下面躺着想问题如同一个“月牙儿”。一个“太阳”加一个躺着望“太阳”想问题的人，这就成了一个“日月同辉”的图腾。一切都围了这个日头与日头下这个苦思冥想的人打转转。
我想如果让人在中国的字库中找出两个给人感觉最相同的字，可能很多的人会找出这两个字来：“羌”与“易”。这两个字“神似而形不似”。“注其神而忘乎其形”，这两个字都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清的漂泊感，都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沧桑感，都使人可以看到自己的骨骼在里面隐现……
“易”是生命的终极的诠释，而这种诠释用“羌”来表达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而“易”是“猴”，“猴”从树上下来后注定漂泊，注定成为“羌”。
如果说“易”是“猴”的象形字，那么“羌”不正是人的象形字？一个象征猴儿正在“邯郸学步”；一个象征人正是“疲于奔命”。
而人的一生不都是变“易”之中，不就是一个“羌”吗？这就使得这两个神韵相似的字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首先是羌人演绎，而易又反过来演绎了羌人的命运。
人是由猴儿变成，可是猴儿的形状多似一个“易”字。而演易不就是探索生命本身吗？而生命本身是什么？不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复杂交织的运动？而这种运动的代表不就是“羌”吗？“羌”下面不就是运动的两条腿吗？
人生终究是不可测的。这才是“易”的真正内涵，也就是怎一个“羌”字了得。
研究人的“猴性”，也就是研究人的本性，而从这包含生命最多信息的“猴性”，来窥探整个茫茫大千世界，这不仅是《易经》的主题，也是生命的主题，不是吗？最高的生命意境不就是悟空吗？走入漂泊的内核，是不是就可以解生命的谜，抑或是解整个人类的谜。
而此刻，沿着青藏公路走向可可西里无人区不仅是走向“羌”而且是走向“易”
“羌”与“姜”
羌人的儿女“羌”与“姜”，命运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恪守，一个是融合，一个如同西部的山，一个如西部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流向大海。
西羌向中原源源不断输出的是“女儿”。就如西部向中原输出的是江河一般。也就是真正融进中原文化髓骨、血脉的是如水的姜姓女儿。羌姓女儿的儿女汇成黄河长江，姜姓女儿的儿女的儿女又汇成黄河长江纵横交织的支流，汇出一种中华文化循环的磅礴大气势。
有一次与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张承老师闲聊时，他对我说“河与文化就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什么湟水文化，渭水文化
我的心一动，可不是？所有的文化又都可归入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这不是正与我的“青海不仅是江河源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江河源”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的，虽然中国文化的产生已不在西部，可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西部，更准确地说是在青海。
而羌的“儿子”与“女儿”，“羌”与“姜”一条是中国文化的动脉？一条是中国文化的静脉？一条叫“黄河？一条叫“长江”？“羌”，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字形上解释为从人、从羊，“西戎牧羊人也”。《风俗通》一书认为：“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可见，我国古代文献中都是把羌作为放羊放牛从事畜牧业的以羊为特色的民族来叙述的。
羌人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且以羊为主，这与羌为“牧羊人”的记载一致。
专家们认为“羌”与“姜”本是一字，在甲骨文中，羌、姜的区别只是性别上的区别，男羌称羌，女羌称姜。
而姜与羌，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羊”下面一个是“儿”一个是“女”，也就是“羊”的“儿女”，靠羊生存的“儿女”。
另一方面古羌人的产妇在羊圈里产下儿女，所以自称“羌”与“姜”，也是隐含“‘羊’哺育的‘儿女’”，也是表达了羌人对羊的感情对羊的依恋。
好在每一个羌族的女人都给羊接过生，虽然人与羊是那样的不同。接生时，用的石器不过是在牛粪火上烘烤消毒而已。这一点，可从羌人的后裔的生活习惯中窥见一斑：并没有请接生婆，居然是产妇自己在羊圈中生，自己处理完后把孩子抱出来，在精疲力竭中自己回帐房。然后，里里外外的事情还是产妇的……
所以叫做羊哺育的儿子与女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风俗通》认为牧羊人是“卑贱者”，可是羌人的眼里牧羊是一项高尚的事情。羌人之所以认为白色是吉祥的颜色就是因为羊群是白色的。羌人以为“牧羊人”是“尊贵的人”。西羌向中原源源不断输出的是女儿，就如西部向中原输出的是江河一般，从黄帝炎帝始就是这样的。
周朝的先王古囗的妻子姜嫄，大王的妻子太任、武王的妻子邑姜都是羌人。所以后来周朝分封的齐、许、申、吕都是姜姓国家。他们早已与拥有中原先进文化的周民族融为一体了。姬姜文化是周文化的主体，而周文化不仅已成为中原文化的主体，可以看出真正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是羌人的女儿而不是儿子。而真正的羌人一部分被逼回青藏高原，一部分被逼回云南、四川等地，更有许多真正的羌人如西楚霸王般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而英雄“驾崩”，如荆轲刺秦始皇唯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而这种输出使得同是羌人的儿子与女儿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而且这种命运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是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神秘的解释了。
羌的儿子是“羌”，羌的女儿是“姜”，也隐示“羊”的“儿子”就是“羌”，羊的女儿就是“姜”。这一点不难从字面上看出。而这一点还隐示着一种人类的漂泊史，与草原儿女不同的命运，同样也隐示草原儿女对中国文化神秘的影响。就如犹太人产生世界文化一般，羌人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女的嫁出去了，“羌”下成了“女”，于是就是斐；而儿子留下来了，所以“羌”还是“羌”，那么留下的“漂泊”与融进中原的“漂泊”，最终演绎出一个“周易”，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魂之终极所在。
儿子与女儿命运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恪守，一个是融合。一个如同西部的山，孕育出西部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流向大海；一个是如同中原的水浇灌田野滋润大地汇入大海，最终却又随着海的呼吸潜回青藏高原，就如那些下嫁西部豪酋霸王的公主们一般。
而嫁出去的女儿都成为姜，留下的女儿都成为羌，这便是如外流河的姜家女儿与如内流河的羌家女儿，内流与外流，就是这样悄悄地分开了的。这就是“花儿”“拉伊”也只是羌人的女儿会唱，而姜人的女儿不会唱的道理了。
相比较起来儿子是不可融性的而女儿是可融性的。儿子是山，是青海的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成为一种近乎于骨骼的东西；女儿是河，是长江、黄河……从大山中源源不断地流出，悄无声息地融进中原文化，成为一种近乎于血脉的东西，最终随大海的呼唤随洋底潜回西部。相对来说，其它各个民族都如地球生命的各个部位的细胞组织，不可能大动的，动的只有“羌”与“姜”。“羌”与“姜”如同大海肺叶中循环的动脉与静脉一般。可不是？大海这个肺的呼吸就是靠“羌”与“姜”往复运动形成的，而地球的生命又是从大海的呼吸中得以延续的。这便是“姜”流落中原，而“羌”却因骨性被逐回西部的理由了。
这使得整个的文化都受到羌文化的影响，而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真的好有区别。黄河文化的髓骨是“恪守”，而长江文化的髓骨是“融合”。
可不是？西部与西部孕育的水一天一天远离，可是遥远的大海却终是从地下又返回西部来，就如大海是一个活的地球肺叶一般。
比如周文王姬昌的母亲就是姜，而周文化的《周易》就如母亲姜那外流河带着一种奔腾入海的气势。
这种女儿的可融性可从近代历史中窥见：西路军纪念馆在西宁烈士陵园落成后，应邀参加的老西路军战士代表中有许多是戴盖头的“回族阿娘”。这是怎么回事情？原来，西路军失败后，男俘虏大多惨遭杀害，除了极少数被当成苦役的“国共合作”后被遣送回乡，极少数逃跑得以生存。而女俘虏活下的相对却比较多，她们被马步芳分给部下当了妻妾。她们由此而“变成”了回族，当然还有许多变成了藏族——马家军的士兵有相当数量的藏族汉族士兵，如水一般悄无声息地融进了穆斯林文化吐蕃文化。真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漫长的岁月里，羌人这种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悲壮的恪守所产生的文化与中原姜人柔若无骨却更有浸透力征服力的文化反差越来越大，距离越拉越远，渐渐地他们自己恍惚认不得自己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使得再相见时彼此都很恍惚都很茫然，但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缘分感。
当姜与羌在人生的旅途再次相遇，恍惚中间已隔了成千上万年。“四目相对，两相茫然”。可是谁也不可否认生命深处那一种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渊源感。谁也不可否认：内地人面对西部人如同面对自己的祖先，而西部人面对内地人如同面对自己不知是多少代后的孙子。是的，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清，可是却那么真切地感到一种亲缘，一种相思，已延续了成千上万年。
可不是？当那深情如河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出时，当那相思的草漫回来天漫地漫之时，没有一个内地人不感到自己的灵自己的魂不被西部这一块神奇的土地所吸引，没有一个西部人不感到自己的灵自己的魂不被中原的喧哗声所收附。中原人西部人精神世界深刻的相思，这是一种渴望循环的磁场，不仅仅是感情做事。
恪守的羌与融化的姜是不是就是中华民族的动脉与静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呢？
按八卦原理演绎：姜的女儿与儿子，“融合”与“恪守”，又分成“姜姜”与“姜羌”，成为“长江”与“黄河”。而“姜姜”的女儿与儿子又分成“姜姜姜”与“姜姜羌”，形成“长江”的主要支流。而“姜羌”的女儿与儿子又分成“姜羌姜”与“姜羌羌”，形成“黄河”的主要支流。正是那“长江”、“黄河”纵横交织的主流支流，汇出一种中华文化循环的磅礴大气势。
西夏王朝
隋末唐初党项羌居住范围是：“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境内），南界春桑（今青海南部），北邻吐谷浑（今青海北部）”。
快到湟源了。进入黄源峡口不远，青藏公路的路边崖壁上出现了许多仿佛是风雕雨刻出的“壁画”。似佛像，似各种动物。那些图案，你看似啥，就是啥。湟源一过，我们就要到日月山了。
这一带曾是西夏王朝的地盘。
西夏王朝是党项羌建立的一个王朝。
隋末唐初党项羌居住的范围是：“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境内），南界春桑（今青海南部），北邻吐谷浑（今青海北部）”。
宋明道元年（一○三二年）元吴继承夏国王位，宝元元年（一○三八年）称帝，建立大夏王国。大夏王国“东尽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圆二万余里”，史称“西夏”。西夏宝义二年（一二二七年）西夏为蒙古所灭。共历十帝，一百九十年。
西夏王朝，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我国历史上又一著名的地方政权。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广布西北地区羌族中的一支，兴起比较晚，原来住在青海、甘肃、四川三省交界一带。
由于受吐蕃王朝的侵逼，在公元八、九世纪逐渐向甘肃东部、宁夏、陕西西北部迁徙，移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的拓跋氏部落酋长因围攻黄巢有功受到唐朝的赐姓和夏国公的封号。这一支党项羌人，从此就拥有河套附近的五州之地，直到北宋初年。
公元十一世纪初，党项羌首领李继迁与辽国契丹公主结亲，被辽册封为夏国王。
公元一○三五年（宗仁宗二年），党项羌首领元吴率领大军攻吐蕃、回鹘等族，占领瓜州（安西）、沙洲（敦煌）等地，并举兵征服了兰州的诸羌部落。公元一○三八年（宋仁宗宝元元年），元吴自称皇帝，正式定国号大夏（西夏），自此西夏王朝正式成立。
西夏王朝最强盛的时候，拥有青海一部分，甘肃、宁夏的全部和陕西、内蒙一部分。
西夏统治的百余年间，诗人范仲淹感叹：“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更有人称“岁无旱涝之虞”。西夏王国立国达一百九十年之久，为中国西北地区的统一与中国的统一起到过重要作用。
西夏统治是大禹之后羌人建立的少有的几个羌族政权中的一个。
除了这两个羌族政权，羌族还建立过一个地方政权——后秦政权。是由汉代居住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烧当羌的后裔姚氏集团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三八四年至四一七年）。其祖先世代为羌人的酋长。西晋末年，氏族符坚建立了先秦政权。羌人姚苌被赐为“杨武将军”先后担任幽（今河北北部）、兖（山东中西部）刺史。肥水一仗符坚全军覆没，姚苌于太元十一年即皇帝位于常安（长安），国号大秦。大元十七年（公元三九三年）姚苌死后儿子姚兴执政，实行羌族居统治地位多民族结合的政治。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深得人心，羌民族本身也在民族大融合大动荡的年代为中国安定做出了贡献。
“羌”与“太极乐旨”
有一种绝妙的音乐可以帮你穿越时光隧道让你看到世界的本原，可以带你到太极世界让你看到造世之初那一片朦胧的星云，可以让你看到你在母体中孕育的样子，可以让你看到脱离你身体的“本你”在那里舞蹈，恍惚女娲就那么扭动着，带你超越芸芸众生，超越生命中的重重圣殿，走向那金红色的迷濛。
“太极乐旨”的创作者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家赵晓生。我以为这是本世纪一个了不起的创新。
走在青藏公路上探索“羌”，除了有一种寻根的悲怆，一种不可以用语言形容的凄美，还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总觉得“太极乐旨”在耳畔萦回。
其实，那样的音乐我这一生只听过一次。
那一次，青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靳梧桐邀请我参加上海音乐学院的赵晓生教授来青海的讲座。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我会听到那样奇特的一种音乐。那一次，我是以音协会员与记者双重身份去参加这个活动的。
参加听课的是青海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具体组织者是音协的巨奇君、马玉保老师等。
课上，赵老师先是给我们看了“太极乐旨”，那谱真是奇特！不是普通的五线谱而是一个“太极圈”。那是利用八卦原理创作在“太极圈”上的音乐。所谓“太极圈”就是头尾相接的五线谱圈。原理是把和声按八卦原理演绎排列。“太极乐旨”没有起点与终点，怎么转都可以弹，从哪里都可以当成起点，从哪里都可以当成终点。
赵老师开始用钢琴弹奏。那真是一种神秘的音乐，恍惚纯属一种天籁，由不得我的生命不完全沉浸其中。似乎那音乐不是从外界响起而是从我自己的生命中传出来。且不论“太极乐旨”谱圈怎么转都可以弹出那么一种让生命与之共鸣的神秘悠然美妙的乐音。
那是羌人流浪的足迹，从终点回到起点，演示各种各样神秘的轮回。
渐渐地，在那钢琴琴键之间，我听到了最质朴的声音。
我恍惚又看到《坎巴舞》，又听到了用兽的骨、筋、皮借地势制成的骨筋琴与其中出没的鹰笛、草哨、编钟、编磬。我恍惚又看到庄廓，圆圆的场，圆圆的桌，圆圆的凳子……
我看到土族人蒙族人藏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吐谷浑人吐蕃人羌人……同我一起走向一个共同的祖先。
我看到眼前重叠着女人背影，那赤裸的棕栗色祈祷者的背影，如同倒立“子宫”一般重重叠叠。
那曲子似是无数叠，先是没有节拍，只有骨筋琴像风像雨，让我恍惚看到了开辟鸿蒙时那一片混沌星云。渐渐地似是生命之光在星云中闪现。
“太极乐旨”就那么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宗教气息，把羌人的漂泊感演绎得那般飘逸出尘，异出流俗。那实在是一种绝妙的音乐！帮你穿越时光的隧道让你看到世界的本原，带你到太极世界让你看到造世之初生命终极那一片朦胧的星云，让你看到你在母体中孕育的样子，让你看到脱离你身的“本你”在那里舞蹈，恍惚女娲就那么扭动着，带你超过芸芸众生越过生命中重重的圣殿，走向金红色的迷濛……
那各种的声浪中梦一般出没着“羌人”的叹息、童稚的吃语，还有不知从哪里带出的仄声与气声，散发出令人心动的野味，激起时光的悠悠回声。
那音乐似带着遥远遥远的海涛声，那些声浪不断地向生命神秘处探进，不断地激起层层的生命之波浪。在那些声浪中，我的青海湖那孕育生命的羊水波动着波动着，带着那么一种清新，柔软地像火像烟，曳动那远远的地平线，向时光的深外连绵而去。
那个音乐之间总恍惚有胸声吟出的层层合声，仿佛一层一层打开的是一个一个生命的音谷，一道一道打开的是一个一个生命的重门。生命的美丽与短暂都从那一层一层波浪中荡出，从那一道一道重门中展现出来。
赵晓生教授因为《太极乐旨》而著名。他创造出我今生今世再也不可以忘记的一种意境。而正是这意境使我洞人羌人那深邃的精神文化内涵。
“世界文化”与羌
计算机的发明者正是受了《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的原理的启示。计算机就是高层次的易理，它是高于六十四卦对《周易》最深刻的诠释，更是对羌最深刻的诠释……
世界屋脊产生一种“世界文化”，可能除了我这沿青藏公路走向世界屋脊走向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人没有人能相信这一点。走向极地，我恍惚是沿着与走向与囗里城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向安里城。我虽然知道这种走法路途会多么遥远多么遥远，可是却分明看到麦里城就在我的前方，在我的可可西里。那一次到囗里城时，我感到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这是一个我早就当去的地方！不仅因为我正在研究的“羌”与这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每当我与时代拉开距离走向远古世界时，我那么清楚地意识到我心里的危机感与恐怖感。可是每当我接触一种高科技走向未来世界时，我又那么清楚地感到另一种危机感与恐怖感。
因为一切“先进”的高科技都是在更好地演绎一个甲骨文中的“羌”字。还是那句话：从起点回到了终点我现在才发现。
我们现在看一看各种科学是怎样的“说”与羌有缘的《易经》、《周易》的。
“数学说”：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发现数学的二位制可以用“易经”中八卦原理来表示。
“电子说”：计算机的发明者正是受了《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的原理的启示。也就是说发明计算机的灵感来自于《易经》，而数学中的二进位制是计算机原理的基础。
而反过来，计算机就是高层次的易理，它是高于六十四卦对于《周易》最深刻的诠释。计算机可以再现的就是一个纷繁的世界。而通过计算机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的变化，比《周易》来得更直观更生动。所可能收集的就是整个一个世界的信息。并且你可透过你看到的对你自己的人生坐标有一种调整。
“场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易经》的太极图显示了宇宙力场正极与负极的作用。
“运动说”：美高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太极图的运动变化原理与动力学模型一致。而且八卦也同强子的八重态对应。
“元素说”：蔡福商先生一九五六年写成《八卦与原子》一书，对门捷列夫化学周期表做了全面改造，并发现了宇宙间存在大量新元素的线索。
“天文说”：刘子华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天文学观点从八卦图中推出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天文说”）。据说第十颗行星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找到的……
“生物说”：国内外许多生物学家在研究生物密码时将太极图中的推算有效地应用起来……
……
而各种理论的深层次“发展”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与羌有缘的《易经》、羌人的旁系后裔的天书《周易》。
这些都足以说明，羌文化早已悄悄地成为一种世界文化，且早已成为世界文化的内核、心脏、骨髓，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一切的理论一切先进的科技只不过是在证明我们中国人的易理，只是在给我们的《易经》、《周易》理论提供一种证明。
各种的真理接近一个太极，那不就是生命的太阳与月亮吗？那不就是一个永远的图腾了吗？
那么研究“羌”，是不是研究一种中国起飞的理论。对的！我们中国人当是认识自己且不可再妄自菲薄的时候了。我们中华民族有漫漫五千年的精神文化，我们中华民族有四大发明，我们有贯穿世界的精神文化，我们还要什么呢？还要的就是正视自己的自信心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还有一种如同“羌骨”一般持之以恒的精神贯穿力，还有一种整体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是的！很多“物质的”我们还不拥有，可是我们拥有一种最珍贵的，那就是“精神的”——世界文化的精神。我们还要什么呢？只要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世界文化的精髓，只要有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一往无前，我们就能创造出一切物质的。可不是“注其神而忘乎其形”，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精神的贯穿力。任何一种突破力都是从内向外的！任何一种创新都是从“精神”到“物质”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底气，虽然这底气中带出那么一种贯穿世界的羌人的漂泊意识。
这世界上真正无价的是精神财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形资本”。这种“无形资本”终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变成一种“有形资本”。
“万涓成水终将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而世界文化终将汇成羌人的智慧之河，并由羌人的后裔自己来贯通世界。
既然《易经》、《周易》是从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流出的才气，那么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中流着羌的智慧与才气，而且世界文化中也早就神不知不觉地浸透了羌的灵气与底气。
而世界文化的传播就是在羌人的漂泊感中悄悄地悄悄地完成的吗？
“中国人的进化论”
中国人的“进化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何等神似。伏羲制作八卦，羌人的后裔周文王姬昌演易并整理出《周易》，又为“中国人的进化论”最严谨的表达方式。两种“进化论”最少三千年的时间差。那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还能被恩格斯称之为“十九世纪的三大发明之一”吗？准确地说当被称之为“十九世纪的三大论证之一”是不是才合适？“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否则，人们会失明”。
沿了青藏公路走向可可西里无人区，走入那一团混沌星云，真的恍惚是走入自己的生命，沿着人类进化的足迹溯流而上。
羌人的后青藏族人从不吃鱼。不吃鱼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认为鱼是羌人的祖先的祖先，水葬时帮助他们超渡的，所以不吃鱼。上面说到了羌族人认为：神猴与罗刹女繁衍了羌族的六个部落，也就是说羌人认为神猴是他们的祖先，他们是由猴进化来的。破译“羌”字，不正是一个站起来的猴的形象？不也正是猴站起来成为人的图示吗？当然后面这个图示比猴站起来还耐人寻味。这个“羌”字或许还说明：猴站起来成为人，并且拥有了火——上面的头象征火；拥有了羊——中间的部分象征羊；还说明人解放了手，开始以两条腿走路，开始跟了羊去游牧，开始运用思想以逃离灾难，羌族最终成为一个流浪中的民族。一个“羌”字加上羌人的创世纪本就是“中国人进化论”的雏形。
而藏族人最早信仰的苯教现在这样认识世界的起源：“原始社会由一团混沌的气体组成，里面有五种元素，这五种元素是：土、水、火、风、空。这五种元素相互作用，先是生成一种肉眼的看不见的尘埃“多察热”，然后四十九个“多察热”组成肉眼可见的尘埃，运动的结果形成像煮牛奶时的奶皮，奶皮渐渐形成地球的土壤（当然那时局限在是平面的。可是都是只差一点，若是球这个理论就便一下子“首尾相接”了）。巨风吹出的七大山峰叫“热仁”；微风吹成的七小山峰叫“热堆”；七小山环七大山，七湖环七山。山脚分布四大洲八小洲……”
若这些真是千年前就已成形的理论，且没有受到其它宗教的影响，那么，似乎也是“中国人进化论”的雏形。虽然这个“中国人的进化论”理论还不够完善，可是神到韵到。更有《易经》、《周易》给这“中国人进化论”给出了最严格的表达方式，如同是‘冲国人进化论”的骨骼一般。“注其神忘乎其形”不是吗？这才是大手笔。
就如我曾感悟的“易”是一只恐龙、一个猴、一个学步的人……这本就是一种“进化论”。
可不是？贯穿中华民族文化的《易经》、《周易》中隐含的明明白白。若从地球进化宏观上来说，太极便是世界之初那一团混沌星云，两仪便是星云分出正负两极产生正负两个星球：太阳与地球（月亮是地球的行星）……八卦正好是八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阴性的地球可能正在宇宙中太阳系“心脏”的位置上……
从地球发展微观上看，同样是一团混沌星云，先是分出正负两极，然后生出正负两种微粒，然后呈现四像（四种天气），然后八卦（八种物质）、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这些正负微粒按等比级数裂变，相互作用，运动的结果形成像煮牛奶时的奶皮，奶皮渐渐形成地球的土壤，然后形成山、水、林、火……
若从生命起源宏观上《易经》、《周易》中的“易”正是太极那一团混沌星云……出现一恐龙……出现一猿猴……出现人类，这不是隐示生物从非生物发展而来，现在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太极生两仪，不就是说出现男女阴阳。两仪生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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