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得掉牙的大文人，朱世奎

（据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朱世奎说，朱世奎第一次认识毛竹，是毛竹刚调到青海经济报社不久到民和青海镁厂去采访。当时朱世奎部长也在青海镁厂视察工作。朱世奎过来给毛竹敬酒，于是认识了毛竹。朱世奎说：毛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朱世奎回到西宁后就大动干戈，转了好几个弯，问了好多人，才找到毛竹，并让毛竹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这些事情做为当事人毛竹却忘了，认为认识朱世奎是为她爸爸出书。于是毛竹的后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毛竹把给朱世奎部长写的后记点给朱世奎部长后，在朱世奎部长的多次提示下，毛竹才回忆起和朱世奎部长的第一次见面认识的过程。这个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遵命写后记，心里着实不安。青海宣传部大部长朱世奎，居然请小小的我给他的新书写后记。小小的我居然要给大大的朱院长写后记，怎么敢当？朱院长可是青海省委宣传部的部长，青海社科院的院长，青海最著名的专家学者！可是朱世奎部长亲自开口，打来长话，盛情难却，只好挥笔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想，我只把认识朱院长的过程写下来，做为一种永远的珍藏。

认识朱院长是为了出我爸爸毛高田的书。那时我的爸爸退修了，没有事情干就老得快。有一天，我忍不住对爸爸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如那些气功大师般修身养性潇潇洒洒地活？”爸爸说：“我轻松不起来，我潇洒不起来。”
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是曾受到中央表彰的高才生，本想投入报效祖国的行列，不想一进青海民院就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真可谓九死一生。　　爸爸刚去民院在社教三大班（系）负责教学，院长戴金朴的总秘书。正当爸爸激情万丈全心投入工作时，文革开始，民院贴出一幅轰动整个青海省的漫画：院政治部四人抬着胖胖的戴院长，我的爸爸拿着一个气筒给戴院长皮眼中打气……文革耗去了爸爸生命的黄金时期。文革结束后，正想干事业时爸爸的身体偏偏不好，早早退了下来。爸爸是壮心不已、壮志未酬呀！
于是，我就纵恿爸爸写书，爸爸的书果然就写出来了。可是，若出版不出来，不是打击爸爸的积极性吗？爸爸是个清高的学者，怎么好低三下四求人出书？而我们家里三个大的娃儿都是女孩子，没有一个可独立撑起一片天。唯一的姐姐那时远在乐都工作，总不能靠小妹妹小弟弟，我只好勇挑重担，独自抱着爸爸厚厚的书稿东冲西闯。知道社会复杂，知道人心叵测，可是为了我那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爸爸，我没有选择。
我居然斗胆跑到青海人民出版社见到总编王承周，王总编看完说题材不错，但这类书需青海社科院推荐才能出版。于是我居然抱着书稿跑到了青海社会科学院。
那是我第一次到青海社科院。
当我走上新盖不久的青海社科院大楼时，楼道中很安静，走廊显得高高大大的，地面显得亮亮莹莹的，空气显得凉凉浸浸的，这使我有一种朝圣社科神殿的心态。我看到有一个门上挂了一个牌子：“院长室”，我居然斗胆闯了进去，我并不知道大办公桌后面正襟危坐的就是当时青海最著名的学者朱世奎院长。
朱院长高高的额头，额头上又隐现一个小山头，不显山不露水的眉毛，厚厚的眼镜后有一双深邃的眼睛……
第一个感觉恍惚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大典，一部放在“风雨天一阁”藏书楼最幽静一角古色古香红木书架中的一部大典。
——朱院长的神韵中透出丝丝缕缕的书卷味儿，淡淡悠悠，飘飘缈缈，绵绵长长。
不知道怎的，我想起这样一句诗：“家学渊源久，诗书滋味长。”
朱院长静静地听我替爸爸“毛遂自荐”，那忧郁的神态，凝重的表情，使我有些儿迷惑。
他的骨子里萦回着这样的诗句：
“我的基因／我的B型／我那淡淡的忧郁／我那缕缕的怨愤／请用一杯净土／永远埋葬深深／AMEN”
我想起这样的句子：绕梁三日，余音袅袅。我奇怪，这本是形容声音的句子，却在这时出现。
朱院长翻看了一会儿我爸爸的书稿，沉思了片刻，打电话请来了哲学研究所所长陈依元。朱院长把我爸爸的书推荐给陈所长，请陈所长看完我爸爸的书稿后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就这样，仿佛是做了一个梦一般，爸爸的书经过朱院长的润色，陈所长的修改，终于在青海出版社争得了难得的出版机会。
正式出版前，遵爸爸嘱，我又跑到青海社科院请朱院长给爸爸的书写个序言。朱院长欣然接受，写下了序言，就是收在这本书中的“妙手缀辑宝璎珞”。这序言当然为爸爸的书增色不少。
那天，我转身离开朱院长办公室时，听到朱院长喃喃自语：“你爸爸真不简单，他硬是把古诗词中最精华的诗句，千掏万滤，然后按照大学的哲学教学大纲套了一遍。”
当时，我不知道这评价是褒，还是贬？是佩服我爸爸的拗，还是感叹我的爸爸的犟？是说我爸爸写书充满匠气，还是说我爸爸为了“书能致用”所费的苦心？
但是，我又一次感到朱院长骨子中缕缕散发出来的淡淡伤感。那淡淡伤感化为云气雨气又一次包围了我，氤氤氲氲，漫漫散散，无所不在，无处不有。
在这种情绪中，其它的感觉我说不清，但是有一点很真切，那就是我感到了朱院长对以我爸爸为代表的那整整一代老知识分子，被耽误了青春的老知识分子，寄予的深深的同情与深深的怜悯。我隐隐感到了他对人才那致命的珍贵，对知识分子所经历不堪回首往事的那无限的感叹。
我已走出门，朱院长又把我叫回。他说：“为了不耽误出书进度，我会把写好的序直接交给出版社，不用你再辛苦跑那么远路来取……”
朱院长居然考虑的这么细！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或许，在这世界上，只有朱院长对一穷二白、历经坎险、空有才华无限、压在经济社会最低层的老知识分子的劳动这般重视这般尊重。
朱院长的忧患意识深深撼动了我。似乎只有他感到了抢救这些人的才华刻不容缓，似乎只有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很沉，似乎只有他感觉自己不堪重负力量柔弱。
我搞不清他是顾影自怜还是同病相怜。他定是从我爸爸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挣扎史中看到自己或是身边什么人挣扎的影子。他定是为中国那些年的当权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才华而怨怅不已。
我爸爸的书，后来定名《古文诗词精华类编》。这本书正因为是按大学教学大纲编写出来的，故而十分好学，十分好用。这部书被我与《新华字典》一起放在案子上，当我写那种官样文章缺少灵感时，常用它。每每用爸爸的书用的十分上手时，我就想起朱院长评价过的那句话。
我爸爸的书《古文诗词精华类编》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后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再版时《人民日报》社原社长、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为我爸爸的书题了字“古为今用”。
后来，中国社会出版社又给我爸爸出了《国人读本》《帝王圪坤》等书。爸爸的书先先后后得了许多的奖。
虽然爸爸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但若无第一本的顺利推出，就不会有后面几本书的顺利推出。故而爸爸最不能忘的就是朱院长。朱院长是爸爸写作生涯的第一盏“绿灯”。

有一日，朱院长打电话到青海经济报社兴师动众几经周折传话给我，叫我马上去青海社科院一趟。我急急忙忙骑车子前往，大冬天的没及戴手套，两个手当然是冻的红红的。见面第一眼，朱院长就注意到了我的手“怎么没戴手套？……”又是那复杂的目光：疑虑？忧虑？怜惜？同情？我忙把手往头巾下藏。
我的手，一只“唐代的手”，一只“宋代的手”，那“唐代的手”是小时我母亲被下放青海民和农村那几年，因无人关照而落下的冷根。这只“唐代的手”有不少人注意过它，但只有三个人怜惜过它，其中一个就是朱院长。
那一日，我送他的礼物是我在《牧笛》杂志上发表的歌曲《姐姐妹妹和我》。在那首歌里写的是我家姊妹三个的真挚感情。
原来，朱院长叫我来，又是关于校改我爸爸的书。

又有一天，朱院长似乎又忘了我的电话，又是那样的兴师动众几经周折传话给我，让我去青海社科院一趟。害得报社某些人用那种目光看我，这毛竹是个什么人物？害得人家大部长这样费尽心思地找了一次又找一次，真可谓苦苦觅寻。
原来是朱院长让我采写刘平。这个刘平原来是青海广播电台的台长，组织出书《野骆驼的踪迹》时认为自己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理当署名，便将自己的名署在了某些作者的前后——现在署个策划人不就得了，作者们辛光武、郭云飞等并不领情，并不认为付出艰辛劳动的刘平当这样署名，联名把刘平告上法庭。结果刘平被撤职，一家人跌入人生俗底，刘平降成了昆仑音像出版社的社长。刘平受了委曲闷了一口气，故而干的很有特点，昆仑音像出版社出的刘郎编导的电视片《西藏的诱惑》等还得了全国奖……
朱院长的神态中又是那种对人才致命的怜惜，又是那种淡淡的却无边无际的伤感。朱院长觉得刘某很值得写，便把我叫了来，让我写。
受到如此重视，当然不敢怠慢，我一个猛子扎了进去，采访整理用了我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还怕不好，又请二十二中的陈宏老师抄写得如同硬笔字贴，我这才兴冲冲地跑去给朱院长看。朱院长看完了认为写得好，但又交回我，让我自己找地方发表。这下子我傻眼了：那时我刚调到《青海经济报》，刚刚走入新闻战线，一个小记者，空有虚名无限，根本不认识几个能发表如此大稿的编辑——需要大报一个整版才能刊完。
费老大力气写，是以为是朱院长负责发表的，没想到却是让我自己发表。我似泄了气的皮球，回到报社把稿子交给《青海经济报》社社长严正宇，果然严社长说这个刘平争议大，这个题材发不了。又交给《青海日报》社王文泸副总编，也说写得好，但这个刘平争议很大，不好发表。怎么办？只能当“广告”发，可是刘某人清高着呢！当然不肯出钱宣传自己，更无企业可能赞助。
原来，我那次写稿的“方针路线都是错误的”。
那一次写稿，使我充满了挫败感。
当时我很是生气：堂堂一个宣传部长、社科院院长，连个稿子都发不出来，光知道叫我写，光是知道珍惜人才，特别是那些历经坎坷壮心不已的人才，可是也不能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呀？这使我对朱院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过如此，一介酸酸文人也。
若是一般人可能就弃他而去，可是偏我家酸文人多，而对爸爸这样的酸识分子除了十分敬重十分爱戴十分在乎还有十分复杂的情感。这一个回合打下来，不仅没有让我弃他而去，反而在叹息之余对他有了一种知遇感，平添了理解的厚度与深度。
天下的人可能没有人会想到，小小的我居然对大大的院长有了一种怜惜之感。

忽然有一天，朱院长心血来潮，又来电话兴师动众几经周折地传话给我说是请我吃烤鸭。不知道是否为了我那白白浪费的一个月的宝贵时间。
虽然那时我到青海经济报社时间仍不长，可是，我拿出当年抱爸爸书闯入朱院长办公室的胆气走南闯北，真可谓“记路”畅通，青海省省长尹克升、副省长马元彪、副省长吴承志，格尔木市杨文山副市长，西宁市鲍义志副市长等等都接受过我的采访，并从此把我当座上宾，多次请我吃饭。我单枪匹马深入基层，写了许多轰动青海的文章，如促使地热馆建成的“地球在哭泣”，收入首发就达八万本的《面对大地的震颤》一书中的纪实文学“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日日夜夜”等等。一个厅长请我吃烤鸭没有什么稀奇？我决定发扬当年独冲独闯的精神，勇敢赴约。
电话中朱院长显得忧心忡忡，他反复地叮咛：“你下了九路公共车往前走，往左拐，过了斑马线，往右拐，走到路口再往左拐，我就在那里等你。”

　　我一听，这么复杂！这么难找！于是，很认真地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划了一张行路图，注明“拐来拐去”的方式，以免混乱，以免和大部长失之交臂。
可是等我下了公共车看到朱院长就在马路对面，根本就用不着我往左拐往右拐再往左拐，忍不住笑了。
我微笑着跑过去，可能是一脸的阳光灿烂，一身的青春活力。可是，当我跑到他跟前，一看他满脸的忧郁，满身的沧桑，我的笑容凝固了。我忽然觉得这吃饭也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我收起笑容，小小翼翼地走向他身边，那样子一定是如履薄冰。我变得与他一般小心翼翼，生怕我说了什么使他更加忧郁，更加伤感。
朱院长带我去了西门口附近的烤鸭店二楼。我们在大厅中间的一张大圆桌前就坐。坐了一会儿，我向四周悄悄窥望，发现围周的圆桌全是人满为患，划拳猜宝，喧哗不已，唯有我们这张圆桌只有两个人，且都是高高雅雅，文文静静，细语悄言。我们的桌子恍惚是龙卷风中的最神奇的龙眼：温馨而宁静，幽雅而偏远。
坐着坐着，我又感觉不对劲了。因为，朱院长显得顾虑重重，忧忧郁郁，深沉凝重。我感到迷惑：是怕周围的人看到有什么想法？是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恍惚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我们吃烤鸭，恍惚全世界都注意到他在与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女记者在一起吃烤鸭。仿佛我们关系不同一般。
似乎与我吃一顿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件十分轰动且会影响他政治前途的大事情。
望着神情不定左顾右盼欲言又止的朱院长，我心想：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可不是？吃就吃，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虽然相差二十多岁，可我们大大方方，光明磊落，“心底无私天地宽”！在一起吃吃饭有什么？
他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酸文人。真是酸文人！牙都快酸倒了。真是古文物！古得都快被历史淘汰了！
可是，我的心里深留的又是那种遇到真文人的知遇感。虽然我真的有些怕他，我恨不得站起来跑了离开他。
那一天，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当上社科院院长的：原来的老省委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打倒，病重住院，原来的马屁精们都离老部长而去，唯有朱世奎这个痴书人，同情弱者，从不因老部长的地位变而变，天天去医院关照，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友谊只为敬重只为情感。文人的人品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绽放出人性的光芒。这位老部长文革后复职，不由分说便把并不想当官的朱世奎提成了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并青海社科院的院长。
也就是说，朱院长被“迫”当官，不是以一些人投机钻营，而是以自己的人品；不是以一些人见利忘义，而是以人情味儿；不是以一些人的巴结权势，而是以人格的力量……

有一天，我去青海省去委党校采访秦老师，走在校园里，看到一群省厅级大干部从会议室走出来，打头的就是他。那些“大鱼”大约在讲当下的流行的笑话，一条一条笑得前仰后合，队伍稀里哗啦。只见朱院长虽然落到队伍中，但仍然西装革履，板板直直地走自己的路，一付出类拨萃的样子，那厚厚的眼镜在阳光下闪闪烁烁，那高高的额头在阳光下扑朔迷离，带着不可用语言形容的忧郁。又是那种酸文人的脱俗气质使他从一帮哈哈说笑的“大鱼”中脱颖而出。
朱院长神韵中的伤感真是与众不同。
我恍惚又一次听到了他的心声：
“我的基因／我的B型／我那淡淡的忧郁／我那缕缕的怨愤／请用一杯净土／永远埋葬深深／AMEN”

有一次搭朱院长的小车到平安采访。从小峡到平安这段湟水河峡谷，我下乡时不知道多少次从中走过，从没有觉得这段峡谷有什么文化色彩。可是朱院长走了一路给我讲了一路。
朱院长的第一名话就吸引了我，让漫不经心的我全神贯注地听他介绍：“这段峡谷被我们青海人叫做青海的小三峡。这是第一峡是什么峡，第二峡是什么峡，第三峡是什么峡……”
我在中学当数学老师时，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去四川峨嵋山旅游，返回时，我与嫌我娇气的同事们赌气，独自负气离队闯荡过位于四川湖北境内的三峡。我终于活着顺利回来，让同事们惊叹不已。故而三峡在我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在青海这么多年，从没有听说过青海还有个小三峡。
顺着朱院长的指点望过去，果然是山重水复，风光秀丽，透过一景又一景，看到一峡又一峡。
朱院长的语言恍惚给这片看似平常的湟水河与两岸的山崖注入什么。天地竟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我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到了平安镇红崖子沟口，我下乡时就从这里拐弯下道进红崖子沟。沟口上有座寺庙名叫白马寺。
我在红崖子沟下乡时，只听说这个白马寺一个崖窟中保存着一尊肉身佛，挺神秘的，从不让人看。传说中这肉身佛已近千岁，栩栩如生，身上散发出檀木的清香，并且头发胡子眉毛还在长。传说中那些白马寺的僧侣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肉身佛剪头发、胡子、眉毛，不然几天之间肉身佛就会白发白胡白眉三千丈。每当这些白发白胡白眉长到一定程度，从红崖上垂下来，红崖子沟就会刮白毛风……
那个肉身佛曾引起少女时的我好大的兴趣，有一阵子达到痴迷，差点为这肉身佛离知青点出走。
我禁不住发问：“真有那么一个肉身佛吗？若真有，他是谁？”
“那个肉身佛可能是后宏期佛教鼻祖贡巴饶赛……”
“为什么叫白马寺？这寺与白马有关系吗？听说这寺中有一个绘有白马的殿堂，有一个幽暗的梯子通向的一个神秘的洞口，那洞是不是肉身佛呆的地方？”
我忍不住提出一连串问题，炮轰朱院长。这些问题压在我的心里许多年，带给我无限的迷茫，但从没有答案。
“当年，在西藏，一位青年剌客，骑白马杀了兴本灭佛的吐蕃赞普朗达玛后，逃到青海藏在这个寺中，后来剌客与白马都死在这个寺中。为了纪念剌客和他的白马，把这寺改叫白马寺。”
“我在这下乡一年半，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我忽然感觉，朱院长神降在我的身边，就是为了我一直一直想解的关于青海许许多多的谜。
“青海东部农业区这块地方很神奇，青藏统治地位的藏传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从小出家在化隆夏琼寺，班禅、达赖两大神职系统就是宗喀巴创立的。通俗说法就是班禅、达赖是宗喀巴的两大系弟子。近代的两个活佛：十世班禅的家就在循化毛玉村；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就在平安红崖村，离这不远，有时间我可带你去看看……”
这么多年，小时妈妈下放民和，爸爸下放互助，我下乡民和互助等地，自以为对东部农业区很熟，并不知道青藏这么重要的人物居然都孕育在这块地方，离自己生存的地方近在咫尺。
“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西北王马步芳以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之名义坚持唯一免除抽签，要求国民党政府指认的活佛……”
我又想起一个新的问题：在红崖子沟下乡时，住的对面有一个干打垒厚土墙围出的牲口场。有一次扩建牲口场，挖出了成千上万个骷髅头，当时，望着那累累的骷髅头，我们十二分好奇：为什么这些骷髅只有头没有身子？它们的身子呢？腐烂也不可能只腐烂身子不腐烂头呀？我们猜想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大的历史事件，深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大规模暗杀。我就这个问题向朱院长提问。
朱院长回答道：“你说的那个牲口场那可能是明朝设红崖子沟军马场的旧址，那些骷髅头可能是建马场时杀的雇人。”
我说：“红崖子沟里面有个佑宁寺，里面僧侣多时上万，当年青海蒙古之长罗卜藏丹反清，雍正皇帝派年羹尧出师河湟，杀了不知道多少佑宁寺僧侣。会不会是那些逃跑僧侣的头……”
“有可能！”
“会不会是在高台打败仗的西路军战士的头？”
“也有可能！因为红崖子沟那条路刚好在马步芳从东线与西线押解放西路军战俘两条路中间夹着的一条路，很有可能是逃亡的西路军。”
敬佩之感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这些问题我问过许多的人，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回答。
朱院长为我打开了一扇青海历史的帷慕，让我感到一切历史事件都离我那么近，那么亲切，让我可以介入其中，让我可以在其中跳弹，让我可对这些历史事件发表我自己的见解，表达我自己的悟性。
许许多多想了许多年的问题在朱院长的点拨下“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一子悟到了前人从没有悟到的高度。我对青海的兴趣也由少女时的懵懵懂懂，上升到成一个明晰的目标。
青海的土地干涸荒凉贫嵴寂寥，可是朱院长这个挚爱青海的青海人，却用自己的一腔深情一腔执着给青海注入了灵气。
从那以后，我再看青海，看到的再也不是原来那一个，青海恍惚由一个死气沉沉的岩体，而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生命体。我感悟它的灵性，触摸它的灵魂，并用研判的目光，观察这片土地养育的大批的优秀的青海人。我勇敢地发表我自己的独特的见解，石破天惊。
后来，我沿着青藏公路走向可可西里，写探索青海文化的书《透明的女性》时，之所以能深入简出写到那样的深度与厚度，得到中国社会出版社原社长刘国林、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人民文学刘惠军、中国工人出版社资深编辑岳建一等著名人物的高度肯定，之所以以那么厚重的题材那么艰涩的话题而成为全国畅销书，再一次轰动中国文坛，除了我的经历，除了女性独有的悟性，除了学理料人独有的视角，与朱院长的点拨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年，顺利出书的我爸爸想于八月十五中秋节邀请朱院长来我家吃饭。我便打电话邀请他。除了他我还邀了几位家不在青海的朋友做陪。比如人民日报驻青记者站的站长老郅、青海大学的贾老师等。觉得八月十五这个团圆日，他们远离家乡亲人很可怜。
爸爸请了青海最好的大亲友：杜大受、金宗成、赵谷训等等。

妈妈更是从一星期前就开始准备。当然是我们大巴山人最爱吃的：
老家寄来的腊肉、香椿、豆豉……平时舍不得吃的，如数拿出。
那天晚上，朱院长等翩翩驾到。
没想到老郅、贾老师等几人没吃几口就出来了，说我们四川大巴山的饭太土。特别是老郅，说我的母亲根本就不会做菜，说是这些菜没有他在各大席、小席上吃过的好吃。
我当时很是生气：那些官饭真的那么好吃吗？我为什么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家倾其所有所能捧上的最好的吃食。那些香椿、酱豆、腊肉可是两千多公里外的大巴深山亲人省吃省吃俭用珍藏下的最好的遥寄过来的，这可是我们一家最爱吃最舍不得吃的家乡菜，那可是没有一点污染由大巴深的山溪水滋润出的灵物。
更重要的，这些吃食，不仅是爸爸妈妈与我们几个孩子的相思物，更是寄情物，凝结着几多愁苦几多欢乐。只要闻到那香椿味儿，那酱豆味儿，那腊肉味儿，我们就仿佛又回到朝思暮想、梦萦魂绕的大巴深山……

而爸爸离开大巴山这么年，若不是能吃到故乡人经常寄来的香椿酱豆腊肉可能早被相思折磨死了。离开大巴山这么多年，乡愁萦绕的爸爸是怎样的思念和爱吃这些宝贝儿，只有我们这些后人最知道。这一次寄来的一定要和下一次寄来的接上。不然爸爸就会神不守舍，失魂落魄，而聪明美丽的母亲总也是金子一般小心的算计着大巴山的这些“最好吃食”。特别是做为大巴山的老商号在历次运动中亲人一个一次离去，这些大巴山的食物便成了重情重义爸爸生命延续中重要的依托。
我转身离开老郅、贾老师跑回到家中，发现朱院长居然吃的津津有味儿。那晶晶亮亮的腊肉、那香香喷喷的干香椿、那黑黑油油的酱豆子，那魔芋豆腐……都在朱院长的眼里熠熠生辉。那些带着爸爸浓浓乡愁色彩的最好吃食，居然也似是他的最爱。我的心里一热：果然，说是一类就是一类，穷也穷在一起，酸也酸在一道，香也香在一块，爱也爱在一气，恨也恨在一堆。
我的爸爸，这位知识渊博通今博古的人，早就听说朱院长才高九斗，别说在青海社科界就是在中国社科界都很有名，为了对付这个爱提问的大才子，居然搬来了四十年前一起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的大巴山老战友、青海著名书画家、老年书画协会会长杜大受等。
朱院长果然是谈吐不凡，问题多多，珠飞玉溅，好在在坐也非等闲之靠，接珠抢玉，谈得火热。朱院长讲到《红楼梦》中一个问题时，忽然把珠玉抛向了我，我巧妙地抛回去，也给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使大伙儿没有想到的，气氛更加热闹了。
后来，我提议他唱一支青海的歌儿助兴。他便一边唱了青海的歌子《尕老汉》。一边唱一边敲着碗边儿：
“一个老汉……二个老汉……三老汉……”最后朱院长的歌声调动了大家，跟着朱院长的敲碗边节奏喜掌欢呼。

这个忧郁的人居然把现场气氛调动的空前活跃，从这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次宴会让我更深认识到了他的才华他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还有他生命的内含。
而我转身看我的爸爸，爸爸脸上洋溢着兴奋，恍惚是终于找到一个知音，一付“酒逢知已千杯少”的架式。
爸爸与朱院长两个人吃完了饭，又是侃山又是对诗，好不投缘。饭后他俩拉开架式下象棋。我转身出来，听到朱院长对我爸爸说：
“毛教授，这一盘若我赢了，我会讨走你最心爱的一件宝贝……”什么宝贝呢？是爸爸的书还是爸爸的墨宝还是爸爸的故事？

我到小屋去弹琴，朱院长传过话来，让我弹一首《过去的好时光》。我轻轻地弹起，听到他在那里用英语轻轻跟唱。
他的声音圆润磁性，底气充足。恍惚是悠悠的时光使他的声音充满了弹性。
这次请客，我更明白了一句话，那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些说起来是文人，但是形式上的文人；有些人说起来是文人，那是骨子里的文人。　　这前一类，文只为争钱，文只为当官，文只是生存的手段，文只为社交的工具；而这后一类，文是精神上的，文是生命里的，文是骨子里的，文是一种宗教。这后类文人虽然酸，但却是真正的文人。他们对文的热爱是致命的，是痴愚的，是冥顽的，是不计任何代价的，是甘愿贫困寂寞的，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
他们的神韵与中国古诗词的神韵是相通的，他们潇酒不羁，他们自命不凡，他们孤独无助，他们鹤立鸡群，他们忧国忧民，他们敢爱敢恨，他们尖酸刻薄，他们胸怀大局，他们博爱自律，他们刻苦钻研，他们孤僻执拗。他们的神韵中都带着那么一种不可用语言形容的淡淡的伤感。我又想起那跟随爸爸一起离家出走、后成紫阳县志主编之一的张春洲伯伯形容毛家人的诗：“家学渊源久，诗书滋味长”。
我又想起毛家人骨子层出的云雨之气，我又想起爸爸转着脑袋全心身投入地诵古诗时那苍凉的背影，那骨髓中透出的漫无边际的伤感。

那一日，送朱院长出来，我们在师大的院里慢慢地走，他用带着忧郁色彩的声音讲他的朱氏家族，试图诠释自己从哪来到哪里去。
“我们朱家祖藉在南京的竹丝巷，因为冒上，被明太祖朱元璋捆着发配到西宁来的。真正的西宁人上街喜欢背着手，居说就是这个来头。西宁市西门附近的南玉井巷中段南侧有个花园，那就是我们朱家的祖宅。那祖宅一进三院，天井西墙悬挂着岁进士小匾。”
我没有告诉他，若他的家真的在南玉井巷，那么我的父亲上人大前工作的青海农林厅也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我去捞鱼，一条鱼没捞上，抱一个空瓶子怅然而归；在那里邻居阿姨抢着带玩把我的小胳膊拉脱了环，以致于以后经常脱环；在那里，一个人哄我的小姐姐：这个门把馒头给我从那个门给你个好玩具；那年爸爸人大毕业后妈妈背一个姐姐抱一个我从大巴深山来找爸爸，一位好姑娘帮助妈妈找到了农林厅，第二天爸爸去二十里铺，我和姐姐饿得嗷嗷叫，那位好姑娘又来说是帮助妈妈买粮，结果拿走妈妈身上仅有的粮票和钱黄鹤一去不复返；在那里，才三岁的我与小朋友们一道翻墙豁，小朋友们都翻过去了，唯有我过不去，急得尿了裤子，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在那里，我的凉鞋被渠水冲走了，我跑到下游爬在一个桥上捞，怕妈妈打光脚在地上蹭，蹭出鲜血不敢回家……
在那里，我妈妈到互助巷医院去生妹妹，爸爸把双手围烤在蒸窝头的笼边，眼巴巴地等待窝头熟；在那里，刚生下的小妹妹哭，妈妈用一个极小的勺子喂药；在那里，爸爸一辆车子带我们姐妹三个，结果在西门那个下坡跌到；在那里爸爸卷入了全省轰动的风流桃花案，爸爸在青海出了大名；在那里，我听到爸爸对妈妈说民院给他在教授楼上分了一套房子，但是那套房子是上任民院院长、书记温志忠的房子，温院长就是在那房中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
那时，我们毛家与这个朱家近在咫尺，但却只可相互感应而互不相识。而我在那一带乱跳时遇到过这个朱家的后人吗？冥冥之中的上帝又是怎样安排毛家与朱家的缘份的呢？又是那种博大的不可知，飘飘乎乎，如梦如幻。
一时间，我思绪恍惚，文思泉涌。可不是？生命中一定有许多是我们都不懂都不明白的什么，而时间正在为我们破译这一切。
“朱家祖宅前院是个大四合院，由我的四位堂伯叔居住，西房正房，悬挂着‘功昭桑梓’匾额一块。中院是前清贡生我伯父朱焕南先生的东园，北房正中有‘何必山林’的匾额一块。里院是前清贡生我父亲朱耀南的挂有‘安乐窝’匾额的小四合院和西园。
“西园 是我父亲朱耀南营建的。园中有一螺亭是据苏东坡‘碧溪青嶂绕螺亭’诗意命名的；螺亭下方东侧又有一座名为东篱的扇形小亭，是据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的诗意命名的。那西园先是被日本人炸了，后被折毁了……”
我静静地听朱院长寻根问祖，心想自己身边多少人只注重挣了多少钱，评了什么职称，当了多大官，在即得利益面前患得患失，难得有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关心。
这样的人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那就是我的爸爸。每当我的爸爸谈到祖籍谈到故土，会与朱院长一样的神态。
或许，我就是受了爸爸情绪的影响，才有了那么深的大巴山情节，才独自几进大巴山访根寻祖，才写出一个女子沿汉水离家出走的生命之作《透明的乡愁》……
更深地感到我们是一类人。一类活在精神世界中的文人。
“只可惜，当年日本国军轰炸西宁时，朱家祖宅前院南房不幸中弹，被炸三分之二，伯母炸成终身残疾，伯父朱焕南毕生心血：诗词文稿篆刻字画等均灰飞烟灭……”
说到这，朱院长的骨子里透出沉沉的乡愁。感觉到的又是那沧海桑田的变幻。感觉到的是朱院长对那些被毁的诗词文稿篆刻字画文物的致命珍惜。我不由地想起我的父亲，想起我的父亲骨子里的那份苍凉，想起我的祖籍，那古老的云梦泽，那一片苇草萋萋白雾迷离的意境。
我特别地想起我的父亲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时那全心身投入的神态，那骨髓中透出的漫无边际的伤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以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独怆然而泪下……”
那凉气如云如雨从酸文人的骨子里层层涌出，越来越多，氤氤氲氲，漫天漫地，透心透骨，清清凉凉。带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穿透力。
透过朱家的残垣断壁，我恍惚看到老家大巴山深坎子下那个在水中摇摇欲坠的单薄老屋，那蛛网结织，似乎随时都会随风飘逝，随火焚化，随水漂流，随雨崩塌的老屋，我又感到那骨子渐渐透出的云雨之气。那云雨之气越积越多，越积越浓。
听朱院长说话，那些受了爸爸影响而深藏在生命深处的乡愁被轻轻呼唤出来，波浪涛天，涌动不已。
望着朱院长的背影，我感到一种与文浑然一体的淡淡的伤感，那恍惚是一种真正文人的生命意境，那一种走不出的意境。
“时光流逝，我将祖先的古老菊花与自己撇帚自珍的小草编织在一起，以《东篱草》为名付梓了，而将东篱周围的小草以《西园草》的名字附录在后面。”
“您能不能把《东篱草》送我一本？”
再看那个酸文人，生命中所有的漂泊感重重叠叠地隐现在那又深邃的眼睛中，带给我的仍是一种透心透骨的沧桑感。
他神态中又是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淡淡的伤感，又是那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淡淡的忧郁。

我到青海经济报社时间不长，就成了报社的专职对外。有一年，我到徐州出差，在外流浪了近三个月。有一天居然收到了朱院长的信。我回信中写的啥我也全然忘了，只记得我提到我去了刘邦故土丰县、沛县。大约是提到了刘邦的一些小故事，还提到刘邦，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写下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回故乡……”
不几日，我收到了他的回信，里面有一首小诗：
《过徐州》
日露半规过徐州／东山翠微燕子楼／冷雨孤灯伶仃叹／悲歌大风说项刘
还有许多的小纸片，上面一些小诗，其中有一首我十分喜欢：“背过你的脸，生命的绿，才能丰满惬意”。
没去过青海的人一定不知道，那青海的森林都是长在阴坡上，郁郁葱葱，浩浩荡荡，而阳坡上却是不长树的。
我觉得这小诗写得很好，很有悟性，很有灵性，很有才气，很是喜欢。后来，这小诗还用在了我写的一本书中。
在徐州那些孤独漂泊的日子里，有徐州朋友相助，有父亲母亲的牵挂，再有的就是这“存在唯一”的信，伴了我在异乡孤独流浪。
我似乎是没有给朱院长回信。不回信的原因是，面对这么个忧郁的人，不知道当怎么给他回信。
不久，又收到他厦门万石园写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他写的一首歌词，让我给谱曲。
生之旅咏叹
在那漫漫的人生之旅／有一个苦行的男子汉／不期相遇了／给他一朵小花／给他一掬甘泉／相适何蓦然／相知何短暂／在那岔路的地方／说一声 千万珍重 珍重万千／啊，旅途上只剩下苦行的男子汉
在那茫茫人生之海／有一个孤独的男子汉／萍水相逢了／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声招唤／世情有冷暖／世事多波澜／在那分水的地方／唱一曲　阳关三叠 　三叠阳关／啊 航程上还是那孤独的男子汉。
我没有给这歌词谱曲，当时的感觉是不知道当怎样下笔，当时的感觉是不敢在这份伤感面前停驻，更不愿通过谱曲扩大他的那份伤感，这种伤感是与一般文人的创作时的瞬间伤感完全不同的，便放下了。没想到放下了就放下了，一放就是这么多年。
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却总是记得，有那么一个人，在我在徐州流浪的日子里，曾寄给我这样一首歌词让我谱曲。
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却感到，有那么一个人，在我在徐州流浪的日子，用那份灵魂中的孤独陪伴过我。
其它的，我不懂，但有一点我懂，那就是这一类朋友不会因为我们地位变化经历的不顺而丢失，就如爸爸这么多年，最最牵挂的反而是那些经历不顺的人，整日想的不是我们自家的孩子而是怎么帮助那些遇难亲人们、坷坎中的朋友们的孩子。
其它的，我不懂，但有一点我懂，那就是我交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忘年交的朋友。
我常想，这个时代，哪里再去找这种人类的活化石？这种人物是同我的父亲一般是水杉一般珍贵的人物，他们每一个人不仅凝固着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可将这些历史讲出来，而且可感悟这些历史的神韵，而且渴望把这些历史传递下去。
他们的酸，可能就是那些感悟那种愿望所蕴含的能量。而这能量因为被压抑被限制而更想流滴出来，似两股本当滚滚不息涛涛奔流的河流被一道一道提坝拦住而给人一种撼动人心的感觉。

后来，我调到了中国石油报社。有一年，朱院长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道专程来涿州来看我。我与涿州文物局的人陪了他们一起去了参观了涿州古迹张飞井、结义堂。
到了张飞井，朱院长讲的比文物局长讲的还有趣味还通俗易懂：“张飞是卖肉的，卖不完的肉怕坏了，便拿绳子系了，放入这口井，怕人偷，再放上一块巨石把井口封了，声言：谁能搬起巨石，肉就归谁，有一天，关羽来了，抬起巨石……张飞与关羽打起来，刘备来劝架……后来刘、关、张在这块巨石上‘桃园三结义……”
恍惚朱院长才是标准的涿州人，而文物局长反而是涿州的匆匆过客。
在去结义堂的路上，我怕朱院长看到结义堂当时的样子会痛惜，便先给他打预防针，我不无遗憾地告诉朱院长，经历了一千多年风风雨雨保存完好的结义堂文革时被毁，珍贵的文物被烧毁一空，仅乘了一个方场，一块石碑，一个门楼，门楼上面杂草丛中还长了一棵桑树。
“那些珍贵的文物呢？”
“那些刘关张像都是木头的，烧剩的都被老百姓拆散后拿回家当柴火烧饭了！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句子：‘关老爷的一条大腿，老百姓的一锅豆腐脑’。结义堂中千年的文物毁于一旦。方场上唯乘的石碑边停着一口一口、一排一排武打中被死者的棺材。”
到了结义堂，进了大门，朱院长站在阳光下大大方方空空旷旷的广场上，望那唯剩的石碑，回望着那唯乘的门楼，那上面的长出的一棵桑树的门楼，那厚厚的镜片后，那闪闪的额头上，又是那样的忧郁，又是那样的凝重，又是那样的多愁善感，又是那样的感叹不已。
朱院长的神态带给我的又是那样一种憾动，一种不可用语言形容的憾动。
我的心里不知道何时飘起了迷离细雨。可能毁了这上千年的文物，没有人如同朱院长这般痛惜。
那种致命的痛惜与朱院长说起伯父朱焕南毕生心血诗词文稿篆刻字画等均灰飞烟灭时的是一样的。

我应中国社会出版社之约写探索青海的作品《透明的女性》，进入收尾阶段，我又一次回青海采访。采访朱院长时，他邀请我到他家去。
在他家，我面对的又是那个忧郁的凝重的他。他一边接受我的采访，一边吩咐保姆给我做青海的面片子。
我感觉的又是那个他，那个带着淡淡的忧郁，淡淡的伤感的他。
吃面片时，朱院长又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一个，又是那么欲言又止，顾虑重重的样子，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朱院长请我吃烤鸭。
走的时候，朱院长又抱了一大堆有关青海的书给我。
我在《透明的女性》一书后记中写到：
“仅整理就耗费我四年业余时间的‘透明女性系列’宏大工程终于推出，首先我想感谢原青海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著名学者朱世奎在我创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完全可以这样说，若没有朱院长与严正宇－－我原来青海经济报社社长的鼎力相助，我的这一个宏大的系列工程不可能完成的这么顺利。

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在珠海出差时，忽然接到了朱院长的电话，电话称他问了好几人才知道我的手机，电话称他已从国外回来。我问为何不长住国外，跟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不是挺好？朱院长说在国外一个人很寂寞。我说您不是会说英语吗？朱院长说简单的沟通还可以，深层次的沟通就不行了。朱院长说给我寄来了他的大著。
回到报社，我果然就看到了朱院长的书《西海雪鸿集》。我昏天黑地一口气读完。我方明白，这书最当珍惜人其中包括我。
对于这本书，我真的不敢妄加评价，我只是想谈谈我的感觉。
我想，这本书，重要的不是里面的文章本身，而是这个酸文人在文章中隐现的一腔痴情，赋予文章的那种似要贯穿历史的底气；重要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传递文化时所倾注的“精气神”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
这深度与广度带出一个贯通的力量带出一个博大的气场。
我想，朱院长渴望传达是一种更精髓的文化。这种更精髓的文化不仅从他的笔下流出，更重要的是从他的骨子里流出。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
就如会写字的人很多，但写出神韵的人不多。就如会绘画的人很多，但画出神韵的人很少。就如会写文章的人很多，但写出神韵的人很少。

十几天前，我又接到朱院长的电话。
他的语气仍是那样的伤感，“我已七十了，自己的事也不想再考虑了，只想再写两本有关青海的书。”
朱院长想完成的仍是精神上的事情仍是灵魂上的事情。
我又从朱院长给我发来的信息中听到了那首诗：
“我的基因／我的B型／我那淡淡的忧郁／我那缕缕的怨愤／请用一杯净土／永远埋葬深深／AMEN”
“你准备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准备写一本有关青海湖内容的书。再写一本关于西宁方言的书。这后一本书对你以后写青海有或许有帮助。”
他居然仍是默默地关心着我的写作特别是有关我有关青海的写作。
放下电话心存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激之情。
在青海时，我自卑自大、好高婺远、妄自菲薄，似乎是人与事只要是外面的就是好的。只有当我走遍了全国之后，在我调出青海后，才明白青海在我生命中的份量，才明白自己的青海情节，才立志把写青海当作自己写作中的重要部分。
其它的我不懂，但有一点，我懂！那就是在青海呆过的人都沾上了青海人的痴情，恍惚那片土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什么，让人迷恋不已。就如青海的花儿唱出的声音一般，那是生命最原始最本我的声音，让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都相思不已。
在异乡陌土，感觉朱院长持恒不变的对青海的真挚情感，以青海为荣的朴实心态，投身于研究青海文化的拗劲，我再一次深深撼动。
有一天，我接到了朱院长发给我的邮件：

毛竹你好！岁未年头，心情郁闷，人气指数，已接近北极圈了。气场中一片乱码，雪花飘飘，无法删除。今年是你最天伦之乐的一年，思来想去，你因欢欢乐乐，专程过一个团圆年。原设想见面一次，请单击“忽略此问题”或“取消”便了。借用十年前我们见面又分别时你对我非常郑重地说一句话：“请你理解......”我当时确一头水雾,现在才算拨迷雾而见了一点晴天,故拿来与君共享之.预祝:

伉俪安好!合家幸福!

石癸羊年尾巴西宁

有一天,我接到了朱院长发给我的邮件:
“十年往事不堪回首。我耳不聪，目不明。垂垂老矣。心中默念唐人诗句：//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 意/怜取眼前人//祝伊幸福吧！”
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么酸呢?为什么不能轻松快乐起来呢?我想起他书中的无限凄美的诗句：
君不见韶华易逝如斯 花/香消玉陨叹滚滚/又不见踏花人儿花上行/香尘起初凌波轻//
我喜欢他书中伤感的诗句，可是现实生活中我真的希望他 快乐起来。
我心里一千遍一万遍默念：珍重！走好！走好！珍重！

河湟通儒世家的百年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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