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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高畴被点将西北王刘澜涛秘书内幕
发表时间:2017/6/18 12:19:58     文章来源:原创      文章作者:野美毛竹     浏览次数: 320
 
 
(竹子申明:草稿正起,互动写作,欢迎加入,拒绝转载)那个被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点将准秘书的那个精廋的家伙--刘澜涛的前任是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习仲勋......

(右一李先念右二刘澜涛右三贺龙三四邓小平。毛竹的爸爸毛高畴是刘澜涛的点将秘书。毛高畴这个四眼在照片中的哪里?请大家找!当年,毛高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在青海省农林厅任团委书记。当时青海农林厅与青海农垦厅合并。两个厅级班子,省里却只给了一套厅级指标。两套厅级班子都争毛高畴。团委书记毛高畴。当时刘义亭和毛高畴等被称做农林厅的“哼哈四将”之二。毛高畴这个人总在关键时犯拗劲。毛高畴独家认为农垦厅那套班子对饿死青海省海北州、青海省海西州那多河南知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仅为毛高畴个人观点),拒绝同流合污。结果是毛高畴因为一个桃花案被农垦厅那帮人整臭。当年毛竹的爸爸与某某在青海,就如克林顿与莱温斯基在美国一样出名。毛高畴伤心之下,调青海省委宣传部,任省团委委员。刘澜涛闻讯,点将毛高畴给他当秘书。毛高畴全家被西北王刘澜涛特招西安。毛高畴之所认同意被招西安,可能还与自己在人大谈的本科女友家在西安有关?毛高畴自己交待:这个插入自己的婚姻,且一定要嫁自己的中国人大女本科生姓张,小自己七岁,张长在东北,张的父亲曾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起义,是大将?将军?大校?毛高畴说过,毛竹却没记清。张某是到学报投稿时与毛高畴相识并相爱的?毛高畴还交待:张某不性张,其父曾在北京三联周刊任职,后被打成右派。毛高畴本答应离婚娶张女,可是馨儿的小辣椒性格让毛高畴退缩?毛高畴的母亲对馨儿的爱让毛高畴退缩。更有,在青海部队时,毛高畴入党,青海组织去大巴山调查,毛高畴的母亲自己走了。这让毛高畴更不敢违母亲遗愿?.....这也让张女子伤透了心。而他们之间更多的秘密有待毛竹去探索。而毛高畴中国人民大学没毕业前,与馨儿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馨儿又有了一个女儿毛竹。馨儿在大巴山接到毛高畴的离婚起诉书后,已经借好了钱,准备等毛高畴有关离婚的第二封一到,就把两个女儿背一个抱一个到北京去,把两个女儿甩给人大校长吴玉章或是甩到人大的大课课桌上。用馨儿的话说:我看他那门读!我硬是要让他跪着哭着求我回头。我要是那么一整,毛高畴不仅会丢了学业还会丢了工作,可那就怪不得我了,那我也是没有办法。更有毛竹的大舅说:为了你爸爸毛高畴离婚之事,我写了一封信,让你妈妈馨儿抄了一遍,给青海农林厅党委寄去。(馨儿不承认,但毛竹认为可能性极大,因为只有党委出面,毛高畴才不敢轻举妄动。当然毛高畴不敢轻举妄动还与自家成份高有关。)毛高畴虽然选择暂时屈服,实则骨子中不甘心?调到西安离张某的母亲近了许多?毛高畴伺机离婚?估计可能是:毛高畴毕业时没选择离婚,已经伤透了张姑娘的心。张姑娘看毛高畴到西安还带着母子三人,且青海农林厅流传毛高畴的桃色新闻,决绝不见毛高畴。为了气毛高畴?张姑娘居然并另觅北京对像结婚。这样毛高畴在西安坚守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西安的工资比西宁低好多,毛高畴实在是养不活这一大家人。更有可能是姑娘是块祖母绿,虽然痴爱毛高畴,但是为了不破坏毛高畴的家庭,或是对毛高畴爱升华成一种大爱,或是感觉到了毛高畴对馨儿对大巴山难以割舍,最终选择了退出。青海省委省政府两个班子却不愿放走毛高畴?青海农林厅两班人马都又舍不得失去毛高畴?青海省农垦厅原班人马担心毛高畴在上对他们不利?反正是青海方派人把毛高畴从西安抓回西宁斗,理由是毛高畴给青海省青年讲大课时说了彭德怀的好话。还有一个罪状,毛高畴在青海给青干们讲大课时说了:下一步,中国将以经济建设为纲,而不是阶级斗争为纲。我估计,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毛高畴一个人,当年爸爸的老师们都是中国哲学界的名人。什么艾思奇、范文澜一类(待核实)。更神秘的是毛高畴被抢回青海斗争。毛高畴前脚走,后脚刘澜涛就卷进轰动中国的“61叛徒集团”。等于青海方又一次救了毛高畴。至于为什么,这又是一个无底洞一般的谜。毛高畴被抢回青海省农林厅后,农林厅还想重用毛高畴,用毛高畴原话说:发东西硬给我还是领,但是我不想在农林厅干了。青海太多厅级单位想抢毛高畴。青海几所高校想抢毛高畴。毛高畴想调走,在青海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现在人想都想不出来。青海民院的常务副院长戴金璞闻讯,派主管人事的陈九龄将毛高畴的档案不由分说抢到青海民族学院。为了表示对毛高畴的欢迎,戴院长先就在教授楼上给毛高畴分了一套房子。毛高畴拿到钥匙才知道那是上一任书记温志忠的房子。且温志忠就是在那个房子里开枪自杀的。馨儿一听,害怕,坚决不入住。毛高畴一家搬进民院普通教师楼。

怪怪!毛竹那么小,在农林厅那干打垒土房中,小小毛竹却隔土墙清晰地听到了爸爸与妈妈商量住不住“温志忠自杀房”的那一段对话。毛竹这些年,那对话一次一次在脑海回响。真是怪事情!爸爸妈妈那么多的对话毛竹都记不清,偏是爸爸人生关口的重要对话,后来每在爸爸选择关口的对话,都在毛竹小小的脑海中镌刻,且再也不能磨去。这是为什么?难道毛竹来到这个世界上,其使命就是见证爸爸毛高畴经历的风雨雷电的吗?不然为什么爸爸选择的关口的几次大大“机密”都在小小毛竹记忆中“洞现”,且这些事儿,毛竹问过其它毛家孩子,仅毛竹有记忆?对毛高畴没有想到,自己刚从农林厅这个漩涡卷入西北局这个漩涡,现在刚被神秘人氏从西北局这个漩涡又将卷入青海民族学院,这个青藏原始酋长野人部落人形成的更大的漩涡。这个大漩涡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更加惊心动魄。这个大漩涡吸命数太多而中国轰动。更搞笑的是我的爸爸居然是民院两大派之一延安战斗团的政委。青海日报当天死伤270多人“2.23事件”(事后死伤约800人)那天,毛高畴率领的民院两派之一刚从青海日报“战斗”一线撤回来。毛高畴甚至传信让另一派中自己的学生们撤回,因为毛高畴这个“天地灵物”又一次预感了空难的降临?当晚另一派十一民族战斗团纠集社会八一八的巨大毁灭力量将爸爸那一派总部包围,声言要血洗延安战斗团。那晚就是青海历史上的民院死伤九人“2.24事件 ”



我记得小时爸爸被调西安时我们一家坐的是不是普通的软卧而是一节卧室般的软卧。那软卧的格局大约是,对着车窗有一张办公桌,有靠背椅子,有台灯。办公桌对面有一张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的床。床边是门。门外是走道。这只是我的童年记忆。很恍惚。很朦胧。很虚幻。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梦境。因为我长大后跑遍中国坐遍各种火车,也没见过哪辆火车有那种一节卧室般的软卧。这次回西宁,我向母新核实我小时候的感受。那时的我大约三岁或是四岁。我一直奇怪爸爸为何要坐那么一节大卧室般的软卧。我还记得不知道是不是从西宁去西安的路上。调皮的我跑到另一节大卧室般软卧玩,我看到有一个男人背对我面向车窗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在一盏幽暗的台灯下看书。那个男人是谁,感觉整个软卧只那一盏幽幽台灯亮着。只感觉那男人身边身后身前似乎都是层层帷幕,感觉那个男人被一个神秘的气场神秘的氛围重重包裹。这唤起了我重重的好奇。那时我的个子还没有桌子高。我慢慢探索过去,走到那男人身后,伸手扒桌沿,可能是想看看那个男人在读什么大书,也可能是好奇想看看桌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结果是我的手没够到桌沿却够到杯沿,我把那男人的一杯子热茶扒到了地上。后面的情景我更记不清了。好像那声音很响,从重重帷幕中一下子冒出好多的列车人员,火车一下子由极度的安谧到极度的喧哗--现在回想可能列车员以为发生了恐怖事件。虚惊一场后,爸爸妈妈帮我赔了部分杯子钱,好像服务员解释说这个杯子是什么贵重瓷什么国家宝,让家长赔一点还要签上字儿只是证明不是他们打了杯子,这事儿因为有更多人参与可能不是梦可能是真的。

最近回宁,我战战兢兢向妈妈核实我的童年梦境。之所以战战兢兢的,是我感觉那记忆实是太遥远、太缥缈、太虚无了,想它是真的我都觉得荒唐,我干吗还要问。以前多少次,我想问问妈妈,正是觉得荒唐,我欲言又止。而有几次,正是不想梦破,故而我没有开口问妈妈。我常想,我一个大人怎么能问梦里的问题呢?

而这一次,我一定下决定一定要勇敢地迎上去,问问妈妈。哪怕那只是我童年的梦幻。哪怕我的童年梦破。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妈妈说:那是真的!你爸爸坐的不是普通的软卧,而是一节像大卧室般的豪华软卧。你在火车上把隔车人的杯子打了我们赔了杯子钱。

我震惊不已:我的梦居然是真的!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再问妈妈,那时我爸爸刚中国大大研究生班毕业没几年,有关爸爸的青海桃花案轰轰烈烈,全省轰动。爸爸家庭成份又不好,就算是中国人大研究生班高才生,许多重要单位想但不敢重用,就连爸爸入党别人预备期一年我爸爸两年,爸爸从大巴山带出的热血美少年多成份不好一次一次大浪淘沙仅剩几位,为了爸爸入党奶奶都....那个年代,国家那么穷。爸爸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凭何资格全家人坐像大卧室般的豪华软卧去西安?妈妈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点的将说是叫你爸爸去给他当秘书。你爸爸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刘澜涛的秘书一个是在西北局内参编辑。之所以有后一个身份,可能正是爸爸的桃花案全青海省轰动让刘澜涛想我爸爸有一个身份做掩护?我们到西安来火车接的人物就是刘澜涛。我们住处在招待所刘澜涛还多次来看望。我们住的房也是刘澜涛批示特别照顾。刘澜涛来经常来我们后来住的平房和你爸爸聊天,一聊就聊到深夜。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这才想起,有一次爸爸说:那个刘澜涛,那门胖胖的,像个活佛,一进门就先喊着你们姐妹几个的小名子,先抱你们两个小的。你的妹妹让刘澜涛抱,可是你偏是不让他抱。你的小身子机灵灵地,跑得快。让刘澜涛为了抱你,跑来跑去。刘澜涛偏是喜欢你这样调皮的女娃子。几次抱个空。弄得大人娃儿都在笑。

那时我太小,我只记得招待所的鼻子般天花板上爬着我从没见过的壁虎,这是我在青海从没有见过的。我只记得招待所晚上烧的蚊香和盘蛇状的,这和青海的也不一样。记得我家搬进了一间平房,里面有凉席,还有匆匆爬过的种种虫子。我还记得我家外面不远处有个垃圾堆里面的虫子更多,许多都是青海没有见过的。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天我随意用小铲子一挖,半铲泥土中居然有数不清的蚯蚓。这些蚯蚓纠缠在一起,扭绞在一起,如同一朵活着的“菊花”,张“牙”舞“爪”向我袭来,吓得我把小铲子就扔掉了。我只记得小时在西北局的松林中造“凉衣绳”:在那大些合抱粗的松林中,用小手粘一棵的松胶向另一棵树跑,把小手往另一棵树上一粘,一根一根“凉衣绳”就造好了。我们还假装往上凉衣服玩儿。我只记得那时天气太热,我们躲在松林中。太阳再毒可是却是阵阵阴下来,我们就趁着天阴一那瞬拼使往家跑。我还记得姐姐毛美睫说班主任一定要让她当值班负责人可是她不想当因为她不敢当因为她自认为是落后青海来的阿门了。美睫从青海到西安,西安学校理所当然地认为西宁教育水平差,也不考试直接让美睫重上小学二年级。我还记得美睫说西安的老师和同学对她真好,都是文明人,不似青海那些野孩子因我家成份总欺负人,说话总是脏字儿多,且粗声大嗓子,且一句话说不对,动不动就是武力相向!特别是西安的班主任老师对美睫特别好,行动举止微风,说话轻言细雨,高雅儒雅且善解人意体恤小孩子的每一个小小心情。这让小小的美睫十分感动。我还记得美睫说有一个同学叫夏见德。夏见德一家就住在我家那一排平房的中间。我还记得有一天凌晨我隔着高高的床围与几层的帘子,我听见姐姐美睫对妈妈还是爸爸小声说:其它女同学都有裙子穿可是她没有。我还记得家里买了几只鸡,其中一个是公的,不知道为何爸爸和妈妈合力把它的鸡冠给剪了用绳子系在门前的几棵树中,可能是它太能高飞了,在树丛刺枝中飞的羽毛带血挂枝上。妈妈和爸爸担心它飞走了。我还记得后来我家终有了鸡窝,那是许多排长满南瓜叶子开着黄花的猪圈中的一间。那一排排猪圈阵容强大,一个看就是一个能供多少万人吃肉的“大军营”。带出西北局的大气势。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一条蛇盘在离家不远墙根的草丛中--那是我在西安第一次见到蛇。奇怪那蛇引起那么多人围看,蛇却越抱越紧,不肯展开,也不肯逃走。我还记得有一次爸爸心情好带全家去大雁塔,看到草地上的点点五瓣小黄花,看到大帐蓬中某杂技团上演的“断美人”、“揪头发转美人”等节目。还有各种蛇身边跑着只有小鸡蛋那么大的小白鼠,那些小白鼠卖萌的样子很是可爱心疼,全然不知道自己只是蛇下一顿的活的食物。还有一条巨大毒蟒蛇身上有一个小小的兔子,它们长长久久地痴情凝眸深情守望真情几许--这一点姐姐毛美睫也还记得。

后来我调内地工作后,有一次回家路过西安,当我站在大雁塔上向下看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我在这里站过!我不是第一次上大雁塔!我小时候站在这里的感觉重现。让我想起那首英文歌《昨日重现》。

我还记得我家又要回西宁了,爸爸和只有三岁还是四岁的我站在秋天的法国梧桐树下,秋风阵阵,落叶滚滚,加速行人匆匆,催速车水马龙。我不知道爸爸在想什么。我不知道爸爸的处境是怎样的。我更不知道我爸爸在想什么。我更不知道我爸爸遇到了什么。爸爸在政治运动中我多少次身在悬崖命在绝境这些都是我长大后追访才知道的。爸爸的一切好象从来就和我无关。我的任务就是玩。天南地北地玩。那时也没有幼儿园什么的。我也从没有上过幼儿园。那时我就是小野人一个。我妈妈好像从来都不担心我一个小女孩出门的安全问题?我的大巴山野妈妈从来都是鼓励我到大自然去野玩。我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经过过任何学前教育。而我爸爸曾为了生下我又是一个女娃儿,加上人大本科生张某追他,表态愿跟爸爸去青海,且非爸爸不嫁。爸爸起诉大巴山某法院要和我深山妈妈馨儿离婚。妈妈馨儿说:我已经向你大舅与大姨夫各借了三十元钱。我等你爸爸的第二封有关离婚的信一到,我就准备进京,把你们姐妹二人背一个抱一个,到人大甩到人大的大课讲台上,或是交给人大校长吴玉章,我看他那门读!我要让他让哭着跪着求我回头!万一那样,你们两个女娃也莫怪我哟,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还年轻我还要找的哟!我还是要活下去的哟!我就是父亲母亲没有送我多读几年书,要是我父母送我读书,他一个人大硕士研究生算个啥子?我会是人大的博士研究生呢!说不定我还是博士后呢!我就不相信我这门漂亮找不到一个更漂亮的气死你爸爸--在那场全国轰轰烈烈的军人换妻“群众运动”中,爸爸的战友百分之九十九都换了妻。大巴山战友中没有换妻的仅一位。那位“道德模范”张春洲之所以没有换掉旧妻子,一个是因为他被打成右派背时了,一个是妻子后来眼瞎了他换不掉了。

爸爸英俊潇洒,人大本科生、大将还是大校的女儿张某不仅是追他,不仅是表达非毛高畴不嫁,不仅表达愿意跟爸爸去青海,不仅是表示愿以姑娘的身份嫁爸爸,那好像关系到一个姑娘的生死大事。为了保住我妈妈的婚姻,我大舅说:我给农林厅就此事给农林厅党委写过一封信,让你妈妈抄了一遍,寄出去了。可是我就此事问妈妈,妈妈不承认。但我考虑可能性大。因为只有影响仕途,是爸爸在婚姻上不敢轻易妄动的理由之一。爸爸自知自家成分高,毛家直属亲人共十二个居然定了九个地主成分。大巴山地主那么多人丢命,自己轻举妄动恐会失去一切不仅是事业甚至包括生命。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是我的爸爸离不开大巴山的元气,离开了他会死去,故而代表了大巴山元气的小辣椒馨儿我的爸爸还是舍不得丢的。虽然张姑娘以命相逼,但是毛高畴不是舍不得馨儿,而是离不开大巴山这口气。更有我妈妈馨儿身后的亲戚关系是毛高畴对大巴山最深的牵挂。比如媒人姜惠明曾经的老区长及儿子们、岳父岳母及妻哥妻弟们,都是毛高畴在巴山最尊重最在乎的长辈亲人与同辈挚爱。如果离婚,毛高畴都于不仅丢了馨儿,还了大巴山中支撑他的力量。那时毛高畴的妈妈与爸爸已经死了。唯有的牵挂只在徐家。尽管张某比我妈妈小,且是本科生,家父名气大,但却是一个被父亲“抛弃”的母亲的女儿。

爸爸与妈妈的内战被农林厅与农垦厅两套厅级班子争权利用---当时农林厅与农垦厅合并,两套厅级班子争一套厅级编制,而身为农林厅团委书记的毛高畴成为两派争的焦点。而农垦厅某些人尽极拉拢之能事时,毛高畴心气旺盛认为农垦厅班子腐败对饿死少万成河南知青负有直接责任绝同流合污(此观点仅是毛高畴一人观点非组织结论),结果是人大才子爸爸以一场“桃花案”轰动青海。接着,毛高畴高调西安,被刘澜涛选中准秘书。

小时的我哪里知道,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51年新中国发生的举国震惊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居然是起于刘澜涛。正是刘澜涛等人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报告党中央,经党中央批准,将他们依法予以严惩。


我记得得,爸爸是不是预感我们全家又要离开西安了?破天荒我们全家去西安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还照了一张我个人的照片。那是我上学前的唯一一张全家福与唯一张个人照片。你想想,从我没有生下来,爸爸与妈妈就大闹离婚,连我头上的胎毛都没有剃过,这会居然要照一张有我的全家福,且照一张我个人的照片。可见我的拗与犟、聪明与灵俐已经得到了我爸爸的初步认可?照片中我我这个丑娃娃噘着一个小嘴,胸前戴着一个皮围围,脑壳上顶着几根黄毛且全立着,眼睛一单眼皮一双眼皮,也就是一眼大一眼小,拗拗的,犟犟的。可能是为爸爸因为生了我要与妈妈馨儿离婚,一直与爸爸赌气的小样子?难道那时候我已经预感觉到爸爸以后会宠爱我。我仿佛一直是在争宠--待我长到十来岁,姐姐与妹妹曾常联合起来孤立我,其中一个一原因就是爸爸太宠我了。谁让我特别会说故事。甚至四大名著中的两本《红楼梦》《西游记》我囫囵吞枣后就可讲得眉飞色舞。甚至全学院小孩子都做不出的智力题我都能做出。我不是与家中三个姐妹争宠,而是与想抢走爸爸的张姑娘争宠。人大本科的张姑娘,她恍惚才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大的敌人与最强的竞争对手。

 

爸爸难道从来就不在意我?反正我爸爸根本顾不上管我。与现在的女孩子比起来,我那时拥有全中国甚至甚至全世界同龄小女孩最大的自由。

我身体虽然弱,可是我跑得快,跳得高,我的拉大将经常比其它小女孩厉害,甚至可与小男孩有一拼。

我天真地仰着小脸。我感到那些落叶一片一片打在我身上,觉得很浪漫。我捡起一片落在我脚下的梧桐叶子。我看着那梧桐叶子,心里想,如果拉大将,小朋友们一定拉不过我呢。而那个梧桐叶子真的比我和小朋友整天比试的梧桐叶子显得大、杆显得粗、筋显得韧。我的骨子里出没有多拣些梧桐叶子,冲回去与小朋友们比试的冲动。

 

而我回想,这中间真的有一个穿着随意的人出没我们家。这个胖活佛好像真的抱过我。只是我从来没有搞清他是谁。更不知道他会是西北局最大的人物。

我问妈妈:那为何爸爸只在西安呆了不长时间又被叫回西宁?

我以前只知道我爸爸调到西安后不久,青海省一帮人上下活动把我爸爸弄回西宁去整。炮制的理由:一是说我爸爸做为青海省农林厅团委书记还是副书记时讲课说了澎德怀的好话,一是说我爸爸讲课时说了现在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纲,而不是阶级斗争为纲--我估计这可能是爸爸上人大时某些中国重要人来讲课时表达的观点,但是这个超前的观点中国人许多是不能接受的。

我问妈妈,那西宁的人要把爸爸拉回来整,刘澜涛身为西北局第一书记,管着青海省,且是叫爸爸去当秘书的,为何不保爸爸呢?任凭青海农垦厅那帮“小人物”敢在“大人物”刘澜涛的大事情上做乱呢?

妈妈说:那时好像西北局要撤了,那一段时间,仿佛天下的乌鸦都集中在西北局,林中片忽一声起哗一落,黑压压一片又一片,我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感西北局要出大事。

    也幸亏我爸爸被青海人抢回去斗?我爸爸被抢回青海不久,刘澜涛在经历再次辉煌后:1965年1月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6年1月起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后不久被打倒被关押。也就是我爸爸被揪回青海斗没多久,刘澜涛就被关押起来。关押的有受迫害时间居然是漫漫长长的12年:1966年至1978年。刘澜涛卷入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大案卷入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中国要人。真是祸兮福所藏,福兮祸所依!谁也没有想到,把毛高畴拉回青海斗,居然是把毛高畴从刘澜涛“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案的漩涡中拉了出来。只是没有人知道拉回青海斗,等待毛高畴的又是什么。

    想想小小毛高畴的仕途真步步风险步步,陷阱一个接一个,套圈一环套一环。几次都是险些陷入,险些套住。如果毛高畴不被青海方抢回去,那么等待小小酸文人毛高畴的又是什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爸爸刚从刘澜涛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又陷入青海民院这个更大的政治漩涡。而两任院长相续自杀身亡,更是给爸爸的仕途增长了血色。

    我当时那里知道这些?我们一家从西安回西宁后轰轰烈烈的文革就开始了,刘澜涛大人物经历了许多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事情。这些都是这些年我才知道的。

   刘澜涛那时候一定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根本顾不上小小的书生毛高畴?后来我才知道,刘澜涛连自己的妻子刘素菲都没有保住。刘素菲跳楼自杀。有一天,我在网上搜到一本旧图书,名称:向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以霍士廉为首的陕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总进攻,夺取新胜利进军大会方言选集。

多少年后,被打回西宁的我爸爸仍在找乐观:当年,我愿意被揪回西宁,因为西安的工资太低了,我硬是养不活我这一大家人。爸爸根本不知道,回去以后毛高畴将卷进死270多人的“青海2.23事件”青海民院死伤9人的“青海2.24”,且做为延安团的政委差点成为这场运动的替死鬼,跟他心爱的二哥毛高圓一般。爸爸的二哥毛高圓70年被军管枪毙,一同枪毙的有64位紫阳公社书记区长等要人--怪怪“青海2.23事件”事件后,抓了青海军方“命令”开枪的赵永夫,可是并没有听说枪毙谁,小小的真人县居然一下子就枪毙64人,那帮军管也实在是胆子太大了。毛高圓被枪毙后连尸体都没有收,被滚滚汉水冲走,这是毛高畴死不死不瞑目的原因之一。 毛高圓是毛高田在毛家最尊重的人。

我于是开始关注西北局撤消的神秘内幕,刘澜涛不当西北局第一书记的秘密内幕。

而我还有一个朦胧的记忆那就是有一次爸爸带我坐小车去一个神秘的别墅,同去的还有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当时觉得那个别墅犹如天宫,并真正无法明白那是一个住人的地方还是一个游玩的地方,小时总是分不清一个庙一个寺或是一个别墅有什么区别。只是后来听爸爸说,那刘澜涛别墅原来是盖给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能来西安几次,其它人都不敢搬进去住。总不能长年空着,于是刘澜涛只好搬进去住。而长大后,每当回想起去那个别墅就感觉与坐火车上西安或是回西宁坐一节车厢的软卧一般不真实,想它是真的我都感觉整个人都在飘,连核实都不愿去核实。只是那个在梦始终在我的记忆中飘动,在我现实的行走中飘动。
这次回西宁向妈妈核实了,我们全家去西安或是回西宁坐的是一节车厢般软卧是真的不是我梦,我感觉震惊的另一件事情是:难道那别墅也是真的?难道那真的不是我的又一个童年梦幻?那一次妈妈没有去,没有能帮助我核实这又一个童年的梦的吗?
而坐火车大卧室般软卧去西安有妈妈可为我证明;可是去大别墅之事,爸爸已经仙逝,难道没有妈妈与姐妹同行,就再无人为我证明我的童年的那另一个梦幻是真还是假吗?
我问妈妈,那我爸爸被青海方抢回西宁斗时坐还是一节车厢般软卧吗?妈妈说:不是的!回去不是的!
原文地址:观终南山“刘澜涛别墅”,窥建国初期腐败端睨作者:灞河小草

观终南山“刘澜涛别墅”,窥建国初期腐败端睨

侯延青

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山势巍峨,道路崎岖难行。终南五台山是游人最喜爱的景区之一。

山脚下一条平坦的水泥路劈山凿崖象入云游龙般蜿蜒而上,至半山腰嘎然而止,一座金碧辉煌的仿古别墅耸立在人们眼前。这不是某朝某代的封建君王所建的行宫,而是号称人民公仆而且是西北最大的公仆,人称“西北王”的刘澜涛的得意杰作。

[转载]观终南山鈥溋趵教伪鹗潱ü跗诟芏隧
刘澜涛别墅(竹子点评,这个别野外面看起来很一般,里面在当时可不同一般。小小的竹子只是听爸爸说:这个别墅原来是刘澜涛给毛主席盖的........小小的竹子长成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后中,才知道这个别墅是爸爸毛高畴被刘澜涛调西安前,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建的。据说为了赶时间修建这座别墅,曾经动用了万名民工搞大会战。为了修这别墅,还开山劈石专门修建了一条盘山公路。整个工程耗费的资金相当于给当时陕西省企事业人员齐长一级工资。还有人告诉长大后的我,为修此别墅还死伤了若干施工人员”。

据史料载“刘澜涛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米脂县团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1928年5月参加组织领导了米脂学生运动,抗议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并掀起反抗当地土豪劣绅的群众运动。后任靖边县团委书记、三边特派员。1928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任陕北特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开展陕北革命斗争。1930年8月在绥德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入狱。他坚守党的机密,坚定党的信念,后经党组织和党外民主人士营救出狱。1931年2月调往河北省委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而再次被捕,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与殷铿、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在狱中成立党支部干事会,任支部委员,同敌人坚决斗争。敌人提出“每半年审查一次,三次不反省,枪毙!”他们针锋相对提出“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口号,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刘澜涛同志参加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迫使敌人做出很大让步”。

据史料载“建国后,刘澜涛同志担任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华北军区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1年11月,刘澜涛等同志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报告党中央,经党中央批准,将他们依法予以严惩”。

据史料载“1960年,刘澜涛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遵照国务院关于要注意农业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发扬延安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指示,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紧急调运粮食救灾,制止了更加严重情况的发生。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促进了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刘澜涛同志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克服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通过官方的宣传,我们得知,刘“大公仆”是一个好得不得再好的官员,对贪腐行为恨之如骨,积极检举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据说修建别墅也是为当时的“红太阳”修的,老百姓将别墅称呼为“刘澜涛别墅”似乎是产权不清,冤枉了刘“大公仆”。但我等草民再弱智,也会静下心来想一想:咦!不对呀!就是给“红太阳”修的,“红太阳”一生能来住几次。而“红太阳”不住,而您“西北王”再不住,这别墅谁敢住!不是您的,又能是谁的,就不要再谦虚了,大大方方舒舒服服地住在里边,“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再合适不过!

据网友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了赶时间修建这座别墅,曾经动用了万名民工会战,开山劈石专门修建了一条通往别墅的盘山公路,整个工程耗费的资金相当于给当时全省企事业人员齐长一级工资,为此还死伤了若干施工人员”。

有人常常把这件事情与“腐败”相联系,认为是“火红的岁月”的腐败。但是,这别墅是给毛泽东建的,并不真是“刘澜涛别墅”。你想想,刘澜涛如果不是做啥事都请示的话,可能被中央委以那多重任吗?恰恰只有中央的指示或是许可,刘澜涛才胆大兴土木。如果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住过去时还好说,可是毛一走,问题不就来了吗?可是恰相反,毛泽东并没有因别墅对刘澜涛有什么看法。相反的,一次一次重用正是毛泽东满意刘澜涛盖的别墅?这才是对某部分瞎猜者们的绝妙讽刺!

“刘澜涛别墅”若是建国初期滋生的“腐败”,是让毛泽东看的腐败,可能吗?

就连刘澜涛入住,估计都是毛泽东同意的。不然,那个年代,红色海洋,毛泽的威望空前,谁敢在太岁的别墅中住?

 

 刘澜涛卷入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概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到处网织罪名,肆意打击、迫害老干部,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他们迫害老干部,制造的一起大冤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

   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
   刘少奇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还剩六十多人被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他们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进攻华北在即,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日本人之手,将很难生还。于是..............

【绥师校友】刘澜涛同志生平(附照片)探秘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2010-11-08 00:00:00)

【绥师校友】刘澜涛同志生平(附照片)

刘澜涛同志生平(附照片)[1]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党务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4、5、6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12月31日10时4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刘澜涛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米脂县团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1928年5月参加组织领导了米脂学生运动,抗议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并掀起反抗当地土豪劣绅的群众运动。后任靖边县团委书记、三边特派员。1928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任陕北特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开展陕北革命斗争。1930年8月在绥德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入狱。他坚守党的机密,坚定党的信念,后经党组织和党外民主人士营救出狱。1931年2月调往河北省委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而再次被捕,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与殷铿、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在狱中成立党支部干事会,任支部委员,同敌人坚决斗争。敌人提出“每半年审查一次,三次不反省,枪毙!”他们针锋相对提出“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口号,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刘澜涛同志参加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迫使敌人做出很大让步。他们还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著作及中外科学名著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的学校。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战场上,刘澜涛同志保持了革命气节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1936年9月,刘澜涛同志等53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2]
1936年10月,刘澜涛同志受北方局委派,到绥东抗日前线,创办抗日刊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因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1937年7月,北方局决定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到延安后,中央又通知他不到党校学习,调他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任绥德特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秘书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1938年12月他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书记。他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的培养工作,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强调一方面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一方面要深入基层,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经常下基层,跟农民和农村党支部的同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和区党委始终把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直接训练农村党支部书记、委员,直接听取农村党支部的汇报,直接到农村党支部中调查研究。因此,北岳区党组织具有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广大农村党支部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他是模范的党务工作者。1941年1月,北方分局改为晋察冀分局,他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他协助彭真、聂荣臻同志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逐渐形成晋、察、冀、热、辽纵横数千里、人口达4千万的巩固的敌后根据地。他为建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到延安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赏。随后参加了七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刘澜涛同志从延安回到晋察冀,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后兼任张家口市委书记。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同志带领的中央“工委”、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带领的中央“前委”先后从陕北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澜涛同志受晋察冀中央局的委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了这一重大行动,为党中央的安全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刘澜涛同志与朱德总司令同住一院。他同聂荣臻等同志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共商攻取石家庄的计划,经毛泽东同志批准,攻克石家庄,成为我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按照中央的部署,他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动员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华北局。他先后担任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和党校校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委等职。协助薄一波等同志领导华北军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天津战役的胜利和北平的和平接管以及绥远的和平解放。1948年他参加了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1949年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建国前夕,华北局组建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刘澜涛同志担任校长,第1期1.2万名学员于1949年8月毕业,对当时充实干部队伍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对华北“革大”的作法和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附设政治研究院,供各方民主人士来此学习,其经验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1949年9月,他参加了协商筹建新中国有关重要事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刘澜涛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建国后,刘澜涛同志担任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华北军区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1年11月,刘澜涛等同志将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报告党中央,经党中央批准,将他们依法予以严惩。
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刘澜涛同志调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协助邓小平秘书长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监察委员会,刘澜涛同志任副书记,协助董必武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为党的监察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1956年他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员,随同团长朱德同志出访苏联和东欧多个国家;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丹麦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率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1960年,刘澜涛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遵照国务院关于要注意农业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发扬延安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指示,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紧急调运粮食救灾,制止了更加严重情况的发生。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促进了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刘澜涛同志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克服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65年1月,刘澜涛同志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澜涛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利益,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遭到残酷迫害,被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家属受到株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澜涛同志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顾问。1979年7月,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此期间,他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范围、对象和基本方针,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转到为“四化”服务的轨道上来,为开辟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参与总结30多年来人民政协工作的基本经验,负责修改政协章程,解决了全国政协机关的机构、体制、人员调整问题,促进了一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主义学院的恢复和发展,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澜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的疾苦,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努力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积极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积极贡献。
刘澜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为人民忠诚服务、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共产主义者的坚强品格,面对敌人屠刀无私无畏。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真理,反对邪恶,公正率直,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不计个人得失。他刻苦学习,努力探索,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遵守组织纪律,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他勤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而努力奋斗。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实践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誓言。
刘澜涛同志在病重期间致信党中央,郑重地表示,他逝世后丧事一定要从简,不通知外地亲友,不设灵堂,不搞送别仪式,遗体交医院解剖研究,骨灰撒放地点不留痕迹,不设标志。江泽民同志亲自到医院看望他,对他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十分赞赏。
刘澜涛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党的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刘澜涛同志永垂不朽

揭秘刘澜涛妻子刘素菲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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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考学出来,已经24岁了。此前一直蜗居蓝田老家,虽说不甚荒僻,但刘澜涛这个名字虽早就有所耳闻,刘素菲则其人一点儿信息不曾知道,更别说知道他们还是夫妻关系。最早接触这个名字,大概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当时我还在西安市档案馆供职,每日公务闲暇,便去库房翻阅旧档。这是我多年从档养成的习惯,也是我从档廿年干得最多、最持久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这些年我的若干文章,有些鲜为人知的内容,有些不同与他人的味道,有些特别分量的话,原因盖在于此。可能是因为千里青《紫藤园夜话》的《校园里的“拗相公”》提到西北大学孟建凯教授“文革”中曾有“炮打中央文革”之举吧,那段时间忽然对西安“文革”有了兴趣,想看看到底当年情况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从市政府办公厅移交的部分“文革”杂件开始,不分重要与否,挨卷齐翻。翻着翻着,没想到一日翻出了一份不知作者的《简报》,标题竟是《刘澜涛的臭老婆刘素菲之死》,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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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12月31日上午8时30分刘素菲跳楼而死。

刘素菲最近一个时期,被西北局机关临指看管受审写材料,关在西北局机关7号楼2层某一房间。

12月31日(星期日)上午8时10分左右,临指办公室肖××同志,还到刘素菲房间看过一次,只看房门有些开着,肖把门拉严后,就到6号楼洗脸去了。约8点30许刘素菲从2楼走到3楼阳台跳下摔躺在屋檐下水泥地上。

有一农工部干部的小孩来7号楼找他的父亲,看见有一人躺在那儿,进屋就大喊大叫。几个临指战斗员和解放军同志也去看这时肖××也从6号楼洗完脸回来,认出是刘素菲。

约8点50临指战斗员雷××、张××就把刘素菲用汽车送往西医第一附属医院。进入急诊室,大夫检查了一下,外部未有伤,头部有擦伤,大腿根部摔断。此时,刘素菲看来脑子清楚,还喊叫腰痛,拉着大夫的手要看腰。大夫说要进行腿部透视,但无电不能进行。医生在刘的腿部绑上木板。

由于该医院是两派,推脱。这时雷××、张××回西北局向八一三三接待站和支左委员会反映情况,想叫部队开一介绍信把刘拉到市内某一医院去。部队说这事应由本单位管,无结果。

这时西医附属第一医院打来电话(上午11时左右),说刘素菲病情恶化。雷××等又到医院,医生打了樟脑针,拿来氧气瓶,做人工呼吸,但这时呼吸已很缓慢,一分钟才能呼吸一次。11点35时刘素菲就一命呜呼!

人死之后,临指负责人刘××、程××等到医院现场。刘死之后,从刘身上搜出有:手表一只,小日记本一个,小刀一把,绝命书一份。

心头不由一惊:原来刘素菲是西北局第一夫人,“文革”开始仅半年就自杀了,而且死得如此悲惨!不错,“文革”中自杀的人太多了,如邓拓,如吴晗,如老舍,如傅雷,还有以群、翦伯赞等,就是西安,也还有徐步、海涛、张少康三个正、副市长,虽然其自杀的方式各种各样,揣其当时的想法,恐怕都是只求速死,像北大汪篯教授喝下敌敌畏后,痛得疯狂号叫以头撞墙,已经够惨的了,不料还有像刘素菲这样摔成重伤,硬是不救,眼睁睁把人折磨死的。政治之杀人、“文革”之惨酷和人性之残忍,真是于斯可见一斑,堪可叹为观止了。不知道当时的人们何以心硬如此,麻木如此!难道他们和刘素菲其人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好像不是。就是因为她是西北最大“走资派”刘澜涛的夫人,本人按照彼时流行的说法,也是个“走资派”(西北局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而且据说是个康生直接点名的“特务”(1967年8月,康生接见西北地区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刘素菲是个特务,为什么不批斗?”责怪造反派不该 “打内战”,“把大特务刘素菲放在一边”)。我想弄清这份简报是谁家的,期望借此找到关于此事更多的线索,但是很遗憾,带花边的报头上,只是“简报第65期 1968?1?3”三行字,下面就是说诗不诗的几句话:“顽固派顽而不固,刘贼婆跳楼自杀;狗改不了吃屎,叛徒临终不忘反党。”什么叫“顽固派顽而不固”,就是讽刺人跳楼跌坏了;什么叫“刘贼婆跳楼自杀”,人死了毫无怜悯还要出恶语侮辱之;至于“狗改不了吃屎,叛徒临终不忘反党”,则是指刘素菲弃世前忍辱含悲所写的一份绝命书: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30年的革命,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忠诚的努力的想为党做点事,但是我因为人生观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功小于错误。特别是我隐瞒了历史上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问题。这是我最大耻辱和对党的欺骗!

但我不是反革命!我更没有叛变过党!!

为了党的事业的(须)需[要],我永生不再说话了!我对文化大革命是犯了错误的,但是我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是创造了反修防修的典范!但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杀害老干部而不改造?更加使我私心作怪的,是杀害了我的几个孩子们!我认为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灭了我的全家,这中间有阴谋!

绝命书全文就附在这份简报的后边,落款日期为“1967年12月21日”。如果这个时间不错,则刘素菲10天前就已经决定离开人世了。按说这不是没有可能。据《中共往事钩沉》记载,刘澜涛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出来后,刘素菲便被造反派隔离审查,“逼她揭发丈夫的‘叛徒’罪行。还把保险柜上的铁门,用铁丝拴挂在她的脖子上,押着她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游斗。铁丝深深勒进她的肉里,沉重的大铁门勒得她昏倒了,造反派揪着她的头发提起来,便是一顿毒打。游斗过后,把她关在一个地下室,几天几夜不给水喝,不给被子盖,不许睡觉,任地下室的蚊叮虫咬。专案组还把一堆破旧的鞋子用绳拴起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污辱她,一面向她喷射污言秽语,一面把燃烧着的烟头,从她的衣领里塞进去。刘素菲硬是用自己的皮肉去熄灭了一个个火红的烟头。愤怒的刘素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天晚上,刘素菲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是伤,衣服上血迹斑斑,两臂和双腿红肿,当他们含着眼泪给妈妈换药时,从她的衬衣里面竟然掉下许多烟头来。孩子们看到妈妈前胸后背到处是紫黑溃烂的烧伤,抱着妈妈失声地痛哭了。”1967年8月康生恶毒授意后,“专案组对刘素菲的逼供和迫害,更加残暴更加升级了。严冬,他们不许家人给她送棉衣,每天有三个打手轮番对她进行逼供,她一次又一次地晕倒了,造反派一又一次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发被一绺一绺连着头皮拽了下来。”无休止的批斗,无以复加的羞辱和当时不断有人自杀的坏境都有可能催生她的这种念头。然而我总怀疑,这个“12月21日”是“12月31日”之误,或者说,打印时将“31”误打成了“21”(否则我还不会怀疑)。因为作为妻子,丈夫自被揪斗离家后,至今生死不明,作为母亲,四个孩子横遭株连,至今个个不知去向,而作为一个资深的革命者,如今自己竟也沦落到这步田地,她既有心中难以冰释的牵挂,也有身负倍感委屈的冤情,这时如何可以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再说,如果真是“21日”,造反派一定会以其早有此心大做文章,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但是12月31日就不一样了,丈夫长时间没有音讯,孩子也长时间没有音讯,形势日趋恶化使她怀疑丈夫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几个孩子也已被人杀害,党不要她了,家也不复存在,她是彻底的绝望了,觉得这个让她痛苦万状的世界,再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了。然而当此之时,让人至今感慨不已的是,她在已经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居然还不忘呼两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不忘对党和党的事业可质天地的忠诚,不忘对使其全家横遭迫害的“文革”的歌颂和对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的信任。虽然,这上面也有她给自己的辩白,甚至还有对大量迫害老干部这种荒谬做法的惑愤交加的质问,和对灭其全家阴谋的怀疑。

面对这份简报,面对简报上的文章和绝命书,我的心绪十分的复杂。明明曾经是头提到手里闹革命的,竟因为无端的株连和历史上一点小小的污点硬把人弄得家破人亡;明明是身被奇冤、满腔愁怨,临死之前却还要委屈地恭维当世有话不敢直说,世事黑白颠倒,心灵扭曲压抑一至于此,彼苍者天,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就是所谓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革”,这就是“文革”荒诞真实的一面。我不知道刘澜涛知道这噩耗后,是怎样的心情,也不敢想象刘澜涛的子女们听说事情的真相后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景,但沉疴在身的母亲“文革”中武斗初起一半因病一半因为担惊受怕的郁郁以终,使我想到的只有一个词:锥心泣血,给人的伤害和印象,应该是太深刻了。将心比心,不说别的,单从这一点讲,我就很赞成“否定文革”这个提法,莫说“七八年来一次”,就是永生永世也不希望它卷土重来!因此,感于党晴梵先生(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被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活活殴毙家中,《西安市志》竟轻描淡写地说其“1966年9月逝世”,感于朗照法师(前西安卧龙寺方丈)不堪红卫兵“破四旧”对寺庙的破坏服毒自尽,《西安市志》竟奇怪地说其“1966年圆寂”,特别是有感于刘素菲如此惨死,《陕西省志》竟也笼统地说一句“遭到林彪、康生、江青等的诬陷和残酷迫害,1967年12月31日含冤去世 ”,感于其措辞一个比一个简约,一个比一个轻飘,一个比一个冷峻甚至无情,而又统统相当一致地丝毫不曾触及各自死亡的真相,我曾写过一篇《否定“文革”何以如此艰难?》的文章,觉得这有违“志为信史”的原则,有意无意地阉割或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与方志客观真实的要求相去迥远,将使中央“否定文革”之宏旨因其无所寄托而成为一句标签式的空话,其负面之影响不可小觑。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并且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各志如此处置的严重不妥。这是一段曾经确凿发生并且不为后人意志为转移过的历史。死者已矣,有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则说死都必须记住,不仅现在的人要记住,将来也要有人能记住,不仅嘴上要记住,而且要形诸文字,传诸后世。刘澜涛不是完人,他在西北局任上的一些做法,譬如长安社教、整胡耀邦等,伤的人是不少;刘素菲也不是完人,如她临死之前坦承的隐瞒历史上曾经加入国民党一段,也颇为人诟病,但这显然都不能构成他们活该遭致迫害的理由,更不能说死了就死了,强以曲解的“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借口,嗫嗫嚅嚅,连其死亡的真相都不敢载诸史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人既为人,分歧、争斗自然不能说就没有,然而仁者爱人,不问壁垒,互相之间起码的悲悯情怀、恻隐之心,还是应该充分葆有的。这是做人的底线,轻慢不得,亵渎不得,突破不得,不然我们将何以为人,又将何以保证“文革”狂飙不会重新刮过!谁敢保证斧钺只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不会加诸己身?

但愿善良的人们,都能从历史中读出应有的警惕。

 

刘素菲

  • 姓 名: 刘素菲(刘澜涛妻子,文革时跳楼自杀)
  • 生 辰: 1914年
  • 忌 辰: 1967年12月31日 
  • 墓园地址:陕西省府谷
  • 纪念馆号: TT000001432
  • 建 馆 者: 天堂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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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素菲之死

发布时间:2009-12-21 14:55      来自: 天堂天使

       刘素菲(1914—1967),前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之妻,陕西府谷人, 1937年入党,抗大一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长、晋察冀中央分局妇委会委员、北岳区委妇委书记、中央局组织部科长,“七大”候补代表。解放后先后任华北局组织部处长、华北妇联委员、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1960年冬随刘澜涛调到陕西,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不久,刘澜涛以 “六十一人叛徒案”惨遭磨难,无数次被批斗,长时间被羁押,四个儿子被送往不同地方劳动改造,杳无音问,妻子刘素菲也因其特殊身份和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被西北局机关造反派揪斗、关押和审查,受尽折磨。

       1967年12月31日上午8时许,备受夫离子散和革命多年反遭“革命”迫害煎熬的刘素菲写下如下绝命词:“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30年的革命,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忠诚的努力的想为党做点事,但是我因为人生观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功小于错误。特别是我隐瞒了历史上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问题。这是我最大耻辱和对党的欺骗!但我不是反革命!我更没有叛变过!!为了党的事业的(须)需【要】,我永生不再说话了!我对文化大革命是犯了错误的,但是我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是创造了反修防修的典范!但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杀害老干部而不改造?更加使我私心作怪的,是杀害了我的几个孩子们!我认为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灭了我的全家,这中间有阴谋!”然后趁看管人员出去洗脸的机会,满怀委屈和悲愤地从关她的西北局机关7号楼3层阳台上跳了下去,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被人发现时,刘素菲并没死,只是头部摔伤,大腿根摔断,痛得直喊。当有人将其送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后,医院两个造反派互相扯皮,居然不予施救!送的人返回西北局向当时的“支左”部队反映,欲请部队开一介绍信去别的医院,部队竟也推说“此事应由本单位解决”,撒手不管!一来二去,一直到11点发现刘素菲“病情恶化”,医学院附院才有医生给打樟脑镇、输氧、做人工呼吸。但此时刘素菲已经“一分钟才能呼吸一次”,约11点35分,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闹腾得几近疯狂的世界。

       如此蛮横地把人逼上绝路,眼睁睁看着人痛苦地死去,起码的恻隐之心都看不到,这是何等的残忍!《陕西省志·人物志》(中)竟只以一句流行但却抽象的 “遭林彪、康生、江青等的诬陷和残酷迫害,1967年12月31日含冤去世”记之,无一字涉及其弃世真实具体的状况,放哪个罹斯难者身上都无不妥,不免让人觉得太过简略、轻飘、冷峻,甚至无情。未知修志者存何悸惧,抑又为谁讳耶?

刘澜涛是怎样一位领导人

发布时间:2011-02-01 18:37 | 作者: 西安网友 | 类别:纪念文选 | 打印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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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2006-09-11 13:05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

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

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

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

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

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

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

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当时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侮辱毛泽东的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陕西日报》明知造反学生是项庄舞剑,矛头一开始就是对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也不得不起而申辩,8月26日就向“全省以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印发题为《这是在干什么?》的传单,辩称“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闻标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天报纸、版样由四人分工,四版画刊是使用《人民日报》原版,三版新闻系新华社电稿,按版编排。审大样时是一版一版打出清样审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报》原版,不作审查。毛主席的像我们经常要刊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句,也要经常刊登,因而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类似,别的报纸也有这样现象。再说,人们看报总是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不可能透过一版看二版”,表示“要继续努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陕西日报》办得更好。革命的同志们对我们提见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并说围攻报社是“一小撮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图谋”的坏人操纵的,要“革命的同学们、同志们”“千万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谨防政治扒手,不要上当”。8月31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辩词,同时进一步提出例证,说“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时期全国的许多报纸,都有类似本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况,说明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呢?”并且特别指出,“这次前来质问《陕西日报》的绝大多数群众,他们是出于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但“这次事件是有极少数人利用部分群众不明真相进行煽动,并向报社提出无理要求,“故意破坏党报的威信,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封公开信将参加事件的人加以区分,表现出相当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而《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贴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揭露坏人诬蔑党报》的大字报,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根本不能联系也决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死硬联系在一起,公然进行反动宣传。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万分吗?报纸和其他书刊一样,我们平常阅读时,哪里会对着光看?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才采取这种办法进行煽动和欺骗,真是无耻之极。”一些对交大等校师生持反对观点的,如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校的师生和庆安公司、肉联厂冷库的部分职工,同样于8月26日贴出“我们最最强烈、最最坚决地谴责交大、冶院等校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陕西日报》在排版中三、四版的偶合大肆造谣生非,围攻我《陕西日报》社,破坏《陕西日报》社的正常工作,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是,向省委提出无理的‘六项要求’!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准,戳穿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的大阴谋”的大幅标语,和“仅根据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报》上的一个问题,完全断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提出立即改组编辑部、停刊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现也存在类似严重问题,他究竟尾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过早下结论”的大字报。西安医学院二院部分师生题为《是精心策划吗?》的大字报,还逐一列举了(1966年)7月1日的《羊城晚报》,8月24日的《健康报》,7月18日、6月29日、6月19日、8月15日的《人民日报》,6月19日、7月1日的《解放军报》,7月1日的《文汇报》和5月2日的《羊城晚报》,说“以上报纸,真(也)也‘黑帮首领’、‘反动派’字样(意为类似陕报的情况)”,厉声质问,“难道这都是反革命策划的吗?既然你们警惕性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背后写着‘造反有理’,你们是造谁的反?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从而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


但是,交大等校的师生并不善罢甘休,继续按照其奇怪荒唐的逻辑对《陕西日报》进行地毯式搜索与“轰炸”,深文周纳,指责该报不仅8月25日一天,从1966年3月31日往后多日的报纸,都存在着同一性质的“问题”。比如,1)3月31日第一版《西区首府百万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副标题上的“沉重打击”中的“重打击”三字,正对着第二版的毛泽东头像。2)4月17日第三版的通栏标题《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正对着第四版的《十足的法西斯暴徒》标题。3)4月22日第一版《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中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正对第二版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等等。


不仅如此,造反师生还进而引申开去,说该报除了在相反的两个版面恶毒地侮辱毛泽东(包括林彪、列宁),还有大量有意篡改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误导群众等问题。


如8月8日转载《人民日报》关于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陕西日报》副标题中删去了原有的“全国人民无比崇敬和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信仰、无比崇拜毛主席,日夜盼望买到毛主席著作”一段,而其他省报则和《人民日报》一致。


再如,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报道,不仅只报道了“保皇”的西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学院等,对“勇于揭发省委黑线”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则只字未提,“题目和内容极不相称”,而且“题目字体和版位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一句话,《陕西日报》烂完了。


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逼。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报社“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对待革命学生运动上,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承认报社从8月26日到9月下旬先后印发的30多种、700多万份传单,是受“省委指示”,“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为了反对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起了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坏作用”,承认“当时革命学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心情来报社对八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以及本报其他一系列错误提出抗议,严加声讨,是完全正确的,是正义的革命行动”,表示郑重地为传单中所说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别有用心的人”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向“一切革命同志、革命同学”,特别是被传单“加以攻击和诬蔑”的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校的部分革命师生,“赔礼道歉、认罪和认错”,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就《陕西日报》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省委“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使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承认“《陕西日报》印发《这是在干什么?》、《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等攻击诬蔑交大、冶院、西工大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传单”是省委指示的,“主要责任应由省委来承担”,明确表态:“除了霍士廉同志(省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委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开检讨外,我们在这里作再一次检讨。凡《陕西日报》社印发的传单中把革命师生、革命群众说成是‘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等等,都应一律平反,并向这些同志道歉,请罪。凡是因为这些传单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其责任也应由省委来承担”。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企图在大帽子下逃之夭夭”,“……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刘澜涛、霍士廉、刘刚(西北局宣传部长)、舒同(省委书记处书记)等直接指示《陕西日报》社印发造谣传单的人,至今还未向革命群众作出具体的交待和检讨材料。”1966年12月17日,检查团还印发了《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传单,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一个与陕报传单截然不同的说法,来“肃清其恶劣影响”。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则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意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意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陕报“8·25事件”有关,或者说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作者:王民权


 

[近代风云]也谈刘澜涛的人情味

2010-04-12 01:27 星期一晴

也谈刘澜涛的人情味  景元  2002年,吴江在《炎黄春秋》第九期上以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为题发表文章。  吴江是老前辈,是我等思想解放的老师, 但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谈到刘澜涛的人情昧,我只能说,吴江老师太善良了。  首先要指出,刘澜涛的整人决不只是吴江老师提到的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这两件事。刘澜涛整人也决非是因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的去办产生的。从大的问题讲,1959年庐山会议,刘突击编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 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就是他自己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会议初期刘澜涛并不在会上,看到彭德怀元帅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他也没看出什么,但他一摸清庐山会议变成要整彭德怀,立即连夜突击,搞出这样的材料,这不是中央交办。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澜涛紧跟康生,对习仲勋无端猖狂攻击,也不是此案无关系 ,他率先将 彭、高、习 联系起来 ,将西北地区大跃进的错误归之于彭、高、习反党集团 ,给彭德怀、习仲勋抹黒,可是积极到很(狠)。因为胡耀邦到西北局对其整人作法抵制,刘澜涛等整起胡耀邦那可是往死里整,胡耀邦做了八次检讨都不行,整的胡耀邦心脏病犯了、甚至己回到北京还不放过,这都不是中央交办。  就说中央交办,林彪在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奉命追究军事俱乐部,也没有在工作关系,历史关系上搞株连,如刘澜涛那样搞什么西北集团,在这类问题上任何公正的人都应承认林彪比刘澜涛厚道的多。至于李克农在中央交办的潘汉年案中能举出六条反证,为以后潘案的平反提出依据,与刘澜涛相比那更有天壤之区别。李克农才真是对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刘澜涛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不是一般的低级别管管文件收发的秘书,他对上对下,更应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对上级负责,同时、同样也要对下级负责,更是对自已负责,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出了错,归之为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 ,戓者似某些人物传记所写的那样归之于由于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信任,坚定的站在领袖一边。那不仅于理不通,更使人们在评价政治人物、历史人物时失去了最基夲的标准。  不错,文革后刘澜涛确实道过歉,可当时西北的老干部都知道,刘的道歉是在胡耀邦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的。对庐山会议上他攻击彭德怀,制造人祸,他做过检讨吗?他的检讨在那里呢?至于他当政时伤害过的下级 ,也从未听说他主动认错、主动去道谦戓帮助解决一点遗留问题的。由于刘的这种态度,当年紧跟刘澜涛制造冤案的个别人至今仍一口咬定他们是在反左呢。  至于刘澜涛与他人的私交人情,我也有一例,赵寿山将军的女儿与刘的夫人曾是同学(延安女子大学),因而同刘家相熟,可说是曾长期交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大饥荒,某天刘突然打电话要请赵将军之女到饭店吃饭。赵将军之女说:现在群众生活这样困难,我等去饭店吃饭,怎吃得下去,对你影响也不好,还是别去吧。于以谢绝。但令赵将军之女没想倒的是夲以为是熟人之间的一件合乎情理的小事,不想却引起刘的不满,过了一段时间在某个会议上赵将军之女见到刘,主动向刘打招乎,刘却拉下脸来根夲不理,自此两家形同阡陌,刘的人情味如何也见一斑吧。  坦率讲,似刘这种,战争年代无战功,和平时期少良策,从延安整风、华北座谈会开始,造神,整人,职务得以快升,对下级拉个脸以示深沉之人,有权门庭若市,无权门可罗雀,是很正常现象,当然,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委屈时刘澜涛坚定的站在胡耀邦一边(就似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那样),论私是恩将恩报,论公是为国为民,那晚年刘澜涛是真觉悟了,是真有人情味了,那我列举上述事例真是我小心眼 ,是我对人耿耿于怀,我应对自巳的无知和鲁莽向刘澜涛前辈道谦,否则,免谈,胡耀邦的善良换来的是什么?!吴江老师对此应比我更清楚。  附;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吴江 文        马克思名言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以此赠与吴江同志共勉    以上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心声。    19485月,我调华北局工作,接手协助编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当时华北局的日常工作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决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    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受到迫害,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    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此时我因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但特别的是: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    后来我了解到,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的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仍不免耿耿于怀,刘为此深感痛苦。    过去,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呢?(《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1965年2月中旬刘澜涛将《电话通讯》以加急电报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作者: 时间:2007-09-04 来源:
1965年2月中旬刘澜涛见到《电话通讯》,以加急电报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中央办公厅把西北局来电送给彭真。彭真看后,觉得“四条”需要打个招呼并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来源:《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在纪念刘澜涛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 刚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刘澜涛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借此机会,我们诚挚表达对刘澜涛同志的深切怀念,并向刘澜涛同志亲属表示亲切的问候。

  刘澜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党务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0年11月,刘澜涛同志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受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大革命的影响,五卅运动爆发后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米脂学生运动。1928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开展陕北革命斗争。1930年在绥德工作期间被捕入狱,他以坚定的信念,坚守党的机密,经党组织和党外民主人士营救出狱。1931年调往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再次入狱。他与殷鉴、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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