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被民大戴院长抢到民大——那时的青海民族大学叫青海民族学院。民大为了表达到毛高畴的欢迎，给了爸爸上一任温志忠院长的房子。那是教授楼上的最好的房子。全民大只有两套。四室两厅，那时就有暖气与洗澡堂。我爸爸拿到钥匙才知道，温院长就是在那套房子的浴室中开枪自杀的。敢不敢住？要不要住？我爸爸毛高畴回青海农林厅家中给我妈妈徐馨儿一说，我妈妈表态：害怕！坚决不住！我爸爸于是把温志忠那套房的钥匙交还给了民大。

我们全家住入了青海民大普通教师楼。 当时青海民大教授楼有两栋，普通教师楼有四栋。我家五口人和姚怀德老师一口人住一套房：两室一走廊一卫一厨。全家住一间房，有二十平米？好在有厕所，有自来水，有厨房，只可惜没有暖气。好在姚怀德老师很少做饭吃，厨房就是我们一家在用。这在当时的青海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的青海人民住房，很少有卫生间与自来水与厨房。就算是民大，这六栋教师楼房条件算好的。更多的教师与教职工住在西院的几个平房区，与汽车房平房区。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上公厕与吃水。他们需要长年担水或打水。民大的其它老师职工，周边的居民，都很羡慕毛竹一家能住上有卫生间与自来水与厨房的楼房。

糌粑是藏族蒙族学生的传统主食之一，现在爸爸成了民大的老师，首先要在生活上与藏蒙学生打成一片？还是民大那一阵子供应不上师生的食物，于是给师生们发了制作糌粑的原料？小小的我那时并不知道。只知道爸爸教姐妹三个拌糌粑。

爸爸显然已经被藏蒙老师们“训练过”多次了。爸爸现在开始训练我们母子四个。爸爸手中拿着五个小木碗，并把其中四个小木碗分给我们母子四人。爸爸先从“唐古”（糌粑口袋）中把炒熟的青稞炒面倒入小木碗中，然后倒入热水，划拉均匀，然后再倒入化开的熟油，然后就开始一只手转小木碗，一只手搓拌那青稞炒面。搓拌须朝着一个方向，搓开再收拢，爸爸的手越转越快，最后转出了一朵喇叭花，真是漂亮极了。我看痴了过去。我也想学爸爸把小木碗转得飞起来，也想学爸爸转出一朵喇叭花。可是我们四人，不是把小木碗转飞了，就是把青稞炒面转出来了，不是把小木碗扣地上了，就是把炒面转散了。爸爸的炒面转好了，用那精瘦的大手一捏，就成了一个“嘎”，那上面手印毕见。那是爸爸的手印，精瘦的，骨节毕现的，纹路清晰的——现在我回想往事，多么想收藏一个这样的糌粑，有我爸爸指印的糌粑。爸爸看我“转失败了”，就把自己“转好”的糌粑递给我，接过我的小木碗接着转。看我要往小嘴中喂，爸爸示意我倒一杯伏茶就着吃。

爸爸还教我们在糌粑里加入一些碎肉、野菜之类，做成“稀饭”。爸爸有几分儿神秘地对我说，藏语这叫“土巴”。

爸爸又教我们喝油茶。油茶就是青稞炒面冲成的糊糊。只不过，油茶中的油不是酥油而是羊油——爸爸之所以第一次给我们用熟油而不是酥油，是知道我们四人都吃不惯酥油。也就是炒青稞面时，待面变黄，加入羊油，炒出的炒面就叫油茶。喝时倒炒面中倒入开水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油茶当然是我们都会喝，但是难点是在后面，爸爸要求我们喝完油菜把小瓷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像洗过一般。这事儿对大人可能容易，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可是不容易。特别是我和妹妹。我们才多点点大呀！我们两个舔呀舔呀，就是舔不干净。我们两个舔呀舔呀，感觉我们的舌头都变长了都变大了，可是我们仍舔不干净那个小瓷碗。这就是我到民大，爸爸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当然还有更多的课，爸爸没有要求我们。但是他自己必须学会。比如用手语与少数民族师生交流。比如用藏刀割着吃刚开锅的肉。比如用大碗喝酒。比如用炒青稞与牦牛肉干当零食。比如学会喊各民族老师们的酒令。比如学着和民族教师们摔跤玩。比如进牧区招生学藏族人蒙族人穿羊板衣睡地上......................

当然下象棋我爸爸是一把好手。曾拿过第一。

　 当然还要学简单的藏语蒙语土语回语萨拉语。其它的可以不学，但是打招呼的必须要学。各民族的忌讳必需要知道。各民族的讲究也要知道一些。那时民大学生来自青海五个州多少个县，好多不会说汉语，打手语就成了民大一景。

　一有段时间，我家突然出现了几大块酥油，也不知道是爸爸买的还是民大给老师发的。妈妈于是就想让我们三个女儿都学会吃酥油。那开始吃酥油对我们多难呀！别说吃，光闻着，就快昏过去了，还吃得？还没吃就会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如果其他人说我们青海民族大学的人身上有股酥油味儿，那可是羞死人了，有些民大的师生甚至会为此与人打架——后来，神差鬼使，我毛竹又上了青海民族大学。记得有一年，我姐姐的朋友来民大看我。一位是考上西安交通大学的陈晔，一位是他的未婚妻赵敬华。陈晔说一进民大就闻到一股难嗅的酥油味儿。我感觉这是外地大学生在“歧视”或是“蔑视”“中国最落后大学”青海民大的大学生。这种“歧视”或是“蔑视”让我耿耿于怀了好多年，不能释然了好多年。更委曲的是，我班虽是青海民大，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都是考上全国重点大学比如北大青华与全国外地大学的＂青海省佼佼者”，我们班有恢复高考第三名、第十三名，我们多数人的成绩比陈晔还高。我们这些真正的“天之骄子”凭何被一个才考上西交大的人不屑一顾？甚至被他“歧视”“蔑视”。虽然我能免充分认识到他说的是大实话。虽然我与他们仍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从没有让他们知道我的心里的受伤感。

说实在的，我对青海民大某些五大三粗的照顾分数过来的少数民族学生，用团徽压校徽上的“民族”两字，对全班同学对戴民大校徽的人嘲笑，看到我们可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卑微”。一次一次来反省我自己。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民大校园里以前真的有一股难嗅的酥油味儿。特别是牧区来探儿女的老牧民们，他们穿着羊皮袄的像“人塔”一般移过，总是携带一股好大的酥油味，让许多路人差点儿昏过去。好多路人会绕开走。好多路人不捂住鼻子不皱眉头算是礼貌与修养与隐忍。

当然我们这些青海民大的学生在这所学校呆久了，就闻不到酥油味儿了，真可谓“久居‘幽兰之屋’而不闻其‘香’”。更何况我们身上也有了浓浓的酥油味儿。

爸爸妈妈居然让我们三姐妹学吃酥油？拉倒吧！别折磨我们三姐妹了。

　　妈妈与爸爸很默契。妈妈也不多说话，也不训导我们，也不教训我们。只是我们姐妹三个同时发现家中厨房里除了桌子上那一盘酥油炸的饼子，其它吃的东西一点儿都没有了。怎么扒碗架了都找不到其它食物。一天不吃可以，二天不吃还可以，三天不吃那可是要饿死我们三个了。我们三个终于饿得受不了，那就尝尝吧。我试着捏着鼻子收着气，一口咬下去，还能忍受！嚼几口，居然脆脆的酥酥的香香的，还真好吃。原来这酥油不是什么坏东西，是从牛奶中提练出来的。牛奶本身不就是很好喝吗？刚烧开牛奶的上面不是浮着一层好吃的奶油吗？怎么提炼出来我们就不爱吃甚至害怕吃了呢？从此，我们三个女儿能吃酥油了。渐渐地我爱上了酥油。

　　那时我家邻居有一个蒙族老师叫切木错，有一段时间，把小女儿交给我妈妈看。切木措教我们喝酥油茶。先把砖茶也就是伏茶用滚开的开水冲泡，然后放一大块酥油进去，再斜斜插入一根炸好的面食，一边蘸酥油一边喝茶一边吃面食，还真好吃！从此我毛竹就成了一个走遍中国任何食物都可吃都难不倒的“尤物”一个。

后来，我成了记者，每一次到青藏高原，只要一越过海拔高度五千米雪线，我毛竹就开始相思酥油茶，越冷越相思，那可真是致命的相思。那致命的相思弄得我浑身都痒痒的，浑身都燥热的。不是我的胃在致命地相思酥油茶，而是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致命地相思酥油茶。那恍惚不是胃的需求，而是我的生命需求。这，是不是就是从小喝酥油茶“惯”的。

当然，我毛竹特别喜欢吃的酥油糌粑与特别喜欢喝的酥油茶，总也是坐在藏区蒙区牧民的账房的地毯上，看着女牧民在木桶中打出的新鲜牛奶熬出的酥油茶，看着男牧民用黑手伴出来的捏出来的香喷喷的酥油糌粑。

　　有一天，我家砌了一个高门坎。有一天早上，有蒙族女子拿刀过来，把自己的长头发放在我家门坎上一砍就走了。弄得我们一家莫名其妙。我们请教切木措老师。她说：蒙族女人的头发长了不能剪，只能找一个高门坎砍掉。我估计是她是想找一个高门坎，找不到，今天早上终于发现了你家的高门坎。

　　刚去民大，我爸爸是院党委成员、院党委总秘、团委负责人、社教一大班的教学干事。

有一天，归爸爸管的藏族女学生，不知道是谁在女生宿舍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宝宝头发卷郑，眼睛亮亮，哭声响响。我爸爸去调查，是谁生的，可是宿舍八女生攻守同盟，就是不说谁是孩子的妈妈，更不说谁是孩子的爸爸。全班同学更是联守秘密。调查无果。最后，小宝宝被送给牧区来民大探儿的一家人。八个女生学接着上，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爸爸的原则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与习惯。民大也是这个观点，更是这个原则。想想，民大初期，还是挺人性的，作风问题也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啥叫风声鹤风声鹤唳？啥叫八公山下草森林皆兵？

　　有一天，我遇到一群藏族学生，她们把民院后来印刷厂边的一堆黑沥青用藏刀割下小块，拿来当泡泡糖吃，难怪她们的牙那么白。

　　一个藏民学生嫌民大的暖气太热了，受不了，晚上爬上楼顶睡，结果掉下四楼，多亏连着大羊皮袄一起摔掉在剪矮的黄羊树上。爸爸去追究调查，字生说：下面的树的个好，我的个救下了。老师的个好，追查责任的个不好。弄得我爸爸哭笑不得。

　　一个土族学生习惯热炕，不习惯床，蹲在锻被子上抽烟，高谈阔论，把锻被子烧出好几个大窟窿不说，还引起火灾，好在救的及时，没出大事儿。爸爸各学生宿舍贴防火宣传画，蒧语蒙语汉语全写上，再画一个骷髅，就这还被少数民族学生当成宗教图，下而放上哈达。

　　有一次，下面汇报上来了，藏族学生土豆，学校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总是吃不饱，因为他有近两米的个子，还要代表学校去省上打篮球比赛。爸爸给戴院长汇报，戴院长给土豆批个四十八斤一月的定量，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新闻。

　　有一天，几个蒙族女生教我说藏语：“阿乐！盆盆打掉了！”。教完她们笑，笑得神秘。露点出白得耀眼的牙齿。我感觉不对，不敢重复，后来请教爸爸的另一些藏族学生，她们告诉我：她们教你的是骂人的话！她们逢孩子就教，她们是坏坏的人儿几个！好人的个不是！

　　有一天，一位青海循化地区招来的萨拉族美女失踪了，爸爸动员全校人在学校在西宁找呀找，就是找不到。后来派人过拉木峡到美女家里，原来她是被家人抢回去强迫着嫁人了。原来萨拉族很传统，不喜欢女儿出去上大学。女儿是偷着报名上的学。家里伺机把女儿抢了回来。

有一天，一位民和土族少女病死了，爸爸要车派人备棺材把少女送回民和。可是按当地风俗，少女不能土葬，只能和没有结过婚的少女死后需要与没有生男孩子的妇女、少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横死的人、犯族规处死人、被枪毙的人一般被火化。棺材浪费了，按当地风俗用土坯砌个“馍头窑”把少女火化了。

有一次爸爸去玉树带回了好多根冬虫夏草，泡在白酒中，那虫子真是栩栩如生，只是头上有一个芽。

有一次，开学，玉树一位爸爸的得意门生学生没有回来，说是夏天大风中追羊群，掉进湖中淹死了。爸爸刚好有事儿去共和，顺便去学生家安慰，并准备上坟看一下，可是家人说，天葬台的个去了，坟的个没有。这让多愁善的毛高畴叹了好几口气。

有一次爸爸的两个学生是刚察的，一藏一蒙，骑马比赛结果追到悬崖，双双摔死了。按当地风俗，藏民学生被整个人送上天葬区——和玉树与西藏不同，是整个人送进刚察藏区天葬台。蒙族学生按内蒙风俗，用大轱辘车拉着着，掉到哪里算哪里，然后就指望狼。听说，藏族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藏鹰不吃，都成人干了，还坐在那里望天，让过路人心惊胆颤。听说蒙族学生被大轱辘车拉到一个地方，狼不吃；又搬上大轱辘车接着拉到另一个地方，狼不吃.，让家人犯愁..................说这两个学生可能是不甘心走，所以上不了天，到不了冥界。为了安慰两位同学的父母，我爸爸从自己工资中挤出钱悄悄给两位学生的家长寄去。

　　那时的藏蒙学生都带着藏刀蒙刀，吃肉时必须用的工具。他们本时出入学校，或是把藏刀藏在怀里，或是把蒙刀腋在皮靴子中。食堂经常供应开锅肉——在我们看来那肉还没有煮熟呢，里而血淋淋的，可是他们就是喜欢吃这种嫩肉。藏蒙学生有时会在野地里烧土窑用茶壶煮开锅肉。他们吃肉时手指利索，可把骨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于是我们小孩子手里都有好多的骨节可以玩，有牛的，羊的。猪得少些。当然个别调皮孩子手里还有人的。

　　民院的门口公路的两边是杨树林，里而的杨树细的有碗口粗，粗的有水桶粗，经常有牧区学生家长来看学生，就把帐篷搭在杨树林中。里面住的是真正的牧民，许多都反穿着羊板大皮袄。女的头上小辫子多多，装饰多多。许多男的头上还有一根大辫子盘上去，并出现粗粗的红头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安多汉子。青海有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果洛与玉树与黄南三个藏族自治州、海西藏族蒙族自治州，海北州、海南州、

有一年，爸爸去牧区招生。招回来一位女学生名字叫永习。永习是一个瘸子。她也不说自己为什么是个瘸子。有一次爸爸毛高畴深入调查才知道，她是青海解放初给解放军带路被匪打成瘸子的。我爸爸于是把她当成一个典型人物对待。

有一年，爸爸班的一位年级学生会主席才加（化名）表现突出，爸爸已经给青海省某厅级单位联系好，只等他一毕业，就去该厅级单位，就是厅级干部。可惜毕业前夕出了“作风问题”。说起才加的事儿，我爸爸总是长叹一声：“可惜了！”

那时候青海民大校园里不是有好多的地吗？老师们不是多数家里都养了好多鸡吗？于是总是发生鸡吃了学校麦子青稞这样的事儿。wg前，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反正青海民大是教育为主，种地能有些儿收获就不错了。反正老师家的鸡吃了大学的麦子青稞，鸡下了蛋，老师吃了，不是补充了老师的能量，不是老师可以更好教学，何乐不为。可是WG后就不同了。恐怖两派人斗，连对鸡的态度也变了。大学经常贴出请老师把鸡关好的通知。为了进一步防止老师家的鸡吃大学的庄稼，大学经常组织人往大学的庄稼地里洒泡了药的毒麦子青稞。有缺德人甚至把毒麦子青稞撒进老师家关好的鸡圈。于是大学就经常发生鸡被毒死的事件。终于有一天我家的三只大母鸡也被毒死了。对于一个小家，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因为那几年，我们全家都指着它们改善生活呢。更何况，为了养好这三只鸡，我们姐妹三个经常去挖野菜，捡麦穗，捞蝌蚪，捕小虾。这三只鸡这么胖，注入了我们姐妹三个多少的心思呀！鸡被毒死了当然不敢吃，只能扔掉。普通的扔掉，我们不忍，决定找地方把三只鸡埋掉。我们姐妹三个用一张席子抬着三只鸡往大学的后墙外走。我们三姐妹那会儿长得又瘦又小又轻，而那三只鸡长得又胖又大又沉。我们姐妹三个那种沉痛的心情，比那三只鸡更沉。那席子上的三只鸡的尸体怎么那么沉呢？那经历真是让我这些年不能忘。

　　　三个母鸡被毒死，吃，一方面是不敢吃，一方面是不舍得吃。虽然许多老师把毒死后鸡洗胃后吃了。这三只鸡，我家养了好多年，就像我们家的另三个成员一般，得到我们姐妹三个的精心呵护。我们与它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正因为此，我们姐妹三个决定抬着三只大母鸡的尸体去挖坑下葬。

　　　记得有一天，我看到前面的楼的李占元老师在给鸡做手术。原来李老师家的鸡也误吃的毒麦子还是麦青稞，可是他不是像我们静等鸡死去，而是决定做手术救鸡。李老师毅然把鸡的素子破开，把毒麦子毒青稞取出，然后用清水冲素子。反复冲洗素子后，再把素子用针缝起来。这办法还行，真的救活了好几只鸡。后来，再有老师家的鸡中毒，就来请李占元老师给做手术。

　　　而我们姐妹三个也叹息多次，如果早知道可做手术，我们为不什么不大胆给我们心爱的鸡宝宝做手术呢？我们三个是眼睁睁看它们死去的呀。做了手术，说不定能救活它们呢。

　　鸡死了，全家人伤心好一段时间，不忍心再养鸡，就养几只鸭子。这我可就忙了。经常到河边捞虾捞蝌蚪。那时根本就没有人要求我们课余时间学习。我把对三只鸡的爱转移到鸭子身上。有一天，我回家，我养的主爱的鸭子被妈妈杀了，做了菜摆在桌子上。可是能我老流鼻血，太瘦了，去医院看病几十个护士、医生找不到我的血管，主任大声呵斥了我爸爸。如果爸爸不是亲爸爸，医院可能把我爸爸直接送到公安局去了。我妈妈难道是想给我改善生活？可是我却流着泪，一口也没有吃我的养的鸭子做成的肉。

　　那时青海民大的院子很是宽大，我家住一楼，不仅前有花园，而且后有鸡圈，更有宽阔的地。家家门前都种了花。有一年，我家种了好多的花，各种各的花争相吐妍，其中有一片是殷红的大泡花——现在知道那就是红罂粟，青海人那些年都种它，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只是红颜色的最漂亮。那红罂粟红中泛出黧黑黑泛着青黛，仿佛绝世美女画着泛黑的口红，带出一种致命诱惑。我爱花，就舍不得摘花，任它们长在我家的花园中。可是有一天，从北京师范大调来的教授朱某某的女儿来了我家花园。那个女儿大我足有十多岁？女儿个子不高，但是苗条精干小巧玲珑，那个年代嘴唇居然像画过一样，鲜红如画。她如入无人区一般地不仅采花而且踩花。她在我家的花园中淌来淌，我一看我心爱的花受到摧残与践踏，就上前劝她摘花可以但不要踩花。可是她跟我吵起来，立眉毛吊眼梢，锐气逼人。她可真牛气！在人家的花园中搞破坏，却仿佛花园是她家的不是我家的。她像是主人，我像是过客。恍惚不是她在破坏我家花园，而是我在破坏她家花园。我那么小，与大大的她对峙着。她逼过来，用锐利的眼睛盯着我，正准备扇我一个大大的耳光子。我的野美妈妈这会儿及时出现了。妈妈二话不说，拿着一根大棍子。打我？打她？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妈妈的棍子，不是打我也不是打她，而是把我家一园的花，五彩缤纷的花，全部一顿奋砸，全部砸倒在地。转瞬之间，一园花儿，姹紫嫣红的一园花儿，变成一地碎叶，一地落红。真可谓，残花败枝狼藉一片。多少鲜花已经掉在地上，花瓣儿还在流血，流出五彩缤纷的血，花气袭人，引来蝴蝶成千上万。多少花花咕嘟，还没有绽放，已经被砸碎，花蕊仍在绽放，引得蜜蜂成千上万。她讪讪地走了。留下我，真是伤心极了。我蹲在残花败叶中欲哭无泪，悲痛不已，伤心不已，千船无奈，万般无助。那么晚，我都不肯回家。从那以后，我家的花园种菜，再没有种过花。不知道比我大好多的她还记得这件事儿吗？

其实，我们的火并都缘于爱花，没有任何过节，更没有任何矛盾。后来，运动中，她的爸爸与我的爸爸属于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惺惺相惜，暗中相互保护。多少年后，民大有一个造反派老师的女儿以随时随时暴打保皇派老师的孩子们而出名。激起民愤，有一天，她的爸爸朱教授终于孤身奋起，揪住那个造反派的女儿，押到墙根，对着她的头与背，就是一顿猛捶猛打，保皇派们压抑多少年终于敲响了反抗的战鼓。六座教师楼的窗户中有许多老师与家人在围观。打得好！打得好！呼叫声从四面八方传了出来，伴随着朱教授的“东风吹，战鼓擂”。

每当想起后来这事儿，我就觉的，我那一园花都献给她、献给她爸爸朱教授，都是值得的！真是值得的！

　那些年，我们姐妹三个挨了多少顿造反派孩子的围打。而那个造反派的女儿与姐哥是打人打得最凶的一群人。

　　

　　那时我家楼上住了一个老师，精瘦的知识分子，一副中国精英模样，可是却是怪人一个，大家私下里把他叫神经病。这个神经病经常奇怪地捉住小孩子就往死里打。也不知道也受了什么刺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配青海的，有一天，居然揪住我心爱的小妹妹毛美拉的耳朵，就把毛美拉往死里打。这可怎么办？小妹妹那时刚会走路不久，怎么经得起一个成年男人这样的毒打？再说我家与他家无怨无仇，他凭什么要打我的小妹妹？我与学院的四十多个孩子商量来商量去。这个四十多个孩子或是本人或是弟姐都挨过神经病的打。他们早就想怎么对付这个神经病老师。有孩子提议在神经病老师打孩子时，我们围上去打他。但是，有孩子说，这样不行，因为我们这么多打一个老师，属于群殴，首先我们就失理。最后我们决定破坏他家的花园。真的搞不明白，他住在楼上，可是他家怎么在一楼空地上有那么大的园子。真不明白，他对小孩子似乎有深仇大恨，可是他对那些种在自己的花园中的花花草草蔬菜，却那么有爱心。神经病老师的花园中的花花草草蔬菜长得郁郁葱葱蓬蓬勃勃。那时，这个神经病老师的好几大块园子，边儿上种全是向日葵，那些向日葵已经开花了，那黄色的花儿都是漂亮，就像是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脸。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就从那些向日葵下手。趁天黑，我们四十多个孩子兵分几路鱼贯地钻进他家花园，把向日葵全部给折了。第二天，全民大都轰动了。因为这么大的争对老师花园的“破坏活动”“报复活动”以前从没有发生过。这不像是简单的破坏，似乎蓄谋已久的“阴谋”！

　　几天后，大学派专人，召集我们这些孩子们开会。原来，神经病老师是告状到大学，说一帮孩子破坏了他的花园。大学很重视，报着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态度，如集民大小孩子们开会。当然是重点召集我们这些“近邻”开会。这事儿当年在大学还是挺轰动的。因为四十多个孩子联手去破坏一个老师家的花园，属于恶性大事件。那会儿民大还没有乱，学校风气很正，教职工互相尊重爱护，孩子们团结友爱，这事儿实在是一件大的恶性事情。

　　开会时，估计孩子们七嘴八舌，说了神经病老师经常捉住孩子住死里打的事儿。大学早已经听到其它老师反映过神经病老师的怪异行为，所以只是口头教育了一下我们这帮孩子，并没有处理哪一个孩子。这事儿不了了之。

可是，我们不甘心，我们还想行动。因为神经病教师还在阴暗处，还是捉住小孩子就打，且总是趁孩子一个人的时候。且捉住打的都是很小的小孩子。我们都担心我们的妹妹弟弟再次被打。我爸爸知道后亲自找我与其它几个大些的孩子谈话，陈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才停下了行动。

　　而这事儿，心里最打鼓的实际是我，因为神经病老师虽然打过很多孩子，但是这一次破坏他家花园，却是因为神经病老师揪着毛美拉的耳朵并住死里打引起的。毛美拉是我最心疼最心爱的小妹妹。毛美拉生下来才三斤半，那么瘦那弱，长得又漂亮又心疼又可爱，两个眼睛滴溜溜的像会说话一样——现在，每一次我想起著名演员潘虹的眼睛我就想起我的小妹妹，反过来每当想起小妹妹我就先想起潘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小妹妹的眼睛不仅会说话，还会抒情，那中变幻的色彩，那中流动的溪水，那中翻滚的波浪，那深情的眸子，那深悟宇宙奥秘的深邃，与小妹妹岁数不符合的深邃，总在不经意间打动我。所有见过我妹妹的人都心疼这个小“布娃娃”，疼都疼不过来，真不知道神经病男老师是怎么打下手的。神经病男老师打那么小的孩子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恐怖？

　　那时大学校园里、我家邻楼一楼东头还住着一对专门打扫卫生的老夫妻。老夫妻经常动作缓慢、表情麻木地东扫扫西扫扫。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的，曾经是毛润之在延安时的英文翻译。那一名夫妻不仅中国延安很出名，在中国翻译界都有名。是两个人物。在青海民族大学，他们居然沦为“扫地的”。在青海民族大学，他们居然沦为人人都可不屑、人人都可唾弃、人人都可揪出来批斗的“扫地的”。据说，运动中批半时，许多人还给那个女教授脖子上挂些乱七八糟足以侮辱其人格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就住在我家楼后。只是我并没有见过她。只是后来听人说起她。我想，这可能是一种交错。也就是我进民大时，她可能已经离开民大了。就如我进民大，民大院办主任加团委书记鲍生海与儿子鲍义志已经离开民大一样。听鲍义志等对我说，贺捷生很是低调，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是贺龙的女儿。只是兰州的西北军区经常派人来看她，给她送来各种东西。

　　我家楼上住了一对中年夫妻。原来都是民大的职工。妻子是上海大资本家的小姐，长得挑眉毛丹凤眼小鼻子桃子嘴，一脸妩媚，头发自来卷，深身都是大上海漂亮明星身上才有的特别女人味儿。我每次去，从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听说，她丈夫被劳改了。为什么呢？儿子不听话，她的丈夫屡教不听。有一次，气头上，把儿子吊在了厕所里，结果被来串门的某某老师撞上了。某某老师出来后上告民大，结果她丈夫被判刑被劳改。

　　我家楼最上层西头，住了一对夫妻。男的是蒙族的王爷，是万户还是千户。女的是北京人。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叫武小安。武小安虽然学习不怎么样，但是人很善良很有爱心，经常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很的口碑。后来我上给青海民大后，有一天，我听到有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像少女，真是好听极了。我好奇，就去看看这个少女。走到跟前，居然是武小安的妈妈。当年武小安的妈妈已经有四十来岁的，可是那声音太像少女了，真是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都好听。

　　我家前楼二楼西头，就住了卓玛才旦一家。卓玛才旦就是后来救我爸爸命的那位。卓玛才旦是青海湟源的蒙族，上了青海民大的前身“青干班”。其儿子波海说，“我爸爸青海刚解放时上了‘青干班’，他不是欢迎解放军的第一批少数民族青年之一，他上“青干班”是因为我家有亲戚是湟源牧校的校长，推荐我爸爸上了“青干班”。当年，“青干班”位置就是现在的西宁大厦一个巷子进去”。卓玛才旦是汉蒙古人中的大帅男，长长的头发自带大波浪，总是喜欢拿双手向后一梳，梳那长长的头发，每一次都梳出无限的潇洒，每一次都能挥洒出无限的英气。其儿子这个动作最像父亲。卓玛才旦妻子是上海人，当年从上海来民院的四朵金花之一。后来我上小学与波海与其姐傲英一个班。因为我学习拔尖，又是学校宣传队的主演，卓玛才旦一家都非常喜欢我。我不论是出门还是在门口做事儿，我一抬头，总看到他们一家人都站成一排在二楼窗户上痴痴地看我。后来波海对我说，他与汽车房的小胖还翻穿羊皮袄野兽，敲我家门，吓得来开门的我，一个背仰摔倒在地。只是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家一楼东头，住得是杨阿姨一家人。杨阿姨胖胖的，雍容高贵，端庄大气，善良慈详。杨阿姨家桌子上总是摆着好几碗的剩菜，用一个铁网盖着。杨阿姨经常帮助民大的人织毛衣。我的一件毛衣还是杨阿姨给我织的呢。杨阿姨的女儿杨超小时候长得非常漂亮，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

　　ＷＧ开始后，杨阿姨的丈夫在火车上的厕所中上吊自杀，据说间青海ｗｇ自杀的第一人。

　　我家楼后是姐姐美睫的初中同学李朱一家。李朱的父亲叫李明新，是青海省委的几级高干？ＷＧ初来到民大当过一段民院的党委书记。当年李朱经常上学放学与毛美睫走在一起。考高中时，我姐姐毛美睫考上高中，李朱年龄小小，却被李明新送到部队去养猪。李朱想不能，抑郁了好久，慢慢才好。李明新后来调北京曾是光明日报的社长。现在退休在北京。李朱的妹妹叮当是我妹妹毛美拉的初中同学。叮当现在北京某银行工作。叮当与毛美拉的的友谊现在仍保鲜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