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竹 印 象

辽宁王永生

一天晚上，电话铃声响了。接过来，是毛竹。她谈到她即将出版的新作，滔滔不绝，像打开闸门的水；又不像打开闸门的水，像“清泉石上流”，叮咚作响。她的声音很好听，很有感染力。听她讲话，正如看她的作品一样，是一种享受。
接到毛竹电话的那天，我正在看一本三毛的散文集。这本书是女儿的，不知是谁从书架上取下来了，我无意中捡起来翻翻。说实在的，三毛的作品不大合我的口味，看得不多，只记得许多年前，看过她的一本《撒哈拉的故事》，至今，对她和那个叫荷西的男人在大沙漠中的奇特经历还颇有印象。
但是，那天接过电话后，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联想。我觉得毛竹极像三毛。何者？
其一，她们都属于那种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的女性。据说，三毛差不多走遍了半个地球。毛竹呢？她虽然现在还少有机会出国，但至少走遍了中国，或者说至少已经走遍了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个中国。她们都是具有漂泊感的人，她们在漂泊中追寻，在漂泊中发现灵性，在漂泊中创作。毛竹先是从西部的雪山、高原走来，带着那种如冰山雪莲般凛冽、清纯的芳香；继而她从大巴山中走来，散发着那种如晨曦中野竹山花的气息。她一直向前走去，走去；她走过了一处处乡村，走过了一座座城市。她走进了北国的亚布力，走进了南国的椰林，她走进了塔克拉玛干，她走向了蓝色的大海……然而她不管走到哪里，都似乎从未走出青海——那湖一样的海，那海一样的湖（毛竹在青海长大）；都似乎从未走出大巴山（毛竹出生地）——那既不以高度有名又不以风景秀美著称，但却孕育了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山。这是因为她的心已在那青海湖里溶化成水，这是因为她的灵魂已铸进那大巴山的岩石。今生此世，她注定已经成为青海省的一个边民，已注定成为大巴山的一个山民。她走到那里，都无非是以一个独特的边民、一个独特的山民的眼光在审视人生，审视世界。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能够首推漂泊型的恐怕是艾芜，三毛和毛竹大概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步其后尘。不同的是她们两位都少了那个时代的苦难，而更多的是在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灵中跋涉。
其二，她们都属于那种以写情为主的散文家。我这样说也许欠妥，因为情与景本是难以区分的，但我以为总有一些以写景为主的散文家，如旅行家式的散文家。三毛的作品，尽管我看得不多，但我以为她毫无疑问属于以写情为主的。就以现在我正读的这本《倾城》来说吧，无论是童年的一次“偷钱”经历，还是一次到东柏林去办申请，以及与一个哑巴炊事兵的相遇，她都能从那看似琐细的小事中去发掘、去梳理隐藏其中的，也许只有她“这一个”才能发掘、梳理的独特的情感。看她的作品，就像看电影或小说——《城南旧事》一样，你总是沉浸在一种淡淡的忧愁中。而毛竹同样如此。她一直声称自己在物质上一无所有，富有的只是精神；而精神的富有最终也是无。她固然活在物质世界上，但更多的她只是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活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为情所惑，为情所拢”。正因为如此，所以她干脆称自己的散文为“言情的散文”。这种“言情的散文”，对于我来说，正如炎热夏日午后在树阴下品茗一壶清茶，或者如同风雪寒夜中在火炉旁饮一杯美酒。
其三，她们都是那种既有才气、灵气又相当刻苦的人。三毛善讲故事，或者说简直就是个故事大王，她的侄儿侄女小时候对此印象就特别深刻。毛竹也是个讲故事能手，她在青海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孩子跟着她。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主要靠天赋，但要成为真正意义的作家，尤其要成为真正有成就的作家，没有勤奋和刻苦的精神是绝不可能的。三毛的父亲说，女儿每天“大概由夜间九点半开始要工作到清晨七点，小睡一下，午饭不吃，再继续工作到下午六点。”请算算这是多少时间，仅这段时间就是十六七个小时。毛竹这几年每年出一本三四十万字的书，而她目前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个业余作家，我曾问她是如何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的？她说，她是时时处于创作之中的。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在思考，在记录，她随时随地将自己灵感的喷涌，思想的激流记在纸上，不断地积累，积累，而一旦要分娩时她就一连几个月不要命地重构、整理、加工；于是一本书就这样出来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享受很多东西，可是所有的享受，即使你有钱的活，也需要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时间。她们把时间都用在了创作上，自然要舍其别的。舍掉许多常人享受的幸福。作家，其实是很苦的，甚至是一种“殉教”。
那么，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人可能马上会说，那是为了名，为了成就，是为了某种外在的东西。对有些人，这可能是对的；但对她们，我说的是三毛和毛竹她们，一定是不对的。我想她们更多还是为了自身。所谓为“自身”，即她们把写作当成了自己主要的甚至唯一生活方式，她们都是不得不写。“不创作，勿宁死”，不知是哪位作家这样说过。她们就是这样的。
至于成就和成名，当然不能说毛竹就没有想过，但我相信她想得很少。她和很多人一样，注重的是过程。其实过程就是一切，目的并不十分重要；不仅创作如此，世间万世万物皆然。